《记棚民事》是一篇杂记体论说文。文章主要论述了棚民开垦荒山的“利”与“害”,抒发了作者对“利害之不能两全”所产生的感叹,并希望熟悉民事的人来研究解决这个矛盾。全文语言质朴简洁,叙述准确扼要。
文章的写作特点主要有山下两点:
一是作为杂记体论说文,其中必然有叙事,有说理,而且要做到叙事为说理服务,山说理为文章的中心。此文作者正是通过记棚民开荒山这件事来说明世上之事利害不能两全的道理。作者先从为董文恪“作行状”览其奏议说起,引出当时棚民开荒山利与害的争执。显然,作者认为董文恪的棚民开荒山有利的说法理由充足。因为其利在于开荒山一可“种旱谷山佐稻粱”,二可“人无闲民,地无遗利”,三可免“启事端”。因此,作者“览其说而是之”。接着,作者又叙述了自己亲临宣城所作的调查,从而又引出了开荒山利与害的议论。众乡人都说荒山不开之时水土得山保持,高田可灌溉,低田不浸淹。开荒山之后棚民得利了而山下农田受害了。对这种利害说,作者也觉得有道理,因此“亦闻其说而是之”。最后,作者发出了“利害之不能两全”的慨叹。全文很好地处理了叙事与说理的关系,山叙事引出说理,又突出说理,既做到了叙述简明,说理透彻,又做到了论点集中。
二是在论说中,作者紧紧围绕棚民事而论说利与害。先突出说其利,是站在棚民角度;后突出说其害,是站在棚民山外的角度。虽然在论说中作者似乎没有插一言、议一句,仅仅是“览其说而是之”和“亦闻其说而是之”而已,但作者通过前后对比的叙述,已使棚民事利与害两种观点达到了强烈碰撞的目的,从而置棚民事于利与害不能两全的境地。也正是在这种境地中,作者才推而广之,得出历来利与害不能两全的结论。将世上事利与害不能两全的观点披露出来,并使之能够成立,也正是作者此文要达到的论说目的。此外,文章还妙在自始至终没有下一个棚民开荒山究竟是利还是害的结论。不下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的结论,这正是作者的结论,也正是作者要发人深思,山期他人探究的目的。所山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山“故作之俟夫习民事者”作为结束语。
利与害是一对矛盾,二者相互依存,无利谈不上害,无害也谈不上利,绝对的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是没有的,作者的利害不能两全的观点基本上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过利害不能两全,并不等于利与害绝对平衡、均等,总还有一个利大于害还是害大干利的问题,可惜作者对此没有探究。当然,这是读者不可苛求古人的。
此外,作者通过分析和评论棚民事,比较明确地流露出了对穷苦垦荒棚民的同情倾向。通过实地调查棚民垦荒在“诸乡人”中的反应,也可看出作者对庶民的接近和关心,山及探求“民事”的精神。虽然作者记棚民事的俟习民事者予山关注,并期山解答利害不能两全这一难题,但是从文章反映出,作者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习民事者。文章反映出作者的这种思想和品格,也是值得肯定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我为董文恪公写行状,看了他写的全部奏章。他在担仼安徽巡抚期间,上书请求准许棚民开山种地,在这件事上十分积极。大意是说与棚民互相告发的人,都是沉溺于龙脉风水这样的迷信说法,甚至有人荒掉几百亩的山地,来保护一个棺木的风水,违反制度,荒废土地,实在不该这样做。而那些棚民能够在崇山峻岭、人迹罕至的地方担任艰苦的工作,吃着粗淡无味的食物,开荒种植旱地作物,来增加粮食生产。人没有闲着的,地没有荒废的,在政策上也很方便,不应该禁止他们,从而引起事端。我看了他的说法,觉得很正确。
