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见缲丝而托兴，正意在篇末。此章两段，各八句。上段，有踵事增华之意。欲成罗锦，用尺量丝，故须长；所织花草，色兼红碧，故不须白。熨贴裁缝，制为舞衣也。象床，指机床。玉手，指织女。乱殷红，谓经纬错综。动尺碧，谓光彩闪铄。
下段，有厌故喜新之感。蝶趁舞容，鹂应歌声，落絮游丝乘风日而缀衣前，比人情趋附者多。一经尘汗污颜，弃置何所，见繁华忽然零落矣。士故有鉴于此，不轻受汲引而甘忍羇旅，诚恐一旦弃捐，等于敝衣耳。玩末二语，公之不屑随时俯仰可知。
仇兆鳌按：诗咏白丝，即墨子悲素丝意也。已悲素质随时染，当其渲染之初，便是沾污之渐，及其见置时，欲保素质得乎？唯士守贞白，则不随人荣辱矣。此风人有取于素丝欤。
本文记录的是鲁共公在梁王魏婴宴席上的一段祝酒辞，是诫言各诸侯王要警惕酒、味、色、乐的诱惑，否则将有亡国的危险。言直意重，表现了鲁共公卓越的政治见解。
文章的表达，主要运用了譬喻说理、排比言事的手法。全文以大禹疏仪狄而戒酒，齐桓公食美味而不醒，晋文公远南威而拒色，楚庄王不登强台而排乐为例，说明历代明主贤君都是拒酒、味、色、乐的引诱，而梁王兼有四者，足当警惕。理寓于故事中，以譬作喻，便于接受。排比句的运用，增强了气势和说服力。就内容而言，文章张扬的力戒酒、味、色、乐以强国兴邦的思想，不仅在两千多年前有益，即使在今天仍有其勿庸置疑的现实意义。
文章开始先概括叙述梁惠王与诸侯宴饮的情况。“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一句，言虽简而作用大，既交代了当时情况，又总领全篇，文章皆由此而生，这一句表明了梁王的主人地位，而与会诸侯都是弱小之邦。一“觞”字点出宴饮，而“范台”又是魏国之名台，聚美女歌吹娱乐之所在。在此梁惠王自满自得，恣意作乐的情形自然表露出来了，为下文作了铺垫交代。接着写“酒酣”梁王“请鲁君举觞”，即请鲁共公为与宴的诸侯们祝酒，更突出了梁惠王在这些诸侯中的身份和地位，并引出鲁君的祝酒之辞。
文章的主要部分是写鲁共公非同凡响的祝酒辞。鲁共公起身，离开座席祝酒，“避席”这一举动不同寻常，认真严肃可想而知。“择言”一词更显示出鲁共公不是一般地祝酒助兴，而是大有用意。鲁共公的祝酒辞分两层，第一层先以“昔者”领起对古代一些贤明君主对酒色淫逸要提高警惕看法的陈述。文章分别以大禹饮仪狄所造之酒，觉得异常醇美，而引起警觉，疏远了仪狄，再也不喝美酒，并告诫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说明戒酒对一国之君的重要意义。又以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食易牙五味之调而感到舒适，引起警觉，告诫说“后世必有以味亡其国者”；又以晋文公得美女南之威，引起警觉，告诫说：“后世必有以色亡其国者”；楚庄王有章华台之乐，醒悟后“盟强台而弗登”，告诫道“后世必有以高台陂池亡其国者”；说明国君要警惕嗜欲女色等。文章在这里将禹与著名的春秋五霸中有作为的国君拈出，写他们也曾经受到过美酒、佳肴、女色、高台陂池之乐的诱惑，但他们都是有理智又贤明的君主，都能很快有所觉悟，戒掉酒色娱乐给他们带来的坏毛病，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治国安邦，给后世提供了榜样。这层以古人为镜，写得文辞严整，文势贯通，方面俱全，又有层次感，同时又具有信手拈来，出口成章的味道。
在第二层中，鲁共公极自然地将梁惠王与古代贤明君王对比，从以上四个相应的方面指出梁惠王奢侈淫靡俱全，已显露出亡国之兆，却还自恃强大，不知醒悟，点明其“择言”祝酒的深刻含义所在，突出文章的主旨。这段话也是分四方面排比写来，对照鲜明，劝讽之意自然显现其中，并在最后以“有一于此，足以亡国，今主君兼此四者，可无戒与！”告诫梁惠王，语言遒劲有力度，动人心魄，同时又自然得体，使梁惠王最终也不得不服服贴贴地“称善相属”。
这篇文章短小精悍，结构严整，笔法简练，以祝酒辞的形式，却说出事关国家兴亡的大道理，劝讽有力，含义深刻。文章语言句式整齐，而富于变化，前后对应，有繁有简，如此短章笔法之妙，不可言喻。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杜陵，地名，即汉宣帝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的少陵原上。白居易这首新乐府诗的主角是一位家住在长安市郊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世世代代以种地为业，守着一顷多的薄田，过着衣食不继的日子。中国文人的诗歌中，少不了风花雪月，也有的是闲情雅致，但是有意识地不但以农民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而且真正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为他们鸣冤叫屈、打抱不平的作品，还是不多见的。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突出的一位了。他所以能够在诗歌中大声疾呼地为民请命，并不是想在题材上猎奇出新，而是源于他对朝廷政治前景和国计民生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作者一再把视角投向生活在最底层的群众，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悲惨，而且向来是无人过问的。这位不知姓甚名谁的杜陵叟处在水深火热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三月无雨，并不是指的农历三月整整一个月不下雨，而是说从808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连续三个月没有下雪和下雨。据史料记载，这一年直到闰三月才下了一场像样的雨，为此，白居易还专门写了一首《贺雨》诗表达他当时喜悦的心情。