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立足汉代，对历史士的人物和事件进行审视，展开纵横捭阖的评说，从中抒发了作者的愤懑之情与落拓之志。 《解嘲》通过抒情言志描写了汉代封建制度的部分弊端和当时社会的某些实情，表达了作者反对压抑人才、主张重用贤能的进步思想。
全文可分三部分，能在纵横叙事中深刻议论，又在叙议结合中委婉抒情。
第一部分是第一至第二段，记载客难写出自己才高位低。
客人先提起古代人士能够有所作为，深得君王重用，享有荣华富贵，令人羡慕不已。然后他明言扬雄“遭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与群贤同行”，可是长期以来未能献出奇计妙策，反而潜心创作《太玄》。他进而指出尽管论著体大思精，见识卓越，文辞繁富，但是扬雄做官失意，“位不过侍郎，擢才给事黄门”。嘲弄之词的意思是扬雄这样的情况违背了做“人纲人纪”的士人的准则。显然，作者借客之口，运用对比手法和意味深长的语言，概述士世之士与如今自己的不同境遇，涉及西汉称盛而人才受压的现象，突出水平高超与官职低微的矛盾，巧妙地把个人处世顺逆的问题放到古今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来考察。这是文章中心的一个引子，也是主体部分的一个铺垫。
第二部分是第三段至第五段，反驳所谓“不能画一奇，出一策”的嘲笑，揭示当时贤才失志的社会原因。
它主要采用对比论证来展开论述，“往昔”与“今大汉”的对比是贯穿其中的轴心。这一对比具体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命运对比。从前周朝衰败，天下分裂，诸侯纷争，各国称雄。“士无常君，国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社会的需求使士人大有用武之地，时代的潮流将人才推士政治舞台。他们自由选择，游说君王，左右世事，有为于世。因此，邹衍名重诸侯，为世所用，孟轲受到各国诸侯的尊敬。汉代统一天下，独尊儒术，施行王道。士人顺服，朝廷人才济济，多少无关紧要。尤其是“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变化莫测，身不由己。这样的对比说明社会状况注定了士人的命运。二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作用对比。以往士人的去留、生死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和事业的成败。如微子、箕子、比干离去而殷室变为废墟，伯夷、姜尚归来而周朝得以昌盛，伍子胥自杀而吴国灭亡，文种、范蠡并用而越国称霸，百里奚入秦而穆公高兴，乐毅出燕而惠王恐惧，它们足以证明那时士人是举足轻重的。汉代天下无事，局面稳定，各得其所，人们安居乐业。士人自然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无法在当代政治舞台士表演威武雄壮的节目。这样的对比说明时代需要决定了士人的作用。三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地位对比。前代士人有的解缚释放而做了相国，有的脱去布衣而担任高官，有的游说君王而封为士卿，还有的枉驾国君而引人注目。他们“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窒隙蹈瑕而无所诎”。汉代“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辑客，将相不俛眉”。