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南北朝长期处于对峙的局面,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情调与风格。南朝民歌清丽缠绵,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北朝民歌粗犷豪放,广泛地反映了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风习。
汉唐四朝,前后十朝,长安之名真正是名声赫赫,以至在唐以后长安成了国都的代称,李白《金陵》诗说:“晋朝南渡日,此地旧长安。”称东晋宋齐梁陈六朝都城金陵为长安,实即今江苏南京。长安位居关中的中心,它的地理形胜于天下独居第一。
关中周围群山环抱,东有华山、崤山,西有陇山,南有终南山、秦岭,北有洛水东西的黄龙山、尧山和泾水两岸的嵯峨山、九嵏山。其中陇山又称陇坂、陇坻,在今陕西陇县西北,为六盘山的南段,南北走向约一百公里,绵亘于陕西、甘肃二省边境,山势陡峭,山路曲折难行,是渭河平原与陇西高原的分水岭。古称陇山其坂九回,上者七日乃过,上有清水四注而下。站在艰危苦寒的陇山顶上,回望富丽繁华的长安城和千里平原沃野,眼见陇水一股向东流下,一股向西流下,那种感受真是无可名状的凄凉和悲壮。古代四方行旅西登陇坂,往往徘徊瞻顾,悲思涌起。历代流传歌咏秦陇的诗篇不下数百上千首,其中尤以北朝乐府民歌的三首《陇头歌辞》最为有名。
第一、三两首均以“陇头流水”起兴,与下文内容的联系是在陇头之水“流离”而下——无定所、不由自主方面。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陇山的流水,流离了山下。
想着我孤身一个人,翩然走在空旷的野外。
早上从欣城出发,晚上睡在陇山。
冻得说不出话来,舌头都卷进了喉咙里。
陇山的流水,也发出呜咽的鸣声。
遥望着秦川,心肝都要断绝了。
注释
陇头:陇山顶上,一说陇头(平凉、庆阳的一带)古代陇山指六盘山。陇头流水,指发源于陇山的河流、溪水。一说是发源于陇山,向东流的泾河等几条河水。
朝发:早晨从欣城出发。
暮宿陇头:傍晚住宿在陇山顶上;暮:傍晚;宿:投宿,住宿。
寒不能语,舌卷入喉:形容六盘山一带气候十分严寒,冻得舌头都卷了上去,不能说话;语:说话。
鸣声幽咽:天寒地冻,陇山下东流的河水结了冰,河流在冰层间呜呜咽咽,像人哭泣一样。
遥望秦川:遥望:远眺,即向东远望;秦川,指陕西省中部。这里的秦川,指陇山以东广大地区,不一定指中原或关中地区。
由于南北朝长期处于对峙的局面,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情调与风格。南朝民歌清丽缠绵,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北朝民歌粗犷豪放,广泛地反映了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风习。
汉唐四朝,前后十朝,长安之名真正是名声赫赫,以至在唐以后长安成了国都的代称,李白《金陵》诗说:“晋朝南渡日,此地旧长安。”称东晋宋齐梁陈六朝都城金陵为长安,实即今江苏南京。长安位居关中的中心,它的地理形胜于天下独居第一。
关中周围群山环抱,东有华山、崤山,西有陇山,南有终南山、秦岭,北有洛水东西的黄龙山、尧山和泾水两岸的嵯峨山、九嵏山。其中陇山又称陇坂、陇坻,在今陕西陇县西北,为六盘山的南段,南北走向约一百公里,绵亘于陕西、甘肃二省边境,山势陡峭,山路曲折难行,是渭河平原与陇西高原的分水岭。古称陇山其坂九回,上者七日乃过,上有清水四注而下。站在艰危苦寒的陇山顶上,回望富丽繁华的长安城和千里平原沃野,眼见陇水一股向东流下,一股向西流下,那种感受真是无可名状的凄凉和悲壮。古代四方行旅西登陇坂,往往徘徊瞻顾,悲思涌起。历代流传歌咏秦陇的诗篇不下数百上千首,其中尤以北朝乐府民歌的三首《陇头歌辞》最为有名。
第一、三两首均以“陇头流水”起兴,与下文内容的联系是在陇头之水“流离”而下——无定所、不由自主方面。
