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作论据
（一）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
（二）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三）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云已死。
肯定观点
（一） 陈寿《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
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将《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记载。
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兵变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亮集》载“；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
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志》这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
（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字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表》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
再看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 诸葛恪不可能伪作。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先帝考虑到蜀汉和曹贼不能并存，帝王之业不能苟且偷安于一地，所以委任臣下去讨伐曹魏。以先帝那样的明察，估量臣下的才能，本来就知道臣下要去征讨敌人，是能力微弱而敌人强大的。但是，不去讨伐敌人，王业也是要败亡的；是坐而待毙，还是主动去征伐敌人呢？因此委任臣下，一点也不犹疑。
臣下接受任命的时候，睡不安稳，食无滋味。想到要去北伐，应该先南征。所以五月里渡过泸水，深入荒芜之地，两天才能吃上一餐；臣下不是不爱惜自己呵，而是看到帝王之业不可能局处在蜀地而得以保全，所以冒着危险，来执行先帝的遗愿，可是争议者说这不是上策。而敌人恰好在西面疲于对付边县的叛乱，东面又要竭力去应付孙吴的进攻，兵法要求趁敌方劳困时发动进攻，当前正是赶快进军的时机呵！现在谨将这些事陈述如下：
高祖皇帝的明智，可以和日月相比，他的谋臣见识广博，谋略深远，但还是要经历艰险，身受创伤，遭遇危难然后才得安定。现在，陛下比不上高祖皇帝，谋臣也不如张良、陈平，而想用长期相持的战略来取胜，安安稳稳地平定天下，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第一点。
刘繇、王朗，各自占据州郡；在议论安守策略时，动辄引用古代圣贤的话，大家疑虑满腹，胸中充斥着惧难；今年不去打仗，明年不去征讨，让孙策安然强大起来，终于并吞了江东，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二点。
曹操的智能谋略，远远超过别人，他用兵像孙武、吴起那样，但是在南阳受到窘困，在乌巢遇上危险，在祁山遭到厄难，在黎阳被敌困逼，几乎惨败在北山，差一点死在潼关，然后才得僭称国号于一时。何况臣下才能低下，而竟想不冒艰险来平定天下，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三点。
曹操五次攻打昌霸而攻不下；四次想跨越巢湖而未成功，任用李服，而李服密谋对付他；委用夏侯渊，而夏侯渊却败死了。先帝常常称赞曹操有能耐，可还是有这些挫败，何况臣下才能低劣，怎能保证一定得胜呢？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四点。
自从臣下进驻汉中，不过一周年而已，期间就丧失了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将领及部曲将官、屯兵将官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等士卒一千余人。这些都是几十年内从各处积集起来的精锐力量，不是一州一郡所能拥有的；如果再过几年，就会损失原有兵力的三分之二，那时拿什么去对付敌人呢？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五点。
如今百姓贫穷兵士疲乏，但战争不可能停息；战争不能停息，那末耽在那里等待敌人来进攻和出去攻击敌人，其劳力费用正是相等的。不趁此时去出击敌人，却想拿益州一地来和敌人长久相持，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六点。
