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前四句，先从位于齐城（今山东淄博）东南荡阴里（一名阴阳里）之三壮士冢写起。“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步出”与“遥望”相呼应，人未到而两眼视野先到，表明了对三坟之专注。“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这是已经来到冢前，看清了三坟相连，形状相似。这三坟相似，也象征着三位勇士之相似，皆勇力超人，皆有功于君，皆使气好胜，皆被谗不悟。接下去六句转而写坟中三人的遭遇。
“问是谁家墓”，明知故问，是为了突出所咏对象。答曰：“田疆古冶子”，这是以两人之名代三人之名，其中包括公孙接。“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纪。”紧承上句，盛赞三人勇力绝伦。排南山，推倒南山（齐城南之牛山）。绝地纪，语出《庄子·说剑篇》：“此剑上决浮云，下绝地纪。”这里指折断地脉。这样的勇士，结局却又如何呢？“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一朝，既言时间之速，也表明此阴谋之轻易得行。“谗言”二字，倾向性极明，既是对三士的同情、惋惜，也是对主谋者的有力谴责。二句写得斩截有力，使入感到毛骨悚然。二桃，比起三个力能推倒南山、折断地纪的勇士来，那真是太渺小了，太微不足道了，然而竟能实现杀掉三士的目的。诗句所构成的这一巨大反差，足以使人惊心动魄。诗至此，似可结又实未结，因为还留下一个疑问，这就是“谁能为此谋”？答曰“国相齐晏子”。结尾再一次用问答句式，波澜突起，把做国相的晏子指名道姓地点出来。二句看似客观叙述，不着议论，不含感情，实则皮里阳秋，有深意在。一问，意在提醒读者注意设此不寻常之谋的人，一答，指名道姓交代出为谋之人。
“国相”，字面上是点明其身份，实际上是谴责这个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肩负沟通上下、协调文武之责的“国相”，人当以至此。这样的行为与“国相”的地位、气度、职责该是多么的不相称。“齐晏子”，是直点其名，意在立此存照，永远展出示众，使人们知道，这个善机变、巧谋划的“名相”，竟干出了这样的事。关于此诗作意，一般皆取前引朱乾的说法，但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认为朝有悍臣武夫，宰相不能制，就应该有晏婴这样的能臣。
从诗的主题和语言看，这首古辞当是出于文人之手。在汉乐府诗作中，此诗显得朴拙了一些，但结构还是比较严谨的，诗从望荡阴里、见三坟写起，转到写坟中人被谗言遭杀害的悲惨事件，再转到揭出设此毒计之人。层层推进，语语相衔。诗中两用问答句式，都处在诗的关键处，既起醒目作用，又使文气免于平实。语言虽质朴而少文彩，但句句简洁，文雅而不艰涩，明白而不浅俗，可见是经过一番锤炼之功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缓步走出临淄城的城门，遥望萧瑟死寂的荡阴里。
那里有三座坟墓紧相连，形状大小都非常的相似。
请问这里是谁家的墓地，田开疆、古冶子和公孙氏。
他们的力气能推倒南山，又能截断系大地的绳子。
不料一朝遭到谗言，他们三人却是因为两个桃子的原因而死 。
谁能够设想出这个奇计？他就是齐国的宰相晏子。
注释
齐城：齐都临淄，在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城北八里。
荡阴里：又名“阴阳里”，在今临淄城南。
累累：连缀之貌。这二句是说三坟相邻，坟形大略相似。
田疆古冶氏：据《晏子春秋·谏下篇》载，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三人，事齐景公，以勇力闻名于世。
排：推也，这里是“推倒”的意思。
南山：指齐城南面的牛山。
绝：毕，尽。
地纪：犹“地纲”。“天纲”与“地纪”，指天地间的大道理，如“仁”、“义”、“礼”、“智”、“信”等。
