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上片写男主人公眼中春景，宛然入画。“轻鸥欲下春塘浴，双双飞破春烟绿”两句描绘了一幅鸥鸟翔空图：一对轻鸥从淡淡春烟中穿飞而来，它们好像要落入春塘洗浴，不料陡然向上一翻，又飞入迷蒙的天空。这两句为动态描写，色彩清丽而情趣优美，令人悠然神往。接着转为静态，描写蔷薇花，进一步渲染了春天景色：“两岸野蔷薇，翠笼熏绣衣”。其中“破”字写轻鸥双飞划破烟景，象征主人公心扉之被撞开，“熏”字则微妙地传达出主人公朦胧浑涵的情思。这一动一静两幅图画展现出了江岸上动人的春色，前者生意盎然，后者绚丽多彩。但联系下片来看，上片又不止是在写春景，实际上它蕴涵着主人公的无限情意。
下片直接描写主人公的行动和心理活动，抒相思之情。“凭船闲弄水，中有相思意”两句写水中有相思意的奇怪现象，紧接着的“忆得去年时，水笼初别离”两对此进行解释：去年此际，男主人公与心上人于水笼别离。由此而知，词人上片写景并非虚耗笔墨，而是自有深意在其中。那一带江景，男主人公并不陌生，那是他与心上人去年别离时所见。而男主人公“闲弄水”这一细节，则将他沉湎于回忆之中的情状十分传神地表现了出来。
全词清丽不染尘俗，尺水兴波，深婉灵动。在情景处理上，上片写景，营造了春天生机盎然的气氛，下片写主人公的动作，只在结尾处淡淡一句“忆得去年时，水笼初别离”。这种引而不发的笔法，颇耐人寻味。
《驳复仇议》作者柳宗元（773—819），该文是柳宗元在礼部员外郎任上写的一篇驳论性的奏议，是针对陈子昂的《复仇议状》而发的，作者认为，陈子昂的《复仇议》中的观点是矛盾的，是不足取的，进而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徐元庆为父报仇，杀了父亲的仇人，然后到官府自首。对于这样一个案例，陈子昂提出了杀人犯法、应处死罪，而报父仇却合于礼义、应予表彰的处理意见。柳宗元在文章中批驳了这种观点，认为这不但赏罚不明，而且自相矛盾，指出徐元庆报杀父之仇的行为既合于礼义，又合于法律，应予充分肯定。虽然文章的主旨是要说明封建主义的礼义和封建主义的法律的一致性，但在吏治腐败、冤狱难申的封建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全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驳论有力。
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圭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圭县尉赵师韫杀害。后赵师韫入朝为御史，徐元庆则更姓易名，在驿站之中充当仆役。过了很久，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徐元庆便趁机亲手杀死了他，然后，投案自首。对于这个案件，当时朝中有不少人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是孝义刚烈的行为，应赦免他的罪；而陈子昂则认为，按照法律，擅自杀人的要处死。因此，他建议，应当对徐元庆依法论死，然后再对他替父报仇的行为予以表彰，并将此事编入律令。当时，大家都赞同陈子昂的主张。
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是驳斥陈子昂的主张的。他引经据典，说明这种主张自相矛盾，背礼违法，造成混乱。文章虽然从维护封建的“礼”与“法”的尊严出发，调和为亲报仇与守法之间的矛盾。然而，作者在行文中，却侧重于说明官吏违法杀人应当受到惩处这个观点，对人民群众反抗暴虐官吏的行为客观上予以支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批判了吏治黑暗和官官相护的社会现实。
文章分析透辟，语言精炼而准确。反映了作者散文的“峻洁廉悍”的风格。
本文属于议论文中的驳论。作者针对陈子昂在《复仇议》中对徐元庆案件的主张提出了反驳。文章一开始，作者就旗帜鲜明地指出陈子昂的主张是错误的。接着，文章从“礼”和“刑”的辩证关系，得出了“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的结论。由这个结论很自然地过渡到对陈子昂提出的“诛之而旌其闾”错误论点的批驳上。“诛”和“旌”是矛盾的，怎么能同时施加在同一个人身上呢?更为有力的是，作者援引了儒家的经典著作来为自己的观点作佐证，这就使得本文的论点无懈可击。