最难于判断的，是战事。当初先帝兵败于楚地，这时候曹操拍手称快，以为天下已经平定了。但是，后来先帝东面与孙吴连和，西面取得了巴蜀之地，出兵北伐，夏侯渊掉了脑袋；这是曹操估计错误。看来复兴汉室的大业快要成功了。但是，后来孙吴又违背盟约，关羽战败被杀，先帝又在秭归遭到挫败，而曹丕就此称帝。所有的事都是这样，很难加以预料。臣下只有竭尽全力，到死方休罢了。至于伐魏兴汉究竟是成功是失败，是顺利还是困难，那是臣下的智力所不能预见的。
注释
汉：指蜀汉。
贼：指曹魏。古时往往把敌方称为贼。
偏安：指王朝局处一地，自以为安。
孰与：何如，表示抉择，倾向肯定后一种（偏指一方）。
入南：指诸葛亮深入南中，平定四郡事。
并日：两天合作一天。
顾：这里有“但”的意思。
蜀都：此指蜀汉之境。
议者：指对诸葛亮决意北伐发表不同意见的官吏。
进趋：快速前进。
高帝：刘邦死后的谥号为“高皇帝”。
并：平列。
渊深：指学识广博，计谋高深莫测。
被创：受创伤。被，通假字，同“披”。
良：张良，汉高祖的著名谋士，与萧何、韩信被称为“汉初三杰”。
平：陈平，汉高祖的著名谋士。后位至丞相。
长策：长期相持的打算。
坐：安安稳稳。
未解：不能理解。胡三省认为“解”应读作“懈”，未解，即未敢懈怠之意。两说皆可通。
刘繇：字正礼，东汉末年任扬州刺史，因受淮南大军阀袁术的逼迫，南渡长江，不久被孙策攻破，退保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后为豪强笮融攻杀。《三国志·吴书》有传。
王朗：字景兴，东汉末年为会稽（治所在今浙江省绍兴市）太守，孙策势力进入江浙时，兵败投降，后为曹操所征召，仕于曹魏。
孙策：字伯符，孙权的长兄。父孙坚死后，借用袁术的兵力，兼并江南地区，为孙吴政权的建立打下基础，不久遇刺身死。
江东：指长江中下游地区。
殊绝：极度超出的意思。
孙：指孙武，春秋时人，曾为吴国将领，善用兵，著有兵法十三篇。
吴：指吴起，战国时兵家、法家代表人物，先后仕于鲁、魏、楚，著有《吴子兵法》。
困于南阳：建安二年曹操在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汉时南阳郡的治所）为张绣所败，身中流矢。
险于乌巢：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相持，因乏粮难支，在荀彧等人的劝说下，坚持不退，后焚烧掉袁绍在乌巢所屯的粮草，才得险胜。
危于祁连：这里的“祁连”，据胡三省说，可能是指邺（在今河北省磁县东南）附近的祁山，当时曹操围邺，袁绍少子袁尚败守祁山（在邺南面），操再败之，并还围邺城，险被袁将审配的伏兵所射中。
逼于黎阳：建安七年五月，袁绍死，袁谭、袁尚固守黎阳（今河南浚县东），曹操连战不克。
几败北山：事不详。可能指建安二十四年，曹操率军出斜谷，至阳平北山（今陕西沔县西），与刘备争夺汉中，备据险相拒，曹军心涣，遂撤还长安。
殆死潼关：建安十六年，曹操与马超、韩遂战于潼关，在黄河边与马超军遭遇，曹操避入舟中，马超骑兵沿河追射之。殆，几乎。
伪定：此言曹氏统一北中国，僭称国号。诸葛亮以蜀汉为正统，因斥曹魏为“伪”。
昌霸：又称昌豨。建安四年，刘备袭取徐州，东海昌霸叛曹，郡县多归附刘备。
四越巢湖：曹魏以合肥为军事重镇，巢湖在其南面。而孙吴在巢湖以南长江边上的须濡口设防，双方屡次在此一带作战。
李服：建安四年，车骑将军董承根据汉献帝密诏，联络将军吴子兰、王子服和刘备等谋诛曹操，事泄，董承、吴子兰、王服等被杀。据胡三省云：“李服，盖王服也。”
夏侯：指夏侯渊。曹操遣夏侯渊镇守汉中。刘备取得益州之后，于建安二十四年出兵汉中，蜀将黄忠于阳平关定军山（今陕西省沔县东南）击杀夏侯渊。
汉中：郡名，以汉水上流（沔水）流经而得名，治所在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县东）。
期年：一周年。
突将、无前：蜀军中的冲锋将士。
賨叟、青羌：蜀军中的少数民族部队。
散骑、武骑：都是骑兵的名号。
图：对付。
夫：发语词。
平：同“评”，评断。
败军于楚：指建安十三年，曹操大军南下，刘备在当阳长坂被击溃事。当阳属古楚地，故云。
拊手：拍手。
已定：以定，已，同“以”。
授首：交出脑袋。
关羽：字云长，蜀汉大将，刘备入川时，镇守荆州，建安二十四年，他出击曹魏，攻克襄阳，擒于禁，斩庞德，威震中原。孙权趁机用吕蒙计谋偷袭荆州，擒杀关羽父子。
蹉跌：失坠，喻失败。
曹丕：字子桓，曹操子。在公元年废汉献帝为山阳公，建立魏国，是为魏文帝。
逆见：预见，预测。
鞠躬尽瘁：指为国事用尽全力。
利钝：喻顺利或困难。
睹：亦即“逆见”，预料。
这篇文章载于三国时期吴人张俨的《默汉》，一般认为是诸葛亮的作品，当作于蜀汉建兴六年（228），比《前出师表》晚了一年。此时正值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中原未取得预期成果之时。为消除各方阻碍，在第以次北伐临行之际，诸葛亮向后主刘禅献上了这篇《后出师表》。
