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的送行诗很多。但送行有种种情况，诗的情味也就大不一样。这里是送一个年轻人去探望他的叔父，而他的叔父，又是那里的州官。恰逢时节在初春，正是游历的大好时光。对一个刚成年的人来说，游历可以开阔眼界，增长见闻。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说，这都是一件好事。尽管离别免不了引起依惜别之情，但也被替对方高兴的心情掩盖了。这就决定了这首诗的明快基调。
诗的首联点明了送人春日出游的意思。诗人化用了前人的诗句。谢灵运《悲哉行》说：“萋萋春草生，王孙游有情。”王孙是对年轻人的尊称。《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漂母对韩信说过这样的话：“ 吾哀王孙而食之，岂望报乎！”王牧恰好姓王，所以用在这里更显恰当。汀洲，说明送别的地点在水边。细草绿，时值早春，小草刚刚发芽。古人常常把春草和离情联系在一起。《古诗十九首》说：“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江淹《别赋》说：“春草碧色，春水绿浓，送君南浦，伤如之何！”所以一说“细草绿”，惜别之意也就蕴含其中了。
第二联是对被送者的介绍和赞许。古代男子二十而冠，束发戴帽，表示已经成年了。这正是人生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时候。不仅如此，王牧承继了家学，擅长诗赋，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四弓裘”，用的是《礼记·学记》的典：“ 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后来便用“弓冶”、“弓裘”比喻父子世袭的事业。这里既是对王牧的赞许，又是对他所要拜见的叔父的称誉。当然，应酬之作中这类词句难免也有溢美之处。
第三联设想王牧旅途中的见闻。“野渡华争发，春塘水乱流。”这两句描写山野春天雨后的景色。一场春雨过后，山华竞放，争奇斗妍；春水潺流，喷珠溅玉。这才是真正的春天，是身居市朝的人们领略不到的春天的真正的美。这两句诗不仅形象地概括了春日山野的美，而且写得生机勃勃，清新流丽。前人评论道：“ 李袁州（嘉祐）中兴高流，与钱（起）、郎（士元）别为一体，往往涉于齐梁。绮靡婉丽，盖吴均、何逊之敌。如“野渡华争发，春塘水乱流”、“朝霞晴作雨，湿气晚生寒”，文章之冠冕也。”（《唐音癸签》卷七引刘辰翁语）
第四联设想王牧的叔父见到他后，一定十分怜爱，舍不得他离开。所以嘱咐说：你母亲还在倚门而望，日日盼着你归来呢。小阮，阮籍的侄子阮咸，叔侄二人都在“竹林七贤”之列。这里用以喻王牧叔侄。
全诗清丽流畅，气韵生动，是应酬诗中难得的佳作。沈德潜评论此诗云：“天然名秀，当时称其齐梁风格，不虚也。”（《唐诗别裁》卷十一）
这是一首咏荷花词，先通过将荷花与百花相比来突出其“凄凉”，再采用临水涟漪衬托其绰约风姿，然后又用拟人手法写其孤寂，最后又以月明梦回表其高洁。
“青春花姊不同时，凄凉生较迟。”此词发端二句写荷花与百花花开不同时：百花开于明媚的春天，而荷花却开在六、七月中，“占断人间六月凉”（辛弃疾）。其中，“花姊”一词有拟人之意；“凄凉”二字写出荷花的无尽哀思，也表达了词人对荷花开不逢时的同情。“艳妆临水最相宜，风来吹迟漪。”接着转笔写荷花如艳妆美人，临水而舞，柔风拂来，涟漪如同纹迟一般细密美丽。荷花虽然生不逢时，却天生丽质难自弃，艳妆照水之时，连风都来吹动涟漪，形成绮丽的纹迟，以衬托其美。“惊旧事，问长眉，月明仙梦回。”过片之后，又转笔写荷花感叹往事。这里，词人以拟人手法赋予荷花以高洁的品质，同时在这个形象中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及生不逢辰的悲哀，无奈的是这种高洁品格无人看重。历来常说花不解人愁，如白居易《过元家履信宅》：“落花不语空辞树，流水无情白入池。”方岳《春词五首》：“花不知愁句又尘，晚寒独自倚栏频。”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朱淑真《菩萨蛮·咏梅》：“人怜花似旧，花不知人瘦。”晏残道《鹧鸪天·守得莲开结伴游》：“花不语，水空流，年年拚得为花愁。”此词结尾却说“花愁人不知”，做翻案语，颇为新颖，同时因有寄托而颇沉郁。
全词采用略貌取神法，两句一转，从荷花生不逢时的凄凉转到艳妆临水的高昂，再转到月明梦回，方知一切都是旧事，最后归结于“花愁人不知”，呼应起首“‘凄凉”之意，对荷花之形只言“艳妆”二字，一笔带过，着重刻画荷花的神。“花姊”、“艳妆”、“迟漪”，造语绮丽；“凄凉”、“旧事”、“梦回”，字字哀愁，共同构成一幅飘渺朦胧、含蓄深沉的惜花图。对比、衬托都是从虚处下笔写荷花之神，从而寄托了词人的理想与怨艾，正是“咏物而不滞于物”，暗含的家国之感，蕴藉深永，哀怨动人。
从“荔枝诗”看东坡先生的岭南心境。
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于是，东坡先生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连在岭南地区极为平常的荔枝都爱得那样执着。
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最为脍炙人口，解诗者多以为东坡先生在此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其实这是东坡先生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
