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夏四月，鲁桓公从宋国取得原属郜国的传国大鼎，放进太庙，这是不符合礼仪的。
臧哀伯规劝桓公说：“作百姓君主的人，要发扬德行，堵塞违礼的行为，以便监察百官，就这样还怕有不足之处，还要显示各种美德以传示子孙。所以那清静肃穆的太庙用茅草做屋顶，祭祀天地的车子用草席做垫子，祭祀用的肉汁不用五味调和，黍稷、糕饼等祭品不用舂过的好米，这些是为了显示节俭。祭祀的礼服、礼冠，蔽膝、大圭，腰带、裙子、绑腿、靴子、冠上的横簪、冠旁的填绳、系冠的带子、冠顶的盖版，这些是为了显示等级上的差别。玉垫、刀饰、革带、带穗、旌旗上的飘带、马颈上的革带，这些是为了显示数量上的差别。礼服上火形、龙形、斧形、弓形等花纹，这些是为了显示纹彩上的差别。用五色绘出各种图象来装饰器物服饰，这是为了显示器物物色的差别。马铃、大小车铃、旗铃，是为了显示声音节奏，旌旗上画的日、月、星辰，是为了显示光明。所谓德行，就是节俭而有法度，事物的增减都有一定的数量，并用纹彩和颜色加以标志，用声音和光亮加以表现，以此来监察百官，百官这才警戒畏惧，而不敢违反法度。现在君王毁灭德行，树立违礼的坏榜样，把别国贿赂的宝器安放在太庙里，以此明白昭示百官。百官都来效法，君王又用什么去惩罚他们呢？国家的衰败，是由于官吏不走正道。官吏丧失德行，则是由于国君宠爱和贿赂风行的原故。郜鼎放在鲁国的太庙，还有比这更公开的贿赂吗？武王打败殷商，将九鼎搬到王城，义士尚有批评他的，更何况将标志违礼作乱的贿赂之器放在太庙，又该怎么样呢？”桓公不听。
（周朝的内史听到这件事，说：“臧孙达的后代大概会在鲁国世代享受爵禄吧！国君违礼，他不忘用德行加以规劝。”）
注释
郜：国名，姬姓，开国国君是周文王的一个庶子，春秋时为宋国所灭，其故地在今山东成武县东南。
鼎：古代的一种烹饪器物，又因常常用作旌功记绩的礼器，所以又作为传国重器，其形制一般为三足两耳。
宋：国名，春秋时为十二诸侯之一，开国国君为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其地在今河南东部及山东、江苏和安徽三省之间。
大庙：即太庙，天子或诸侯国国君的祖庙。
临照：管理和监察。临，统管，治理。照，察看。
令德：美德。令，美好。
清庙：即祖庙，因其肃穆清静，故称。
大路：也作“大辂”，即大车，特指天子或诸侯国国君祭天时所乘的车子。
越席：用蒲草编织的席子。越，通“括”，结。
大羹：即太羹，也作“泰羹”，古代祭祀时所用的肉汁。
不致：指不调五味，不加各种作料。
粢食：用黍稷加工品制作的饼食，祭祀用作供品。粢，黍稷，泛指谷类粮食。
不凿：不舂，这里指不精细加工。
衮：古代帝王及公卿祭祀宗庙时所穿的礼服。
冕：古代帝王、公卿、诸侯所戴的礼帽。
黻：通“韨”，古代用做祭服的熟皮制蔽膝。
珽：古代君臣在朝廷上相见时所持的玉制朝板，即玉笏（hù）。
带：指束在腰间的革带，皮带。
裳：古代男女穿的裙式下衣。
幅：古代自足至膝斜缠在小腿部的帛条或布条，犹如今天的绑腿。
舄：双底鞋，着地的一层为木底，这里泛指鞋子。
衡：把冠冕稳定在发髻上的横簪。
紞：古代垂在帽子两旁用以悬挂塞耳用的玉瑱（tián）的带子。
纮：古代冠冕系在颔下的带子。古人戴冠冕时，先用簪子别在发髻上，再用纮挽住，系在簪子的两端。
綎：古代覆在冠冕上的一种长方形饰物，以木板为干（ɡàn），外包黑色布帛。
藻率：一种用来放玉的木垫儿，外包熟皮，并绘有水藻形图案。
鞞：刀剑套。
