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书信体论说文。李翊曾向韩愈请教写文章的技巧，韩愈写了这篇文章作答。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文学观，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决定表现形式，所谓“气盛则言宜”；同时结合自己的写作实践具体指出，写好文章的基本条件是要不断加强学习和修养，无望其速成，不诱于势利，树立“立言”的志向，并且要注意修改，求新，“惟陈言之务去”。
《答李翊书》是韩愈宣传其“古文”理论的重要文章之一。文章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表示原回答对方的问题，谈谈写作之道。先称赞来信文辞高卓而态度谦恭；接着宕开一笔，感叹世人久已不讲道德（指儒家仁义之道），道德之外的“文”当然更无人讲求。这一笔并非闲笔，它抒发了深沉的感慨，又暗示自己所说的“文”不是一般文章，而是与道德联系在一起的。接着说自己虽所知亦有限，但却不可不为对方谈论一番。这不仅因李生谦恭好学，更因他“不志乎利”，是可教之材，不过这个意思是一在文末才点明的。
第二段正面揭示中心论点。先向李先生提出希望，希望他不要满足于文章胜过一般人而可为时人所取，而就树立“至于古之立言者”的宏大志向。这一期望很高，但是在先称赏对方文章的基础上，再以问句出之，故显得态度诚恳语气平缓。然后正面提出“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论点。指出要写好文章，须从根本做起，须加强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仁义之人”则自然能够“其言蔼和”，蔼，原意为草木美盛，此处借指语言文辞之美。
第三段即以自己学为古文的经过和体会说明这一论点。先说写作古文确乎很难，不过自己学着写已二十余年了，言外之意是也还有心得。以下叙述学为古文的三个阶段，都扣紧“道”与“文”的关系着笔。第一阶段，“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这志不敢存。”韩愈认为三代两汉书中有儒道精醇者（如《五经》、《孟子》）。有大醇小疵者（如荀况、扬雄的著作），魏晋以后则儒道不传。起步须正，故不敢观两汉以一之书。这两句写出兢兢业业唯恐误入歧途的心情。“处若忘”以下四句即是形象地写其专心一意，苦思冥想之状。学有所得，发为文章，务求增除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而甚感为难，所谓“陈言”既指立意，也指文辞表达。有了好的思想内容，要表达得新鲜有力，也颇不易。所作之文，内容既是阐发不合流俗的独特见解，形式又是不拘于对偶、声律的“古文”故颇为人所非笑。但韩愈“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知，置之不顾。当时骈文势力很大，日常应用文字和科举取士，大多使用骈文。韩愈提倡古文，确实是经过艰巨斗争的。如此坚持数年，便进入第二阶段，此时已有分析批判能力，能辨古书中何者为合乎儒道之“正”，何者为假是而非之 “伪”，何者大体虽“正”而犹有所不足。其阅读范围也就不再有所限制，而能去伪存真，此时执笔为文则能如水流泪不绝；示之于人时，不但不为其毁誉所动，而且毁之反以为喜誉之反以为忧；表明其主见已写，心思朗彻，正俗反时俗之道而行之。这也是就意与辞两方面说的。
如此数，又进入第三阶段。此时作文如长江大河，滔滔而至。但仍不敢掉以轻心，仍须平心静气，对所欲言者一一加以细心的体察和捡点，确知其醇而不杂，然后才奔涌而出；而且，须不断加强道德修养，“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首《诗》《书》之源”终身以之，总之，学为古文须有极严格而自觉的道德修养，须花费长期以至一生的工夫，且不但不能以至谋取私利，还要为世人所非笑，故为之甚难。至此已将三个阶段为李生描述完毕，然后指出关于气和言的心得举以告之。气，指作者对于所欲表达的内容具有充分自信而产生的昂扬的精神状态。气盛则句式长短、声调高下便能自然合宜。