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溪霜后水。的的清无比。比似使君清。要知清更明。
灵溪霜后水。的的清无比。比似使君清。要知清更明。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
这首词写的是相思之情，词人踏在铺满落叶的归路上，想到曾经与所思一道偕行，散步在这条充满回忆的道路上，然而如今却只有无尽的怀念，胸中充满惆怅。暮雨潇潇，秋风乍起，“秋风秋雨愁煞人”，吹得去这般情思，这首词写得细致清新，委婉自然。委婉自然外，还有另一特点，纳兰的词最常用到的字是“愁”，最常表现的情感也是“愁”，这首词的写法，是要写愁而不直接写愁，而通过其他意象的状态来体现这种情感。
这首词化用了前人的许多意象以及名句，使这首词给人一种熟悉而又清新的感觉。如“木叶”这一经典意象最早出于屈原的《九歌·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一意象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予人以秋的孤寂悲凉，十分适合抒发悲秋的情绪。“晓风残月何处”则显然化用了柳屯田的《雨霖铃》中“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一半西风吹去”又和辛弃疾的《满江红》中“被西风吹去，了无痕迹”同。
这首词和纳兰的其他词比起来，风格相同，仍然是婉约细致。这首词几乎每句都有不同版本，如“木叶纷纷归路”一作“黄叶青苔归路”，“晓风残月何处”一作“展粉衣香何处”，“消息半浮沉”又作“消息竟沉沉”。且不谈哪一句是纳兰的原句，这考据，现下还难以确定出结果来，但这恰好给读者增加艺术对比的空间。比较各个版本，就“木叶纷纷归路”一作．“黄叶青苔归路”两句来看，“黄叶”和“木叶”二意象在古典诗词中都是常见的，然就两句整体来看“木叶纷纷”与“黄叶青苔”，在感知秋的氛围上看，显然前者更为强烈一些，后者增加了一个意象“青苔”，反而导致悲秋情氛的减弱。“晓风残月何处”与“展粉衣香何处”则可谓各有千秋，前者化用了柳永的词句，在营造意境上比后者更有亲和力，词中也有悲哀的情感迹象；“展粉衣香何处”则可以在对比下产生强烈的失落感，也能增强词的情感程度。
《座右铭》是东汉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
开篇“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两句可归结为慎言。 “无道人之短”就是不直言他人的短处。儒家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对于小人的短处，不能说，说了会得罪小人；而对于君子，因为君子能够“吾日省吾身”，能够不断地自省自查自纠，所以不必说：正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
“无说己之长”则是提醒自己不要自我张扬。《道德经》中有言： “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白矜者不长。”“说己之长”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肯定、赞赏，进而获得利益。这种行为与儒家秉持的观念相悖。《论语·学而》有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过分强调自己的优点，就会名过其实，从而与作者所提倡的“无使名过实”相背离。无论是慎言人之短还是己之长，都是要求做人要慎言二在《论语·学而》篇中，孔子要求弟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讷言即慎言。这是守愚的方式之一。此“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与下文“守愚圣所臧”是一脉相承的。
“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是说施恩于他人不要再想，但接受他人的恩惠要铭记在心。《庄子·养生主》中云： “为善勿近名”，意思是做善事并不是为了博得好的名声。“受施慎勿忘”则是一种感恩意识、报恩观念的体现。两句中都有一个“慎”字，就是要提醒自己要时刻谨记，不可忘却。
“世誉不足慕”与“谤议庸何伤”两句则从荣与辱两个方面阐发作者的思想。无论是赞誉，还是毁谤，都要坦然视之、淡然对之。《道德经》中写道：“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在作者看来，宠辱若惊不可取，为人应该做到宠辱不惊：为此必须要坚持以正确的人生准则衡量自己的得失，审视自己的言行。仁就是这唯一的“纪纲”。
“隐心而后动”，就是要在行动之前先审度自己的心是否合乎“仁”，只有合乎这一标准之后才能行动。 “守愚”也是“唯仁为纪纲”的具体实践。此外，从“在涅贵不淄，暖暖内含光”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守愚并不是指要愚昧无知．作者所说的“守愚”其实只是外表的愚，内心则要追求一种高洁的人格品质、近墨不黑的独立节操。
