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当是公元753年（天宝十二年）春所作，讽刺杨国忠兄妹骄奢淫逸。首二句提纲，“态浓”一段写丽人的姿态服饰之美，“就中”二句点出主角，“紫驼”一段写宴乐之奢侈，“后来”一段写杨国忠的气焰和无耻。整首诗不空发议论，只是尽情揭露事实，语极铺张，而讽意自见，是一首绝妙的讽刺诗。《杜诗详注》云：“此诗刺诸杨游宴曲江之事。……本写秦、虢冶容，乃概言丽人以隐括之，此诗家含蓄得体处”。《读杜心解》曰：“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概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
全诗通过描写杨氏兄妹曲江春游的情景，揭露了统治者荒淫腐朽作威作福的丑态，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夕的社会现实。诗分三段，先泛写游春仕女的体态之美和服饰之盛，引出主角杨氏姐妹的娇艳姿色。次写宴饮的豪华及所得的宠幸。最后写杨国忠的骄横。全诗场面宏大，鲜艳富丽，笔调细腻生动，同时又含蓄不露，诗中无一断语处，却能使人品出言外之意。
语极铺排，富丽华美中蕴含清刚之气。虽然不见讽刺的语言，但在维妙维肖的描摹中，隐含犀利的匕首，讥讽入木三分。
本诗约作于天宝十二年（753），时值杨国忠任右相不久。诗作对杨家兄妹骄纵荒淫的生活和狂妄嚣张的气焰进行了有力鞭挞，也从侧面揭露出当时君王昏庸、朝廷腐败的社会现实。诗开篇即点出时间——三月三日。诗人用细腻的笔法、富丽的词采，描画出一群体态娴雅、姿色优美的丽人。接着又言其服饰之华丽和头饰之精美，所有这些无不显示出丽人们身份的高贵。“就中云幕椒房亲”等十句，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丽人中的虢、秦、韩三夫人。据《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杨贵妃的大姐封韩国夫人，三姐封虢国夫人，八姐封秦国夫人。每逢出门游玩，她们各家自成一队，侍女们穿着颜色统一的衣服，远远看去就像云锦粲霞；车马仆从多得足以堵塞道路，场面甚为壮观。诗人对三位夫人宴饮的奢华场面描写得尤为细腻。她们在云帐里面摆设酒宴，“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用色泽鲜艳的铜釜和水晶圆盘盛佳肴美馔，写出了杨氏姐妹生活的豪华奢侈。然而，面对如此名贵的山珍海味，三位夫人却手捏犀牛角做的筷子，迟迟不夹菜，因为这些东西她们早就吃腻了，足见其骄矜之气。可怜了那些手拿鸾刀精切细作的厨师们，真是白忙活了一场。内廷的太监们看到这种情形后，立即策马回宫报信，不一会儿，天子的御厨房就络绎不绝地送来各种山珍海味。六句主要写杨国忠权势煊赫、意气骄恣之态。他旁若无人地来到轩门才下马，大模大样地步入锦毯铺地的帐篷去会虢国夫人。他外凭右相之尊，内恃贵妃之宠，在朝中独揽大权，阻塞言路，使朝政变得十分昏暗。“杨花雪落覆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句，诗人借曲江江边的秀美景色，并巧用北魏胡太后私通大臣杨华的故事以及青鸟传书的典故，揭露了杨国忠与虢国夫人淫乱的无耻行径。北魏胡太后曾威逼杨华与己私通，杨华害怕惹祸上身，后来投降梁朝，胡太后为表达对他的思念，特作《杨白花》一词。“青鸟”一词最早见于《山海经》，是神话中的一种鸟，传说是西王母的使者。据说，西王母在见到汉武帝之前，先看到青鸟飞集于殿前。后来，“青鸟”被视为男女之间的信使，在这首诗中指的是为杨国忠传递消息的人。
