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曲的开端,全是活在人们口头的语言。盖作者当时的感情澎湃,不可遏抑,于是脱口而出,不暇推敲,越去粉饰,越有真意;越少做作,越近自然,越能叩开人们的心扉。“才欢悦,早间别,痛煞煞好难割舍”,正是作者的“真”,正是作者“心头舌尖”必欲说出的一句话,因而在感情色彩上特别显得真实、强烈而深刻。“才”字极言欢悦之短促,“早”字极言离别之骤然,两句合在一起,正是古人所说的“别时容易见时难”。从欢乐的相会遽然跌入无情的分离,作者“割舍”时的痛苦心情就可想而知了。“痛煞煞”用口语,越是平易不加修饰,越见出感情的真挚。“好难割舍”四字,虽无人物形态、语言上的具体描写,却将两情依依、久驻难分的一幕,完整地反映了出来。诗词在这种情况下要把语言加工整形一番,不能热辣辣直诉肺腑,而这就是散曲的优势所在了。
化俗为雅,变熟为新,是作曲的一条必须遵循的原则。这支曲子的结尾,在极俗极熟的声口之后,继之以极雅极新的曲辞,使之“俗而不俗,文而不文”。“画船儿载将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固然是从宋人俞国宝的“画船载取春归去,余情付湖水湖烟”(《风入松》)的句意脱化而来,但比起俞作更富韵味,更具形象。作者在《蟾宫曲·醉赠乐府珠帘秀》中有句云:“系行舟谁遣卿卿。”可知当初朱帘秀是乘着船来到此地的。如今,尽管难分难舍,她终于还是再一次跨上了行舟,船儿也终究离开了江岸。作者不忘叙出那是一只“画船”,因为只有这样的船只才能配合美人的风韵。“画船儿”是美的,可惜却越离越远了,而且作者觉得它载走了生活中的美,载走了希望,载走了春天。好像朱帘秀一去,春的温暖,春的明媚,春的生机和活力,都被那只画船儿载走了,于是作者的空虚寂寞、凄凉惆怅之感,便在字里行间强烈地透露出来。末句“空留下半江明月”,进一步从眼下的留存来衬出失落的惨重。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许浑《谢亭送别》:“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关汉卿《四块玉·别情》:“溪又斜,山又遮,人去也。”都是在离人远去的失落之后,借以眼前的景语,且都带有象征的意味。此曲也是一样,作者举目四望,只留下了江上冷清清的月影,在近处的波面上瑟瑟晃漾。“半江明月”除了孤寂感外,还有一种残缺感,它正是作者送别朱帘秀后的残破心灵的反照。
袁枚是“性灵说”的倡导者,主张为文要有“真情”。其文别具特色,善于描写景物,叙事记人。
祭文通常有固定的格式,其内容和形式都容易公式化,为后人传诵的不多。但袁枚的《祭妹文》却不拘格式,写得情真意切,生动感人,为后人传诵。
袁素文名机,素文是她的字,1720年(清康熙五十九年)生。她容貌出众,“最是风华质,还兼窈窕姿”,“端丽为女兄弟冠”,是袁家姐妹中长得最漂亮端庄的。袁素文又“幼好读书”,针线旁边常放着书卷,因此很会作诗。在她未满一周岁时,其父曾仗义救助亡友衡阳县令高清的妻儿,为高清平反了其生前一起因库亏而入狱的冤案。高清的胞弟高八为此感激涕零,表示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若系男儿,就与袁素文婚配,以示报答袁家大恩。不久高八生了个儿子,于是送来金锁作为聘礼,这场指腹婚事就这样正式确定下来。可是当双方成年后,男方却只字不提嫁娶之事,直到1742年(乾隆七年)袁素文二十三岁时,高八突然捎来书信说,因为儿子有病不宜结婚,希望解除婚约。由于袁素文自幼深受封建礼教毒害,“一闻婚早定,万死誓相随”,所以听到男方要解除婚约,就手持金锁哭泣不止,终日绝食。不久高八病死,高清的儿子高继祖特来说明真相,原来高八之子高绎祖并非有病,而是“有禽兽行”,并且屡教不改,其父怕以怨报德,才托言儿子有病解约。可是袁素文为了固守旧礼教的“一念之贞”,竟不顾日后痛苦,仍坚持嫁给高八之子,一时被誉为所谓“贞妇”。
