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是李白公元760年(唐肃宗上元元年)滞留江夏时所作的一首自传体长诗(按此诗作年,王谱、詹谱、王增谱、安谱、郁本、安本作公元759年,黄谱、裴谱作公元760年)。诗人因受永王之败的牵连,被流放至夜郎,中途获上赦宥。此诗是在他被赦免后所作。在这个时候与韦良宰这样一个老朋友相见,李白的感慨当然是很深的。其中最强烈的莫过于他已由旧日的御前歌手沦为一个流犯,而对方已由一介平凡的知县成为名镇一方的主座了。其中一个首要缘由就是韦良宰在骚动变乱中作出了与李白不同的选择。面对老友,李白除了叙及他们的交往始末,着意向他诉说了本身的不幸与委屈,还告诉老朋友骚动变乱前自己北上幽州就是为了探察安禄山的虚实。这如同下面诠释入永王幕的缘故一样,也是为了消除老朋友的误会,表明自身在政治态度上的清白。
这是诗人写的最长一首抒情诗,诗人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同韦良宰的交往为中心,尽情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感慨。其中如“十月到幽州”之句所产生的歧义,作为一个大诗人,他不可能感觉不到这一点。对于此只能作一种解释,这是诗人在事后有意造出的一种恍惚语境。他知道这首诗不只是写给这一个老朋友看的,他是有意向世人明示自己在乱世中的态度与先见之明。
此诗流传最广的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两句。其意思是,像那刚出清水的芙蓉花,质朴明媚,毫无雕琢装饰,喻指文学作品要像芙蓉出水那样自然清新。雕饰:指文章雕琢。这两句诗赞美韦太守的文章自然清新,也表示了李白自己对诗歌的见解,主张纯美自然——这是李白推崇追求的文章风格,反对装饰雕琢。李白自己的作品也正是如此,后人经常引用这两句评价李白的作品。
拟古,就是摹拟古诗之意。但事实上这组诗并无摹拟之迹,完全是诗人自抒怀抱。从内容来看,这组诗大多为忧国伤时、寄托感慨之作,其中多有托古讽今、隐晦曲折之辞。
第一首诗采取拟人的手法,借对远行游子负约未归的怨恨,感慨世人结交不重信义,违背誓约,轻易初心。
第二首诗托言远访高士田子泰的故乡,对高尚节义之士深表敬仰,对世间不顾节义而趋炎附势、争名逐利之人表示了厌恶。
第三首诗以春燕返巢托兴,表现诗人不因贫穷而改变隐居的素志,同时也寓有对晋室为刘宋所取代而产生的愤慨。
第四首诗写由登楼远眺而引起的感慨沉思。江山满目,茫茫无限,历史沧桑,古今之变,尤显人生一世,何其短暂!曾经在这片土地上追逐功名利禄的古人,早已身死魂灭,只剩下荒坟一片,实在可怜可伤。从而抒发了诗人不慕荣华富贵、坚持隐居守节的志向与情怀。
第五首诗托言东方隐士,实则是诗人自咏,借以表示自己平生固穷守节的意志。
第六首诗以谷中青松自喻,表现坚贞不渝的意志。尽管诗中流露出犹豫彷徨的矛盾复杂心理,但仍决意不为流言所惑,不受世俗之欺,所以写诗以明志。
第七首诗以比兴手法,感叹欢娱夜短、韶华易逝的悲哀,表现了诗人自伤迟暮的情绪。
第八首诗表现诗人少年时期的理想,壮年时期的情怀,抒发了知音难觅的愤激之情。
第九首诗以桑树喻晋,晋恭帝为刘裕所立,犹如“种桑长江边”。恭帝之初立已操控在刘裕掌中,根基不牢自取灭亡。“今日复何悔”,诗人痛惜之情可见。
总体而言,陶渊明的《拟古九首》写的都是在朝代、人世改变时的各种现象以及诗人内心的思量和反省。全诗感情低回缠绵,语言曲折宛转。这几首诗题为“拟古”,从中可看到《古诗十九首》、汉乐府、汉魏晋五言诗的痕迹,像第一首的简洁叙事方式、第二首的一问一答、第三首的以气象作兴比及物候作比,以及轻浅的词语、叠词等等。之所以用拟古作题,主要是时当晋宋易代,很多的感触及激荡的情绪,可以通过较隐晦的方式表达出来。