鞛：佩刀刀鞘的饰物。
鞶：绅带，又名“大带”，束衣用。
厉：下垂的大带。或谓“鞶厉”：是一个词，指束腰革带与革带下垂的部分。
游：古代旗帜上下垂的饰物。
缨：套在马胸部的革带，即马鞅。
数：礼数。
火龙黼黻：都是古代礼服上所绣的花纹，如火形者为“火”，如龙形者为“龙”，黑白色相间如斧形者为“黼”，黑青色相间如“亚”形者为“黻”。
五色：指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
比象：指比照天地万物所画出的各种图像。
钖鸾和铃：都是系在车马和旗帜上的铃铛，系在马额头上的叫“钖”，系在马嚼子上的叫“鸾”，系在车前用作扶手的横木上的叫“和”，系在绘有龙形图案的旗帜竿头的叫“铃”。
三辰：指日、月、星。
旂：旗面绘有龙形图案，竿头系有小铃铛的旗子。
登降：增减。登为增，降为减。
有数：指有节度、节制。（注意此处的“数”字与上文“昭其数也”句的“数”字在词义上的区别。）
象：同“像”，法式，式样，这里是榜样的意思。
章：明显。与下文“章孰甚焉”句之“章”义同。
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用以象征九州。夏、商、周三代都把它作为政权的象征，成为传国之宝。
雒邑：也作“洛邑”，东周都城所在，相传周武王克商后由周公姬旦营建，其故地见《周郑交质》一文的题解。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
《臧哀伯谏纳郜鼎》选自《左传·桓公二年》。前710年的春天，宋国太宰华父督杀死司马孔父嘉，并占有了孔父嘉“美而艳”的妻子。宋殇公为此很生气，华父督害怕，就干脆把殇公也杀了，另立宋庄公。华父督为了取得各诸侯国对此事的默认，先后对齐、陈、郑、鲁等国进行贿赂。鲁桓公接受了宋国送给的郜鼎，并把它安放在太庙里。鲁国大夫臧哀伯认为这样做“非礼”，会导致官员腐败，甚至导致国家败亡。于是对桓公进行劝谏。
上片追述春光中无缘赏花的缺憾。起笔三句写春天衙斋生活小景，大意是，在今春花开时节，整日深锁斋院，面对袅袅茶烟，只觉一派寂寥。点明“花时”，不单交代了节候，更暗含着词人赏花的兴致，而实际上整天所面对的却是“茶烟”，这使作者感到扫兴。原来，这年春夏间密州地区旱灾蝗灾严重，身为州郡长官的苏轼斋戒吃素，忙于到常山祭神祈雨，所以压根儿顾不上赏花，——这是苏轼在此篇词序及《祭常山祝文五首》之一中所说的。在今天看来，苏轼的作法未免可笑，但历史地看，他忧民所忧，关怀民生疾苦的精神还是值得称道的。在这大好春光中，词人踪迹所至，看到“但有绿苔芳草，柳絮榆钱”，如此而已。言外自然也以良辰美景“不获一赏”而感到遗憾。那么，是否因诸城僻处北国，没有赏花的去处，或者竟无花可赏。以下六句全以“闻道”二字领起，着力写出赏花的好去处，以及“方春牡丹盛开”，花事之盛。不言而喻，这对于浸泡在比较单调乏味的仕宦生活中的词人来说，具有多么巨大的诱惑力。如果说“长”、“古”、“甲”、“名”这些词语传出了词人对春游热点向往的心态的话，那么“国艳带酒，天香染袂”这两句化用唐诗成句，就花王牡丹的色、香进行渲染，更写出对“方春牡丹盛开”的情有独钟。然而词人终究误了佳期，未能如愿以偿，那么他内心的惆怅也就可想而知了。