袁家家境虽然一般,但因为家学渊源,注重读书,请了教师在家指导袁枚,对待女儿也一样,所以素文自幼随哥哥上课。她很喜爱读书,针线旁边常放着书卷,很会作诗,琴棋书画也样样精通。她容貌出众,是袁家姐妹中长得最漂亮端庄的;尤其是她的脾性温柔,待人贤淑有礼,是出名的淑女。
二十五岁时,才貌双全的素文嫁到了如皋高家。婚后,素文孝敬公婆,深得公婆喜爱。可是高八之子绎祖,个头矮小,驼背斜眼,长相十分丑陋,而且品行极为恶劣。他性情暴戾,行为轻佻,整天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他看到书卷就发怒,把她的诗稿烧毁,不准妻子读书和做针线,袁素文从此不再敢作诗,也不敢缝纫。他为了外出嫖妓,卖尽家产后又向袁素文逼索嫁妆,不答应就拳打脚踢,有时还用火烧灼袁素文,婆婆前来救护,他连母亲一起殴打,甚至把他母亲的牙齿都打下来了。就这样的虐待,素文还是一一忍受下来,在高家委曲求全,恪守妇道。后来,高绎祖聚赌输了很多钱,竟要卖掉袁素文抵债。她被逼无奈,逃到尼姑庵,看到无路可走了,才请人通知了娘家。袁父接到书信,心痛欲裂,当即赶到如皋告到官府,判决离婚后,他把女儿和她的女儿阿印领回了杭州老家。那年素文二十九岁,结婚才不过四年。
袁素文回到娘家以后,一方面悉心侍奉父母兄长,另一方面还惦念着婆母,经常寄赠衣食问安。三年后袁枚定居南京随园,素文也随着全家一起迁徙。由于婚姻极不美满,心灵上受到的创伤,她除了读书作诗自我安慰外,终日都闷闷不乐,生了病也不愿求医,终于在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病死,年仅39岁。
袁枚在《哭三妹五十韵》里写道:“彩凤从鸦逐,红兰受雪欺。”“汝死我葬,我死谁埋?汝倘有灵,可能告我?”“生前既不可想,身后又不可知;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
袁素文这位贤淑的才女,由于受封建礼教毒害太深,所以导致了这场催人下泪的婚姻悲剧。她从“淑女”到“贤妇”,结果却差一点成了被卖掉的“弃妇”,并因此过早离开人世,这是与她自幼深受封建礼教的教育是分不开的。袁枚作为她的兄长,也看出了这一点。他在《祭妹文》中说:“呜呼!使汝不识诗书,或未必艰贞若是!”这种无可奈何的叹息,正是一种既沉痛又委婉的控诉。 袁素文留在人间的,除了一个悲婉的故事,还有就是一本著作《素文女子遗稿》。
《祭妹文》构思精巧,别巨匠心,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从素文墓地入笔到病根祸源的交代,从野外同捉蟋蟀到书斋共读诗经,从胞妹送哥眼泪流到把盏喜迎兄长归,从离家出嫁到中道归返,从侍奉母亲以示其德到关爱长兄以显其情,从素文之死到后事料理,情节层层推进,感情波起浪涌,叙事历历可见,抒情句句见心,文情并茂,浑然一体。
文章起笔交待亡妹所葬之地、祭奠时间,祭者身份等,紧接着“呜呼”一转,直呼亡妹,为全文奠定了凄切哀婉的悲怆基调。接着,简洁叙述妹妹的死因:“以一念之贞,遇人仳离,致孤危托落。”意为素文早亡其根源是少年时常听先生授经,“爱听古人节义事”,说明是封建诗书的腐朽观念侵害了素文,使她饱受苦难,英年早逝。
