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黄琼书》是东汉大臣李固所写的一篇书信，为规劝其友黄琼识时应征，“辅政济民”而作。汉顺帝永建年间（126），屡次辞谢征召的黄琼又被朝廷征聘，当走到纶氏（今河南省登封县），忽称病不行。李固向来仰慕黄琼，遂写了这封催促他赶快来洛阳的信。文章先从立身处世着笔，劝导黄琼为人应介乎“隘”与“不恭”之间，指出若要“辅政济民”，当今正是时机，用以激励黄琼。接着用“峣峣者易缺”六句说明声望太高容易降低，名声过大实际才能就很难相称的道理。并以鲁阳樊君的行事，证实“峣峣者”的“易缺”，“皦皦者”的“易污”；又用胡元安等人的实例申说了“盛名之下”往往是“其实难副”，告诫黄琼要有自知之明。最后以恳请对方速赴洛阳任职，彻底洗刷“处士纯盗虚声”的愿望作结，点明写信的用意。全篇既有婉而讽的规劝，又有发人猛醒的鼓励。行文多用侧笔和假设猜测的语句，委婉曲折，动听感人。黄琼后来到洛阳任议郎，这封信起了推动的作用。
全书以自然段落明显地分为两段。前一段是敦促黄琼应征；后一段是表示对他寄以厚望。两段的意思虽都是为了劝黄琼出来为时局效力，但并非一味催逼；而且在劝勉中带有婉转的告诫。
第一段给黄琼摆出了两条出路：要么你彻底隐居，不问人事；要么你就必须在没有尧舜之君的“乱俗”中作辅政济世的志士。这段里隐隐地含着一点“激将法”：如果你要“拟迹巢、由”，本不该应征上路；既然上了路，说明你是动了用世之心的，就不该中道托病不进。不进，无非是对时局的混乱有所顾忌；而如果政治清明，天下大治，就不需要志士了，这样的敦促就要比一味催逼有鼓动力得多。
第二段的告诫意味更为浓厚。“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不仅是对已经征辟的那些人的评骘，而且也带有给予黄琼以激励和促其警惕的含义。说得直白一点，这段的意思就是，你如果是虚声盗名之士（当然李固认为黄琼并非这样的人，否则他就不写信敦促了），那末你不出来也罢；如果你要出来，就应该真正有所作为，以事实证明“名下无虚士”，为国家建功立业，以堵“俗论”之口。那时“纯盗虚声”的人太多了，李固虽久慕黄琼，但由于前此那些名实不副的名士的教训，在黄琼尚未有宏规远谟的表现以前，李固也不能不怀着惴惴不安的疑虑。因此，这一番历数以前征辟之士的不孚人望的事实，是他感触良深的真实心情的透露，既是一种隐约的告诫，仍然也带有“激将法”的味道，不过表达得曲折婉转而已。
此诗起首二句就幻化出一个仙女下山的浪漫飘渺的图像。神话传说中舜帝的两名妃子娥皇与女英正依傍了清风在飘飘降临。而九嶷山正是葬舜之处。这二行诗也自然让人想到《楚辞》里屈原的《九歌·湘夫人》中的二行诗句：“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二位仙子又从青山白云之间乘风而下了，她们为何而来？为情而来，为美丽的霞姑而来。
接着的二句写仙女的音容面貌，其中也植入了杨开慧烈士，诗人早年的妻子的美丽身影，天上人间神人合一，难以区分。斑竹上凝结了万千晶亮的泪珠，而红霞片片是仙女的衣裙，也象征及比喻为杨开慧的英灵。如唐代刘禹锡《潇湘神》一诗的“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一样，诗人毛泽东也在诗中借“斑竹一枝千滴泪”寄托他对杨开慧的绵绵哀思。这是一种多么深沉的永恒的相思啊！诗人对年轻时的爱侣刻骨铭心的相思，正形象地通过斑竹露珠般的泪花渐渐浸透出来。但英烈的牺牲是美好的，是绚丽的，她已幻化为万千红霞飘荡在祖国万里河山之上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从中固然可以看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但它却也表现了毛泽东对家乡人民克服困难的殷般期待，以及毛泽东藐视困难欲战而胜之的坚强意志。古代湖南盛产木芙蓉，五代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中有“秋风万里芙蓉国”之句，一般人认为这是毛泽东诗中“芙蓉国”的出典。但中有一首诗是：“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我以为，娴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毛泽东不会不想到它。
因此，“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两句诗，既寄寓了他的怀乡念旧之情，也表达了他对于家乡乃至整个中国的明天的展望。如前所述，这首诗是对古典诗歌中友情诗传统的创造性发展。正是因为古人写友情时视野毕竟有限，格局有的比较狭窄，常常限于个人的天地之间，如明代邢昉的“胸前千斛泪如澜，为不逢君未可弹。何日尽情拼一哭，两人相对却成欢”（《寄吴见未》），如明代顾起元的“与君相见倍相亲，忽漫分携更怆神。此夜高歌在燕市，不知肝胆向何人”（《送顾考敷南还》）等等，均是如此。而毛泽东的《答友人》与它们比较起来，不仅可见新旧之别，古今之异，而且可见毛泽东作品境界之高远。