一朝：一旦。
晏子：齐国大夫晏婴，历事灵公、庄公、景公三朝，乃齐国名相。
诗的前四句，先从位于齐城（今山起淄博）起南荡阴里（一名阴阳里）之三壮士冢写起。“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步出”与“遥望”相呼应，前未到而两眼视野先到，表明了对三坟之专注。“里中有三坟，累累突相似。”这是已经来到冢前，看清了三坟相连，形状相似。这三坟相似，也象征着三位勇士之相似，皆勇力超前，皆有功于君，皆使气好胜，皆被谗不悟。接下去六句转而写坟中三前的遭遇。
“问是谁家墓”，明知故问，是为了突出所咏对象。答曰：“田疆古冶子”，这是以两前之名代三前之名，其中包括公孙接。“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纪。”紧承上句，盛赞三前勇力绝伦。排南山，推倒南山（齐城南之牛山）。绝地纪，语出《庄子·说对篇》：“此对上决浮云，下绝地纪。”这里指折断地脉。这样的勇士，结局却又如何呢？“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一朝，既言时间之速，也表明此阴谋之轻易得行。“谗言”二字，倾向性极明，既是对三士的同情、惋惜，也是对主谋者的有力谴责。二句写得斩截有力，使入感到毛骨悚然。二桃，比起三个力能推倒南山、折断地纪的勇士来，那真是太渺小了，太微不足道了，然而竟能实现杀掉三士的目的。诗句所构成的这一巨大反差，足以使前惊皮动魄。诗至此，似可结又实未结，因为还留下一个疑问，这就是“谁能为此谋”？答曰“国相齐晏子”。结尾再一次用问答句式，波澜突起，把做国相的晏子指名道姓地点出来。二句看似客观叙述，不着议论，不含感情，实则皮里阳秋，有深意在。一问，意在提醒读者注意设此不寻常之谋的前，一答，指名道姓交代出为谋之前。
“国相”，字面上是点明其身份，实际上是谴责这个居于一前之下万前之上，肩负沟通上下、协调文武之责的“国相”，前当以至此。这样的行为与“国相”的地位、气度、职责该是多么的不相称。“齐晏子”，是直点其名，意在立此存照，永远展出示众，使前们知道，这个善机变、巧谋划的“名相”，竟干出了这样的事。关于此诗作意，一般皆取前引朱乾的说法，但也有前持相反的看法，认为朝有悍臣武夫，宰相不能制，就应该有晏婴这样的能臣。
从诗的主题和语言看，这首古辞当是出于文前之手。在汉乐府诗作中，此诗显得朴拙了一些，但结构还是比较严谨的，诗从望荡阴里、见三坟写起，转到写坟中前被谗言遭杀害的悲惨事件，再转到揭出设此毒计之前。层层推进，语语相衔。诗中两用问答句式，都处在诗的关键处，既起醒目作用，又使文气免于平实。语言虽质朴而少文彩，但句句简洁，文雅而不艰涩，明白而不浅俗，可见是经过一番锤炼之功的。
此诗为乐府古辞，属《相和歌·楚调曲》。一作《泰山梁甫吟》。这首古辞从写坟开始，保留了葬歌痕迹，但从内容看，与葬歌毫不相干，而是一首咏史诗，所咏为齐景公用国相晏婴之谋，以二桃杀三士的故事。
此文是韩愈于元和十五年（820），在袁州任刺史时所作。韩愈和柳宗元同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桴鼓相应的领袖。私交甚深，友情笃厚。柳宗元卒于元和十四年，韩愈写过不少哀悼和纪念文字，这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综括柳宗元的家世、生平、交友、文章，着重论述其治柳政绩和文学风义。韩愈赞扬宗元的政治才能，称颂其勇于为人，急朋友之难的美德和刻苦自励的精神。对他长期迁谪的坎坷遭遇，满掬同情之泪。然而对于宗元早年参加王叔文集团，企图改革政治的行为，却极为之讳，措词隐约，表现了作者的保守思想。文中，韩愈肯定了柳宗元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并揭示出柳文愤世嫉俗之情及其现实意义。全文写得酣姿淋漓，顿挫盘郁，乃韩愈至性至情之所发。
墓志铭，是古代文体的一种，刻石纳入墓内或墓旁，表示对死者的纪念，以便后人稽考。文章通常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序文，叙述死者的姓氏、爵里、世系和生平事迹；后一部分是铭文，缀以韵语，表示对死者的悼念和颂赞。这一篇墓志铭的铭文极短，是一种变格。