在靠天吃饭的日子里，长安市郊的“杜陵叟”去年秋天辛辛苦苦播下的冬小麦，从下种到返青就没有一滴雨水的滋润，结果还没有到秀穗的时候大多已经干黄枯死了。夏粮既然没有收成，只有指望秋粮了，可是农民们万万没有想到，秋天九月一场早来的霜降，却使得“杜陵叟”可怜的愿望又一次成为了泡影，地里的秋庄稼还没有成熟就都被冻死而干枯了。两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就是白居易在序中所交待的“农夫之困”，也是“天灾之困”。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长吏，泛指上级长官，这里是指的杜陵所在地的地方官。考课，指古代考查官员政绩的好坏，以此作为升降的标准。原来这位地方官大人明知手下的“农夫”受了天灾，却不向上方报告灾情，而是愈发加紧横征暴敛，强行收取租税。他要造成一个“大灾之年不减税收”的政绩，以取悦上方，给朝廷留下一个称职的印象，为他以后的加官晋爵打下基础。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这两句诗是说，“杜陵叟”在大荒之年，遇上这样不顾百姓死活的“长吏”，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理，只好忍痛把家中仅有的几棵桑树典当出去，可是仍然不够缴纳“官租”，迫不得已，再把赖以为生的土地卖了来纳税完粮。可是桑树典了，“薄田”卖了，到时候连“男耕女织”的本钱都没有，第二年的生计也没有办法了。这种来自“长吏”的人祸，让“农夫之困”愈发雪上加霜。
看到“杜陵叟”面对的“人祸之困”比“天灾之困”更加无情、更加残酷时，白居易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本来从诗歌的一开始，他是以第三人称的面目出现的，可是写到这里，他义愤填膺，转而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场控诉起来，“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意思是：“典了桑树，卖了薄田，织不了布，种不上地，到时候没吃没穿，我们怎么生活啊？”这种由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换，实际上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已经全然忘记了他是朝中大夫的尊贵身份，而自觉地站在了无依无靠的“杜陵叟”一边，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著名的汉乐府《陌上桑》中有这样的诗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那也是站在诗中主人公同一立场的第一人称的口吻，不过，因为那首诗本来就是乐府民歌，所以不足为奇，它所表达的是劳动人民对他们这个阶级的优秀女子的由衷自豪与热爱，可白居易并不是穷苦百姓中的一员，而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士大夫，所以这种感情角色的自然换位，对于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而白居易这种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完全是“诗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继承，而且这也是他能在后来接过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发起新乐府运动的重要主观因素。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场上，对那些统治阶级中，只管个人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而进行的面对面的严厉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们比喻成了“钩爪锯牙食人肉”的“豺狼”，而且采用了语气极为强烈的反问句式，激愤之情跃然纸上而溢于言表。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政府官吏，能够对“农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够如此直接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在当时实在是不多见的。
诗歌的前半部分，作者的内心是很沉痛的。而在诗歌后半部分的一开始，苦不堪言的“农夫”的命运似乎出现了一丝转机，“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放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白麻纸，古时诏书用白纸颁布，到了674年——676年期间（唐高宗上元年间），因为白纸容易被虫蛀蚀，所以一律改用麻纸。放德音，宣布恩诏，即下文所言减免赋税的诏令。京畿，古时称国都周围的地区。杜陵所在地属国都长安的郊区。白居易在诗里只说了“不知何人”，其实这位关心民生疾苦、视民如子的“何人”，根据史料记载正是白居易“本人”，是他上书宪宗，痛陈灾情之重，才使深居九重的皇帝动了恻隐之心，大笔一挥，居然免去了京城灾区当年的赋税。读者看到这里，也会为颗粒无收的“杜陵叟”的命运松了一口气。可是令作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只不过是障眼法而已，不管皇帝的免税是否出于真心，但是官吏却是绝不肯照章办事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政绩就要受到影响，他们的官路也会不再亨通。所以，他们自有一套阳奉阴违的“锦囊妙计”，那就是拖延不办，对此，白居易也是莫可奈何的了。