这首诗中表现出诗人傲岸的性格,坚强的意志,嶙峋的风骨。首联写登上高楼,于云烟弥漫之中追怀历史、遥想古人,借古伤今,气氛凝重。中间两联回到现实,写眼前所见所闻,这两联视野开阔,人与物浑融无问。诗人把个人独特的精神气质寓于精炼的景物描写之中:颔联写霜后“争出”的峭拔山峰和凌霜盛开的菊花,表现出作者不畏政治风霜的嶙峋风骨;颈联则以“解带西风”的举止和暮色中挺立的青松,透射出自己从容面对政治风雨的那份潇洒和从容。尾联遥想冬日重游,气象恢宏,群山银妆素裹冰清玉洁之态,仍是以景物暗喻人品。诗写得神完气足,潇洒道劲,景物描写形象鲜明而意味深长。
作者登上此楼,站立楼头,纵目四望,滁州城外群山环绕,云雾从山中腾涌而出,将滁州城重重缭绕起来,使整座城池如在仙界一样。
李德裕对嵩洛感情深厚,视之为第二故乡。他是一代英才,功业赫然,却不幸遭遇朋党之祸,先是被贬滁州,最终客死海南。他在滁州时建造了这座楼,而且给它取名为怀嵩楼,就是为了表达对嵩洛的深深怀念。欧阳修年轻时也曾在洛阳做官,常与朋友们畅游嵩洛一带名山大川。后来他也常常想起这段壮游,对嵩洛怀有极深的感情。造化弄人啊,没想到两百年之后,命运把他与李德裕联系在了一起,二人命运遭际竟然如此相似。他也被人指控与范仲淹等人结为朋党祸乱朝政,也被贬滁州。此时此刻,在这怀嵩楼上,引发了他怀人追往的感慨。
从内容看,首联写滁州城云遮雾绕,虽然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但重重的云烟却也叫人艰于呼吸。“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诗人不禁感慨万端。感慨之后,不由想起和自己有着相似经历和命运的李德裕。
颔联写得最妙,秋风瑟瑟,“无边落木萧萧下”,可群山却争相露峥嵘,大自然的勃勃生机是谁也扼杀不了的。面对“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的野菊花,即使没有陶渊明那样闲情逸致,不妨对菊举杯,来个“萧疏篱畔科头坐,清冷香中抱膝吟”。
颈联写诗人面对凛冽的西风,解带披襟而笑纳之;耳闻悲鸣的画角,却无“城上斜阳画角哀”之凄凉。红日西坠,倚着栏杆,“君不见拂云百丈青松柯,纵使秋风无奈何!”诗人突然吟起沈约的《寒松》:“梢耸振寒声,青葱标募色。疏叶望岭齐,乔干临云直。”
尾联和林逋的《孤山寺端上人房写望》出于同一机杼,但有更深一层的含义。“秋风秋雨愁杀人”,这算不了什么,哪怕是“雪压冬云百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的数九寒冬也吓不倒,诗人还要邀上几个肝胆相照的朋友,再来怀嵩楼,看“积雪浮云端”,看“琼树似新裁”,这才叫做“如今好上高楼望,盖尽人间恶路歧!”“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
从艺术特点看,这首诗的好处,不止境界高远,风格遒上;即以写景而论,同样是自然流畅而又层次分明的。全诗以“感”宇入题,以“兴”字结穴。“云烟”是俯瞰负郭之景,“霜林”是平视远处之景;“野菊”写楼下景物,“解带西风”写楼上风光。“斜日青松”是“倚栏”所见;踏雪看山是登临所想。前六句写所见所感,是实写;后两句设想来朝风物,是虚写。摄景的角度不断变换,或俯或仰,时远时近,有实有虚,描绘了开阔深远的画面,画幅中凝聚着傲岸昂扬的精神。陆游与欧阳修一样,有似火肝肠,如山意志。