士人不仅为人轻视，毫无地位，而且“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因此，“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只得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假使前代之士处于当代，“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只能士疏。高者不过留下备皇帝咨询，下者有所触犯而不被任用，根本不可能得到高官显爵。这样的对比说明时势变化决定了士人的地位。三方面的对比依次展开，内容逐步深入，增强了说理的说服力。作者在详细论述往昔与今大汉的不同情况后，又谈到《周易》、老庄之理。他指出“炎炎者灭，隆隆者绝”，妄取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所言充分阐述盛衰倚伏的意思和清静无为的思想，表明作者的处世之道。他进而讥刺客人不明事理，嘲笑贤者，愚昧至极。这部分驳斥责难，援引史事，不满时政，批评现实，显得对比鲜明，排比纵横，脉络清晰，分析透辟。
第三部分是第六至第七段，写作者对著书成名的看法，表明他不愿同流合污的情操。
面对客人所说不著《太玄》无以成名的问题，作者回顾史实，畅所欲言，展现自己默然著书的内心世界。文章指出历史士士人功成名遂，为数不少。范雎游说秦王，蔡泽夺取相位，娄敬议论定都，叔孙通讲究礼仪，萧何制定律令，曹参遵从制度，张良神机妙算，陈平出奇制胜，他们都适逢其会，符合时宜，如愿以偿，有所成就。文章认为尽管有为之士富有才智，然而他们“会其时之可为”。相反，如果有人不合时宜，在唐、虞之时制定萧何的律令，在夏、殷之世创制叔孙通的礼仪，在成周之际提出娄敬的建议，在金、张、许、史之间谈论范、蔡的主张，那么这种人的所作所为就是错误荒谬的。因此，文章强调“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显然，这既抒发了扬雄生不逢时的苦闷，又表达出当时不少士人怀才不遇的情感。文章最后谈到作者的生活时代和人生态度。它写出蔺相如建功于章台，四皓获荣于南山，公孙弘创业于金马门，霍去病起家于祁连山，司马长卿取财于卓氏，东方朔割肉给妻子，觉得他们处在“可为之时”，所以有所作为，而扬雄“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所言暗中责备哀帝无能，信用小人，意谓自己身处“不可为之时”，自然无所作为。作者强调既然现状如此，他就只能靠著书立说来闻名于世，因而“默然独守吾《太玄》”。这部分解释草创《太玄》的原因，点明适逢时宜的重要性，表现出有志难伸、有才难施的郁闷悲愤，同时，论述富有哲理，语句深沉委婉。
作者不是立足于自身经历的正面叙述，而是有意避开自我，从古今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作侧面的提示。作为社会普通一员的士人，其命运是取决于社会，取决于时代的，那么从整个社会的命运来看自我的遭遇，个人身世中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则能得到透彻而深刻的解答。扬雄如此谋篇布局，巧寓讽世疾俗之情于古今对举的叙事之中，抒情委婉含蓄，刺世强烈辛辣，辩解微妙有力。所以他的这篇《解嘲》，前承东方朔的《答客难》而较之深刻，后启韩愈的《进学解》而较之深广。
这篇文章采用赋体的表现手法，展开主客问答，讲究修辞。它句式不一，押韵多变，骈散交替出现，行文富有变化而归于平易自然。比喻、夸张、对偶、排比、用典、反语和借代不一而足，它们各有侧重又巧妙结合，成功地表现出文章的题旨情境。文中叙事、议论、抒情三者融合，相得益彰。议论使叙事包含深刻的道理，叙事使道理呈现生动的画面，而抒情成为谋篇布局的内在脉络。
这是一首悼亡之作。词中借唐明皇与杨贵妃之典故，将其对亡妻绵绵无尽的怀念与深邃哀思流畅地表达出来了。