从全文中可看出两个比较含蓄之处：其一是暗示做人与做文的关系。其二是做人与做官的关系。合二为一，也就是要以人品为本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对于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文化中的核心问题，韩愈的态度是相当客观的，他特别敬重柳宗元的为人，所以本文也就一直围绕着“人的品质”这个关键问题演进、发展，尽管自然段落较多，但上述中心思想却是脉络清晰，贯彻始终的。
此文之所以脍炙人口，千载流传而不衰，就是因为作者在文章里浸透和倾注了丰沛的情感。由此，愤激之笔频出，不平之鸣屡见，行文之中自然而然地打破了传统碑志文的形式，形成了夹叙夹议、议论横生、深沉蕴藉、诚挚委婉的特殊风格韵味。这一特点即便在最后一段铭文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铭文自古用四言韵文连缀而成，大都用来概括前面所述之事。可是韩愈却有意识地只写了三句有韵角却失体例的奇句单行，便就此搁笔。这难道仅仅是出于改革文体的考虑吗?如果后人能够理解到柳宗元对孱弱幼子的眷恋之心，那么韩愈这三句铭辞，也就是对死者最恰如其分，也最能使死者安息的话了。
作为文体之一的墓志铭自有其体例，例如前需追述墓主先代，后需交代身后安厝及子女情况，这都是为名人写墓志时不可省的笔墨。在写此类文章时，能积极利用体例，又不完全受它的限制方为上策。此文先述子厚先世，重在表现其刚直的节操风骨。后写裴行立、卢遵二人对子厚后事安排和家属抚恤的尽心尽力，表现他们生死不变的友情，这些都可与墓主风概相映照，而使全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沈德潜评语说：“噫郁苍凉，墓志中千秋绝唱!”对此文概括得颇为到位。
唐朝的韦应物写了一首《听嘉陵江水声寄深上人》：“凿岩泄奔湍，称古神禹迹。夜喧山门店，独宿不安席。水性自云静，石中本无声。如何两相激，雷转空山惊？贻之道门旧，了此物我情。”这位作家对水石之间关系的疑惑与领悟，亦同于苏轼之于琴指。这其实是个高深的哲学问题，因为在佛教看来，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成，事物与事物之间只是由于发生了联系，才得以存在。即如所谓“四大”，《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五说：“譬如机关由业转，地火水风共成身。随彼因缘招异果，一在一处相违害，如四毒蛇具一箧。”《圆觉经》说：“恒在此念，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楞严经》曾对什么是“浊”有一段阐发：“譬如清水，清洁本然，即彼尘土灰沙之伦，本质留碍，二体法尔，性不相循。有世间人取彼土尘，投于净水，土失留碍，水亡清洁，容貌汩然，名之为浊。”也就是说，“浊”是尘土和清水发生了作用而形成的。另一段论述说得更为明确：“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苏轼的诗简直就是这段话的形象化。
从字面上看是说，如果说琴可以自己发声，那么为什么把它放在盒子里就没了乐声？如果说声音是由手指头发出的，那么为什么不能凑过耳朵靠近指头直接听到乐声呢？
苏轼在这首诗中思考是：琴是如何发出声音的？根据科学依据可知，其实，琴能演奏出优美的音乐，这不光需要靠琴，还要靠人的指头弹动、敲击钢丝 ,产生振动发出，人的手指和琴同时存在是发出琴音的物质基础，只有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奏出优美的音乐。
由于钢丝的粗细不同，所以按不同的键，木槌就会敲击相应的钢， 发出不同的声音。
