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秋社，是从中央到地方民间都十分重视的祭祀活动。整个活动分为两大仪式，一是祭献，向以社神为代表的后土神祇敬献供品；二是娱神，包括赛社、演剧、民间歌舞聚饮等。此篇所写，祭献仪式已经结束，祭坛上的香烟渐渐消淡，就连争食坛上祭品的乌鸦也飞回了树林。作品由此时入手，除了因为第二仪式——娱神活动是秋社的精华所在以外，还有他个人身份上的原因。原来像尧庙这种规格的秋社，祭献需由地方官员亲自主持参加，所谓“刺史县令初献，上佐县丞亚献，州博士县簿尉终献”（《宋史·礼志》）。略去祭献繁文缛节的描写，也就表示他已经结束了官员在仪式中的任务，可以静下心来，“把酒观多稼”，将自己融入百姓的喜庆之中。所以起首的两句既是自占身份，也是揭开狂欢乐章的一段得体的前奏。
祭社仪式既已告一段落，便开始了祭民们自己的节日。他们举酒痛饮，一边心满意足地眺望着丰收的庄稼；乐声奏响了，此起彼伏，各不相让，人们在壤歌亭前笑语喧哗。作品以简练生动的笔墨，描绘了尧庙秋社娱神 其实也是自娱）活动的欢乐景象。“多稼”、“壤歌亭”、“山如画”是旁景的衬托，却处处充实了秋社熙乐和丰的精神内涵。尤其是“壤歌亭外山如画”一句的插入，更是兴象无穷。“壤歌”是上古百姓清平安泰的典故，以之名亭，凭这个处所，便能引起当下祭民们人乐年丰的联想；“人逢喜事精神爽”，“山如画”无疑是人们喜溢于心而发生的感受；在“霹雳弦声斗高下，笑喧哗”之后，接此一句写景，顿生有声有色、动、静相济之妙；而这种声、色、动、静，无不富于形象性，又恰恰映合了“把酒观多稼”的微酣而快意的心态。
此曲用晋人故事来形容尧庙周围空气清爽宜人，也暗含着政简人和，无为而治的意味，并且诗人进一步抒发了自己的感想：只要当一名高尚脱俗、无为而治的官吏，就不必定要倦宦归隐。这一笔充分说明了秋社喜庆景象鼓舞人心的力量。这一感受是通过典故而表达的，活用无痕，显示了作者驾驭语言的高超功力。此曲用典多，遣词雅，意蕴含蓄，在元曲中别成一格。
即事为诗，比较自由随便，不象军国大题目那么庄严。小斋即事．当然要与小斋生活情事相关。这首诗即从小斋常具之物琴，棋上着眼。不过诗并没有去描写琴棋生舌，而是借琴、棋二物以写志抒怀．显得机杼独出，别开生面。
首联单刀直入，直陈本意。但由于所言均出常情之外，便有一种新颖引入的力量。怜，是爱的意思。爱琴，一般说来，自然是因为喜音，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竹里馆》)，是把琴弹出声来，意在音，而不在琴，传说陶渊明抚无弦琴，不一定可靠。即使确有其事，当其抚时，也是在意想中听到了琴声．作者则不然，爱琴不是为了听音，而是为其“弦直”。爱棋，一般说来，自然是为了较智消闲，作者又不然，爱棋不是为了对弈娱戏，而是因其“局方”。“局”即棋盘，方形。二句都是在琴、棋上寻其品。言在物“品”，意在人“品”。“直”就是正直，不邪僻；“方”就是有棱角，不圆滑。作者在宋徽宗宜和三年(1121)登进士第后，曾官监察御史，“封驳不避权贵”，他的为官态度正好作“方”、“直”的注脚。
次联二句分承首联，是对首联句意的补说。“未用较得失”承“爱棋”句，因为只爱“局方”，不在对弈，所以没有用它较量胜负输赢；“那能愈宫商”承“怜琴”句，因为只爱“弦直”，不在音声，所以没去愈宫商五音。有了这两句，上两句句意更加显豁，对“为弦直”、“因局方”具有突出和强调的作用，并非赘语。
以“方”、“直”自守，其结果如何呢?便过渡到下两联。
前两联言心之所尚，后两联言行之结局。古谣谚云：“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在南北宋之交腐败现实中，方直自然更无容身之地。所以，年纪愈长，世也愈加疏远。不是诗人有意疏世，而是正直乃为浊世所疏，“拙”是与“巧”相对的。便佞应世，自能圆转自如，所以为“巧”；直道而行，百途不通，所以为“拙”。因此，一拙万事皆妨。二句字字是说己，却无字不是讽世，反语藏锋，颇多余韵。
末联将诗意再推进一步。虽然琴棋二物始终相随，方直之品持守不变，却只落得小斋独处，无关乎国家兴亡了。感慨由一己浮沉提升到了家国兴亡的高度，诗境更高了。方直主人无关国家兴亡，那么什么样人占据着有系国家兴亡之重位呢?联系到徽宗以来，蔡京等“六贼”当路，国事日非的时局，更可体会到这联感慨之深。但表现上又是多么含而不露．这联同时又回扣首联的琴棋，使首尾紧密关合。
全诗主要是以陈述语说理抒慨，这样的诗最不易写好。由于作者抓住琴棋二物生发，便饶有趣味，并赋予琴、棋的品格以鲜明的形象性，构思极巧。吕本中、陈与义曾评沦刘一止的诗说：“语不自人来”，大约也正是感受到了诗人标格甚高，较少俗味吧。
根据理解，结合注释46及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句“俳优”应为“俳谐”。
曲学，乡曲简陋的学问。虚荒，虚假荒谬。小说，无足轻重之说。欺，欺人骗世。
这首诗是排斥俳谐怒骂的不良习气，体现元好问尚雅的旨趣。我国自古就有“诗庄”的传统，语言庄重而优雅是古典诗歌的特色。诙谐游戏和詈骂的文字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的。把文章当作游戏、调笑的工具，初见杜甫《戏作俳谐体遣闷》、李商隐《俳谐》，到晚唐时仿效的人便多起来。严羽《沧浪诗话》称宋诗“其末流甚者，叫嚣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黄庭坚《答洪驹父书》“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苏轼却认为嬉笑怒骂可成文章，《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六云：“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常自谓文章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
但是元好问尊奉的是儒家的“温柔敦厚”、“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仪”的诗教理论，要求语言符合雅正的标准。因此，元好问不同意苏轼的观点，批评了“俳谐怒骂”的语言风格。元好问认为“曲学虚荒”，“小说欺”，谨奉儒家诗教，这也体现了他保守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