在诗的最后两句中，诗人终于将主题点出，但依然不直接议论，而是温和地劝说旁人：千万不要走近他们，否则丞相发怒后果就严重了，这样的结尾可谓绵里藏针，看似含蓄，实则尖锐，讽刺幽默而又辛辣。
诗开始四句，诗人概写了当时的战局。“胡风”即北风，这里暗指安史叛军的嚣张气焰，因安史都是胡人。当时安史军正盘据鲁阳（今河南鲁山），一个“拥”字，既见到叛军的嚣张，又见到乱军乌合之状，同时，也表达了诗人的憎恶之情。“照海雪”，可见吴兵军容严整，威风凛凛的气势。然而，当时的唐军实在不会有这样的士气，这不过是诗人的一种主观愿望。“西讨何时还”，乍看有些突兀，使人气馁，但却真实地道出了当时的战局形势和诗人对此难以隐藏的忧虑，暗示出未来的牺牲是巨大的。这一感情上的转折正是下文的引出和过渡。
以下八句里，诗人把满腹的哀怨和悲苦都倾注在别离场景的抒写上，这是诗人感情的一个方面。“半渡”二字说明有的征人已登船启航，还有不少征人仍在岸上依依不舍地与家人做最后的诀别。征人们一步一回头，一步一哀伤的惨痛情景感天动地，使得天地昏黄，惨淡无光。母子别离最动情，最伤感，况且母已老，读者如同见到这位白发苍苍，泪眼龙钟的老人家，拄着拐杖颤颤微微，执手牵衣地送子远征，她深知子一去，难生还，所以她“呼天野草间”，匍匐在草地上，向上天控诉着人间的种种不平，向大地哭诉着自己命运的悲苦。然而，此时，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老人家的晚年恐怕无以为生。母子分离最典型，那些夫妻和兄弟之间的别离也是这样。读者似乎听到野草间震天的哭声，如同见到那双双泪眼在做最后的远远一望。征人们已上船，他们所骑之马围着旌旗悲哀嘶鸣，好像它们也知留恋故土。马犹如此，人何以堪。表面上在写马，实际上是对上面写人场面的有力衬托和补充。“白杨秋月苦，早落豫章山”，以白杨叶落进一步渲染了上面已经很悲苦的气氛。这一层的写作顺序是先写人，再写马，后写树，表面上步步退，实际上收到了步步深入的效果，构成一幅目不忍睹的悲惨画面，奏出一曲耳不忍闻的凄凉乐章，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诗人对苦难中的人民深切的同情。
下面六句表达了诗人感情的另一面：即对多灾多难的祖国赤诚之心和深情的爱恋。诗人转换为征人自述的形式，表现出征兵们慷慨壮烈，为国平叛不畏牺牲的英雄气概。这个新征的士兵显然不是诗人理想中的抗敌英雄，他生于盛世，是个不习弓矢的下层农民。从这一现象既可知兵员的匮缺，又可见诗人对现实的不满，还表达出了人民毅然从军平叛的热切心情和巨大的承受力。这些只懂农事耕耘的士兵有着强烈的为国献身精神，他们“岂惜战斗死，为君扫凶顽？”这激越的誓言出自征人之口，也表达了诗人的强烈的爱国激情。这些征人虽武艺不强，但他们勇于为国捐驱的精诚之心定能感化顽石，像汉代飞将军李广那样箭入石中。这样的军队不怕任何艰难牺牲，定能为国平叛，为民立功。当然，这些慷慨之词只是诗人的良好愿望和对这些应征子弟的勉励。
最后四句总括全诗。“楼船若鲸飞，波荡落星湾。”遥应“吴兵照海雪”句，写出了唐军的威武雄壮，同时又笼括第三层六句，唐军船队满载着士兵和他们的豪情壮志，浩浩荡荡直奔落星湾（今鄱阳湖西北），再入长江而去。“此曲不可奏，三军发成斑。”诗人一转慷慨豪壮的格调，全诗在凄惨、悲凉的气氛中结束。这二句遥应“西征何时还”句，笼括第二层八句。诗人又回到了现实中伤心别离的场面。《豫章行》古曲专写别离之苦，此时不可再奏这样的曲子了，不然士兵们定会更加触动思乡之情，在悲苦欲绝中鬓发皆白。
