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云十几岁时,其父范抗在郢府(今湖北武汉附近)任职,范云随侍其侧,年长其十岁的沈约也在郢府为记室参军,一见如故,遂相友好。八年以后,沈约转至荆州(今湖北江陵附近)为征西记室参军,两人分别。这首诗当作于此时,诗题中的沈记室即沈约。史称范云八岁赋诗属文,“操笔便就”,“下笔辄成”(《梁书·范云传》),这首诗就是他早期的代表作之一。
诗的开头便以极平稳的笔调勾画出送别时静谧、安详的环境。“桂水”并非特指某一条水,只是用以形容其水的芳香。王褒《九怀》中有“桂水兮潺湲”句,王逸注云:“芳流衍溢,周四境也。”后人遂常用之,如陆云《喜霁赋》中“戢流波于桂水兮,起芳尘于沉泥。”江淹《杂体三十首》中亦有“且泛桂水潮”、“桂水日千里”等句,均非实指。范诗中用这一词渲染了送别场面的温馨。送别诗,可以写送别时的情景、场面,以及当时人的心理活动,但范云只是用一句诗轻轻带过,遂转入天明登程的想象之中。郢州与荆州,古时均属楚地,故用“楚山”代之。启程的情景是晴空万里,天朗气清。这毕竟是少年人所写的诗,所以,他笔下的离别不是凄惨悲切,而是有一股清新流丽之气贯穿于内,显得轻盈洒脱。沈约《别范安成》诗中云:“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正是这种精神的写照。不过,中国人重视朋友(为五伦之一),重视友情,朋友的离别,总难免有些许的哀愁。“悲莫悲兮生离别,乐莫乐兮心相知。”故而下句以“秋风两乡怨”分写两地相思之怨愁,而以“秋月千里分”合写二人心灵之相通。谢庄《月赋》云:“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所写的正是地有千里之隔,明月人可共见之情。以上四句,前二句偏写景,后二句偏写情,所以转下去便偏写事。“寒枝宁共采”是对二人过去共同生活的回忆,“霜猿行独闻”则是对别后独自旅程寂寥的想象。诗中虽然没有正面写送别,但无论是偏于写景、写情或写事,都暗涉了离别。然而离别只是形体上的分隔,更重要的乃是精神上的合一。结束两句以极其肯定的语气写道:“扪萝正意我,折桂方思君。”“意”通“忆”。“扪萝”、“折桂”由上句“寒枝”引发而来,同时又暗与起句的“桂水”“楚山”相呼应。
这里牵涉到一句诗的异文。“扪萝正意我”中“正意”二字,一作“忽遗”,一作“勿遗”。“忽遗我”意思是:忽将我遗忘。前者似不符合沈约与范云间的感情,且与全诗情绪不一,后者表示的是一种希冀之情,虽然可通,但不如“正意我”所表达出的心心相印之情。另外,从范云诗的整体风格来看,也以“正意我”于文为胜。范诗的结句尤喜以彼我、今昔对写。如“迨君当歌日,及我倾樽时。”(《当对酒》)“尔拂后车尘,我事东皋粟。”(《饯谢文学离夜》)“待尔金闺北,予艺青门东。”(《答何秀才》)“海上昔自重,江上今如斯。”(《登三山》)“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别诗》)等等。而在这首诗中,也只有作“扪萝正意我”,才可与“折桂方思君”相对得最为工稳,也最能体现范云诗歌句法、结构的特色。
此诗在写法上是一句一转,但同样是“转”,如沈约的《别范安成诗》(沈德潜《古诗源》卷十二评为“句句转”),是层层递进式的转,而范云此诗则是句句回环式的转。这种回环式的结构、回环式的句法正是范云诗风的典型。所以钟嵘《诗品》曾评范云诗曰:“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正是抓住了其诗风格的整体特征。《送沈记室夜别》虽然是范云的早期作品,但也不难看出,这首诗已经奠定了范诗风格的基础。
此词抒发了作者病体初愈、徘徊香径时,悼惜春残花落、感伤年华流逝的惘怅和哀愁。
词的上片,情景交融,辞意凄婉。“病起恹恹”,即《青箱杂记》所说的“一日病起”,这句是实写作者当时的情况。由于生病,心绪愁闷,故见画堂乱正在凋谢的花枝,也好像更增添了几分憔悴。“画堂”句,不仅点出了暮春的节候特征,而且亦花亦人,花人兼写:“憔悴”,既是写凋谢的花,也是写老病的人;人因“病起恹恹”,而觉得花也憔悴;而花的凋谢也更增加了病人心理上的“恹恹”。“乱红”两句,紧承“画堂”句,进一步描绘物象,渲染气氛。有“画堂花谢”,即有“乱红飘砌”。“砌”应“画堂”,“乱红”应“花谢”,连环相扣,正是作者用笔缜密之处。“滴尽胭脂泪”,则情浓意切,极尽渲染之能事。“胭脂泪”,形象地描绘“乱红”的飘坠,赋予落花以伤感的人情,同时也包含了作者自己的伤感。
下片转入怀人念远。“惆怅”两句,写乱春人去,无人在花乱共醉,只有“惆怅”而已。“惆怅”之至,转而为“愁”,愁且“无际”,足见其怀人之深。最后两句,更以特出之笔,抒发此情。“武陵回睇”,即“回睇武陵”,由结句的“波空翠”看,作者当是由眼乱的“乱红飘砌”而联想到“落英缤纷”的武陵溪,而那里正是驻春藏人的好地方。但这里并非是实指,而是借以代指所怀念的人留连之地。不过,人在远方,虽凝睇翘首,终是怀而不见,望中徒有翠波而已。“空”字传神,极能表现作者那种怅惘、空虚的心情。
由落花而伤春,由伤春而怀人,暗寄时事身世之慨,全词闲笔婉妙,深情幽韵,若不能自胜。这种情调与政治舞台上刚毅英伟、喜怒不见于色的韩琦绝不相类。同样的情况,还有范仲淹、司马光等,皆一时名德重望,他们都写过艳丽的小词。其实,这倒是一种正常现象,如杨慎《词品》所说:“人非太上,未免有情。”唐韩偓《流年》诗有云:“雄豪亦有流年恨,况是离魂易黯然。”再者,这与词的发展特点有关。词之初起,便以抒情为上,《花间》之后,便形成了婉约的传统,韩琦生活的那个时代,词还没有突破这个传统。
此词为作者晚年回乡后所作。上片先写家乡南阜有小亭台,山花取次开放,婀娜多姿,因此邀请好友前开游赏,不要辜负大好春光。“多情”一词,道出了彼此间深厚的友谊。
“晴也须开,雨也须开”,表示了邀请之恳切。下片劝好友到开之后,可以开怀畅饮,随意踏青。若待天晴之后再开,则“人在天涯,春在天涯”,已经时过境迁了。全词通俗平易,流转自然。感情真挚,清新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