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南方有一种名叫“蒙鸠”的鸟,用羽毛编制自己的巢穴,再用毛发编织将巢穴系在嫩芦苇茎上,结果风一吹芦苇的穗就折断了,巢穴也坠落了,鸟蛋全部摔烂。不是窝没编好,而是不该系在芦苇上面。
注释
以:用。
为:作为。
发:毛发。
之:代词,指羽毛编制的窝。
苕:芦苇的穗。
折:断,弄断。
非:并非。
然:表原因。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况,字卿(一说时人相尊而号为卿),战国末期赵国人 ,两汉时因避汉宣帝询名讳称“孙卿”,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先秦时代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荀子曾三次担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两度出任楚兰陵令。晚年蛰居兰陵县著书立说,收徒授业,终老于斯,被称为“后圣”。荀子批判地接受并创造性地发展了儒家正统的思想和理论,主张“礼法并施”;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反对鬼神迷信;提出性恶论,重视习俗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并强调学以致用;思想集中反映在《荀子》一书中。荀子总结百家争鸣的理论成果和自己的学术思想,创立了先秦时期完备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他的思想在以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发展中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影响。 ▶ 8篇诗文
“共有樽中好,言寻谷口来。”首联是介绍过郑斋的缘起。诗人说:我和郑七都有饮酒的爱好,所以来找他。隐居与饮酒几乎是不可分离的,它是隐士们高雅、旷达情怀的表现。可见,诗中的言外之意,是说郑七有隐者的高洁胸怀,诗人对他十分倾慕,引为同调,因此才去拜访他。“言寻谷口来”一句,用典故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用典十分贴切,一个“寻”字,也透露了山斋的幽深。两句诗看似平常,却有深刻的义蕴,不仅曲折地交待了郑七的身份和思想情操,也婉转地点出了过山斋的原因和二人深厚的友情。接着诗人以极大的兴趣,用工细的笔墨,在中间两联描绘山斋内外的景色,展现出一幅优美的山居夏图。
“薜萝山径入,荷芰水亭开。”上一句说,在通往郑七山斋的曲折的山路上,长满了茂盛的薜荔和女萝,隐隐传达出山斋的幽深和清静。接着是进入山斋后的景象:在水亭周围的水池中,一望无际的荷、菱开放出纯洁清丽的花朵,在微风中散发着清香。“山径”是崎岖的,而水池却是开阔的,从狭窄山路中穿行而至来到山斋后,诗人顿觉豁然开朗,诗中“入”字和“开”字,不仅实指了诗人的行动,也透露出心情的变化。接着,在“日气含残雨,云阴送晚雷”一联中,诗人又把笔触从平面的描写转向立体的空间:在那荷、菱盛开的水池上,雨后初晴,空中铺下明朗的阳光,照在残留的雨水上,蒸气冉冉升腾;到傍晚,天气渐渐转阴了,天边又传来隐隐的雷声。其中“日”、“雨”、“阴”几个字,暗示着天气变化很快。诗人来之前,刚下过雨(“含残雨”),而到达时天气才放晴,傍晚又转阴,并且传来隆隆的雷声,又要下雨了。这正是深山中特有的天气,诗人用天气变化之快,烘托山斋的既幽且深,既是实写,也有助于诗歌意境的表现。同时在“日”、“晚”二字中,也包含着时间的推移,暗示了诗人在山斋中逗留的时间。通过这一联的描写,充分渲染了山斋的幽静景色,地上风物和空中景象融为一体,在静谧中包含变化,在幽深中充满生机。诗人形象的描写,使山斋风光充满着感人的魅力,令人心驰神往。中间两联,似乎全是写景。其实,主人的酒盛情款待,席间杯觥交错的欢乐气氛,全都隐藏在字里行间中。
