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赠人之作。诗中作者对徐干有德行、有才干却过着贫贱生活的状况，表现了极大的同情，且自惭引援不力，爱莫能助，并以朋友的身份对他提出了恳切的希望和慰勉，这发自内心的关切体现了友谊的真挚和深厚。
“惊风飘白日”这一发端突如其来，出人意外，是“陈思极工起调”的著名例句。在作者笔下，太阳落山这一常见景象被描绘得奇突不凡，就仿佛太阳不是自然下落而是忽然给惊风吹落似的，这显然不是一般的纯客观的写景，而是景中包含着作者强烈的主观感情，即他对时光奄忽、人生短暂的惊叹。用白日西驰的意象来表现光阴易逝在曹植诗中还有几例，如《箜篌引》中的“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名都篇》中的“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但因此诗是用在作品开头，又着一“忽然”加以形容，语气格外急切，感情格外强烈，因而格外精警动人，故被沈德潜称为“高唱’’。
接下来改用舒缓语调写夜空景色：“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新月和繁星交相辉映，美丽，恬静，极富诗情画意。这两句一则与黄昏日落相承接，同时为下文写夜游张本。但作者在写夜景之后并不即刻转入写夜游，而是插入了两句议论：“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以“志士’’和“小人’’对举，写出两种绝然不同的人生态度。这一议论看似突兀，实则与上文有紧密的内在联系，“营世业”和“亦不闲”正是时光飘忽、人生短促这一客观现实在“志士”和“小人”心中引起的不同反映。通过对乘时立功的“志士”和及时行乐的“小人”的一褒一贬，一方面高度赞扬了有志之士徐干，同时鲜明地体现出作者自己的人生理想，因为“戮力上圈，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正是曹植的毕生追求。这两句与《杂诗》（其六）中“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闲’’寓意相同，只是将“媮自闲”翻为“不闲”，便不仅具有讽刺意味，而且自然引出下文的夜游。
“聊且夜行游，游彼双阙间’’是承上启下的过渡句，从议论转入描写。“文昌郁云兴，迎风高中天。春鸠鸣飞栋，流猋激棂轩”四句，以夸张的笔法、工整的对仗、华美的辞采描绘了邺都宫观的巍峨壮丽，并且写得有声有色、动静相映。这一组景物描写充分显示出曹植诗”辞采华茂“及炼字造句的特色。作者着力突出宫阙之盛，自有其用意，是以此反衬下文徐干处境的困窘，正如黄节所说“鸠居殿观，际会风云，喻人才杂出，而干独甘贫贱也”（《曹子建诗注》）。
“顾念蓬室士，贫贱诚足怜。薇藿弗充虚，皮褐犹不全。”这四句写徐干衣食不周的窘境，是他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全三国文》无名氏《中论序》说他“疾稍沉笃，不堪王事，潜身穷巷，颐志保真。……环堵之墙，以庇妻子，并日而食，不以为戚’’。作者不仅对这一处境表示同情，同时对他冀为世用而不得的内心情感也有着深厚的了解，所以接下来说：“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指出徐干所著《中论》等诗文是他慷慨悲愤感情的结晶。是什么原因使得徐干如此“贫贱’’而“有悲心’’呢？作者以卞和献璧的故事为喻，说徐干有才能却得不到重用自己是有过失的。“宝弃怨何人？和氏有其愆”便是用“宝”比喻徐干，用“和氏”自比。然而，人们从作者真诚的自责中感受到的只是他爱才、怜才的一片真情，“宝弃”的真正原因并不在此。对这一点，作者自然是清楚的，只是不便明说罢了。“弹冠俟知己，知己谁不然”委婉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难言之隐。这两句表面上说徐干要等待知己的援引方才出任，而自己作为他的知己也并非不想加以推荐。言外之意是虽有爱才之心，惜无援才之力。并于反诘的语气中流露出他对当权者不用贤才的不满，也见出他自己的牢骚。作此诗时曹植虽未明显受到压抑，但亦无权柄，甚至无力引荐向他求助的朋友，一向爱护人才的他有此牢骚是可以理解的。
但曹植毕竟是建安时代的诗人，热衷用世的时代精种，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使他对前途充满乐观的信念，他坚信贤才必为世用，并以此安慰和鼓励他怀才不遇的朋友。“良田无晚岁，膏泽多丰年。亮怀玙璠美，积久德愈宣”这四句采用了营植所擅长的比喻手法，如用“良田”、“膏泽”比喻有才德的人；用“无晚岁”、“多丰年”比喻人才一定能出头，用“玙璠”比喻美德。意思是说有才德的人是不会被埋没的，时间愈久则美德也愈显著。这形象生动而富有哲理的诗句表达了作者对徐干的无比信任和满腔热情。结末“亲交义在敦，申章复何言”，是说知交的责任在于互相勉励，所以自己赠诗除了敦劝已别无可说。对友人的期待，自己的无能为力，种种复杂的感情，尽在此不言之中。