刘备临终前将刘禅托付给诸葛亮。诸葛亮加紧从政治、外交、经济、军事上全面进行北伐准备。在外交上，派使者联吴；韬光养晦，对魏国劝降书不作答复，以低姿态麻痹敌国。政治上，高度集中军政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励精图治，笼络土著地主，缓和主客矛盾，革除刘璋法令不行的弊政，以身作则，虚心纳谏，调动全国力量投入战争。经济上，坚决与民休息，大力发天农业生产，多产粮食，增加储备，保护水利工程，发天煮盐、织锦等手工业，扩大财政来源。军事上，伺机平定南中叛乱，治戎讲武，训练部队。
诸葛亮南征后，北伐魏国提上日程。北伐魏国是刘备集团一贯的方针。刘备以夺取天下为最终目的。诸葛亮鉴于魏国经济必将逐渐恢复，时间拖长对蜀国不利，而及早北伐可发挥自己治国治军优势，何况身死之后，蜀国无人能够蹈涉中原，抗衡大国，因此认为唯有及身而用，才有希望蚕食并最终打伐魏国，也可报答刘备知遇之恩，为此决心天开北伐，并且“用兵不戢，屡耀其武”，坚持到底。
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在向刘禅呈上《前出师表》以后，迅即率师进驻汉中。建兴六年（228）春，诸葛亮出师北伐祁山。魏国西部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纷纷叛魏归汉。蜀军在占有陇右三郡后，以街亭、箕谷的失利而结束了第一次北伐。同年冬十一月，魏国大举进军东吴，魏将曹休为吴将陆逊所伐，张郃东下，关中极为虚弱。诸葛亮认为进攻时机已到，准备全师出兵伐魏。但是，蜀中不少大臣，安于逸乐，对进军一事心怀疑虑，并且产生了不少非议。为此，诸葛亮再次上表，苦心孤诣，申明讨伐的决心；义正辞严，批驳非议的错误。因为这次上表后于第一次出师时的一表，故而后世称之为《后出师表》。
伪作论据
（一）良史陈寿修《三国经》，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都收录此表
（二）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而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不，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既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都尝不喟然叹息也"。而不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三）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云已死。
肯定观点
（一） 陈寿《亮集》都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
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而《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都作记载。
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兵变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不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不《亮集》载不；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都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都见到。
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经》这种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材料既既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
（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字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谓不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不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不夫难平者，事也”，不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不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而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不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表》并无不经衰气丧”的情调。