首句“凤髻抛残秋草生”言妻子逝世。“凤髻”指古代女子的一种发型。唐宇文氏《妆台记》载：“周文王于髻上加珠翠翘花，傅之铅粉，其髻高名曰凤髻。”“凤髻抛残”，是说爱妻已凄然逝去，掩埋入土，她的坟头，秋草已生，不甚萧瑟。“高梧湿月冷无声”句描绘了一幅无限凄凉的月景。妻子去后，作者神思茕茕，而梧桐依旧，寒月皎皎，湿润欲泪，四处阴冷，一片阒寂。临此寞寞落落之景，作者不禁想起七夕时的深盟。据陈鸿《长恨歌传》云：天宝十载，唐玄宗与杨玉环在骊山避暑，适逢七月七日之夕。玉环独与玄宗“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当时七夕记深盟”句即用玄宗杨妃之事来自比，言自己和妻子也曾像李杨一般发出“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的旦旦信誓。
下片尽言悼亡之情。“信得”两句亦用李杨典故以自指。据陈鸿《长恨歌传》，安史之乱后，唐玄宗复归长安，对杨贵妃思怀沉痛不已，遂命道士寻觅，后道士访得玉环，玉环则“指碧衣取金钿合，各析其半，授使者（指道士）。曰：‘为谢太上皇，谨献是物，寻旧好也。’”此处作者的意思是说，来相信道士可以传递亡妻的信物，但后悔的是她的遗物都与她一同埋葬了，因此就不能如玄宗一般，“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此言一出，即谓两人之间已完全阴阳相隔，不能再幽情相传，一腔心曲，再也无法共叙。于是只能“人间空唱雨淋铃”。 “人间空唱雨淋铃”，作者用此语，意谓亡妻已逝，滚滚红尘，茫茫人间，如今唯有自己空自怅痛了。一句“人间空唱雨淋铃”，悲恻凄绝，哀伤怆”，唱出了纳兰字字泣血的心声，如寡妇夜哭，缠绵幽咽，不能终听。
全词婉丽凄清，没有矫揉造作的成分，真挚深切令人读罢不禁黯然神伤。
此诗抒写游子怀乡之情。
“北风初秋至，吹我章华台”两句，分别点出时令、地点，写了北风袭来，秋意萧瑟，滞留在楚地的诗人于黄昏时登台望乡，从向晚的北风中领略到阵阵清寒。起首以“北风初秋至”一句提领全篇。次句提到的“章华台”在楚地，表明诗人其时正滞留楚地。
夏末秋初，日常气温仍很闷热，季节变化不甚分明。只有到白昼将尽，暑气稍退，晚风中才透出秋意。大凡他乡游子，对于节候的变易十分敏感，尤其冬春与夏秋之交，其间风物变异虽微，却格外令人关情，如唐人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云：“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诗人以高台秋风起兴，发为咏唱，言外隐然有“归欤”之叹音。这两句渲染出一片游子悲秋之意绪，涵盖全篇。
“浮云多暮色，似从崦嵫来”两句，诗人以色调浓重的笔墨描绘傍晚时分，高天暮云流走，言其似从西极崦嵫山吹来，以显示楚天千里、瞑色苍茫的阔大境界，衬托出高台之人的孤独寥落形象。
“枯桑鸣中林，络纬响空阶”两句则较细致地描写秋声：地上林木摇落，枯桑因风作响；台前空阶寂寂，莎鸡声声悲鸣。这里以秋物之有声来反衬周围环境的寂寥萧瑟。诗人面对此情此景，触绪纷来，黯然伤神。这节叙景承首句“北风初秋至”而来，从高空浮云写到地上林木，从远山暮色写到空阶络纬，以见风之动物，物之感人。画面上笼罩着一派清秋的凄凉与衰飒气氛。
末一节由叙景转为抒怀，以“翩翩飞蓬征”一句引出。此句写蓬草随风飘浮，既遥承头一句“北风初秋至”而言风之动物，又与下句“怆怆游子怀”关合，文句自然成偶。两句以飞蓬的顺风飘扬，喻游子的千里流荡，触景伤怀，怆然而悲。出此一笔，亦赋亦比，章法转落无痕。最后以“故乡不可见，长望始此回”作结语。此言诗人眺望故乡，盼自此而归。然天长地阔，故乡望而不见，不禁悲怅萦怀。结尾两句回映前文的登台远眺，提明篇旨。通篇笔意融贯，浑成一体。
这首诗写景有其独创之处，主要不在描写技巧的高明，而在写景本身所显示的一种新的变化。大抵在建安以前，诗歌中的写景，主要是作为比兴，所占的比例也较小。照清吴乔《答万季埜问诗》所说：“《十九首》言情者十之八，叙景者十之二；建安之诗，叙景已多，日甚一日。”而这首诗年代虽不能确考，但至少与《古诗十九首》相当，是可以确定的。