这首诗熔写景、议论、抒情于一炉，层层有序而又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作者对友人徐干的赞扬、同情、安慰和鼓励。钟嵘《诗品》评曹植诗说，“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于此诗可见一斑。
左思是西晋太康时期（280-289年）的杰出作家。他的诗赋成就很高。《三都赋》使“洛阳纸贵”，他的诗，谢灵运认为“古今难比”，钟嵘《诗品》也列为“上品”。《咏史八首》是左思诗歌的代表作，所以刘勰说：“拔萃于《咏史》”（《文心雕龙·才略》）。
《咏史》诗，并不始于左思。东汉初年，班固已有《咏史》诗，但是，这首诗的写法只是“概括本传，不加藻饰”，而左思的《咏史》诗，并不是概括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而是借以咏怀。所以何焯说：“题云《咏史》，其实乃咏怀也。”又说：“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概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摅胸臆，此又其变。”（《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何氏认为左思《咏史》是“咏史”类诗歌的变体，其实这是“咏史”诗的新发展。
左思《咏史》诗，抒写诗人自己的雄心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限制，当时出身寒门的有才能的人，壮志难酬，不得已，只好退而独善其身，做一个安贫知足的“达士”。这组诗表现了诗人从积极入世到消极避世的变化过程。这是封建社会中一个郁郁不得志的有理想有才能的知识分子的不平之鸣。
第一首写自己的才能和愿望，可以看做是这组诗的序诗。开头四句，写自己的博学能文。“弱冠弄柔翰”，是说自己二十岁时就舞文弄墨，善于写作文章了。“卓荦观群书”，写自己博览群书，才学出众。这两句实为互体，意思是说：我二十岁时已才学出众了，不仅善于写作，而且博览群书。杜甫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正是由于左思博览群书，才能善于写作，才能“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即写论文以《过秦论》为典范，作赋以《子虚赋》为楷模。《过秦论》，西汉贾谊所作，是其政论中的名篇；《子虚赋》，西汉司马相如所作，为赋中名篇。左思著论作赋以他们的作品为榜样，说明他的见识与才能，颇有自负的意味。
“边城论鸣镝”四句，写自己兼通军事。“鸣镝”乃是战斗的信号。边疆发生战争，告急的文书飞快地传到京城。这里，可能是指公元279年，对鲜卑树能机部和对孙皓的战争。《晋书·武帝纪》：“（咸宁）五年（279）春正月，虏帅树能机攻陷凉州。乙丑，使讨虏护军武威太守马隆击之。……十一月，大举伐吴……十二月，马隆击叛虏树能机，大破，斩之，凉州平。”烽火燃起，诗人虽非将士，可是也曾读过《司马穰苴兵法》一类兵书。他认为自己不仅有文才，而且也有武略，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应该为国效劳。
“长啸激清风”四句，写自己的志气和愿望。诗人放声长啸，啸声在清风中激荡，志气豪迈，东吴哪里放在眼中。他想，一把很钝的铅刀，都希望能有一割之用，自己即使才能低劣，做梦也想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良图”（良好的愿望）。至于什么是诗人的“良图”，“左眄澄江湘”四句，作了具体的回答：消灭东南的东吴，平定西北的羌胡。功成之后，不受封赏，归隐田园。前两句表达的是晋武帝《伐吴诏》中“南夷句吴，北威戎狄”的意思。后两句正是他歌颂的鲁仲连精神：“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就感情言，前者雄壮，后者恬淡，这种错综复杂的感情是统一的，表现了诗人既渴望建功立业，又不贪恋富贵的精神。