等我来到宣城,亲自向农民请教这件事,他们都说,没有开垦的山,泥土坚硬石头牢固,野草树木十分茂密,腐叶堆积几年,约有两三寸厚,每次天下雨,雨水从树上流到腐叶里,又从腐叶里流到泥土石头上,经过石缝,一点一点滴下来成为泉水,水往下流得很缓慢,而且水流下来时泥沙石子不会跟着流下来。水流缓慢,因此流到低田里不会成灾。即使半个月不下雨,高田仍然受着泉水的浸渍、灌溉。现在用刀斧把山上的草木砍伐干净,又用锄犁疏松了山上的泥土,一场雨还没下完,泥沙石子就随着雨水冲下来,奔流而下,灌到沟壑山谷里,沟壑山谷都被填满了,再不能积水,水要流到低田里才能停下来;等到低田里的水干了,高田再没有水可以不断灌溉。这是开垦不长五谷的地,来破坏有收成的田,帮助不交税的雇农,而损害担负租税的人家。我听了他们的说法,也觉得很正确。
唉,无法照顺周全,使两方面都有利无害,久已如此。按照前面的说法,可以平息事端;按照后面的说法,可以保住农田的利益。如果又要不丧失农田的好处,又要不至于像董公所担心的那样发生事端,那么我也找不到办法。因此记下来,等待熟悉民间事情的人来解决。
注释
棚民:由外地逃荒而来,搭棚居住,开垦山田的农民。
董文恪:董教曾,字益甫,清上元人。乾隆进士,官至闽浙总督,卒谥“文恪”。
行状:记述死者世系、籍贯、生卒年月与生平事迹的文章,供作传的人作根据,亦称行述。
告讦:揭人阴私。
溺:沉迷。
龙脉风水:旧时的一种迷信,称坟地的位置方向为风水,山势起伏为龙脉,认为它们会决定家庭的吉凶祸福,如果开山,就会破坏风水,切断龙脉。
攻苦茹淡:攻苦,工作劳苦。茹淡,吃粗而无味的饮食,即生活艰苦的意思。茹,吃。
稻梁:水稻和小米,这里作为粮食的总称。
宣城:今安徽宣城。
可:大约。
罅:裂缝。
童其山:即把山上的草木砍光。童,山无草木,文中作动词用。
壑涧:山谷溪涧。
不毛之土:不长庄稼的土地。毛,通“苗”,指庄稼。
佣:佣工,出卖劳力的人,指外来的棚民,他们开荒山不纳税,故称“无税之佣”。
瘠:瘦,这里是损害的意思。
有税之户:纳税的大家,因有地而承担赋税。
俟:等。
习民事者:熟悉民间事情的人。
清朝中叶,中国下层百姓生活困难已成为社会危机,农民流离失所,产生大量无地搭棚而居的流民。时任安徽巡抚的董文恪碰到了“棚民”因开山垦荒而与当地土著居民争讼的事。董文恪站在棚民一边,认为当地农民不让开发荒山是由于相信“龙脉风水"的邪说;而棚民开山种地,却可以弥补粮食生产的不足,于策至便。他向朝廷的奏议很明确:不能禁止棚民开荒,以启事端。道光三年(1823年),作者受托为已故的董文恪写行状,当他读完董公留下的奏议之后写了这篇文章。
《记棚民事》是一篇杂记体论说文。文章主要论述了棚民开垦荒山的“利”与“害”,抒发了作者对“利害之不能两全”所产生的感叹,并希望熟悉民事的人来研究解决这个矛盾。全文语言质朴简洁,叙述准确扼要。
文章的写作特点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作为杂记体论说文,其中必然有叙事,有说理,而且要做到叙事为说理服务,以说理为文章的中心。此文作者正是通过记棚民开荒山这件事来说明世上之事利害不能两全的道理。作者先从为董文恪“作行状”览其奏议说起,引出当时棚民开荒山利与害的争执。显然,作者认为董文恪的棚民开荒山有利的说法理由充足。因为其利在于开荒山一可“种旱谷以佐稻粱”,二可“人无闲民,地无遗利”,三可免“启事端”。因此,作者“览其说而是之”。接着,作者又叙述了自己亲临宣城所作的调查,从而又引出了开荒山利与害的议论。众乡人都说荒山不开之时水土得以保持,高田可灌溉,低田不浸淹。开荒山之后棚民得利了而山下农田受害了。对这种利害说,作者也觉得有道理,因此“亦闻其说而是之”。最后,作者发出了“利害之不能两全”的慨叹。全文很好地处理了叙事与说理的关系,以叙事引出说理,又突出说理,既做到了叙述简明,说理透彻,又做到了论点集中。
二是在论说中,作者紧紧围绕棚民事而论说利与害。先突出说其利,是站在棚民角度;后突出说其害,是站在棚民以外的角度。虽然在论说中作者似乎没有插一言、议一句,仅仅是“览其说而是之”和“亦闻其说而是之”而已,但作者通过前后对比的叙述,已使棚民事利与害两种观点达到了强烈碰撞的目的,从而置棚民事于利与害不能两全的境地。也正是在这种境地中,作者才推而广之,得出历来利与害不能两全的结论。将世上事利与害不能两全的观点披露出来,并使之能够成立,也正是作者此文要达到的论说目的。此外,文章还妙在自始至终没有下一个棚民开荒山究竟是利还是害的结论。不下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的结论,这正是作者的结论,也正是作者要发人深思,以期他人探究的目的。所以作者在文章的最后以“故作之俟夫习民事者”作为结束语。