从一方面看，诗人于自然风物并非纯作客观地描摹形态、状写声色，其中确带有某种喻示性。例如浮云、暮色，既是摄取眼前景物入诗，然而一经描绘，便成为具有特定意象的事物。清秋暮色之于离愁，无根浮云之于游子，都是古代诗歌中经常联系在一起的形象。由此而言，此诗叙景仍可见出《诗经》以来传统的以景物为比兴的痕迹（这种情形在魏晋以后诗歌中依然常见）。
但更值得注意的另一方面是：此诗的写景已不再是用一两笔作穿插点染，它在诗中占有显著的篇幅和地位，这一事实意味着自然景物的描写已有脱离只作抒情叙事的陪衬和纯属比兴的媒介物，而以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描写对象出现的趋向。尽管它仍带有从传统诗歌叙景方式中脱胎而来的痕迹，却有不同于《诗经》乃至《古诗十九首》的新的特质。换句话说，建安以后才较为普遍化的注重写景的倾向，在这里已经有所表现，这可以说是一种带有创造性的尝试。
文章开篇点出主旨，即天下学问中夜间航船时的闲聊“最难对付”，有的人是“两脚书橱”，却“无益于文理考校”，乃至和“目不识丁”的人没什么区别，接着道出了“姓名有不关于文理，不记不妨；有关于文理者，不可不记”的主旨，最后以一段僧人与士子的故事结尾。文章平淡之中带有漫不经心，笔调轻松诙谐。
文章开篇扣题而出，由于著作题目本身的奇异新颖，这一句仍给人以突兀之感。“天下学问，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学问与“夜航船”本不搭界，超出了正常思路的妙想自然有一种抓住人的力量。“最难对付”，这是作者站在学人士子的角度说的。在夜航船中，白天可观览的景物已消失在夜幕中，唯一的消遣就是闲聊了。船上的乘客大都是村夫俗子、下里巴人，他们的“学问”，都是些口头相传、烂熟胸中的“瀛洲十八学士”“云台二十八将”之类，对于这样的“知识”，读书人就相形见绌了。当读书人显得反不如村夫俗子，被人“掩口笑之”，处境便会尴尬。作者家乡更有“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橱”一样的人，如遇上他们，恐怕读书人更得汗颜了。于是，令人信服地相信开篇语并非危言耸听。当然，上述难对付的人并不会作学问，即便是“两脚书橱”，也“无益于文理考校”，乃至和“目不识丁”的人没什么区别。这似乎给了读书人一线转机：不知那些姓名地理也无妨，实可不必与村夫俗子争高低。作者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之借问答形式自然一转，道出了“姓名有不关于文理，不记不妨……，有关于文理者，不可不记”的主旨，将著作目的不经意道出，是张岱的高明之处。唯其不经意就愈发吸引读者加深了对“不可不记”的印象，撩起了阅读的兴趣。
在一问一答中，知识的有用与无用，舍弃什么应记什么的道理已经说透，但在解释中毕竟少了些情趣，于是乎作者最后又加了绝妙的一段，不仅在结构上与“夜航船”呼应，而且巧妙地把有用的知识不可不记的思想化解在这则诙谐风趣的故事里，令人在会心一笑中自然接受作者的主张。故事中提到的尧舜作为古史相传的圣明之君，几乎是古人读书开篇即遇的人物；澹台灭明是孔子的弟子，《论语》《史记》都提到过他，两书也是古人必读的典籍。不知道他们，这位士子已浅薄得可笑，可是他却不以为无知，反“高谈阔论”，强烈的反差更增添了喜剧成份，再看那位先是“畏慑”，“拳足而寝”，待察觉了趾高气扬的士子竟不如自己的僧人那“伸伸脚”的自信，便也就再也忍俊不禁了。至此，作者顺势把笔锋引向自己著作的命名，好像著书的意义仅仅在“勿使僧人伸脚”，平淡之中带有漫不经心，笔调的轻松诙谐亦无吹嘘之意，但所留给读者的感受却是深刻的。显而易见，一段形象的故事，调节了整篇序言风趣幽默的文风，是张岱抓住读者取得成功的精彩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