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里胥是乡镇中的低级官吏；这里的“榜”是张贴的意思。皇帝的免税诏书才刚刚由那班“里胥”们神气活现地公布到家家户户，可这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一直要到绝大多数人家都“典桑卖地”，纳完租税之后，才将已经成为“一纸空文”的“尺牒”在乡村中张贴公布，这已经没有意义了。“里胥”们原本是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于欺上瞒下到如此地步的，其实是朝廷上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白居易对此心知肚明，吃苦的还是那些无依无靠的贫苦百姓。他们一苦天灾，二苦黑官，这正是“苛政猛于虎”。
这首诗体现了作者视民如子的情怀，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作者在《轻肥》诗中曾一针见血地控诉“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这首《杜陵叟》中，他更写到“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在义愤填膺地写下上述的控诉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封建社会那人吃人的凶残野蛮的社会本质。事实上，每当灾荒严重之际，由皇帝下诏蠲免租税，而地方官照样加紧盘剥勒索，不过是封建社会经常上演的双簧戏而已。宋代诗人范成大就有一首《后催租行》中提到：“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说的也是一回事，在宋代，皇帝的诏书用黄纸写，而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纸写，在封建社会中，能够对这种免的白免、催的照催的吃人双簧戏进行最早、最有力的批判的，正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旗手——白居易。
“横眉岂夺蛾眉冶，不料仍违众女心”。一入题使充满挖苦，点出了造谣者的妾妇身份和卑鄙用心。作者没有历数他们怎样献媚于国民政府的首脑，也没有直接去说他们怎样为他们所忠心，只用“横眉岂夺蛾眉冶”，就描绘出他们是怎样的一副争宠的脸相。“横眉”与“蛾眉”，只有一字之差，却构成一个尖锐的讽刺。鲁迅在《自嘲》诗中，用“横眉冷对千夫指”，表现了他对国民政府的针锋相对的斗争精神。因为这“横眉冷对”，才处处遭到他们的加害。而“蛾眉”却是另外一回事。他们是专门“向当局作媚笑”的奴才。《离骚》有“众女织余之蛾眉兮，谣琢谓系以善淫”。屈原用“众女”描绘他那个时代的争宠妒嫉的奴辈，“蛾眉”是遭嫉而贞的君子形象。但鲁迅这里的“蛾眉”，所指却完全相反，和“众女”一样，都是用来表现当代的争宠嫉贤的妾妇。鲁迅以尖锐的笔锋把他们的妖治蛾眉和战士的竖目横眉相对，以显出其奴颜媚态的可憎。诗“不料”二字，用得松巧，这两句诗欲擒先纵，涉笔成趣。接着又写“诅咒而今翻异样，无如臣脑故如冰”，给以回答，更妙趣横生，彻底揭穿了谣言。
“诅咒而今翻异样”，概括性较强。它说明谣言和诅咒是由来已久，连续不断的，不过现在又翻了新花样而已。“无如臣脑故如冰”，亦实亦俏，使造谣者彻底失败。头脑既没有什么炎症，依然那样冰冷，脑炎论者岂不戏言。作者鲁迅特别用一“臣”字来自称，在手稿中，还故意写得小些，仿佛是臣对君的奏请，语中带刺，更显泼辣。
这首诗，题为“戏作”，实是宣言，感情鲜明，技巧纯熟。
“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飘泊复何依？”夕阳落照之下，当年金碧辉煌的皇帝行宫已被荒草重重遮掩，残状不忍目睹。不忍目睹却又不忍离去，因为它是百年故国的遗迹，大宋政权的象征，看到她，就好像看到了为之效命的亲人，看到了为之奔走的君王。 “草合离宫”与“孤云漂泊”相对，则道出国家与个人的双重不幸，染下国家存亡与个人命运密切相关的情理基调。“转夕晖”之“转”字用得更是精妙到位，尽显状元宰相的艺术风采：先是用夕阳渐渐西斜、渐渐下落之“动”反衬诗人久久凝望、久久沉思之“静”，进而与“孤云飘泊复何依”相照应，引发出诗人万里长江般的无限悲恨，无限怅惘。一个处境悲凉空怀“恨东风不借、世间英物”复国壮志的爱国者的形象随之跃然纸上。
“ 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山河依旧，可短短的四年间，城郭面目全非，人民多已不见。“元无异”“半已非”巨大反差的设置，揭露出战乱给人民群众带来的深重灾难，反映出诗人心系天下兴亡、情关百姓疾苦的赤子胸怀，将诗作的基调进一步渲染，使诗作的主题更加突出鲜明。
“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 “满地芦花”犹如遍地哀鸿，他们之所以白花如发和我一样苍老，是因为他们心中都深深埋着说不尽的国破恨、家亡仇、飘离苦。原来王谢豪门世家风光不再，燕子尚可“飞入寻常百姓家”，现在老百姓亡的亡，逃的逃，燕子们也是巢毁窝坏，到哪里去安身呢？拟人化的传神描写，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诗人在哭，整个金陵也在哭，亦使悲凉凄惨的诗人自身形象更加饱满。
“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尽管整个金陵城都笼罩在悲凉的氛围中，我也不愿离她而去，因为她是我的母亲，我的挚爱。但元军不让我在此久留，肉体留不下，就让我的忠魂化作啼血不止、怀乡不已的杜鹃鸟归来伴陪您吧。此联与诗人《过零丁洋》里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可谓是异曲同工，旗帜鲜明地表达出诗人视死如归、以死报国的坚强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