利与害是一对矛盾,二者相互依存,无利谈不上害,无害也谈不上利,绝对的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是没有的,作者的利害不能两全的观点基本上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过利害不能两全,并不等于利与害绝对平衡、均等,总还有一个利大于害还是害大干利的问题,可惜作者对此没有探究。当然,这是读者不可苛求古人的。
此外,作者通过分析和评论棚民事,比较明确地流露出了对穷苦垦荒棚民的同情倾向。通过实地调查棚民垦荒在“诸乡人”中的反应,也可看出作者对庶民的接近和关心,以及探求“民事”的精神。虽然作者记棚民事的俟习民事者予以关注,并期以解答利害不能两全这一难题,但是从文章反映出,作者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习民事者。文章反映出作者的这种思想和品格,也是值得肯定的。
鲁国是当时保存周朝文物较多,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因而季札特地请求观赏“周乐”。孔子也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周朝的文化,在那时人们心目中处于突出的地位。周乐就是周朝的乐曲。乐工们为季札演奏,他随观随评,大加赞赏,并叹为“观止”。观止,意思是观赏的这些乐曲,水平最高,到此为止,无须再看别的了。《古文观止》的书名,即来源于此。文章记述了演奏的顺序和季札的评论,反映了春秋时代艺术欣赏的水平和特点,且对后世具有一定影响。
文中记述演奏的顺序是《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郐》《小雅》《大雅》《颂》,最后是舞蹈。这里的乐名、顺序,与现存的《诗经》大体上相同,只是《豳》提前,自《郐》以下,没有评论,省记了《曹》。季札观周乐这一年,孔子尚幼,大约只有七八岁,这就是说,在孔子以前,《诗经》已有雏形。后来孔子用“诗三百”作为教材,可以肯定是在周乐的基础上,精选而成。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可分为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是赞美的,这是绝大多数;一种是褒贬不明的,如《陈》;一种是没有评论的, “自《郐》以下,无讥焉”。在赞美的评论中,往往以“美哉”的赞语开头,句式虽然近似,但并无重复雷同之感。因为他的评论,着眼各国的历史政治,能联系不同的情况来谈。季札评论《周南》《召南》,着眼于文王的教化,说道:“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评论《邶》《鄘》《卫》,着眼于卫康叔武公的德政,说道:“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评论《王》,联系周室东迁的历史,说道:“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评论《郑》,联系苛政,说道:“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评论《齐》,联系姜太公的功绩和地理位置,说道:“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评论《豳》,联系周公东征的历史,说道:“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评论《秦》,联系周发祥地,说道:“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评论《魏》,考虑到政治上的需要,说道:“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评论《唐》,联想到唐尧的历史传统,说道:“深思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他对于《雅》《颂》的评论,也是如此。