“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自古创来,以“别”为题的作品,多有悲凄缠绵之作,常囿于个人感情圈子之内,而司马光的这首送别诗,却能俯瞰九州,追溯千古,将历史、现实、希望结合起来,以诗的美启迪友人的沉思,用历史的光辉烛照前进的道路,感情深挚而不浮露,境界高人一着。
富顺在四川南部,与云南近邻。古代,包括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的广大地区,《史记》、《汉书》称为“西南夷”;《三国志》、《华阳国志》称为“南中”。历代王朝很早就注意到这一带地方的开发,秦代李冰、常頞,先后修筑从四川通往云南的路,长约二千余里,宽约五尺,史称“五尺道”(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还在西南地区设置官吏。汉代承秦制,继续派唐蒙等“凿石开阁”,修筑官路,直达建宁(今云南曲靖);汉武帝时,兵临云南,滇王降汉,汉武帝仍命其为“长帅”,赐“滇王”印,先后置益州、越嶲、牂牁、犍为等郡,西南地区自此有了全国统一的行政建制;汉王朝还实行移民屯田,内地的先进耕作技术渐传边疆。首联以简练的笔墨概括了这些史实。
在注意加强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联系的同时,一些有见识的官员,还注意边疆文化的提高和民族的团结。西汉的文翁在汉景帝末期任蜀郡太守,在成都设立学校,入学得免徭役,一时“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华阳国志·南中志》)。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对南中大姓的叛乱,并不单纯以武力征服,而是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对其首领孟获“七擒七纵”,使其心诚悦服。诸葛亮还吸收一部分民族上层人物为其“属官”,参与蜀国中央政权。结果,南中安定,无复后顾之忧。诸葛亮南征,恩威兼施,然而教化尚未顾及。“欲使”二句即于此着眼。二句一气直下,意谓朝廷欲将文翁的教化施于南中孟获之辈,使之发展成为文明之域。
南中地区,古人多视为蛮荒之地,其实,这里物产丰饶,民风淳朴,蜀锦、桐华布、筇竹杖,远在西汉就已销售国外,风味饮食亦多,蒟酱就是其中之一。蒟酱,一作“枸酱”。一说是,一种胡椒科植物做的酱,味辛辣(《史记·西南夷列传·索隐》);另一说是鸡棕酱,蒟、鸡同音,为内地人误记(尹艺《鸡棕油》)。鸡棕本是一种香菌,向来被视为“山珍”。明代谢肇淛《滇略·产》说:“鸡棕,……土人盐而脯之,熬液为油,以代酱豉。”南中蒟酱,汉代就已销往邻近地区。南中民间歌舞丰富优美,巴渝间流传的《竹枝词》就是其中的代表,它含思婉转,色彩明丽,唱时以鼓笛伴奏,同时起舞。唐代刘禹锡曾据以改作新词,脍炙人口。“盘馐”二句即选取这两件有代表性的事物,说明了南中风物之美。
尾联二句,诗人劝友人在途中开怀畅饮,切莫频起乡思之情。言外之意是,南中之事大有可为,不可因忧思而自伤心神。司马光毕竟是政治家,颇有眼光。诗中所发的主张是针对唐宋以来的弊端而发的。唐代天宝年间(742—756),杨国忠等贪边功以邀宠,对南诏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进攻,结果全军覆没,自此西南兵戈不息(见《新唐书·南诏传》、《旧唐书·南诏传》);宋太祖赵匡胤则“挥玉斧”,把大渡河以南之地划出疆界(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使继南诏而起的大理国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受到阻碍。司马光对友人的谆谆嘱咐,表现了他对西南地区的深切关注。