作者之“气”即以此而表现为文章的气势，气之盛大与否，当然又取决于平日修养。这养气之说当是继承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说法。孟子善辩，其文气势盛大；不过他并未将“气”与“文”联系起来加以论说。韩愈则将二者联系起来，并将文气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从文辞声音之美的角度而言，骈文的句式长短，声调变化都较整齐，具有人工美，但易流于单调板带。韩愈提倡古文力矫其弊，但古文亦应讲求节奏、声调之美。以“气”即气势、语气为主导来决定其长短高下，其声音之美便比较自然，具更能切合文章的内容。
第四段表明坚持古文之道的态度。先紧接上文，说虽已得心应手，但仍不敢自以为近首有成；即使近乎有成，也不为世人所用。而君子正不欲苟合取用于世俗之人，而是以坚持其道，立言不朽，传请后世为乐事，不过，应者寥寥，毕竟又使他乐中有悲。其提倡古文的态度是坚定的，而感情则是矛盾复杂的，最后表明对李生的劝勉之意，与第一段“不可不为生言之”相呼应。
韩愈曾说过，君子“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正因为作文是为了明道，所以要强调作者以道德修养。韩愈这样鼓吹儒道，有其观实意义。例如：用儒家大一统和君臣名公的思想去反对藩镇割据，要求儒道独尊以反对佛教迷信和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在当时都有一定进步性。古文理论是与现实斗争密切相关的。不过其理论也充分重视文章的艺术表现，如此文莫于务去陈言和气言关系的主张就很有价值，影响于后世极大；即在今日对于学习写作也不无可借鉴之处。至到“于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观点，则更具有较普遍的意义。许多在文化科学领域内卓有建树的人物，正是以其百折不回的毅力和不求名利，甘于寂寞的品质取得成功的，韩愈的话至今仍给人以启发和鼓舞。
《答李翊书》在写作上颇有特色，首先是其文气的变化流转与内容情相切合。文章充满了对自己主张的强烈自信和不为流俗所动的气魄，读之令人振奋，但是，文中言及“志乎古必遗乎今”时，不能不叹恨感慨；所述学为古文的过程，有如临深履薄；对李生竭诚相告，而不可有居高临下之势。凡此种的内容方面的因素，使得文势又起伏多变。而其语言形式亦与之相应。如第二段先以参差如口语且杂以问句的形式表达委婉、商量的语气，而后面的”无望其速成“等句则采用整齐排偶的句式，再加以“仁义之人，基信蔼如”的有力一结，显得凝练铿锵，精光焕发，充分显示其斩钉截铁的态度，很好地突出了中心。第四段“君子则不然”以下数句则以较整齐而对比的句式表示其坚定的态度。文中转折连词“抑”“虽然”用得较多，但具有语气的往复回旋之感。此文虽纯是论说而语言颇为形象。如以“养其根”“加其膏”比喻作文当求根本，以水与物比喻气与言，都新鲜而生动，又如以“处若忘”等句描写若思，使读者恍如目击其状。全文针线绵密而不露痕迹。如第一段自称“焉足以知是且非”，第四段说不敢“自谓几于成”都表明了为古文之难，第三段更以一个“难”字贯穿，而这又都是为了说明写作古文是终生事业，“无望其速成”的道理。又如果第四段“志乎古”“不志乎利”“用于人也奚取”分别与第二段“蕲至于古之立言者”“无诱于势利”“取于人”相照应，且都自然而然，绝无重复之感。
词的上片写景，描述出词人对充满了苦难的祖国河山的挚爱深情，细致地映衬出一颗爱国志士的忧国之心。正因为词人热爱祖国，深深地为国事担忧，才在下片的抒情中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报国情怀。下片意承景来，接以政治失意的对比，愈显其情真意切。结拍“人生只有情难死”句，这“情”，既有思君报国之喻，又有壮志慷慨之义，形象地表现出词人的拳拳爱国心。词中用典巧妙，屈原的美人香草之思被作者化用于词句中，委宛曲折，如泣如诉，扩充了词的伤感意蕴。比兴手法的运用，更加深了全词的感人情境。