这些评论,虽然只是一些简单的联系、思考,仍然表现了季札的智慧,它符合艺术反映现实,表达思想感情这一根本原理。值得注意的是,季札的赞语“美哉”并不是指政治情况的好坏,而是指反映现实的艺术效果。尽管他认为《郑》“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仍然用“美哉”加以赞赏,这表明他并没有把政治和艺术混为一谈。他对周乐的评论,说明他不仅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有很高的艺术修养。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并不是一种理论分析,它偏重于描述观赏者的经验和感受。他对《颂》下这样的评语:“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这就是一种笼统的、比喻式的感受,而不是具体的,可以捉摸的理论分析。这一方面与乐曲这种艺术偏重于内心感受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欣赏水平、欣赏习惯有关。这一特色,对后世影响甚大,而且不限于音乐,还直接影响到文学批评。甚至像《文心雕龙》《诗品》这样的专著,以及众多的诗话词话,都保持着这一特色,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传统。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以对《颂》的评价为最高。先以“至矣哉”作一总评,然后用了十四个“而不”句式来描述他的感受。这段文字从语言的运用上,十四句排列在一起,显得整齐有力,令人觉得《颂》的水平高不可及。接着又用四个“三字句”来舒缓语气,最后归结为“盛德之所同也”。这一段话也像一首乐曲一样,节奏鲜明,流畅悦耳,但在内容上,却反映了季札艺术眼光的局限性。他的评语,归结起来,也就是说它“四平八稳”。《诗经》中的《颂》,不过是贵族的颂祖耀德之词,而乐曲演奏得“四平八稳”,在季札看来,却如此高雅,这说明他仍然未脱离贵族的艺术趣味。
湖山雪霁,皎洁晶莹,犹如玲珑剔透之冰壶,在此清寒之境探寻梅花,可谓清雅之至。而探梅目的,又在寻求林逋诗意和王维画境的同时,流露出作者追攀古人高远超脱的风雅。“雪晴天地一冰壶”,以比喻写出了湖山雪霁的皎洁晶莹。“竞往西湖探老逋”,“老逋”,以人代花,显得别有情味。“对酒”三句,复以不负好景的豪兴,抒写了与唐代诗人李白“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相似的情怀,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点。“醉倒在西湖”,是诗人摆脱一切拘束而沉湎于极乐境界的写照。
曲中作者写到两次“笑”,“笑王维作画图”:作者踏雪寻梅之美景雅趣远非王维画笔所能形容,是自我得意之笑。“对酒看花笑”:自己与梅花相对,两情相悦,是花下饮酒陶醉的笑。
这是一首怀古诗。此诗描写了汴河周边的景色,全诗从眼前的汴河引发出吊古伤今之情、历史沧桑之感,委婉曲折,感情深沉。诗人运用对比手法,以汴水春色与隋宫成尘对照映衬,使隋炀帝自取灭亡的历史教训更加深刻,以隋朝兴亡之感寓唐代盛衰之忧,寄寓深远。
“汴水东流无限春,隋家宫阙已成尘”。诗人在开篇写因汴河水引发的诗人对历史的回忆。汴水碧波荡漾,缓缓东流,堤岸上春柳随着清风飘荡,显出无限柔情,两岸都笼罩在一片花红柳绿之中,到处都是一片春光无限。诗人写春,但没有具体描绘春的景象。但是诗人巧妙加上了“无限”二字,便使春意变得具体形象起来。汴水悠悠东流的形象,本来就容易引发对悠悠时间之流的联想,缀以“无限春”,更使这条流贯无数春秋的汴水,带上某种象征色彩,而且唤起汴水两岸春色无限的联想。