再看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不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不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不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不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经一脉相承；所谓不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 诸葛恪不可能伪作。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不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不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不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不见家叔父表”，只是不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不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不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至于张俨而《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不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不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经》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
“早起见日出，暮见栖鸟还”运用铺叙手法，描绘出一幅早见蒸蒸日出、晚见归鸟还巣的忧伤感怀图，诗人触景生情：见日出，见栖鸟，不见众鸟，不见孤云，表达出诗人无可奈何的孤寂心声。正如白居易《夜雨》：“我有所感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的无限向往和百结愁肠。
“客心自酸楚，况对木瓜山”写诗人客居他乡，内心本已酸楚，再看到木瓜山，想起酸涩的木瓜，心中就更酸了。“客心”、“酸楚”是诗歌中的意境情感，“木瓜山”，是诗歌中的形象事物。这三个诗词，有清晰有模糊，有实体有虚象，有眼里的更有心中感悟的，使得诗歌的语言凝练，渲染氛围，加深诗人客居酸楚之感。
此诗语极平常，而意甚含蓄，字字辛酸。诗人触景生情：早见蒸蒸日出，而悲自已穷途潦倒，想要过神仙那样的无拘无束的生活，然而真当他处于寂寞境地的时候，又难免生出许多忧伤和悲愁。晚见归鸟还巣，而悲自已去国离乡，看透了现实世界的混沌，想起各种人情世故，更增一份凄楚。木瓜味酸苦，诗人望见木瓜山而感怀身世，感触漂泊生活的孤寂，内心倍感酸楚，流露出李白忧伤悲愁的情感。
词的上阕在写景物，“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一出语便已入哀景之中，从后句“桃园望断无寻处”可以想到，楼台、津渡都是因情所设之景，可能现实中并不存在。是由词人内心的不被人理解的情怀，无处宣泄所生出无人问津之感。桃花一语又让人联想到了桃花源记一文，诗人也正是想表达出一种离世厌俗的情感。常常文人在政治上不得志后的第一反应大多数也是出世，出离。浸淫于佛道的太虚，更是如此。在其稍晚些的作品《宁浦书事》中就提到了“我岂更求荣达”之语。在《反初》中也流露出了对田园隐居生活的向往。
“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又将情景拉入到了悲凉之谷底，可堪孤馆和一个寒字，写尽了词人心中的孤苦凄凉，杜鹃啼血，本就凄凉又怎堪残阳日暮。自古日暮是归途，词人或许是在感叹自己生命将暮，或许在感叹仕途将暮。独在异乡，偏听子规，子规子规，何时子归。诗人或许又在感叹自己离别亲人，远离家乡的哀愁吧。在《题郴阳道中一古寺壁》中，少游哀叹“行人到此无肠断，问尔黄花知不知”，“北客念家浑不睡，荒山一夜雨吹风”从景物之凄凉，过渡到了内心之凄凉。在《宁浦书事》“骨肉未知消息，人生到此何堪”一语中，他更加直白地流露出了对远方亲人的思念之感。有理由相信，词人此时听到子规啼夜的心情是无比惆怅的，再加上孤身一人，念及家乡也是情理之中。
下片由叙实开始，写远方友人殷勤致意、安慰。“驿寄梅花，鱼传尺素。”连用两则有关友人投寄书信的典故，分见于《荆州记》和古诗《饮马长城窟行》。寄梅传素，远方的亲友送来安慰的信息，按理应该欣喜为是，但身为贬谪之词人，北归无望，却“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每一封裹寄着亲友慰安的书信，触动的总是词人那根敏感的心弦，奏响的是对往昔生活的追忆和痛省今时困苦处境的一曲曲凄伤哀婉的歌。每一封信来，词人就历经一次这个心灵挣扎的历程，添其此恨绵绵。