此词创作时已入初夏，三春已逝，作者回顾在京游踪，恍如一梦，故词以“九十韶光如梦里”一句起调。紧承此句的“寸寸关河，寸寸销魂地”中的“销魂”两字，用江淹《别赋》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意，以表达其离京时对这片土地的依恋、惜别之情。后两句则为出东便门后所见田野间之景。此两句寓情于景，联系其“如梦里”的感受，上句所写“落日野田黄蝶起”之景，可与陈维崧《尉迟杯》词“闻说近日台城，剩黄蝶濛濛，和梦飞舞”三句合参，似化用《庄子·齐物论》中梦蝶的寓言，以表达其迷惘如梦的心情。
下句所写“古寸丛荻摇深翠”之景，则可参读作者后来在《南轺日记》光绪十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所写“连日所行之境，绿杨万树，红蓼丛生，愈繁密处，愈觉萧疏”，“微吟二句云‘每当荻苇萧森处，便有江湖浩荡心’，盖深知世变之巨，将来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挽”，此时作者从寸荻摇翠中所产生的当也是“萧森”之感、“江湖”之心。
过片“惆怅玉箫催别意”一句，明白揭出“别”字，进一步表达此次离京的“惆怅”之情。继此句后，以“蕙些兰骚，未是伤心事”两句极言其离京时的伤心怀抱。在作者看来，楚辞中所抒写的幽忧还未足以道出他此时的“伤心事”。
结拍“重叠泪痕缄锦字，人生只有情难死”两句，则用诗歌的传统手法，托男女相思以表达其眷恋京国的缠绵幽约之情，而如果过片“惆怅”句是用韦皋与侍女玉箫典，则此两句中固有男女间生死相思的恋情在。人间的真情、至情是执着的、永恒的。“情难死”句是对此情的赞颂，与李商隐《无题》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元好问《摸鱼儿·雁丘词》词“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诸句，可称异曲同工。
叶恭绰在《广箧中词》中以“沉痛”两字评此词。其词情之如此沉痛，当因写此词时，其别情离绪是与其落第后的失落之感及其关念时事的忧国之情交织为一的。此时，政局日非，内忧外患迭起，是国危如缕的多事之秋。作者此次在京时曾于致友人函中对丧权辱国的中法条约的签订极表愤慨，又曾与人谋议劾李莲英事。此词起调“九十韶光如梦里”句，似也寓有对清皇朝的盛世已如梦如烟、一去不返的感慨。“寸寸关河，寸寸销魂地”两句，更似寓有对鸦片战争以来一再丧师失地，使河山蒙羞的悲愤，而“落日”之景本就可以喻示国运之衰微没落。下片词所说的“伤心事”，应不仅仅指离别之事。其就楚《骚》翻进一层而言者，盖自伤生逢末世，身历千古未有之变局，目睹接踵而来之国耻，其烦忧苦恨固有与屈原相通之处，但其时、其事则大异于屈原之时、之事，其伤心怀抱更有甚于楚《骚》所表述者。至于词的结拍两句所云泪痕之“重叠”、深情之“难死”，也应在离愁别恨外，还有更沉痛的世事之忧、国亡之惧，以及空怀革新政治的抱负而屡试不第、志业难展之恨。
前两句“客心千里倦，春事一朝归”，先透过春日已归而人犹滞留不归，把王勃为客在外的心神写得神伤情悴。“春事一朝归”是借由春日返回大地的迅速，来比喻为客羁留在外的时间一下子就过了一年。至于“客心千里倦”一句，则是用来强调远在千里为客的神伤情悴，“倦”字原来是厌倦之意，对于远在千里为客感到厌倦，所以觉得神伤情悴。长久因为远在千里作客不得归而神伤的情怀，在眼见春日一朝而归的情景对比下，心灵自然显得益加憔悴恍惚。
后两句“还伤北园里，重见落花飞”，则是写出春日重回，春花重开又谢，但是作者羁留在外为客的情况，根本没有改变。“重见落花飞”一句，充分把王勃心中为客，千里外度日如年的心思表达出来。此诗起笔壮阔而有劲，文字修辞平淡而情感深厚，意境的表达十分浑厚，已具有盛唐诗的雏形了。
这首《羁春》诗与作者另外一首诗作《山中》诗的韵脚完全相同，而且两诗抒写的都是客愁旅思，但写诗的季节不同，环境不同。因此，两诗的情虽同而景则异：《山中》诗用来烘托情意的是秋风起、黄叶飞的景色；《羁春》诗用来烘托情意的是春事了、落花飞的景色。两诗的写法也有不同之处，在这首《羁春》诗中，情与景却是交错出现、杂揉在一起。应当说，《羁春》诗的艺术成就是不及《山中》诗的。相比之下，《山中》诗的笔墨较劲健，意象较浑成，句格也较成熟；《羁春》诗则略嫌柔弱显露，而且是一首失粘的律绝。但是，两诗合参，彰显作者的羁旅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