此诗虽偏于议论,不铺陈文采,也不刻意求工,然而在质朴的语句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而且感情诚挚,含意深远,在宋人五律中属于佳作。这与诗人“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的敦朴性格也是一致的。
这是韩偓晚年寓居南安之作,与《安贫》表现同一索寞情怀,而写法上大不相同。《安贫》直抒胸臆,感慨万端;此篇则融情入景,兴寄深微。
春尽,顾名思义是抒写春天消逝的感慨。韩偓的一生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变故,晚年寄身异乡,亲朋息迹。家国沦亡之痛,年华迟暮之悲,孤身独处之苦,有志难骋之愤,不时袭上心头,又面临着大好春光的逝去,内心的抑郁烦闷自不待言。郁闷无从排遣,唯有借酒浇愁而已。诗篇一上来,就抓住醉酒这个行为来突出“惜春”之情。不光是醉,而且是连日沉醉,醉得昏昏然,甚且醉后还要继续喝酒,以致衣服上溅满了斑斑酒痕。这样反复渲染一个“醉”字,就把作者悼惜春光的哀痛心情揭示出来了。
颔联转入写景。涓细的水流载着落花漂浮而去,片断的云彩随风吹洒下一阵雨点。这正是南方暮春时节具有典型特征的景象,作者把它细致地描画出来,逼真地传达了那种春天正在逝去的气氛。不仅如此,在这一幅景物画面中,诗人还自然地融入了自己的身世之感。那漂浮于水面的落花,那随风带雨的片云,漂泊无定,无所归依,正是诗人自身沦落无告的象征。扩大开来看,流水落花,天上人间,一片大好春光就此断送,也可以看作诗人深心眷念的唐王朝终于被埋葬的表征。诗句中接连使用“细”、“浮”、“别”、“断”、“孤”这类字眼,更增添了景物的凄清色彩,烘托了诗人的悲凉情绪。这种把物境、心境与身境三者结合起来抒写,达到融和一体、情味隽永的效果,正是韩偓诗歌写景抒情的显著特色。
颈联再由写景转入抒情。为什么要说“人闲易有芳时恨”,大凡人在忙碌的时候,是不很注意时令变化的;愈是闲空,就愈容易敏感到季节的转换,鸟啼花落,处处都能触动愁怀。所以这里着力点出一个“闲”字,在刻画心理上是很精微的。再深一层看,这个“闲”字上还寄托了作者极深的感慨。春光消去,固然可恨,尤可痛心的是春光竟然在人的闲散之中白白流过,令人眼瞪瞪望着它逝去而无力挽回。这正是诗人自己面临家国之变而不能有所作为的沉痛告白。下联“地迥难招自古魂”,则把自己的愁思再转进一层。诗人为惜春而寄恨无穷,因想到:如有亲交故旧,往来相过,互诉心曲,也可稍得慰藉,怎奈孤身僻处闽南,不但见不到熟悉的今人,连古人的精灵也招请不来,更叫人寂寞难堪。当然,这种寂寥之感虽托之于“地迥”,根本上还在于缺乏知音。“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韩偓此时的孤愤心情,同当年的陈子昂确有某种相通之处。
七、八句抛开议论事理,转入抒情。借流莺相顾、春愁略解,含蓄地表达了对“春尽”的感伤和悲叹之情。诗人在这里虽然没有具体写自己是如何苦闷,表面上冲淡了全诗的悲剧色调,但其无限苦闷之情却形象地表现出来。
这首诗有叙述,有描写,有议论,三者紧密结合是其主要特点。这首诗描写景物具体形象,“细水浮花归别洞,断云含雨入孤村”这些诗句,真实地描绘出春天雨前农村的美景,有很大的艺术魅力。这首诗语言流畅优美,对仗工整。通篇扣住“春尽”抒述情怀,由惜春引出身世之感、家国之悲,一层深一层地加以抒发,而又自始至终不离开春尽时的环境景物,即景即情,浑然无迹,这就是诗篇沉挚动人的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