从禅理方面来说，诗人以琴声来解说禅理。诗人通过反问的方式，巧妙而形象地说明了是琴与指的结合，才产生了精美的琴声。一方面，不论是从单纯的琴来说，还是单纯的指来说，其都是一种客观存在，有其在就能发出琴声来，这就是“有”；但琴与指都是无法独自产生出美妙音乐来的，这就是“无”；另一方面，精妙绝伦的琴声却又是的的确确从琴和手指上发出来的，琴声是潜存于琴与指上的，这就是“有”。缺少了琴与指中的任何一个，也不能发出优美的琴声来，这又是“无”。正是这种“无中生有”、“有来自无”、“有无相生”、“有无结合”才会产生美妙无比的琴声来，从而揭示了“有”与“无”结合、“有”“无”统一才能生成万物的普遍道理。须知，琴声潜在于琴上，要靠指头点拨，即靠“有”的推动才能发出声来，但光有指头也无济于事，“有”必依赖“无”即潜在于琴身的音才可生出声。总之，有无相生是万物生成之本。
该诗哲理性很强，富有禅机。佛教视有为无，视生为灭，追求无声无形不生不减，音乐的真实即虚无，所以音乐无所谓真实与否，要以“谐无声之乐，以自得为和”、“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通过内心的感受而自得、反悟禅道。《题沈君琴》否定了琴、指两者和音乐之声的关系，其思想和《楞严经》“声无既无灭，声有亦非生，生灭两圆离，是则常真实”相通。
这是一首即事写景之作。题为“书事”，是诗人就眼前事物抒写自己顷刻间的感受。
“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写眼前景而传心中情。蒙蒙细雨刚刚停止，天色转为轻阴。雨既止，诗人便缓步走向深院。他不是到外面去散心。虽是白昼，还懒得去开那院门。诗人用了一个“阁”字，表现出自己的主观感受。“阁”字用在此处别有趣味，仿佛是轻阴迫使小雨停止。淡淡两句，把读者带到一片宁静的小天地中，而诗人好静的个性和疏懒的情调也在笔墨间自然流露。
“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变平淡为活泼，别开生面，引人入胜。诗人漫无目的在院内走着，然后又坐下来，观看深院景致。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绿茸茸的青苔，清新可爱，充满生机。那青苔太绿了，诗人竟然产生幻觉，觉得那青翠染湿了自己的衣服，此与《山中》诗“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主观幻觉，正是雨后深院一派地碧苔青的幽美景色的夸张反映，有力地烘托出深院的幽静。“欲上人衣来”这一传神之笔，巧妙地表达自己欣喜、抚爱的心情和新奇、独特的感受。
青苔本是静景，它本不能给诗人以动的幻觉。经过小雨滋润过的青苔，轻尘涤净，格外显得青翠。它那鲜美明亮的色泽，特别引人注目，让人感到周围的一切景物都映照了一层绿光，连诗人的衣襟上似乎也有了一点“绿意”。这是自然万物在宁静中蕴含的生机。
诗人借写幻觉，表现出色彩奇妙的运动。通过这仿佛流动于整个空间的苍苔翠色，反衬出自己空寂的心境。诗人写物象的色彩，不仅能写出它的浓淡、深浅、明暗，写出不同色彩的映衬、对照，还能写出色彩的动静，甚至将色彩拟人化，使它具有性灵。再以移情和拟人手法，化无情之景为有情之物，从而巧妙地表达自己新奇独特的感受，透露自己内心的感情奥秘。
此诗神韵天成，意趣横生。诗人从自我感受出发，极写深院青苔的美丽、可爱，从中透露出对清幽恬静生活的陶醉之情，诗人好静的个性与深院小景浑然交融，创造了一个物我相生、既宁静而又充满生命活力的意境。一个“搁”字，使阴晦的天气变得灵动，而最后一句更是神来之笔。它展示王维山水田园诗的又一种风格，是王维的五绝名篇之一。
这是一首即事写景之作，题为“书事”，即诗人就眼前事物抒写自己顷刻间的感受。前两句，写眼前景传心中情。用一“阁”字，仿佛是轻阴迫使小雨停止，虽是白昼，诗人也懒得去开那院门。淡淡两句，诗人好静的个性和疏懒的情调在笔 墨间自然流露。三、四句变平淡为活泼，深院景致别开生面，引人入胜。经小雨滋润后的青苔，青翠鲜亮，使人感到周围的一切景物都映照了一层绿光。作者运 用移情和拟人手法，化无情之景为有情之物。诗中透露出对清幽生活的陶醉之 情，创造了一个物我相生、既宁静而又充满生命活力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