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词人自述游山玩水的寂静心态。“闲倚胡床，庾公楼外峰千朵”，从室内视角摄起的两个镜头，一为词人自己的闲适倚床的风姿。“闲”字突出了东坡的寂静舒坦的心态；“倚”字描绘了坐靠“胡床”的美姿。二为朝窗外望，只见“庾公楼外”的山峰重叠美景。山外青山楼外楼，宛如花开万朵，全部微缩在“窗含”的镜头中，美丽极了。这是杭州的典型山光。
“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镜头转到室外。开句用设问的方式，强调无有同玩、同坐的生活空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东坡《赤壁赋》），遗憾的只能陪伴着“我”。整个上片人格化、自然化和谐统一，突现了东坡那种身心幽闲、旷然天真、潇洒自然，与大自然为伍的绰绰风姿。“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不仅富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月下独酌》）的神韵，而且为下片的“吾与子之所共适”风月的意境作了对衬性的铺垫。
词的下片，特写与袁公济畅游湖山的独特享受。“别乘一来，有唱应须和”，叙述宾主唱和赠答。是时词人知杭州，袁公济悴杭州。正当词人独自“闲倚胡床”时，这位副使驾着车子来了，打破了词人孤寂的沉闷世界，同游杭州湖山，“相得甚欢”，唱和诗词。“还知么，自从添个，风月平分破”，进深一层，与上片对应，道出湖山之乐就在于袁公济的到来，打破了东坡的沉寂感，获得了情感上和语言上的共鸣，凝聚到一点就是：清风、明月，我们平均地享受吧，是画龙点睛之笔。整个下片，词人与袁公济的游山玩水、唱和赠答，浓缩了人生之精华，大地之灵气。游玩之乐，其乐无穷。
全词，运用了叙述与描写、写实与用典、对衬与渲染之笔，尽情抒发了东坡知杭州时与友畅游湖山之乐。那“楼外峰千朵”，“明月清风我”，“风月平分破”，如画一般，沁人心脾。凡是与大自然打成一片，永葆自然青春的，大自然将赋予他艺术的美妙的人生。
首句点明地点是宫殿，时问是傍晚。“夕殿下珠帘”，写出了日夕时分冷宫偏殿的幽凄情景。“殿”字照应题名“玉阶”，交代出宫中的特定环境。“夕”字点出当时正是暮色降临之时。黄昏本是一天之中最令人惆怅的时候，对于宫嫔们来说，又是决定她们今夜有无机缘得到君王恩宠的时刻。然而殿门的珠帘已悄悄放下。这意味着君王的履迹不会再经过这里，那一晚又将是一个和愁苦度过的不寐之夜。首句既是以富丽之笔写清冷之景，又暗示了主人公的身份和不幸处境。截取深宫夜景的一隅，令人从全诗展示的画面中体味抒情主人公的命运和愁思，显得兴象玲珑，意致深婉。
诗的第二句“流萤飞复息”，以动景烘托环境之静，让读者沉浸在一片寂静的气氛中。点点闪烁的萤火在串串晶莹的珠帘外飘流，不但融和成清幽的意境，而且使华美的殿宇和凄清的氛围形成对照，令人想到被幽禁在这里的女子纵然能享受奢华的物质生活，也无法填补精神生活的空虚，更何况她们处在被冷落、遭遗弃的境遇之中。其次，萤火虫多在夏秋之交出现。流萤飞舞是初秋夜景的特征，这就进一步点明时令，补足了首句的意思。流萤透露出秋的消息，难免会使本来就无限怨怅的主人公更觉惊心，又添一层时不待人、朱颜将凋的忧虑。同时，“飞复息”三字还暗示了人从日夕到夜半久久不能入眠的漫长过程。连流萤都停息了飞舞，那么珠帘内的人也该安歇了，这就自然引出了第三句“长夜缝罗衣”的主人公。