下片写秋日赏花的感触。换头“清明过了”三句，承上叙事，写暮春花尽的悲哀。“清明过了”，交代时令，表明“花时”已过。“残红无处”，写出“国艳”、“天香”荡然无存的可悲现状。“对此泪洒樽前”，则以重拙之笔直述悲悼之情与沉痛之感。这与前片“闻道”六句叙写的内容有因果联系，或者说前后内在的脉络是相通的，因而使词人在此抒写的情感是真实可信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上片至此全是铺垫，意在突出秋日牡丹的可贵。“秋向晚”三句，便转到写当前秋日牡丹：在这晚秋已近的时节，为什么一枝牡丹忽然开放，默默地朝着我，而香艳如故呢?“秋向晚”，与前文的“花时”、“清明过了”相照应，明点词序中的“九月”这一特定时间。“一枝何事，向我依然”二句，问得无理而有情。本来，作为自然事物的牡丹花开花落，自有其自身的规律或原因，是与人事无关的，所以说词人问得无理。而这一问曲折地表现词人某种微妙的感情：这一枝牡丹仿佛深知词人“方春牡丹盛开”而“不获一赏”的苦衷，因而赶在寒冬到来之前又一度开放，以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词人在心理上的缺憾得以填补后的欣慰，对“千叶一朵”的激赏以至道谢等，都余味曲包了。秋日牡丹虽是词人所写的重点，但词人并未展开描写，仅用“依然”二字映带上文，便收到了以少总多的艺术效果，这是词人用笔精炼与老到之处。最后五句紧承前三句，着重写对秋日牡丹的感触：眼前的盛会姑且抓住这短暂的时光，因为秋风不会宽容牡丹，使之常葆艳丽的姿色。牡丹啊，你不如多加珍重，留住尽可能多的春容，以待明年争新斗艳。词人没有陶醉在对秋日牡丹的欣赏之中，凭着他过人的悟性，很快意识到好景不长，意识到自然界的制约因素。“高会聊追短景，清高不假馀妍”两句，扣住词序中“置酒”会客一事，表现了对当前美景的极度珍惜，以及对“美人迟暮”的担忧，富有自然哲理的意味。结穴三句转为词人对秋日牡丹的劝说，语浅情深，出人意表，表露了词人对名花爱赏的真诚，也寄寓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从结构上看，“春态”、“明年”与开篇的“花时”、“今岁”遥相呼应，不过后者是写实，前者仅是悬想罢了。
这首词颇有几分像写景词或咏物词，其实都不是。这是一首表现生括实感的写怀之作。词人为百姓疾苦而操劳、奔走，而置一春花事于不顾（虽然“花时”是他所由衷喜爱的），确实从一个侧面表现出词人尽瘁民事的可贵精神。但这首词主要的思想意义并不在于此。词人显然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才子佳人一流人物，可是他对牡丹花开花谢那样多情善感，只有一个较合理的解释，这便是词人热爱生活，热爱人生。因为春日盛开的牡丹是人间美好事物的象征，秋日牡丹一枝独放，则可视为不寻常的年头偶尔提供的补偿，所以词人倍加关注，实在是热爱生活、热爱人生的生动体现。苏轼的人生态度具有多重性，主要有三个层面：怀抱理想和热情，热心于济苍生安社稷的事业，即抱有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这是一个层面；追求超越现实功利的审美人生态度，力求无往而不乐，这是又一个层面；更多地从人性出发，执着于现实人生，随处表现出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这是第三个层面。这第三个层面与苏轼诗人的气质以及坦诚、真率的个性，也都有绝大关系。表现这第三个层面的诗词作品，尽管有士大夫化的成分（如这首词写到的置酒清客的方式——“高会”），但与实际生活的距离比较接近。