毛泽东这首诗，在艺术上是巨细映衬、点面相形的典范之作。意笔与工笔，概括和精巧，粗犷与细腻，是艺术形象造型的两种不同的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尤其如此。擅长于思想辩证法的毛泽东，同样讲究艺术的辩证法。毛泽东的诗词包括这首七律，其艺术的总体风貌是继承宋代以苏、辛为代表的豪放派风格而作创造性的发展，诗的境界雄浑壮阔，往往神驰寰宇而目空今古。但是，从诗艺而言，一味豪壮，常常就会空无依傍，大而无当，等而下之的就会堕入凌厉叫嚣之途；一味工细，则容易流于琐屑平庸，天地狭窄，等而下之的就会流于晦涩苍白之境。只有大中取小、以小见大，才会大而不空，小而不仄，大小互补，相得益彰。因此，毛泽东既常以其如椽的健笔，挥洒出大的境界（大景），也注意以较为精细的笔墨点染出小的境界（小景）。唯其如此大小结合、巨细映衬，才能创造出豪气干云而情味绵邈的艺术整体。
此诗以明镜喻贤良，指宪宗弃绝的革新派人士；昏镜喻邪僻，指宪宗亲信的宦官佞臣；那个喜欢昏镜的陋容之人便指宪宗。
诗前引子记述制镜工匠谈投合人们爱憎好恶心理的生意经，揭示出一个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事实：人们挑选镜子，并不讲求镜子质量的优劣，而务在“求与己宜”——选择与自己容貌相宜者，明镜“不能隐芒杪之瑕，非美容不合”，故喜昏镜者十居其九，而喜明镜者十难有一。用这个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事实来比况君主用人，即是说君主用人，同人们挑选镜子一样，亦在“求与己宜”，因而，贤良之才不遇英明之君，便不合而遭弃置。用意在为革新派人士辩冤，说他们遭贬被杀，并不是他们真有什么罪，而在于宪宗不是英明之君，是宪宗的爱憎好恶所至。引子重在阐明明镜何以遭弃置，为革新派人士辩冤，诗则重在揭示昏镜何以受重视，讽刺宪宗君臣。诗的层次分明，语言简洁明快，意旨明白易了。
头二句写昏镜的制作材料和透明度差，徒有镜子之形而无镜子之实，揭示其丑陋本质。古时镜子以精铜磨制而成，“美金”即指精铜。“非美金”，是说镜子本要用“美金”——精铜制成，而昏镜则不然。“丧其晶”，是说制镜本要讲求晶莹明亮，透明度高，而“非美金”制成的昏镜则丧失了这个特征。二语仅用否定修辞手段，便构成美丑的强烈对比，造语简练之极而表现效果鲜明突出，颇为精妙。“漠然”，形容昏镜暗淡的样子。
三四句揭露喜欢昏镜的人的丑陋本质。“陋容”写其客观容貌丑陋，“自欺”写其主观心理丑陋：二陋合一，于是喜欢昏镜，说昏镜同明镜一样明亮。诗人非常注意表述的准确性和精练。喜爱昏镜的是陋容之人，但陋容之人并非都喜爱昏镜，仅是其中有“自欺”心理者喜爱，着一“多”字，即把这种区分和数量关系清楚地表现出来，并突出了其表现的重心——“自欺”，精练准确之至，相当考究。“他镜”，指“美金”制成的明镜。
五六七八句写昏镜使陋容之人的“自欺”心理得到充分满足：“瑕疵既不见”，隐瞒其陋，不见真容；于是“妍态随意生”，自以为美貌无瑕，称心如意；于是“一日四五照”，自我欣赏，自我陶醉；于是“自言美倾城”，自诩天下第一美人舍我莫属。这四句极尽幽默讽刺之能事，言词尖刻，意境生动，把陋容之人面对昏镜的“自欺”表演和得意心理描写得维妙维肖，讽刺得淋漓尽致。“随意生”三字新奇而意味深长，是诗人刻意所为的篇中传神之笔。
九十两句承前说，昏镜即使陋容之人的“自欺”心理得到充分满足，于是得到陋容之人的爱重：用绣花带子装饰它，用美玉匣子盛放它。以上十句咏昏镜，极力挖掘昏镜受爱重的原因，以揭露和讽刺喜爱昏镜的人。末两句概括题旨，暗示写作的目的。陋容之人喜昏镜而弃明镜，在于“适”与“非适”，“适”则受爱重，“非适”则被轻视，“非适乃为轻”，就二者言，概括出一篇主旨。“秦宫”，指明镜，传说秦始皇宫中有面方镜，能照见人的脏腑，辨别人心忠奸（见《西京杂记》卷三），这里用这个典故极写明镜贵重，并用反诘语气加以强调，把“适”与“非适”的题旨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两句写得感慨至深，孤愤之情溢于言表，颇能见出作者以明镜自比（包括革新人士）的寄托之意，与秦始皇爱宝镜的典故联系，暗示出作品的现实寓意——针对亲信宦官佞臣而迫害革新人士的唐宪宗而发。又唐太宗曾论魏征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刘禹锡这首诗的立意显然受此启发。太宗曾为秦王，用“秦宫”颇切太宗此事，是双关语（刘禹锡长于此道），谴责宪宗不肖，喜昏弃明，违背祖训，实是妙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