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序文写于801年（唐德宗贞元十七年），当时韩愈34岁，离开了徐州幕府，到京城谋职。自从792年（贞元八年）中进士以来，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韩愈一直为仕进汲汲奔走，却始终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处境艰难，心情抑郁。因此，借送友人李愿归盘谷隐居之机，写下这篇赠序，一吐胸中的不平之气。
作者借李愿之口，描绘出三种人：一是“坐于庙朝，进退百官”的达官贵人，二是“穷居而野处”的山林隐士，三是趋炎附势、投机钻营的小人。通过对比，对志得意满、穷奢极欲的大官僚和卑躬屈膝、攀附权贵之徒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对友人的隐居之志大加赞赏。文章最后一段，用一首古歌的形式和浓郁的抒情笔调，咏叹、赞美、祝福友人的隐居生活，也流露出欣羡之意。
韩愈的赠序非常有名，这篇尤为历代称道。苏轼《跋退之送李愿序》一文说：“欧阳文忠公尝谓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余亦以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比《师说》早一年，风格却大不相同；读者阅读时可结合这两篇文章各自的写作背景，在内容和写法上做一些比较。
这首闺怨诗描写贵族女子白天郊外游春、夜间独守空房的复杂心理。
诗的开头，描绘出早春的美丽景象。“紫梅发初遍，黄鸟歌犹涩。”紫梅刚刚开遍大地，黄莺的歌声才开始歌唱，休憩了一冬的嗓子，尚未划破那缕梗在喉间的生涩。诗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位少妇，在万物复苏的早春中，出游弄春。“谁家折杨女，弄春如不及。”那刚抽出嫩芽的拂柳，被她轻轻地扬起在那纤纤细手之中。春光与少女的青春丽容交相映衬，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爱水看妆坐，羞人映花立。”她怕是爱那清澈荡漾的春水吧，静静地绕水而坐，望着水中那秀丽颀长的脸颊，婀娜的身姿，嘴角不禁暗自抿出一抹微笑，遂对镜而妆。却又羞于见人，于是，那曼妙的身姿，掩映在绚烂的花丛之中，一时间，尚分不清楚人面桃花，哪个更艳。这两句很细腻地表现出她顾影自怜的心理。“香畏风吹散，衣愁露沾湿。”置身于此番美妙的春色里，只怕那徐徐的春风吹散了她幽幽的清香呵，那花丛里晶莹透亮的露滴，弄湿了她新着的春装。这两句为以下的情绪由喜转悲作了铺垫。“玉闺”二句写主人公回房。一晃，日落了，这春意盎然的日子，时光总是那般易逝，乘着那装饰华美的车子，恋恋不舍地归至皇城东面的青门之中，那是她独身栖居的小天地。“游衍”四句，写出了女主人公的复杂心情：本以为那盎然的春景，那外出游玩的乐趣，能驱走心底的那份惦念，谁知这“销愁更愁”的消遣，却更加勾起对丈夫的无限思念，春景甚美，然身边少了那个共赏美景的人，纵是再美的景致，在她的心里，都比不上他那一抹含情脉脉的眼神。这次第，怎生勾起了无限伤感之意，却只有暗自垂泪，手里的彩绢，都被那思念的泪珠湿润了。时常在睡梦中梦见那远方的身影，望见他那高大的身姿，闻见他那熟悉的气息，归来时天色已暗，恍惚间，恍若见到了那梦牵萦绕的身影。结句归为女子羡慕同栖双燕之乐。她望着那屋檐前双宿双飞的燕子，猛然慨叹，自己竟不如那檐前双栖的燕子，表现了妇女对丈夫的思念和期盼丈夫归来的情怀。
这是一份孤独的美丽，亦是一份美丽的哀怨。在诗人的笔下，活脱脱的一位独居深闺的贵族少妇，承载着满心的思念之心，在这鸟语花香的季节里，更是衬托出她内心的复杂之境，那份哀思，那份幽怨，亦夹杂着几许无奈。怨，却怨不了谁，只是心底那汹涌的思念之情，却是怎么也无法排遣消散的。
简单朴素的语言，却是那般深入到位地描绘出诗中女子复杂曲折的心理，这归功于诗人巧妙的笔法和细腻独到的心思。一字一句，虽是平淡，却都是精雕细琢，勾勒出无尽的意境的；二是诗中反衬手法的妙用，初春乍始的景色，亦引发出女子心底相思之情的萌动，她尽情的游乐，反却徒增相思之苦，末句那双宿双飞的燕子，更是反衬出少女内心的伤感。
伪作论据
（一）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
（二）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三）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云已死。
肯定观点
（一） 陈寿《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
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将《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记载。
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兵变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亮集》载“；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
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志》这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
（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字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表》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
再看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 诸葛恪不可能伪作。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