这首词具有很高的价值，词的意境较为重、拙、大。写亡国之哀，用笔不可谓不重。用笔朴素无华，此之谓拙。包举积雪燕山，万里长城，悲壮无比，是为大。词为悼南宋而作，调寄《望江南》，别有一番意味。此词堪称亡宋之挽词。
上片写作者一清早起来看到燕山积满了雪，万里长城像横着的白色丝带似的，灯火将尽，感到自己好像住在白玉装饰的楼中一样。全词从“春睡起”写到“六街灯火”，作者整天所见都是“积雪”、“玉带”、“玉楼”，写得寒意袭人，冷落凄清，“玉带”一词表面上形容积雪覆盖下的万里长城，实际上含有痛悼沦亡了的祖国山河的意思，正映衬出作为一个南宋宫人内心的凄凉情景，曲折地表达出对江南故国的眷恋。
下片写在雪景中相送。面对满天积雪，作者发出空空的懊恼之叹，她哀叹此时此刻仅有汪水云一人回到南方。汪水云骑在马上和来送行的人告别，那驾驭马匹的缰绳虽然错落有致，马鞍和笼头都系着五色斑斓的锦带，但当众人唱起令人断肠的《阳关》曲时，立刻使全场气氛陷入悲怆凄厉之中，使人想见女主人公伫立在满天积雪之中，流着辛酸的泪水目送汪水云远去的情景。全词有情有景，情景交融，情感是悲凉的，景物是凄清的；全词又有声有色，声色交织，歌声是令人断肠的，色彩则叫人感到寒气逼人。总之，整首词的意境是苍凉凄冷的。
此词交叉地写听觉与视觉的感受，从音响与色彩两个方面勾勒出一幅残败的暮春图画，表达了词人伤春、惜春、慨叹美好年华逝去的情怀，寄寓了作者深沉的身世感慨。全词融情于景，写景中融进了自己的生活，写出了自己的性情与风骨，堪称一首出类拔萃的伤春词。
词题为《春晚》，顾名思义是写残春景象。“留春不住，费尽莺儿语。满地残红宫锦污，昨夜南园风雨。”作者一起笔就写由于“昨夜雨疏风骤”，南园今朝满地残红了。词人面对这万花凋谢的景象，自然不胜伤感。此时耳边传来了黄莺儿不停的啼唱，于是，他仿佛感觉到多情的莺儿也正为落花发愁，苦劝春天不要归去呢。“留春不住，费尽莺儿语”，好象词人叹息。写莺语的“费尽”，实是衬托出词人的失落感，因为花开花谢，春去秋来，是自然规律与莺儿无关。妙词人赋予禽鸟以人的感情，不直说自己无计留春之苦，而是借莺儿之口吐露此情，手法新巧而又饶有韵味。
开头从听莺声写起，转而便诉诸视觉。一夜风雨过后，园花凋谢，残红败蕊，满地飘零，狼藉不堪。百花盛开时，灿烂本如宫锦，可惜如今给糟塌得不成样子了！“满地残红”自是残春时节的典型景色，比之美好宫锦之被污损，词人痛惜之情可见。
下面又从视觉转到听觉上来：正当词人目睹这如花似锦的春天匆匆消逝，心中无限惆怅之时，仿佛从远处传来歌女小怜之辈弹奏琵琶的声音，“弦弦掩抑声声思”，那弦弦声声正是惜春惜花之情。小怜，即北齐后主高纬宠幸的冯淑妃，因她“慧黠能弹琵琶，后代诗人常用以借指歌女。本词中”小怜初上琵琶“，是从李驾《冯小怜》诗”湾头见小怜，请上琵琶弦“句化出。这琶琶之声哀婉动人，当此即将逝去的春宵，有多少闺中佳人长夜不眠，那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思飞越千里关山，追寻天涯游子。这里，作者抒写的是由春天的匆匆归去而引起的年华虚度之感，隐隐寄托着一种美人迟暮、英雄末路的悲慨。
最后，词人写到眼前触目皆是的杨花——这一暮春特有的风光：只见那如雪的飞花飘扬，是那样的自由自，可始终不肯飞入那权贵人家的画堂朱户。
古来伤春愁秋的诗词多得不可胜数。这类被人嚼烂了的题材，却是历代不乏佳篇，非但不使人感到老一套，相反，永远有新鲜之感。王安国这首《清平乐》就是这样的好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