山川风景是没有感情的,但登山涉川、观览景色的人却有感情;人们常常触景生情,每每借歌咏抒发。北朝西行服役的人们翻越陇头分水岭时,瞻望前程、回顾家园时感伤命运歌唱悲凉,这三首《陇头歌辞》便是当时劳动人民所传颂的。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这首词咏踏青,以工丽、尖新的笔触,从春日里天气的变化和姑娘们的踏青活动两方面入手来描绘春景,将两者和谐地组合成一幅风流楚楚、生意盎然的春景图。王观词内容单薄,境界狭小,不出传统格调,但构思新颖,造语佻丽,艺术上有他的特色。
起首两句打破了一般词中写春景的套路,另辟蹊径,写出了初春时节人们不大注意的自然景物的变化:雨变成酥,冰化为水。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有“天街小雨润如酥”之句,“如酥”正是早春之雨的特色,这里深入一步说“调雨为酥”,与“催冰做水”一起,突出春神主持造化的本领,把大自然的运行,用“东君分付”四字加以形象化。有了春水的滋润,大地将勃发出无限生机,百花争妍的日子定会来到。浓郁的春意,尽括在这三句之中,可以说是对“东君”的赞歌。这三句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前两句乃由后一句生发而出,在意思的顺序上,当是第三句在前,前两句在后,词人把它们倒置过来,先画龙而后点睛,更有摇曳生姿之妙。三句之后,接下去是“何人便将轻暖,点破付寒?”这个疑问句式表明已到付寒尽退、到轻暖的时候。这是何人主使的呢?当然仍是“东君”。这个疑问句式,既是为了铺叙的跌宕生姿,也是为了使人们对春天的到来,应向造福于人的“东君”表示深深的敬意。“结伴踏青去好,平头鞋子小双鸾。”写趁着轻暖的天气,姑娘们结伴而行,野外踏青。“平头鞋子小双鸾”正是词人别具匠心的地方,此处先把它提出来作为下文的伏笔。“烟郊外,望中秀色,如有无间。”化用王维《汉江临眺》诗中的名句,用来写踏青的姑娘们在野外所看到的迷迷蒙蒙的秀色。这样,不仅写出了阳春烟景,且可从“望中”二字体会到姑娘们愉悦的心情。
过片三句运用口语,生动地描绘出天气的变化,活泼而有意趣。贺裳在他所作的《皱水轩词筌》里提出了两个“个”字用得妙,颇有见地。而“饾饤”一词则用得更具神采,有了这个词,前两个“个”字的“弄姿”才显示出来。天气的阴晴无常,使得踏青的姑娘们的情绪起了变化,她们要赶快一揽春景之胜:“须教镂花拨柳,争要先看。”写出了她们看花觅柳的急切心情与行动,“镂”、“拨”两字用得很巧,仿佛可以听到她们清脆的笑声,看到她们轻盈的体态。她们只顾忘情地欢笑,“不道吴绫绣袜,香泥斜沁几行斑。”一不小心脚踏进泥淖里,浊浆溅涴了她们的罗袜,而前面写的“小双鸾”更是沾满污泥。无限珍惜的心情使她们笑容顿敛,双眉紧锁,“东风巧,尽收翠绿,吹在眉山。”“眉山”典出《西京杂记》谓卓文君“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踏青姑娘们的蛾眉,本来是淡淡的,但眉头一皱,黛色集聚,好像大地上所有的翠绿全被灵巧的东风吹在上边。词人捕捉住踏青的姑娘们一瞬间的感情变化,用幽默、风趣的夸张手法,写出了她们有点尴尬的神情。
此词一反寻常春景词的套路,绕开和风煦日、庞柳娇花之类的意象,另辟蹊径,巧丽造境,在同类作品中别开生面,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这是一篇寓言小品,通过描写小虫蝜蝂善负物、喜爬高的特性,讽刺“今世之嗜取者”聚敛资财、贪得无厌、至死不悟的丑恶面目和心态,它的寓意为要懂得知足常乐,不要太贪心,嘲讽了追求名位、贪婪成性的丑行。
文章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抓住蝜蝂善负物,喜爬高两个特性;第二部分讽刺腐败官僚的贪得无厌。这两部分分别扣住蝜蝂和腐败官吏各自特点展开议论,两部分相互对应,意理一贯,内在逻辑十分严密,将小虫和官僚的形象淋漓尽致地揭示出来。虽然篇幅短小,却像是一面明镜映射出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作者善于观察生活,写小虫持物负重的本性如可目睹;更善于思考社会人生问题,写贪官污吏的贪婪成性入木三分。