诗的第三句，“长夜”顶住“飞复息”，点出已到夜深，又不露痕迹地将笔锋从帘外的飞萤转到帘内的人影。此处着意选择自缝罗衣这一细节，还包含着希望邀得君王恩宠的一层深意。如果主人公是一个从未得到过恩幸的宫女，她穿着精心缝制的罗衣，或者能有偶然的机会引起君王的眷顾。那么，她在罗衣里缝入的便是借此改变命运的一丝幻想，这就愈见出她处境的可怜。谢诗之妙却在它没有点明主人公究竟是由于哪一类原因被冷落的，唯其如此，才给人留下了较大的想象余地，也才能在更广的范围内概括出所有深宫女子共同的不幸命运。“长夜缝罗衣”的动作暗含着主人公希求获宠的幻想。
诗的第四句，“思君此何极”就是她内心愁思的直接流露了。但从诗中所表现的今夜的情景来看，“此何极”又与“长夜”相应，夜有多长，思也就有多长。对于一个不寐的女子来说，这长夜似乎是没有尽头的，因此她的愁思也是无尽无极的。这种思本身就意味着怨。寓怨于思，含而不露。
全诗三章，每章四句，前两句描写，后两句颂祝。而叠词叠句的叠唱形式。是这首诗艺术表现上最鲜明的特色。如果说，“宜尔子孙”的三致其辞，使诗旨显豁明朗；那么，六组叠词的巧妙运用，则使全篇韵味无穷。《诗经》运用叠词颇为寻常，而《螽斯》的独特魅力在于：六组叠词，锤炼整齐，隔句联用，音韵铿锵，造成了节短韵长的审美效果。同时，诗章结构并列，六词意有差别，又形成了诗意的层递：首章侧重多子兴旺；次章侧重世代昌盛；末章侧重聚集欢乐。由此看来，方氏的评语似可改为：诗虽平说，平中暗含波折；六字炼得甚新，诗意表达圆足。另外，在朱熹《诗集传》中，《螽斯》是比体首篇，故用以释比。其实，通篇围绕“螽斯”着笔，却一语双关，即物即情，物情两忘，浑然一体。因此，“螽斯”不只是比喻性意象，也可以说是《诗经》中不多见的象征性意象。
关于诗旨，《毛诗序》云：“《螽斯》，后妃子孙众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点出了诗的主旨，但拖了一个经学的尾巴。朱熹《诗集传》承毛氏之说。还作了“故众妾以螽斯之群处和集而子孙众多比之”的发挥，没有贯彻其“《诗》作诗读”的主张。对此，姚际恒一并认为“附会无理”（《诗经通论》）；方玉润进而指出：诗人措词“仅借螽斯为比，未尝显颂君妃，亦不可泥而求之也。读者细咏诗词，当能得诸言外”（《诗经原始》）。确实不可泥求经传，而应就诗论诗。
体会意象，细味诗语，先民颂祝多子多孙的诗旨，显豁而明朗。就意象而言，飞蝗产卵孵化的若虫极多，年生两代或三代，可谓是宜子的动物。诗篇正以此作比，寄兴于物，即物寓情；“子孙众多，言若螽斯”，即此之谓。就诗语而言，“宜尔子孙”的“宜”，有“多”的含义；而六组叠词，除“薨薨”外，均有形容群聚众多之意。易辞复唱，用墨如泼，正因心愿强烈。“子孙”，是生命的延续，晚年的慰藉，家族的希望。华夏先民多子多福的观念，在尧舜之世已深入民心。《庄子·天地》篇有“华封人三祝”的记载：尧去华地巡视，守疆人对这位“圣人”充满敬意，衷心地祝愿他“寿、富、多男子”。而再三颂祝“宜尔子孙”的《螽斯》，正是先民这一观念诗意地热烈抒发。
就诗篇编排而言，前篇《国风·周南·樛木》祝贺新婚幸福，此篇继而祈颂多生贵子，不仅顺理成章，或恐正是编者苦心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