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具有政治见识和政治才能,他敢言敢谏,但没有被武则天采纳,屡受打击,心情郁郁悲愤。诗歌写登上幽州蓟北楼远望,悲从中来,并以“山河旧,人物不同”来抒发自己“生不逢时的哀叹。语言奔放,富有感染力。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是一声人生短暂的感喟。诗人纵观古往今来,放眼于历史的长河,不能不感到人生的短促。天地悠悠,人生匆匆,短短的几十年真如白驹之过隙,转瞬之间就消失了。这种感叹既可以引出及时行乐的颓废思想,也可以引发加倍努力奋斗的志气。自古以来有多少仁人志士并不因感到人生短暂而消沉颓唐,反而更加振作精神,使自己有限的一生取得接近无限的意义。正因为陈子昂抱着这种积极态度,所以他才“怆然涕下”。也正因为在悲怆的深层,蕴蓄着一股积极奋发欲有所作为的豪气,所以才能引起我们的共鸣。诗人俯仰古今,深感人生短暂,宇宙无限,不觉中流下热泪。这是诗人空怀报国为民之心不得施展的呐喊。细细读来,悲壮苍凉之气油然而生,而长短不齐的句法,抑扬变化的音节,更增添了艺术感染力。。
这首诗没有对幽州台作一字描写,而只是登台的感慨,却成为千古名篇。诗篇风格明朗刚健,是具有“汉魏风骨”的唐代诗歌的先驱之作,对扫除齐梁浮艳纤弱的形式主义诗风具有拓疆开路之功。在艺术上,其意境雄浑,视野开阔,使得诗人的自我形象更加鲜亮感人。全诗语言奔放,富有感染力,虽然只有短短四句,却在人们面前展现了一幅境界雄浑,浩瀚空旷的艺术画面。诗的前三句粗笔勾勒,以浩茫宽广的宇宙天地和沧桑易变的古今人事作为深邃、壮美的背景加以衬托。第四句饱蘸感情,凌空一笔,使抒情主人公——诗人慷慨悲壮的自我形象站到了画面的主位上,画面顿时神韵飞动,光彩照人。从结构脉络上说,前两句是俯仰古今,写出时间的绵长;第三句登楼眺望,写空间的辽阔无限;第四句写诗人孤单悲苦的心绪。这样前后相互映照,格外动人。
在用辞造语方面,此诗深受《楚辞》特别是其中《远游》篇的影响。《远游》有云:“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此诗语句即从此化出,然而意境却更苍茫遒劲。
陈子昂这首感伤之作是由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触发的,但是其客观意义却远远超越了他自身以至他所处的时代的范围,带有一定的广泛性。表现在这首诗里的感伤情绪,和世俗的忧生叹逝有明显的不同。这是一种在对事业和人生的执着追求中产生的喟叹。
这是一首叙事诗,在写作手法上相当朴实,记事、写景,较少抒情,语言工整,用词精确恰当。从文义的表面上看,赞美韦彪关心民间疾苦而祈神求雨,但本意是对韦中丞等州府官员愚昧迷信、劳民伤财行为的批评,对自己蒙屈而沦为下僚的悲叹。
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他曾针对韩愈天有意志、能赏罚的观点,提出:“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他认为天地只是自然物,既无意志,也不能赏罚,“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说》),希望天地能赏罚、有哀仁都是迷信(《天说》)。他还认为,“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祸乱,皆人也……其事各行不相预,而凶丰理乱出焉”(《答刘禹锡天论书》),天事与人事各不相干。另外,在《非国语》中,他还指 出:“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歇,是恶乎为我设?”认为天地、元气、山川等自然物的运动变化是自然而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根据这些认识,柳宗元对韦中丞黄溪祈雨的荒诞行为,必然是持批评态度的。
当时的永州刺史韦彪,跟柳宗元并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柳宗元到永州一年多后,唐宪宗改元大赦天下,韦彪便北移了。这人毫无才干,连北移的贺表也是请柳宗元写的。但由于他身为永州的行政首长,柳宗元的顶头上司,柳宗元又是待罪之人,并且希望得到朝庭的赦免和重新起用,因此柳宗元当然不便直接批评韦彪,只能用赞赏的表面形式来记述这件事。但诗题中标明“口号”,而“口号”是古人随口吟成的诗体,这便给诗添了几许诙谐。诗人写这场荒诞的祈神求雨戏时,字里行间充满了辛辣的讽刺,传神地刻画出了韦彪其人:兴师动众,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是沽名钓誉的行径;神祠荒凉清冷,象征他的愚蠢糊涂;场面宏大,巫师装神弄鬼,讥讽他的迷信与无知;并且通过“惠风仍偃草”的写实,“灵雨会随车”的用典,以对比的手法来揭示韦彪祈雨的无功与荒谬。据诗人的《游黄溪记》记载,黄溪在城东七十里,“黄神”乃是王莽的后代,是避祸来的。韦彪导演的这场闹剧,吹吹打打弄了整整一夜,直到天亮才收场,使周围的百姓都受到了惊扰,根本不是在为老百姓祈福,而是在“造祸”,并且灾祸波及到了“骑客路”与“野人居”。