在做人的方式上，崔瑗强凋外柔内刚，以柔取胜：《道德经》中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犒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难量”一句表明为人太过刚强会招致祸患。
在行为方面，作者要求自己做到上文所说的“慎言”，也要做到“节饮食”。这是因为饮食是物质生活的重要方面，没有节制，便会贪婪争抢而要做到这两点，就要在观念上做到“知足”。
此文在艺术上有两点很突出。
一是在结构上，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显示出戛戛独造的修养和品德来。这样，全文的结构便由这两句一意的单元所组成，颇类似后世律诗的结构。
二是在语言上，采用五言形式。铭文这种形式，一般都是用在比较正规的场合，开国大典，盖世奇功，往往刻山勒石，以传诸后世。听以它多采用四言形式，以示典雅庄重；叩以《文选》所收铭文为例，前有班固《封燕然山铭》，后有张载《剑阁铭》，都是四言形式。而崔瑗比文，则通篇采用五言形式；确颇独特。其时五言形式，仅在民间流传，汉乐府民歌中比较多地采用这一形式，而文人圈子里则不太多见。前此虽有班固《双咏史诗》通篇一五言，但技巧颇为生疏，“质术无文”（钟嵘《诗品》）。崔瑗采用此式，大概是因为“座右铭”，写给自己看的，所以显得比较随便；而更重要的，是说明了崔瑗较注重从汉乐府民歌汲取营养。
此诗题为《梅花》，却不是一首咏物诗，而是咏叹与梅花相关的人和事。据《全唐诗》载：“后主尝与周后移植梅花于瑶光殿之西，及花时，而后已殂，因成诗见意。”
此诗首联起句“殷勤移植”语，即指这次移植梅花之事；“移植地”便是“瑶光殿之西”的“曲槛小栏边”。李煜、周后（即昭惠皇后）都是极富雅趣之人，又凭着帝王皇后的特殊条件，便为自己的生活极力营造出优美的氛围。他们以销金红罗罩壁，以绿钿刷丝隔眼，糊以红罗，种梅花其外，兴之所至，便有了移植梅花之事。颔联写道“共约重芳日，还忧不盛妍”，意思是记得当时还曾担心，梅花“重芳日”，只恐“不盛妍”。唯其如此，颈联便接着说：“阻风开步障，乘月溉寒泉。”为了给梅花“阻风”，这两位形影相随的伴侣还特意为梅花牵开了漂漂亮亮、长长宽宽的“步障”；为了给梅花浇水，也还曾不辞“乘月”披星之劳。实指望来年能观赏到夫妻共同移植、一块浇灌的梅花的艳美风姿。可是，又有谁能料到花开前后，这正该供夫妻共赏同乐的美景良辰，而“蛾眉却不前”。尾联的这一慨叹，紧承在语流上逐层推进的前三联而发，于升至极高处的波峰浪尖，忽发哀音，跌入深潭，凄恻动人，给读者心灵以强烈冲击。
牧童的生活是游荡不定的，也是浪漫的。牧童既不免经风雨、涉艰险，又总是从大自然中得到乐趣和慈爱。这是一首牧童唱的歌。早上，牧童赶着牛沿着弯曲的江水去放牧；晚上，牧童归来时就要摸黑走过山村的沟谷。早出晚归的牧牛生活是辛苦的，诗中写到的“朝”“夜”两次“牧牛”，第一次是指“牧牛去”，第二次是指“牧牛归”。四个“牧牛”的重叠，造成了一种歌谣节奏和韵味，同时表现了早晚放牧、日日放牧的辛勤劳动生活。“下江曲”和“度村谷”也表现了放牧生活的丰富多彩。
牧童总是在野外度过他的时光。在春天的漾漾细雨中，牧童披着蓑衣走过小树林；在牧童的芦笛声中，莎草一天天地绿起来。牧童充分享受着大自然的美，大自然是他最相熟相知的朋友。顽皮活泼的牧童还把蓬蒿插在腰间当作箭，想象着自己成了一位威风凛凛的武士，连猛虎也不敢再来欺负小牛犊。
在诗中牧童生活不是一幅朦胧的牧牛景，而是处处显出诗人对放牧生活的深切体验。诗中所写的牧童的冷暖甘苦，也不是只从旁观察可得的，似乎诗人有过亲身体验。这样写景状物，描摹生活，才可以达到如王国维所说的“不隔”的境界。
起首二句，袭用民歌的曲调，写了牧童早晚的行踪。质朴，淡雅，信手拈来，却象民间那种形神毕俏的剪影画。这是远景中的牧童身影；下面开始写近影：春雨如丝，无声地滋润大地。诗人仿佛是看到出林的牧童披起了蓑衣，才感觉到空中已经飘起了雨丝。一个“细”字，准确地抓了春雨的特征。下一句没有写人，写的是笛声。
“卧吹”二字，使人分明想见到仰卧在莎草中牧童天真，快乐的模样。悠扬的笛声，又使人体会到山谷中的清幽宁静。“莎草绿”照应了前面的“春雨细”，使人感到山村中的一切都是那样和谐、恬淡、清新和充满生机。最后二句，是牧童正面形象的特写。憨顽的放牛娃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全副武装的勇士模样，“不怕猛虎欺黄犊”更是一语点出山中牧童那种勇敢无畏的强俘性格。诗人用那生动的笔触，以一种简洁传神的白描手法，勾勒了一幅“山中牧童图”。那清新、活泼，近乎口语化的语言，更使全诗洋溢着一股浓郁的生活气息。如果不是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和人民有着较广泛的接触，如果不是向民间文学学习，从民歌中吸取营养，是不可能写出这样一些较好的作品来的。
这首诗写出了牧童放牧生活和情趣。前四句侧重描写牧童放牧的辛勤，诗人运用时空的转换扩大诗歌的内蕴。后四句着重描写放牧时的情趣：春雨绵绵，牧童穿行于林中草地，稍有闲暇，便吹响悠扬的芦笛，一会又胡乱地在腰间插满野蒿，恰似利剑，显得英武洒脱，这样就再也不怕猛虎欺负牛犊了。这种奇思漫想，生动地表现了牧童幼稚、天真的精神面貌，令人忍俊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