“洛阳钟鼓至,车马系迟回”,与天边隆隆的雷声相应和,洛阳城里报暮的钟、鼓之声也清晰地传来,诗人该回程了,但车马仍然拴着,迟迟没有起程。诗到这里戛然而止,却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余韵,在迟迟未回中,既包含着诗人对山斋风光的倾心爱慕、流连忘返,同时也表现出主人的深情厚谊。在这悠远的余韵中,诗歌产生了动人心弦的艺术力量。
这首《夏日过郑七山斋》,是杜审言五律中的成功之作。不仅在文字、结构、意境等方面取得了成功,在诗歌的声律上,对仗工稳,音韵协调,整体匀称,也表现出纯熟的技巧。
倚天绝壁,直下江千尺。天际两蛾凝黛,愁与恨,几时极? 怒两风正急,酒醒闻塞笛。试问谪仙何处?青山外,远烟碧。
该词为登蛾眉亭远望,因景生情而作。风格豪放,气魄恢宏。
蛾眉亭,在当涂县(今安徽境),傍牛渚山而立,因前有东梁山,西梁山夹江对峙和蛾眉而得名。牛渚山,又名牛渚圻,面临长江,山势险要,其北部突入江中名采石矶,为古时大江南北重要津渡、军家必争之地。蛾眉亭便建在采石矶上。
上阕以写景为主,情因景生。“倚天绝壁,直下江千尺”起句突兀,险景天成:登上蛾眉亭凭栏望远,只见牛渚山峭壁如削、倚天而立,上有飞瀑千尺悬空奔流,泻入滔滔长江。词人见奇景而顿生豪情,“天际两蛾凝黛,愁与恨,几时极”,前句是说:那江天之外两座夹江而立的远山,宛如美人刚刚用黛石涂过的两抹弯弯的蛾眉。“凝”,谓凝止、聚积;在这里则指蛾眉凝愁;这便引出下面的句子“愁与恨,几时极”来,“极”谓极尽、完了:那眉梢眉尖凝聚不解的愁与恨,到什么时候才能消散?这里运用了拟人化与比喻相结合的手法,,说的是蛾眉含愁带恨,其实发泄的却是词人内心的忧国忧民的愁苦。词人生于宋、金交兵、战火遍地的动乱年代,身为南宋官员,面对半壁大好河山已陷金人之手、南宋王朝偏安江南一隅的情景,他所愁所恨的应是对恢复版图、统一旧时河山的希冀一次次的破灭与继续企求。
下阕以抒情为主,情与景融。“怒两风正急,酒醒闻塞笛”是写:波涛汹涌的江水正卷起连天怒两,浪高风急;酒意初退,耳畔便仿佛响起如怨如诉、不绝如缕的塞外悲笛。“塞笛”,自然是边塞亦即“塞外”的笛音;古人以长城为塞,“塞外”则指今长城以外亦即我北部边疆地区,它常与“江南”相对仗使用。身在南国的词人所听到的“塞笛”,只能是因为日夜将收复失地萦绕心头而形成的一种幻觉,在写作技巧上则是使用了跨越空间、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大胆联想,这使豪气之中多少带进了一丝苍凉。当然,“塞笛”也可指实边防军队里吹奏的笛声,因为那时的采石矶就是南宋与金国交界的军事重镇,史载:绍兴三十一年(1161),宋将虞允文曾大败金兵于此地。但诗词贵虚不贵实,若作前者理解,更增加些促人深思的、奇异的色彩。接下来词人又迅速将驰骋的想象拉回到眼前,这里正是唐代大诗人李白晚年颠沛、依傍从叔当涂县令李阳冰生活的地方,采石矶一带正是诗人醉后入水、欲捕明月而葬身的地方。“试问谪仙何处?青山外,远烟碧”中,前句是说:试问到哪里去才能追寻到谪仙人李白的踪迹?作者对着茫茫江水,呼唤寻找着前朝那位狂放不羁、才华横溢的伟大诗人。此时此地,此景此情,这寻找、这呼唤,既是对所倾心仰慕的诗人的凭吊(据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公墓志》记载,李白墓在当涂东南之青山北麓),却也可理解为词人在积极地为苦闷心情寻找寄托,希望自身也具有旷达、豪迈如李白般的性格。结句“青山外,远烟碧”意境开阔,它不仅对前面之问句作了答复,而且是词人对愁与恨交错缠绕所作的奋力摆脱:那万重青山外,千里烟波的尽头、郁郁葱葱的地方,当更有令人神驰的景物。
作者写这首诗时,来到黄州已两年了,乌台诗案的骇浪已成往事,诗人“本州安置”的困境却无法摆脱。《初到黄州》就自找乐趣:“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后又自寻精神寄托,手抄《金刚经》,又筑南堂,开垦东坡;得郡守徐猷庇护,访游近地,与渔樵相处。至黄州后续有新交,诗酒唱和。诗题中的“潘、郭二生”,即在黄州朝夕相处的潘丙、郭遘。前一年正月二十日,苏轼去岐亭访陈慥,潘丙、郭遘和另一位新交的朋友古道耕相送至女王城,作过一首七律。一年过去了,又是正月二十日。想起一年前的这一天,潘、古、郭三人伴送出城所感到的春意,诗人心境荡漾。起句是据前一年所感的设想。“东风”为春之信使,如城里有了春意,“东风”这位信使就先自东门而入;此时,苏轼却一点感觉也没有,他想,恐怕是“东风未肯入东门”吧。至于为什么“未肯入东门”,妙在不言之中。但“忽记去年是日”出城之前,也是“十日春寒未出门”,一到郊外方知“江柳已摇村”。就在这年到郊外尚未入城的早春时节,渴望春意的诗人主动“出郊寻春”了。他是旧地寻春,又是“走马”而去,所以次句说“走马还寻去岁村”。