故于第三句急转，“砌成此恨无重数。”一切安慰均无济于事。离恨犹如“恨”墙高砌，使人不胜负担。一个“砌”字，将那无形的伤感形象化，好像还可以重重累积，终如砖石垒墙般筑起一道高无重数、沉重坚实的“恨”墙。恨谁？恨什么？身处逆境的词人没有明说。联系他在《自挽词》中所说：“一朝奇祸作，漂零至于是。”可知他的恨，与飘零有关，他的飘零与党祸相联。在词史上，作为婉约派代表词人，秦观正是以这堵心中的“恨”墙表明他对现实的抗争。他何尝不欲将心中的悲愤一吐为快？但他忧谗畏讥，不能说透。于是化实为虚，作宕开之笔，借眼前山水作痴痴一问：“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无理有情，无理而妙。好像词人在对郴江说：郴江啊，你本来是围绕着郴山而流的，为什么却要老远地北流向潇湘而去呢？关于这两句的蕴意，或以为：“郴江也不耐山城的寂寞，流到远方去了，可是自己还得呆在这里，得不到自由。”（胡云翼《宋词选》）或以为词人“反躬自问”，慨叹身世：“自己好端端一个读书人，本想出来为朝廷做一番事业，正如郴江原本是绕着郴山而转的呀，谁会想到如今竟被卷入一切政治斗争漩涡中去呢？”（《唐宋词鉴赏辞典》）见仁见智。
依笔者拙意，对这两句蕴意的把握，或可空灵一些。词人在幻想、希望与失望、展望的感情挣扎中，面对眼前无言而各得其所的山水，也许他悄然地获得了一种人生感悟：生活本身充满了各种解释，有不同的发展趋势，生活并不是从一开始便固定了的故事，就像这绕着郴山的郴江，它自己也是不由自己地向北奔流向潇湘而去。生活的洪流，依着惯性，滚滚向前，它总是把人带到深不可测的远方，它还将把自己带到什么样苦涩、荒凉的远方啊！正如叶嘉莹先生评此词说：“头三句的象征与结尾的发问有类似《天问》的深悲沉恨的问语，写得这样沉痛，是他过人的成就，是词里的一个进展。”（《唐宋词十七讲》）与秦观悲剧性一生“同升而并黜”的苏轼，同病相怜更具一份知己的灵感犀心，亦绝爱其尾两句，及闻其死，叹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自书于扇面以志不忘。是以王士祯云：“高山流水之悲，千古而下，令人腹痛！”（《花草蒙拾》）
综上所述，这首词最佳处在于虚实相间，互为生发。上片以虚带实，下片化实为虚，以上下两结饮誉词坛。激赏“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的王国维（静安），以东坡赏其后二语为“皮相”。持论未免偏颇。深味末二句“郴江”之问，其气格、意蕴，毫不愧色于“可堪”二句。所谓东坡“皮相”之赏，亦可谓“解人正不易得”。全词以委婉曲折的笔法，抒写了失意人的凄苦和哀怨的心情，流露了对现实政治的不满。
首联入题，点明杭州的黑暗政治现状。残酷压迫人民的钱大王，虽然死去千年，但他的幽灵还在杭州游荡；而效忠吴国的伍子胥，却落得葬身鱼腹，尸骨不可寻的悲惨结局。这两句诗寄托史事，影射现实， “仍如在”是点睛之笔，强调指出国民政府在杭州的暴虐统治。含蓄而尖锐地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在当今的“钱王”治下当顺民，还是步伍子胥后尘。这是从政治上暗示郁达夫，不要对浙江的国民政府当局抱任何幻想。
颔联从杭州的风光景色来说。“平楚日和”和“小山香满”，借对杭州幽美风景的描写，象征一种安乐、闲适的生活境界。 “憎”于“平楚日和”的“健翮”，“蔽”于“小山香满”的“高岑”，意思是说，翱翔云天，搏击风雨的雄鹰，厌恶风和日暖、平林漠漠的小天地；革命者如果陶醉在花香四溢的小山里，那就会遮蔽自己的政治视野，而不明革命的大理。鲁迅1928年去杭州时说：“至于西湖风景，虽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连忘返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事隔几年，他把这一观感融进了诗句中。语重心长，严肃地提醒郁达夫：不要迷恋这样的生活环境；又热忱地鼓励郁达夫：要像“高岑”，要学“健翮”，做一个有抱负的革命者。
颈联又从杭州的名胜古迹来说。西湖畔，抗金名将岳飞，生前遭奸臣陷害，壮志未酬，死后留下一座坟坛，冷冷落落；孤山上，避世隐居的林逋，留下了梅林鹤冢，寂寞凄凉。这两句诗借两个历史人物的命运，暗示郁达夫，纵然你有爱国之心，然而国民政府当局推行的是卖国政策，你也无所作为；退一步说，若是像林逋那样结庐自守，种梅养鹤，也只是孤寂无聊地度过一生，岂是出路，对郁达夫进行又一次恳切的劝告。
尾联从正面引导。既然杭州不是久留之地，那么又该到哪里去，鲁迅明确指出：“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足”字联结社会生活和文艺创作，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作家和社会关系：“风波浩荡”的生活和斗争，给作家提供充足的“行吟”的题材；也只有“风波浩荡”的生活和斗争，才足以供作家“行吟”。鲁迅希望郁达夫到辽阔广大的地方去，经受大风大浪的锻炼，汲取丰富的创作源泉，写出对人民、对社会有益的作品。篇末点题，为郁达夫指明正确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