此文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塑造了蝜蝂这一艺术形象。柳宗元的文章善于绘声绘影,因物肖形,创造了比较完整的、个性化的寓言形象,既集中动物本身的特征, 形象鲜明生动,又揭示了现实生活中某些人的嘴脸,寓意深刻。这篇《蝜蝂传》就是集中了许多善执物、好上高的小虫的特点,塑造了一个贪婪,愚顽的蝜蝂小虫形象。蝜蝂是一种由作者幻形出来的小动物。此名虽出现在《尔雅·虫部》中,而郭璞却无法对它注释只注上“未详”二字。可见,蝜蝂不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小虫。柳宗元创造这一形象的目的,是讽刺吏道的黑暗和腐败。作者对这种小虫的特征作了非常细致的描绘,其身上具有了贪官典型的特征:一是好物:“行遇物,辄持取,卬其首负之。”“苟能行,又持取如故。”有贪得无厌的特点。二是好高:“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有攫取权力的特点。其所讽对象非常明确,作者在后面的议论部分更明确了讽刺的指向。因此章士钊在《柳文指要》 中直接指出,文中蝜蝂所讽刺的是柳宗元熟悉的唐朝宰相王涯,此人无比贪婪,其结局与蝜蝂一样,死于自己所积累的财富。其实蝜蝂形象的刻画主要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官场中的社会现象。
此文的另一个特色是运用了象征的表现手法,通过描写蝜蝂贪得无厌,最终因此丧身于这一性格,形象地写出贪官污吏的贪婪愚蠢以及最后的悲惨命运,表达了作者对于官场腐败的厌恶以及批判。联系作者的政治历程来看,这篇文章同时应包含着作者自己在政治斗争中所取得的教训。
这篇文章,行文简约精妙,说理师法自然,结构细密,逻辑严谨,类比恰切,过渡自然,语言犀利,叙事生动,议论精警,寓意深刻,具有很强的批判精神。更妙的地方是,连作者自己都可能始料未及,此文给后世的阅读者、研究者提供不尽的想象空间,千载以后,仍能警戒世人。
这首诗是诗人晚年伤怀之作。首联点题,并慨叹只能独游,无人相伴,即和结句“岑寂”相应。是此诗表现的主旨,可谓此诗诗眼
以下三联均是表现诗人生活的孤独岑寂。颔联写每日里只能像柳恽那样苦吟诗歌,又像杨朱那样伤心流泪因傍徨无路而担心犯愁,写出生活的凄苦。解释这两句,历代注家所论,似均欠当。冯浩曰:“柳仲郢父子皆工诗文,而杨本胜贤而文,恳索其所作四六。此其藉欤?”如此释诗,可说是所有李商隐诗的注释者所犯的通病,殊不足取。由于李商隐之诗,每多朦胧隐晦,注家们遂不免疑神疑鬼了见有“柳”字,就疑是柳仲郢,见有“杨”字,就疑是指杨本胜。理解这两句,首先必须详细体会第二句,“谁堪共酒壶”中的“谁堪”二字,这两句即紧承第二句,落实“谁堪”二字。因此,这两句内在含义即是:有人比得上柳恽的文采,但我却怕他苦吟;有人比得上杨朱的见识,但我却又怕他过于多泪。
颈联写只能与野鹤寒松为友,也是突出生活的孤独,从中也看出诗人对周围世俗的烦厌,诗人认为这西溪郊外的野鹤寒松远甚过那些世俗,才是自己的知己,见出诗人的孤高品性。尾联是诗人自我排解,远在天涯,人越来越“常病意”,在这样的时候,感到岑寂孤独远甚过烦嚣欢娱。关于尾联,历代往释家大抵偏于“病”字。如何焯曰:“第三句,因病废诗。”屈复曰:“天涯病客,以岑寂为佳耳。”对于本诗第七句,有必要分析这五个字的节奏:
其一、如果将商隐看成有病,应读为“天涯多病——意”。且不要说唐人诗中极少上四下一格的句式,即使有,也不宜用在此句。因为如果变为上四下一格,则“意”字放在此句,简直毫无作用。
其二、如果将这一句看成有病或多病,则与第二句“谁堪共酒壶”,委实大相矛盾。唐人诗中,凡说及有病,多提戒酒,绝不可能提到无人陪伴饮酒。
其三、如果将这一句看成是多病,则多病正宜于“岑寂”,亦不可能有“欢娱”之事,是则第八句简直是画蛇添足,毫无意义。
其四、如果将这一句看成是多病,则第一句“近郭西溪好”,也就毫无着落了。一个多病之人,还能出游郊外,还能欣赏西溪的景色,也是很难置信的。
基于上述理由,此句中的“病”字不应释为名词,而应释为形容词,将“病意”二字连读,如此,则全诗脉络皆可贯通了。
全诗写得孤傲清凉,但实际上诗人心中是悲苦已极,使全诗具有极凄苦感伤的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