不错，从一些现象上看起来，苏轼在岭南时的心情与初贬黄州时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平静，不见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失意与苦闷。《宋史》本传说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贬为琼州别驾后，居在“非人所居”的地方，“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介绍：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东坡在岭南时，除了关心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以外，还与出家人交往频繁，诗文中就留有很多与僧人唱和的作品。这一定程度上确实表现了避世意识。
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苏东坡这样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会避世遁俗。有一件事实很能说明这个有趣的问题。
晚年的苏东坡似乎很喜欢陶渊明，不厌其烦地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为一集。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以居岭南时为最多。从绍圣二年正月在惠州贬所到元符三年八月迁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安置，在短短的五年零八个月里，和陶诗凡四十四次一百余首。东坡先生还自述其和陶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见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这仿佛在告世人：苏东坡从此绝意仕途，欲效陶渊明归隐园田，长作岭南人了。
有意思的是，东坡先生那位心迹相通的老弟却对东坡自述的和陶诗用意提出了疑问，他在《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一文中说：“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清人纪昀也以为苏轼“敛才就陶，亦时时自露本色”。
苏辙不信其兄会真心归隐，几百年后纪昀的看法也一样。他们的看法可以在苏东坡和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曰：“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其十八曰：“芜城阅兴废，雷塘几开塞。明年起华堂，置酒吊亡国。”其二十曰：“当时刘项罢，四海疮痍新。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和陶咏三良》有：“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这都可以看出苏轼恬淡的外表掩饰不了牵挂国运民生的忧患情怀。
这种忧患情怀在《荔枝叹》一诗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首先借汉唐故实抨击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而不关民生疾苦的丑恶本质：“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千年以后，我们尤可想见苏学士老泪纵横，祈求上苍：“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苏东坡因仕途坎坷曾经想避世遁俗，又因恋恋不忘国运民生终于没能做到归隐山林。在岭南时，东坡先生的内心正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两难的心境之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两难心境的形象描述。
“清溪流过碧山头，空水澄鲜一色秋。”前两句借水中的倒影写景。这两句诗实际上化用了谢灵运《登江中孤屿》中“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两句诗的意境。因为清溪不可能流过碧山头，所流过的只能是碧山头在水中的倒影。清亮的溪水绕着碧绿的青山，缓缓流来，碧蓝的天空倒映于水中，是那样澄明、纯洁，两者融为一色，浑然一体。如果没有天地间弥漫着皎洁、明亮的月光，诗人就不能在秋夜中欣赏水之清，山之碧，水之澄鲜了。
“隔断红尘三十里，白云红叶两悠悠。”后两句即景抒怀。诗人在静观秋光月色之中油然而生出一丝超尘脱俗、悠然自得之物外心境。“白云”、“红叶”，既是带有象征意义的幻像，又是诗人在秋月下所见的山林实景。从象征意义上说，这“白云”的任意漂游，“红叶”的飘逸自得，更是诗人悠闲清静心境的真实写照。
作品题为“秋月”，而笔墨却始终集中在写秋月笼罩下的山间小溪上，这就是构思的独到之处。碧绿的山头，碧蓝澄静的夜空，悠悠飘荡的云朵，飘逸洒脱的枫叶，这些都是围绕着缓缓流淌的小溪而写的，但是却无一不浸染着明亮、柔和的月光。全篇无一笔写月，却又处处见月，可谓大家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