诗的最后两句,才是诗人真实意图的流露:自己是“俟罪非真吏”,却奉命随行,做太守的清客、帮闲,成为献媚取悦长官的低级僚属,这对胸怀大志的柳宗元来说,是非常羞愧的。如果他是有实职实权的地方官,定会珍惜手中的权力,尽情施展自己“以利安元元为务”的抱负,干一番兴利除弊的事业。
《鱼藻》,《诗经·小雅·鱼藻之什》的一篇。为先秦时代华夏族诗歌。全诗三章,每章四句。这首诗赞颂武岂饮酒的平和安乐,有颂古讽今之意。《毛诗序》以为“刺幽岂也。言万物失其性,岂居镐京,将不能以自乐,故君子思古之武岂焉”,显然是以用为意,于诗本文无稽。
诵读诗文,朴实中寓新奇,无论是语言技巧还是结构方式甚或是总体风格都与民谣相近,陈子展以为“全篇以问答为之,自问自答,口讲指画,颇似民谣风格”(《诗经直解》),可谓贴切之论。以此反观诗原文,那种根植于民间的新鲜活泼和摇曳多姿的诗风在雅诗中独显风韵。
全诗共分三章,每章四句。每章前两句以“鱼在在藻”起兴,出语奇崛。一句四字而“在”字两见,颇具特点,对它的理解是正确诠释全诗的关键。若以冬烘之论视之,以为是凑足音节之举,不但在用法上显得笨拙,而且不合《诗经》语体。吴闿生《诗义会通》将“鱼在在藻”释为“鱼何在,在乎藻”,这样两个“在”字实为自问自答,全诗节奏以此为基调,欢快跳跃,收放有致。
三章中每章第二句对鱼的形态描写,酷似现代电影中的特写镜头,“依于其蒲”则是鱼在藻中摇头摆尾,得其所需的全景式展示。三章并提,由特写至全景,构成了一组极具情节性和象征意味的鱼藻情趣图。而诗的每章后两句则是写岂,“岂在在镐”、“饮酒乐岂”,形式上只是语序颠倒,实则暗含活动顺序和因果。春秋时代,酒是富足后的奢侈品,因而也是欢乐的象征。若无“岂乐”的心绪则不会去“饮酒”。而在酒过三巡之后,那欢乐的气氛在酒香弥漫中显得更为浓烈。宴饮之景、欢乐之情跃然纸上。第三章的“有那其居”既是对大岂居所的无限赞叹,也是对前两章因果关系上的照应。从视觉效果上看,也正是点和面、局部和全景的关系,与观鱼的空间转换一致,这样整首诗比兴和铺排和谐无间,浑然一体。
通观全诗,“鱼”和“岂”,“藻”和“镐”在意象和结构上严格对应,起兴之意昭然。但若止于此,则了无新意。先贤以为此诗“以在藻依蒲为鱼之得所,兴武岂之时民亦得所”(郑笺)。虽然武岂之说无以确证,但此说为读者揭示了鱼藻的另一层映射关系。诗人歌咏鱼得其所之乐,实则借喻百姓安居乐业的和谐气氛。正是有了这一层借喻关系,全诗在欢快热烈的语言中充分展现了君民同乐的主题。因此,从形式和内容结合的完美程度来考察,这首诗在雅诗中是较优秀之作。
这是一首登临怀古之作。首联“日落征途远,怅然临古城”,紧扣题目,直抒胸臆。日暮时分,四野幽暝,纵目远望,路途还很遥远,诗人在怅然间,登临苍凉的古城,心情更加寂寥。一开篇诗人就借眼前实景的描写,渲染了一种萧瑟凄寂的氛围。正所谓“樵童牧竖,并皆吟讽”。他同类题材创作,如《郢城怀古》:“客心悲暮序,登墉瞰平陆”;《登叶县故城谒沈诸梁庙》:“总辔临秋原,登城望寒日。”都类此。
中间三联由首联生发,写景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浑然一体。次联“颓墉寒雀集,荒堞晚乌惊”:衰败的城墙头,晚归的鸟雀、乌鸦聚集在一起悲鸣着,不时又阵阵惊起,“萧森灌木上,迢递孤烟生”。城下灌木丛的上空,升起袅袅炊烟。“霞景焕余照,露气澄晚清”:远处,高空的彩霞折射出夕阳的余照,原野的露气洗净了傍晚的昏暝,显得明媚一些。诗人内心的幽郁,似乎也得到一定的缓解。但一个“余”字,一个“晚”字,仍然抑郁着写景抒情的基调:“霞景”虽明艳,但毕竟是“余照”;“露气”虽清新,但毕竟是“晚清”。
经过中间三联写景抒情手法的精心铺垫,诗就自然地过渡到尾联的强烈抒情:“秋风转摇落,此志安可平!”意谓:肃杀的秋风固然可以使万物凋败,而我的心志岂能就此消失!结得极妙,呼应首联,如果说开始的“怅然临古城”,只是诗人淡淡的自我喟叹,抒发内心的惆怅落寞,那结束的“此志安可平”却是诗人对现实的强烈抗议。
此诗风格刚健,语言洗练,与魏征的《述怀》、虞世南的《结客少年场行》都是初唐诗坛不可多得的佳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