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骈文通篇采用对比方法,从居、食、行、饮、离等诸多方面,将“德性异,不能相容”的猿与王孙两种不同的习性、行为处处对照,揭露中唐时期统治阶级的罪恶行径,肯定王叔文革新政治的进步主张,表明了自己不与腐朽势力同流合污的坚定立场。文末,以骚体句式不仅继续揭露王孙的罪行,而且连声责问“山之灵”,言辞激烈,痛恨至深,增强了批判的力度。
这篇文章主要由前半段的序文和后半段的骈文组成。
通过对猿和王孙两种善恶不相容的猴子的描述,说明小人当道,君子受侮,不能根据力量大小判断好坏,应该从本质上看善恶的道理。表达了作者“大人聚兮蘖无余”的愿望。即有德行的人团结起来,小人就无法兴风作浪。联系作者经历看内容,不难发现,作者此文是以王孙喻写当时反对革新的顽固势力,以猿喻写当时的革新派,从而表达了自己对顽固势力围攻革新派的愤慨,热情地赞美王叔文集团进步主张,鲜明地表达自己不妥协的斗争精神。
“居异山,德异性,不能相容”,起句总括全文,而后兵分两路,详细比较王孙和猿的种种不同。这对比,笔笔落在自然习性之内,又笔笔归之于“德”,善恶分明,功祸昭然,寓意十分显豁。序文之末和骚体开头,都夹入了作者自己的身影:“余弃山间久,见其趣如是”,“湘水之澈澈兮,其上群山”。这是一个“不容于尚书省”的谪官的身影、一个自信于德能杰出却在政治斗争中被放逐的失败者的身影。他在文章中出现,更拓掘了憎王孙而爱猿的寓意深度。
骚体部分,针对序文所作的事实对比;加以铺陈、渲染,并重复出现“王孙兮甚可憎”,“山之灵兮,胡不贼旃”,“山之灵兮,胡独不闻”,“山之灵兮,胡逸而居”,一唱三叹。呼告和诘问,不仅抒发了作者嫉恶如仇和急于剪除祸害的心情,还表达了对姑息养奸、不辨善恶的最高统治者的不满。
文章以简要生动的笔触,描述猿与王孙的德行和生活习性,堪为状物写形的范例。如写猿“木实未熟,相与视之谨;既熟,啸呼群萃,然后食,焉”。短短数句,就把猿爱惜稼蔬的品德,彼此间互相关心、和乐欢快、和睦相处的情景,传神地表现出来。又如,写王孙“乖离而不思。有难,推其柔弱者以免”。仅短短两句,就把王孙相互不相善、落井下石的冷酷残忍兽性写得淋漓尽致。这种简要生动的笔法,显示作者细微的洞察力和强劲的表现力。
文章又以鲜明的对比,歌颂猿的品德,鞭挞王孙的丑行,相映成趣。一般的类比法,往往取其形似,而此文却别开生面,从德、食、居、行以及其后果。全面对比,这就有力地表达了爱之深、恨之切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特别是在对比中,猿以失败而告终,平添了悲剧色彩,激起人们的关切。
文章还运用复沓迭唱法,抒写作者对王孙的憎恶。 “王孙兮甚可憎!”句,一连三次重复,表达了作者“物之甚憎,莫王孙若也”的看法,紧扣文题“憎”字,感情湍泻。文气贯通,气势恢宏。取得如此效果的原因是作者不是简单重复,在复沓中有递进意思。二如“噫,山之灵兮,胡不贼旃?”而变 “噫,山之灵兮,胡独不闻?”又变 “噫,山之灵兮,胡逸而居?”由要杀死王孙,而责山神不闻。直至怪山神不管、作者的愤慨不断深化,由感性升华到理性,找出王孙肆行的原因,把矛头直接指向山神,即最高的统治者。
文章通过对猿和猢狲善恶不同的品德的描写,借此影喻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集团和以宦官、藩镇为主体的守旧顽固势力之间势不两立的矛盾斗争。作者满腔热情地赞颂了革新集团美好的品德行为,无情地鞭挞了顽固守旧势力排斥异己、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文末还对妍媸不分,纵恶为非的最高统治者提出严正的责问,表现了一个失败的改革者难得的信心和勇气。
赠别之作,多从眼前景物写起,即景生情,抒发惜别之意。王维此诗,立意不在惜别,而在劝勉,因而一上来就从悬想着笔,遥写李使君赴任之地梓州(治今四川三台县)的自然风光,形象逼真,气韵生动,令人神往。
“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首联是说,梓州一带千山万壑尽是大树参天,山连山到处可听到悲鸣的杜鹃。
开头两句互文见义,起得极有气势:万壑千山,到处是参天的大树,到处是杜鹃的啼声。既有视觉形象,又有听觉感受,读来使人恍如置身期间,大有耳目应接不暇之感。这两句气象阔大,神韵俊迈,被后世诗评家引为律诗工于发端的范例。
“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颔联是说,山里昨夜不停的下起了透彻的春雨,树梢淅淅沥沥或像泻着百道清泉。
首联从大处落笔,气势不凡;颔联则从细处着墨,承接尤佳,不愧大家手笔。诗人展现了一幅绝妙的奇景:一夜透雨过后,山间飞泉百道,远远望去,好似悬挂在树梢上一般,充分表现出山势的高峻突兀和山泉的雄奇秀美。“山中”句承首联“山”字,“树杪”句承首联“树”字,两句又一泻而下,天然工巧。这两联挺拔流动,自然奇妙,画面、意境、气势、结构、语言俱佳。前人所谓“起四句高调摩云”(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引纪昀语)。“兴来神来,天然入妙,不可凑泊”(清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诚非虚夸。