本文论点明确，论据翔实，论证手段缜密严谨，语言犀利明快，选词恰如其分。在柳文中堪称上乘之作，值得我们仿效。
读罢此文，读者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鲁隐公作为一国之君，到棠地看看渔民怎样捕鱼，有什么了不得，也值得这位臧大夫大惊小怪，还要苦口婆心、掰开揉碎地讲那么多大道理?难道国君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考察和认识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必须把该历史现象放回到产生它的历史环境中去。臧僖伯之所以谏阻隐公到棠地观鱼，是因为隐公这一活动，不符合那个时代一个国君应该遵循并身体力行的行为规范。不符合，就会“乱政”；而屡屡“乱政”，就会导致国家的败亡。况且，隐公远离国都，到棠地观鱼，并非为了体察民情，更不是与民同乐，而仅仅是他本人的一种游乐活动。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敢对臧僖伯的谏言说一个“不”字，最后不得不以“吾将略地焉”为借口,坚持到那里寻乐去。
这篇谏辞的最大特点，是紧紧围绕着一个“礼”字展开劝谏，从观点到为阐明观点所举述的诸多理由及作为论据的事物和行为，都没有稍稍离开这个“礼”字。也就是说，没有稍稍离开制约当时国君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另一个也很明显的特点是,劝谏的缘起虽然是“公将如棠观鱼”，劝谏的直接目的也是阻止隐公“如棠观鱼”，但谏辞中对此事却不着一语。这不单单是婉言法，更重要的是，这种表达法反映出进谏者进谏的着眼点，并不在于隐公“如棠观鱼”这一具体行为，而是当时的整个礼制。如果隐公听了臧僖伯这番谏辞明白了“礼”对他的制约性，“如棠观鱼”这种“非礼”的事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
这是一首讽刺东汉末年权臣董卓的民谣。
起首两句“承乐世”，“游四郭”，写董卓生於承平安乐的时代，由此他能够飞黄腾达，悠游四郭，而无所顾忌。暗指董卓拥有重兵，所以没有顾忌。接下去“蒙天恩”，“带金紫”两句，指董卓由于得到了皇帝的恩宠与信任，所以能够佩带金印紫绶、富贵显达。下面两句“行谢恩”、“整车骑”，主要写董卓曾以罪被免职，但是皇帝很快赦免了他，并授予他前将军，并州牧，又迁太尉领前将军事，加节传斧钺虎贲，更封郿侯，车马成群结队，显赫一世，耀武扬威。同时也蕴寓董卓挟献帝西迁长安时，车马浩浩荡荡的意思。前六句是此诗的第一层，主要写董卓的发迹和显赫，也含有对汉桓帝、灵帝、献帝信任奸佞董卓的讽刺与揭露。
诗的后七句为第二层。“垂欲发”，“与中辞”，写董卓由于被袁绍、孙坚讨伐，决定迁都长安，抛弃了东汉都城洛阳。以下五句“出西门"、“瞻宫殿"、“望京城"、“日夜绝’’、“心摧伤”则主要写洛阳人民被董卓虏掠往长安的忧苦心情。《后汉书·董卓列传》载：“于是尽徒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屯留连圭苑中，恶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这一层说京城百姓即将辞别洛阳，被驱赶到长安去，心思沉重。出了西门，回望洛阳的官殿城苑，已经废毁不堪，到处残垣断壁，墙颓宫倾，人烟尽绝，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人们没日没夜被驱赶着行路，心里极度的悲伤。最后一句“心摧伤”，如按照《汉书·五行志》所说，似乎应指人们对董卓终被灭族下场的悲伤，其实不然。因为“董恩歌”主要是讽刺董卓从洛阳恩到长安这件事的，且董卓活着时，就因发现了这首歌谣而被牵连受害的有千数人，董卓还曾将“董恩”二字改为“董安”，说明董卓在世时，此歌已广泛流传。且京都人们对董卓早已深恶痛绝，对他的死自是拍手称快的，绝不会感到悲伤。所以这是从洛阳被迁到长安的人们，在路上遭受驱赶和抢掠、颠沛饥饿，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悲怆哀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