接下来,作者追忆与素文共度的难忘时光。童年相伴读书,“差肩而坐”,温馨之情溢于言表;同捉蟋蟀,同葬蟋蟀,则体现了妹妹性情温厚善良。其描述真实生动,一个天真活泼善良的孩童突现于眼前。这原本不为奇,妙就妙在作者把追忆与现实联系起来,当年兄妹同葬蟋蟀,后来孤兄独葬亡妹,物换星移,昨是今非,让作者潸然泪下。年长些时,袁枚远行广西,妹妹不忍哥哥分离,掎裳拽衣,放声大哭。当年有妹送兄行,后来唯独兄送妹归,令作者十分伤痛。袁枚考中进士,衣锦还家,妹妹惊喜万分,扶案而出,家人瞠视而笑。妹妹为哥哥中考得官而欣喜之情,和盘托出,手足之情可见一斑。往日种种琐事,历历如在作者眼前。“然而汝已不在人间,则虽年光倒流,几时可再,而亦无与为证印者矣。”时光不可倒流,昔日也不再重来了。
随后,记妹妹归返母家的种种情形:服侍母亲;治办文墨;袁枚染病在床,妹妹终宵刺探,还想方设法让哥哥高兴,兄妹感情深厚。
而后,记妹妹病危和亡逝的情况。素文病入膏肓,大限将至,但不让人给哥哥报信,以宽兄长之心。忍死待兄归,然而终等不及哥哥归来含憾而终,死不瞑目。“已予先一日梦汝来诀,心知不祥,飞舟渡江。”袁枚已预感不祥,急赶归家,在妹妹逝去几小时后才赶到家中,其时素文四肢尚温,却未能与妹妹说上一句心中话,只怪自己轻信医言,远吊扬州,自责之情溢于言表。一句“呜呼痛哉”,把对亡妹的思念、同情、内疚、哀痛统统浓缩在伤心欲绝的悲叹中。
最后,简述妹妹亡后料理事宜。并随感而发:“汝死我葬,我死谁埋?汝倘有灵,可能告我?”末段,作者把视线拉回到眼前,回到祭奠的暮地。“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逝者已逝,生者十分凄切哀伤。“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对妹妹的怀念和挚爱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袁枚将整篇文章写得有灵性又不事雕琢。作者在回忆童年与妹妹同度的琐事时,信手拈来,清灵隽妙;悲悼亲人的遽然长逝时,又字字玑珠,句句血泪,真挚动人,感人肺腑。他在叙事中寄寓哀痛,行文中饱含真情,同时还穿插些许景物描绘,从而使痛惜、哀伤、悔恨、无可奈何之情有机地揉和在一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这是苏轼晚年回答其侄女婿王庠问学的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文笔简练,语气谦逊,循循善诱,表达了作者对年轻人的殷切期望,也表现了作者的长者风范。
苏轼在信中用语十分谦虚虚,对王庠的赞语认为“过当”,“岂堪英俊如此责望邪?”谈自己的看法时用“卑意”一词,最后又用“可笑可笑”作结。苏轼是欧阳修以后的北宋文坛的第一人,他不但对宋代散文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就,而且在诗词,绘画、书法等方面也有卓越的成就。这样的一个文坛巨匠,在青年学子面前却如此谦虚,完全是一个谦谦君子,表达了他对年轻人的殷切期望,也表现了他的长者风范。
苏轼在信中就读书方法谈了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是反对死记硬背。苏轼认为“少年科目时,记录名数、沿革及题目等不值一提,自应举时的“节目文字“亦无用。这就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苏轼的作文原则,他主张作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表达了崇尚自然反对雕琢的文艺主张。