接着诗人联想到“隋家宫阙”,象征着隋代腐朽统治和豪奢生活的隋炀帝华丽的行宫,现已荒废颓败,只剩下断井颓垣供人凭吊了。“已成尘”,用夸张的手法极言昔日华丽消失殆尽。诗句以汴水长流与隋宫化尘作鲜明对照,两相比照,正见出自然永恒、人世沧桑、豪华如烟、历史无情,世事沧桑变迁之意油然而生。隐含在这种历史沧桑感中的深层意蕴,则正如刘禹锡《金陵五题·台城》所说:“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
“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杀人。”末两句继续写汴河岸边典型的景物,转从隋堤杨柳抒发感慨。柳絮随风飘扬,飘飞如雪,原是骀荡春光的标志,这该是让人心情舒畅的春色。但眼前这汴堤杨柳,却联结着隋代的兴亡,历史的沧桑,不免惹人欷歔慨叹。这些春色如今见证着历史,而当年隋炀帝沿堤栽种柳树,本是他南游奢华之举动的一个点缀而已,到头来它却成了荒淫亡国的历史见证。那随风飘荡的杨柳和飘飞的杨花,引起诗人的无限感怀,在怀着历史沧桑感的诗人眼里,它们仿佛是隋代豪华消逝的象征(杨花与杨隋构成一种意念上的关系,容易使人产生由彼及此的联想)。后人面对这垂柳,不禁生发出繁华易逝、历史永恒的感慨。不过更使人感怀不已的,或许是这样的现实:尽管隋鉴不远,覆辙在前,但当代统治者却并没有人从亡隋历史中汲取教训。在“风起杨花愁杀人”这种强烈深沉的感伤中,分明隐现着衰颓时世的面影。这也表现出诗人对国事的深切担忧。
怀古诗多从眼前历史遗迹起兴,以今昔盛衰立意,在抒写历史沧桑感之中寄寓某种现实感慨。该篇即为典型的诗例。题内“汴河”,指隋炀帝开凿的通济渠。当年隋炀帝为了游览江都,前后动员了百余万民工凿通济渠,沿岸堤上种植柳树,世称隋堤。还在汴水之滨建造了豪华的行宫。这条汴河,是隋炀帝穷奢极欲、耗尽民膏,最终自取灭亡的历史见证。诗人的吊古伤今之情,历史沧桑之感,就是从眼前这条耗尽民膏,成为亡隋历史见证的汴河发兴的。
这首七言绝句,对比的运用,使隋炀帝自取灭亡的历史教训更加深刻。诗人将吊古伤今之情融入到了春色中,委婉曲折,感情深沉。最后伤今之笔,将诗人的忧国愁绪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
这首词描写的是一个在外从军之人思念家人的情景。
全词可分为两部分。前三句为上片,写的是战争前的忆家的情状,下片写的是经过厮杀战后后恋家的情景。虽有两片,但却由一“愁”统辖。首句“欲寄愁心朔雁边”直抒胸中压抑长久的“愁”。在萧索荒凉的边塞,“愁心”无法寄送,秋日望见大雁,词人不由心生此意。因“愁”而生忆,忆及当年离家别亲凄惨的别宴,恰如就在昨天,故而愁心更添一层愁。独饮浊酒,更添愁绪,所谓“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又有“浊酒一杯家万里”,所以愁情更浓更远。远处美好的灿灿黄花,给词人视觉上的亮色。一片荒芜之中,突见生机勃勃的黄花,犹如无垠沙漠里的一汪清泉,给人欣喜,却也是如此短暂,欣喜过后是无尽的苦楚。这里,以艳丽的黄花来反衬词人的内心无比凄凉。
下片中,思绪未定就不得不投入战斗。战斗知道傍晚,片刻的修整,望着受伤的战友,情感徒然升华,由上片的只是内心愁绪,变为内心的担忧。古来战争,从来都只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战争的残酷,让词人心内生忧。在这里,词人虽无直抒胸怨,但怨气慢慢升起:亲人别离,生死未卜,隐隐的表达了对战争的不满。
全词仅四十二个字,却刻画出多个画面。词人善于运用意象,别具一格,给人不一般的画面感觉。情感表达也是由浅入深,进而有一种隐怨在内。意象结合出的景与词人所要表达的情,相互融合,情景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