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描绘了巳上人居处的僻静,环境的优美,对他的品格和才学予以赞叹。巳上人住在僻静的林间茅庵里,池上的白莲迎风而舞,像鹭鸶羽毛般轻盈。岩畔天门冬飘拂着青青的丝蔓。走过悠长而狭窄的林间小径,来到山的幽密深处,一间并不张扬的茅屋突然出现眼前,像是进入世外桃源的先兆一般,顿时使心胸为之豁然开朗。
杜甫来到这里不觉诗兴大发。小心翼翼,怀着崇敬的心情,缓缓步入屋内,置身其中,心中的诗情被无端地撩拨,一首新诗似乎将随之喷薄而出。那安卧于寂静林间的枕席,在绿树掩映下,似乎也带着葱茏的生意。主人置枕簟于林下,留他消夏,喝茶吃瓜,一坐就是大半天。茶叶与各种瓜果,就地取材,应有尽有,此刻以特殊的形式在小巧的木桌上栖息。品茶餐果,享用天然,被世俗浸润已久的心灵,正被一丝丝唤醒,自然以最简单和质朴的方式昭示了其原初的存在,它的美好充满芳香。不远处溪流淙淙而过,习习的凉风,扑面而来,使原本激越的心瞬间变得沉静。
圣洁的莲花在风中摇曳,恰似挥着白羽的智者,在指点人生的迷津。天门冬,山间随处可见的藤蔓植物,随心尽兴,伸展着长长的绿色手臂,尽情将青翠挥洒。作为后学,陪侍巳公左右,说道谈玄,内心忽觉自愧,自己并非是许询那样的人物,而巳公如高僧支遁那样,以超越尘俗的智慧,以清音妙语开解蒙昧的人生《高僧传》载东晋高僧支遁讲《维摩经》,他每通释一义,居土许询无以设难;许询每设一难,支遁也不能再作通释。
杜甫与巳上人谈禅,称赞他造诣很高,简直像支遁一样,而自愧不如许询。这是客套话,但可看出他当时曾与学问僧有过交往,多少也懂得点佛学。
这是一首歌颂农民起义领袖王薄的歌谣,热情地赞美了王薄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的英雄气概和他那种与反动统治阶级血战到底的革命精神。这首歌谣以通俗的语言、高昂的格调、热烈的感情、铺叙的手法,颇为成功地塑造了中国古代革命农民的英雄群相。
前四句以白描的手法写其外貌:长白山脚下有一位英俊的青年,他身穿纯一色的红罗袍,外罩鲜艳华丽的马甲,手持着冲天的丈八长矛,腰挂着闪闪发光的弯刀……从衣着到携带的武器,一幅生动的肖像画呈现在读者的眼前。作者注意运用表现色彩的词语,如“红”“锦”“耀日光”等,使人物形象鲜明,富有立体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重点写他携带的武器,则突出了他的性格和身份,为下文作了铺垫。
“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这两句从主人公的生活习性来写,突出主人公的英勇、剽悍和粗犷,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至此,一个勇猛英武的农民起义领袖在读者眼前树立起来了。“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转入战场斗争场面的描写。作为起义军领袖,他对朝中的贪官污吏和保护这些贪官污吏的官兵是怀着刻骨仇恨的,当他听到官军来围剿起义军的消息时,立即英姿勃勃地提刀上阵,带领起义军奋勇杀敌。起义军英勇无畏,所向无敌的气概在他身上得到了集中的表现。“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炀帝曾想远征辽东,大批征发百姓充当士卒。这两句的意思是:与其远征辽东,参加不义的战争,白白地死在外面,还不如拿起武器来反抗,斩杀那些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即使牺牲了,又有什么可惜的呢?这里,表现了当时广大民众的共同心声;与其受压迫而死,倒不如起义反抗而死!表现了当时人民对残暴统治的无比憎恨,和视死如归的反抗精神。
这首歌谣气势雄浑、豪放,形式质朴、生动。遣词造句,也准确、精炼。特别是所用的动词,大都写得有声有色。如“侵”字,表现出起义军高昂的士气夭矫天际,“耀”字,衬托出起义军光辉的业绩昭同日月。一个“荡”字,更生动有力地描绘出起义军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气概。“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真实地描写了起义军的一个生活侧面。“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更喊出了起义军宁死不屈的心声。