二是认为求学无捷径,“积学数年,自有可得之道”。青年人往往急于求成,希望走捷径,惟有靠勤奋努力,坚持不懈,在实践中摸索求学之道。
三是求学要讲究方法。这其中又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指出求学不能贪多。苏轼认为“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他告诉王庠读书不能贪多,而应围绕”所欲求“的目的,也就是要有所选择。第二层指出读书要钻研得深。苏轼认为“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每次作一意求之“,即书要读多遍,每读一遍要能集中研究一个问题。“勿生余念”,研究其他问题也是这样,这不是浏览速成的读书法所能奏效的。这些读书方法是苏轼一生治学的经验之谈,在后世仍然有它的积极意义,值得借鉴。
全诗四句,前后各为一个层次。第一层描写失去自由之前的鹤,比喻诗人自己远离朝廷羁绊之时的自由之身,当时纵横沙场,东征西讨,意气昂扬,正好比那高天之上的云鹤,搏击八方来风,展翅翱翔。在茫茫九州之上,在朵朵彩云之间,奋翮高飞,无拘无束尽情地发出舒心的鸣叫。对飞鹤戾天的描写,正是含蓄地展现了诗人的鸿鹄之志与旷世奇才,也反映了他希望挣脱朝廷束缚的强烈愿望。从本诗开头两句可以看出,诗人虽身为人臣,却有包举宇内、气吞九州的帝王气概。
第二层写失去自由之后的鹤,比喻诗人自己受人节制,郁郁不乐。自由翱翔的云鹤,一旦被捕入苑中,成为帝王苑囿中的玩赏之物,飞向云天的志向便被摧折而很难实现了。这正是诗人被召回朝廷之后当时处境的形象比喻,受制于人而不能一逞英雄之志。通过前后两层鲜明形象的对比,诗人因一时受限制而内心苦闷不平得到了生动的表现。
这是一首比体诗,通篇写鹤,而作者之情志则因之而表露,深得含蓄不尽之致。比兴是中国诗歌最古老的传统。《文心雕龙·比兴篇》云:“观夫兴之讬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从作者见群鹤而生感慨来说,这是兴。从作者以鹤的形象自比来说,这是比。故而能因小见大,婉而多讽。诗的前两句描写的是迎着八面来风,展开硕大的羽翼,在九天之上翱翔鸣叫的鹤。鹤的高飞戾天展现出作者的雄心抱负与宏才大略,也反映出他远离朝廷羁束的自在心情。诗的后半描写鹤因羽翮摧折而不能高翔云天,只能成为帝王园囿中的观赏之物。这无疑是作者对一旦被召回后处境的想象。通过前后意象的鲜明对比,作者内心的苦闷不平获得了生动的展现,诗意在转折跌宕中有波澜起伏之势。这种托物言志的手法,确如刘勰所云“称名也小,取类也大”。
这种五言四句的小诗,在当时是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齐梁时代已称作“绝句”,它是唐绝的滥觞。这种短诗要求尺幅千里、馀韵悠远,故比兴一体最为诗家着意。施补华《岘佣说诗》云:“五绝只二十字,最为难工,必语短意长而声不促,方为佳唱。”刘熙载《艺概》云:“以鸟鸣春,以虫鸣秋,此造物之借端讬寓也。绝句之小中见大似之。”此诗的托物寄兴之妙,也完全符合上述诗家对五绝的要求。
描述鹤鸣九皋的壮观是为了叙述远大的志向,咏叹蹒跚帝苑的困窘是为了抒发满胸的愤懑。《南史·齐本纪》称萧道成“喜怒不形于色,深沉静默,常有四海之心”,《群鹤咏》正为佐证。诗人自比高洁美善的白鹤,艺术上是成功的,但实际上萧道成是一只凶猛的鹰隼,深藏韬晦,骁勇强悍。借镇压诸王之乱而钳制朝廷,一旦时机成熟,便毫不犹豫地夺取帝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