总括全诗，人们突出地感到诗人矛盾的心理。他一方面对战乱给百姓造成的苦难深表同情，一洒忧民之泪；另一方面他又鼓励征人顾全大局，支持平叛战争，大抒忧国之情。这种极其痛苦的矛盾心情构成了全诗凄惨与慷慨，沉痛与激昂交织在一起的格调，这与杜甫“三吏”、“三别”的忧国忧民的情调极其相似。与这种格调相配合，这首诗形成了抑扬顿挫的结构特点。中间十四句先抑后扬，最后四句先扬后抑，以抑煞尾，这种错落有致的结构与诗人的情绪吻合在一起。
李白是一位以抒情见长的浪漫主义诗人。他把大千世界的风貌和纷杂社会的现实熔铸在他所抒发的主观感情世界中，这是李白诗反映现实的主要方法和特征。然而，李白诗的风格是多彩的，绝非仅限于此。在他的诗歌中确有一部分像《豫章行》这样直接反映现实，评论现实的不朽之作，尤其是晚年，他目睹了安史之乱，并身陷圄，境况大不如前。此时，他对现实社会有了更真切、更冷静的认识，于是，他的作品便从对自己身世的忧愤转为对国事与民生的深深忧虑。这一时期，李白写下了许多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作。像《豫章行》这样的现实主义杰作甚至可以和杜甫的现实主义名作相媲美。
李白身在豫章写《豫章行》十分巧妙。《豫章行》古辞专写别离之苦，后人利用这一古辞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李白《豫章行》，就内容来说，同样也写别离之苦，就形式来说，也有一些与古辞相吻合的句子，但是，李白却冲破了前人“皆伤离别，言寿短景驰，容华不久”（见《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的狭小天地，赋于诗歌充实的社会内容，写出了如此深刻的现实主义杰作。无论是在思想内容的深度上，还是在表现力的厚度上都超过了前人所有的《豫章行》。这正是对汉魏以来“借古乐写时事”（沈德潜《古诗源》卷五）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对于以浪漫主义著称的伟大诗人李白来说，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旧时有蜀国国王化身杜鹃悲啼的传说。这可能是前人因为听得杜鹃鸣声凄苦，臆想出来的故事。此篇咏写子规，就从这个故事落笔，设想杜鹃鸟离去繁华的国土，年复一年地四处飘荡。这个悲剧性的经历，正为下面抒写悲慨之情作了铺垫。
由于哀啼声切，加上鸟嘴呈现红色，旧时又有杜鹃泣血的传闻。诗人借取这个传闻发挥想象，把原野上的红花说成杜鹃口中的鲜血染成，使用了夸张的手法，增强了形象的感染力。可是，这样悲鸣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故国春来，依然是一片草木荣生，青葱拂郁，含烟吐雾，丝毫也不因子规的伤心而减损其生机。“草似烟”是运用了比喻的修辞，形象生动。这里借春草作反衬，把它们欣欣自如的神态视为对子规啼叫漠然无情的表现，想象之奇特，更胜过前面的泣花成血。第二联中，“他山”与“旧苑”对举，一热一冷，映照鲜明，更突出了杜鹃鸟孤身飘荡、哀告无门的悲惨命运。
后半篇继续多方面地展开对子规啼声的描绘。不同的地方，持续的鸣叫，它就是这样不停地悲啼，不停地倾诉自己内心的伤痛，从晴日至阴雨，从夜晚到天明。这一声声哀厉而又执著的呼叫，在江边日暮时分传入船上行人耳中，不能不触动人们的旅思乡愁和各种不堪回忆的往事，叫人黯然魂消、伤心欲泣。
从诗篇末尾的“湘江”看，这首诗写在今湖南一带。作者罢官，流寓荆南，这首诗反映了他仕途失意而又远离故乡的痛苦心情。诗歌借咏物托意，通篇扣住杜鹃鸟啼声凄切这一特点，反复着墨渲染，但又不陷于单调、死板地勾形摹状，而能将所咏对象融入多样化的情景与联想中，正写侧写、虚笔实笔巧妙地结合使用，达到“状物而得其神”的艺术效果。这是对写作咏物诗的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