隋代的民谣,流传下来的并不多。现存的一些篇章,主要是反映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富于现实性和斗争性。这首《隋大业长白山谣》就是其中的代表。诗中通过对起义军领袖的塑造、歌颂,表现了人民对黑暗统治的不满,和对起义军的无比爱戴。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七十五。下面是唐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刘学锴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首句中的“五原”,就是现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五原县。张仁愿任朔方总管时为防御突厥而修筑的著名的三受降城之一──西受降城,就在五原西北。这一带地处塞漠,北临大碛,气候严寒,风物荒凉,春色姗姗来迟,所以说“五原春色旧来迟”。着“旧来”二字,不但见此地的荒寒自古迄今如斯,而且表明诗人对此早有所闻。这一句是全篇总冒,以下三句即对春色之来迟进行具体描绘。
“二月垂杨未挂丝。”仲春二月,内地已经是桃红柳绿,春光烂漫,这里却连垂杨尚未吐叶挂丝。柳色向来是春天的标志,诗人们总是首先在柳色中发现春意,发现春天的脚步、声音和身影。抓住“垂杨未挂丝”这个典型事物,便非常简括地写出边地春迟的特点,令人宛见在无边荒漠中,几株垂柳在凛冽的寒风中摇曳着光秃秃的空枝,看不到一点绿色的荒寒景象。
三四两句仍紧扣“春迟”写边地风物,却又另换一副笔墨。通过五原与长安不同景物的对照,来突出强调北边的春迟。第二句与三四两句之间,包含着一个时间的差距。河畔冰开,长安花落,暗示时令已值暮春。在荒寒的北边,到这时河冰刚刚解冻,春天的脚步声虽已隐约可闻,春天的身影、春天的色彩却仍然未能望见,而皇都长安,这时早已姹紫嫣红开过,春事阑珊了。这个对照,不仅进一步突出了边地春迟,而且寓含了戍守荒寒北边的将士对帝京长安的怀念。
面对五原春迟、北边荒寒的景象,诗人心里所唤起的并不是沉重的叹息与忧伤,也不是身处穷荒绝域的孤寂与凄凉。这里是荒寒的,但荒寒中又寓有它所特具的辽阔与壮美;这里是孤寂的,但孤寂中又透露出边地的宁静和平,没有刀光剑影、烽火烟尘;这里的春天来得特别晚,但春天毕竟要降临。“河畔冰开”,带给人的是对春天的展望,而不是“莫言塞北无春到,纵有春来何处知”(李益《度破讷沙》)这样沉重的叹息。如果把这首诗和王之涣的《凉州词》对照起来读,便不难发现它们的声息相通之处:尽管都写了边地的荒寒,流露的思想感情却是对边塞风物的欣赏。在这一点上,《边词》可以说是开盛唐风气之先的。
这首诗散起对结,结联又用一意贯串、似对非对的流水对,是典型的“初唐标格”。这种格式,对于表现深沉凝重的思想感情可能有一定局限,但却特别适合表现安恬愉悦、明朗乐观的思想感情。诗的风调轻爽流利,意致自然流动,音律和婉安恬,与它所表现的感情和谐统一,让人感到作者是用一种坦然的态度对待“春色旧来迟”、“垂杨未挂丝”的景象。特别是三四两句,在“河畔冰开日”与“长安花落时”的工整对仗之前,分别用“即今”、“便是”这样轻松流易的词语勾连呼应,构成了一种顾盼自如的风神格调。“治世之音安以乐”(《毛诗序》),这首诗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证。不妨说,它是初唐标格与盛唐气象的结合。
抒情诗多是缘情之作,在唐人孟棨(qǐ)的《本事诗·情感第一》中,详细描述了崔护《题都城南庄》的传奇故事。诗人崔护,进士不第。清明日独游城南,来到一处花木掩映的庄院,但见花木丛萃,寂寂无人,扣门久之,有一妙龄女子自门隙窥之,崔护“酒渴求饮”,女子赠以杯水,“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崔以言挑之,女子不以言对而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旧地重游,门墙如故,大门紧锁。崔护失望之余,题诗于左扉曰: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显然,元好问这首《杨柳》隐括着崔护的《题都城南庄》诗中故事。“杨柳青青沟水流”,在桃红柳绿的春天,沟边杨柳青青,沟边流水汩汩,杨柳傍着野外沟渠而生,自是郊野之景。“莺儿调舌弄娇柔”,这里绿柳成行,柳丛中黄莺呖呖啼转,好似与诗人相识一般,有意在调转着它那如簧巧舌、逞弄着美妙娇柔的歌喉。
在这春天的郊野大自然里,与诗人似曾相识的何止莺儿,作为当年故事的见证物桃花,对旧地重游的昔日题诗客可记得很清楚,“桃花记得题诗客”,“记得”二字仍这首《杨柳》诗的“诗眼”,它把大家从时间的隧道中带到一个令人难忘的一幕:一个极偶然的机会,与一位面若桃花的女子相遇,却又失之交臂。那女子脉脉含情地“斜倚小桃柯伫立”,可时不待人,机不再来,人面桃花不知何处去了,门上题诗又有何用! “斜倚春风笑不休”,是直接从崔护的“桃花依旧笑春风”中脱化而出的,只是情绪、意蕴更显深沉了。诗人在借此感叹世上有多少崔护式的题诗客,连通晓世情的桃花也感到这些人太可笑了,每当年复一年的前来寻找自己那遗落的青春梦想时,不由得“斜倚春风笑不休”了。