还需要提及的是，可以根据“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诸句确定《咏史八首》的写作年代。晋武帝于公元279年（咸宁五年）十一月，大举伐吴，公元280年（太康元年）三月，孙皓投降。于公元279年（咸宁五年）正月，讨伐鲜卑树能机部，十二月，大破之。所以，何焯认为“诗作于武帝时，故但曰‘东吴’。凉州屡扰，故下文又云：‘定羌胡’”。（《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可见《咏史》八首写于公元279年（咸宁五年）之前。
清人刘熙载《艺概·诗概》说：“左太冲《咏史》似论体。”但是，诗人的议论是以形象表现出来的，并不使人感到枯燥乏味。恰恰相反，诗中生动的形象和丰富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
此诗意气豪迈，情感昂扬，很容易使人想起曹植。曹植诗云：“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白马篇》），“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曹植为国赴难，建功立业的志愿，都被曹丕父子扼杀了，他郁郁不得志地度过自己不幸的一生。左思“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的壮志雄心，被当时的门阀制度断送了，所以，诗人愤怒地向门阀制度提出了控诉。
这首诗所写的是出卖苦力的劳工的艰难生涯。前四句写暑天长期无雨，云头尘土飞扬，深堂挥汗如雨，干旱酷热。中四句言“负重民”，身冒酷暑，奔走长街，衣不蔽体，弯腰负重，承受着惨重的劳累，换钱来养活儿女。后四句以富人家的牛马来与劳工对比，牛马能在高树下乘凉避暑，劳工哪有这种福气。全诗取材贴近现实，出语平易晓畅，字里行间充溢着对下层劳工的同情。
张耒出身贫寒，从政后又一直沉沦下僚，对广大人民的穷苦生活有所体察和了解，在苏门四学士中，他是最关怀民生疾苦的，也写过不少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这首《劳歌》是他的“古乐府歌词”之一。它以朴素明快的语言，通过对“负重民”劳动神态的刻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
诗的开头四句刻意渲染暑天之热。一二两句写天气：说“云头不合”，则可见烈日当空；说“惟飞土”，既呼应了上句“三月元无雨”，又强调了气侯炎热干燥，尘土飞扬。三四两句写诗人自己：盛夏赫赫，骄阳似火，深堂高卧，想动身而未动身，就汗如雨下，这表明炎热已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这四句对“热”尽情渲染，为后面写“负重民”劳动的艰辛，作了有力的铺垫。
“忽怜长街负重民”，下一“忽”字，笔锋陡然一转，结上开下，中间四句进入对“负重民”的正面描写。诗人由己及人，对于苦力的劳动强度，生活境况，不发抽象议论，也不作全面介绍，而是巧妙地通过两个典型细节的刻画，把“怜”的感情交织进去，含蓄地表现出来，这种手法是很高明的。“筋骸长彀十石弩”，一个青筋暴出，骨瘦如柴，身负重物，移步艰难的苦力形象，令诗人心碎。这一细腻描绘，不仅具有强烈的真实感，而且逼真地点明物体之重已远超过人所能承受的限度。
“以力受金饱儿女”，苦力的区区报酬得来十分不易，其中渗透着很多血和汗。这就深化了主题。“半衲遮背是生涯”一句，使文意层层逼进。烈日曝晒，“负重民”尽管衣不蔽体，却全然不顾。因为他们已被剥削得一无所有，除出卖苦力外别无“饱儿女”之法。“负重民”是家中直接挣钱者，从事的又是如此费力的劳动，尚且是“半衲遮背”，那么完全可以推断，所谓“饱儿女”，充其量也只不过勉强活命而已。这两个典型细节的刻画，不仅逼真感人，使文势跌宕，而且含意深长，从中也引发了一个问题：“是谁把“负重民”推向了苦难的深渊？”诗中体现了作者观察的深刻，剪裁的精当。
最后四句，变换韵脚，笔锋一转，向更深的意境开掘，以人与畜相比。牛马都有人爱护，拴在树下乘凉，唯恐其“犯炎酷”，而“负重民”如此艰辛，却无人怜惜，人还不如牛马。这样的强烈对比，更可看出“负重民”是生活在人间地狱，更能激起读者的深切同情。此外，作者有意换了入声韵，更表现出这是“凄厉萧杀”之音。
这首诗之所以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首先是因为诗人对劳动者有很深的感情，其次是因为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描写技巧，刻意经营，发挥了艺术独创性。
《劳歌》通过作者自己的切身体验，反映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全诗取材贴近现实，出语平易晓畅，不用一个典故，也没有一个怪字，字里行间充溢着对下层劳工的同情和怜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