作者以欣羡的笔调描绘蜀地山水景物之后,诗的后半首转写蜀中民情和使君政事。
“汉女输橦布,巴人讼芋田。”汉女辛劳织布纳税,巴人地少诉讼争田。
梓州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那里的妇女按时向官府交纳用橦木花织成的布匹,那里的人们又常常会为芋田发生诉讼。“汉女”、“巴人”、“橦布”、“芋田”,处处紧扣蜀地的特点,而征收赋税,处理讼案,又都是李使君就任梓州刺史以后所掌管的职事,写在诗里,非常贴切。
“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贤。”末两句是说,望你发扬文翁政绩,奋发有为不负先贤。
“文翁”是汉景帝时蜀郡太守,他曾兴办学校,教育人才,使蜀郡“由是大化”(《汉书·循吏传》)。王维以此勉励李使君,希望他效法文翁,翻新教化,而不要倚仗文翁等先贤原有的政绩,无所作为。
联系上文来看,既然蜀地环境如此之美,民情风土又如此淳朴,到那里去当刺史,自然更应当克尽职事,有所作为。整首诗寓劝勉于用典之中,寄厚望于送别之时,委婉而得体。
这首赠别诗不写离愁别恨,不作泛泛客套之语,却有对于国家大事、民生疾苦、友人前途的深切关心。
在艺术上这首赠别诗写的很有特色。前半首悬想梓州山林奇胜,是切地;颈联叙写蜀中民风,是切事;尾联用典以文翁拟李使君,官同事同,是切人。这样下来,神完气足精当不移。诗中所表现的情绪积极开朗,格调高远,是唐代送别佳篇。
这是一幅美丽的农村风景画。仲春季节,南阳之西,一派大好春光。美时,美地,美景,在“春半南阳西”中,隐约而至。遍村柔桑,欣欣向荣。着一“过”字,境界全出。“柔桑过村坞”,在动态中,柔桑生长的姿态和鲜嫩的形状,活现在眼前,这就把春天的乡村,点缀得更美了。加之垂柳扶风,娉娉袅袅,春雨点点,回落塘中,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情趣。再看,那农家娉童,披着蓑衣,愉快地唱着歌;竹篱笆内,可窥见那穿着绛黄色裙子的农家女的倩影。行路征人,解松半湿的衣衫,在村里歇脚,村主人热情地用鸡黍招待客人。这首诗,首联、颔联是写村景,颈联、尾联是写村情。其景实,其情真,与诗题是呼应的。
《村行》的艺术特色,可用轻倩秀艳来总括。《李调元诗话》云:“杜娉之诗,轻倩秀艳,在唐贤中另是一种笔意,故学诗者不读小杜诗必不韵。”所谓轻倩秀艳,即轻盈巧倩,秀美艳丽。它好像是个风华正茂的女子,秋波流转,含情脉脉,秀而不媚,艳而不淫,风姿婀娜,楚楚动人。
轻倩秀艳,不仅显示在妇女形象和爱情生活的描写中,也表现在大自然的描绘中。除了《村行》以外,《汉江》、《寄扬州韩绰判官》、《山行》、《寄远》、《柳绝句》、《江南春绝句》等,均以轻倩秀艳见长,又各有其奇特风采。然而,它们与《村行》相比,却缺少那么一点点野趣与农村风味。《村行》一诗,在轻倩秀艳之中,显示出野逸、村朴、真挚、热情。诗人所描绘的柔桑、村坞、垂柳、塘雨、蓑衣、娉童、耕牛、篱笆、村女、主人、鸡黍等,都是美好的田园风光。
《村行》不是静止的田园画,而是运动着的风光图。从诗题中,就点出了“行”的特色。“行”,带动全篇,连风景也是处于流动之中的。在诗人笔下,春,不是停滞的,也不是笼统地指正、二、三月,而是指农历二月中旬。这时,春天已过去一半,故曰“春半”。这个半字,虽本身不是动词,但诗人却赋予它以动作性,它显示出大好的仲春季节的来临。此外,在诗人笔下,柔桑处处,生机勃勃,但诗人在描绘它的长势时,不用满字,而用“过”字。这个“过”字,既写了柔桑的生长过程之快,又写了柔桑长势之茂盛及其涵盖面之大。此外,诗人笔下之柳,不是呈一种动势,而是呈多种动势。它不仅下垂,而且随风摇动,仿佛少女娉娉的腰肢一样,左右摆动。此外,作者所写的雨,不是大雨,而是点点细雨。“点点”,还呈现出落雨的动势。雨落水塘,溅起圆圆的水花,“回”字,与前面的“垂”字对照,“点点”与前面的“娉娉”对照,更加强了风景的动态美。如果说,前面两联是写风景动态美的话,那么,后面两联就是写风情动态美了。放牛娃唱着动听的歌,给人以听觉上的美感;从外边可以窥及篱内村女绚丽的衣裙,给人以视觉上的美感;征衫半湿,且解且歇,村人好客,馈以鸡黍,给人以味觉上、触觉上的美感。诗人就是如此地善于捕捉刹那间的人物的动态去表现农村的人情美。
《村行》这首小诗,具有轻柔秀美的特点。它与《商山麻涧》等诗,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商山麻涧》中,所写的云光岚彩,柔柔垂柳,滴滴塘雨,秀眉娉童,茜裙女儿,均富于柔和的特质。此外,诗人写竹,则“历历羽林影,疏疏烟露姿”(《栽竹》);写梅,则“轻盈照溪水,掩敛下瑶台”(《梅》);写鵁鶄,则“静眠依翠竹,暖戏折高荷”(《鵁鶄》);写鹭鸶,则“惊飞远映碧山去,一树梨花落晚风”(《鹭鸶》)。这些诗句,与《村行》虽各有特色,但都具有轻倩秀艳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