元好问这首诗的意蕴与崔护《题都城南庄》完全一样,只是诗中描写的主角换了,崔护的诗突现在面前的是一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而元好问的《杨柳》让大家看到的却是男主角“题诗客”,这样的变换显然在表明今日的题诗客已不同于唐代的崔护,他更多地在思考人生,有更多的觉醒与自责,因而在心灵深处也就有了一种更深沉的终生遗恨。
诗的首联,是从总结历朝历代统治经验出发,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俭,破败大都因为奢侈的经验教训。开头两句好像是抽象的议论,不像诗。实际上它不是在发议论,是说:像文宗那样勤俭,应该使国家兴盛的,怎么反而破败呢?这里充满着惋惜和同情,是抒情而不是议论。这样通过表面上的议论来抒情的写法是很特别的。
颔联是对这一结论的具体印证。这种议论,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勤俭只是治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但不是惟一的经验;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自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然而,事实上,非但没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颓败之势有所好转,反而越搞越糟。这中间的道理,或者说最本质的原因,当然是诗人所无法理解的,所以,他只好以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归之于运命。
颈联推进一步,但也可以说是转折,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国运和国力,一旦运去,就是虞舜那样的贤君也无回天之力,而只能遗恨终生。这才是这首诗的主旨。诗人虽然说不清“运”究竟是什么,但他确实感到仅靠勤俭(包括皇帝个人的其他努力),不足以挽救一个时代的衰颓之势,而且在他看来,唐朝的国运似乎已去,难以挽回了。这种认识不免模糊含混,却是敏感的、深刻的,不但可以说明唐代,还能用于观照许多末代帝王。很多注家的思路则是一定要为此诗找一个咏叹对象,找的结果是唐文宗李昂。李昂节俭,史有明文;李昂清除宦官的失败,也载于史册。他可算自身勤俭而无力挽救国势的典型。继续引申,则“青海马”是喻贤才,“蜀山蛇”是喻宦官,也表现出来了,而尾联就成了对文宗的哀悼。
尾联承上而下,由理而情,由情造境,进而转换为纯然的抒怀了。文宗好诗,夏日念柳公权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称为“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张采田《会笺》称文宗“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霓裳羽衣曲》。义山开成二年登第,恩赐诗题《霓裳羽衣曲》。故结语假事寓悲,沉痛异常”。几人曾经听过文宗所颁布的雅乐,参预过文宗赐题的考试,“终古”哀悼文宗在太监扼制下恨郁死去。这里,所表现的诗人对于文宗治国的悲剧,不是讥讽、挖苦,而是感慨、叹息,诗人所抒发的正是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
俭成奢败本是历代兴衰的常规,但文宗在位期间,作风勤俭,政治上也多次作过重振朝纲的努力,却一事无成,最终在“受制于家奴”的哀叹声中死去。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诗人已隐约感觉到“运去”、“力穷”,唐王朝崩颓之势已成,即使出现一两位明君贤臣,也难以挽回了。文宗在位时,商隐对于他的闇弱,颇多讥评;而于其身后,则又加以哀惋。无论讥评还是哀惋,均出自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正由于这种深切的关注,国运难以逆挽的崩颓之势,成为诗人心头难以解脱的宿命般的悲凉。如果说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发展成熟,就个体来说是性格、遭遇使然;那么就时代因素来说,实是对衰飒大环境的呼吸领会。“运逢末世”,就是促成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内外两层背景,身世之感与末世情怀交相促发激荡,将诗人内心的感伤越酿越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