接下去不写寻春所获,却宕开一笔,忽出警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纪昀评价说:“三、四(句)深警。”人如侯鸟,有感于外界信息而动。鸿雁南来北往,即使年年如此从不懈怠,在瞬息万变的宇宙中也不会留下什么痕迹。人之如候鸟,正在于此,只不过人间的信息比自然季侯要复杂得多;但同样,人因有感而动,其中一切经历、一切思绪,也只如春梦一般,时过境迁,了无痕迹。苏轼之所以有“人似秋鸿,事如春梦”之感,究其根源,是由于他遭受过乌台诗案的沉重打击,又正在贬逐之中,只有把一切往事,一切留恋和烦恼,都强自推向“春梦了无痕”的虚无境地,以解脱失意中难以消除的痛苦。纪昀评所谓“深警”,说的就是此意。这是就三、四两句本身来说。若就它在全诗中的关合来说,则妙在虚实离即之闻。“人似秋鸿”,实接首联;“事如春梦”,反照下文。把人生进取、政治抱负都看得淡漠了,于是才有超然旷达、出郊寻春之举,于是才有下边四句所表达的春游之乐。它看似游离,实为全诗的关键所在。
“江城”指位于长江北岸的黄州。味道醇厚的江城白酒,笑意温和的野老苍颜,既可具体指这次春游的欢聚畅饮,也可概括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乐趣。总之,他是以此为乐,甚至要以此为归宿了。前一年访故友陈慥,有三位新交的朋友相送,春意涌上心头;这一年出郊寻春,又有潘丙、郭遘为伴,酒醺颜面。山水自然之乐,人情朴野之纯,完全可以驱除那些烦恼的往事,也完全可以冲淡甚至忘却他当时的困厄。所以,诗的最后说:“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赋《招魂》”,指宋玉因屈原忠而见弃,作《招魂》讽谏楚怀王,希望他悔悟,召还屈原(这一说法出自王逸《楚辞章句》,但经后人辨析,其说有误);苏轼在这里借指老朋友们为他的复出奔走。最后两句是在告慰故人:我在黄州过得很好,已和这里的朋友们约定每年作此寻春之游,你们不必为我的处境担忧,也不必为朝廷召我还京多操心。
苏轼“奋厉有当世志”,而且自信“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但在神宗、哲宗两朝党争中几经起落,而其“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唯已之是信”(马永卿《元城语录》),又从不“俯身从众,卑论趋时”(《登州谢宣诏赴阙表》),遂使他一生陷于无边的灾难之中。苏轼对待历时三十年的灾难,总的态度是“随缘自适”,但各个时期又有不同。刚开始的时候,他赴密州途中说过“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沁园春》词)的话,那时还有还朝的愿望。乌台诗案中他自料必死无疑,谁知未死。而贬去黄州,恍如隔世;经过这一次打击,“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他在黄州“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觉“不可胜悔”,“今虽改之,后必复作”,不如“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黄州安国寺记》)再从他在黄州的诗词文赋和种种活动看,他对起复还朝已失去信心。因此,这首诗的结尾两句,不是牢骚,不是反语,是一种真情实感。苏轼在黄州寄情诗书山水,寄情新交故旧,尤其是切望惠及百姓,迥异于失意文士的消极避世。他的画像自题诗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也不应看作牢骚反话。他在最失意最痛苦之时,总在努力使自己和大家都得到安慰,都生活得愉快些,这是他度过一切灾难的精神力量。他临死时对儿子说:“吾生不恶,死必不坠。”人们敬仰他、纪念他,一个原因是他的诗、词、文、书、画五艺俱绝,另一原因就是他有一腔正直忠厚的心肠,一种开阔旷达的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