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可分三段：第一段(屠夫遇狼）写两狼追赶屠户，屠户时而迁就退让，继而被迫抵抗自卫。
这一段又分为三层，从“一屠晚归”至“缀行甚远”，简洁地叙述了屠户遇狼的时间、地点和情况。一个卖肉晚归的屠户，在“担中肉尽，止有剩骨”，却又行人断绝，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让两只恶狼给盯住了。草草几笔，就勾画出危急的处境，紧张的气氛，实在扣人心弦，为后面描述屠户的斗争策略作了铺垫。
（屠夫惧狼）面对意想不到的恶狼，屠夫首先是“惧”。于是采取迁就的策略，“投以骨”。屠夫最初认为，只要满足狼的贪欲，就可脱险。至“一狼得骨止，一狼仍从”，也似乎如他所料，使两狼“缀行甚远”的情况暂时有了改变，文笔十分曲折。可是照样投骨的结果，只不过让后狼暂时停脚，而“前狼又至”；直到骨头投尽了，也没有填饱饿狼的饥肠，而“并驱如故”，因此屠户处境更加危险。这就充分暴露了狼的贪婪本性，证明了屠户退让迁就策略的失败。这是第二层。
“屠大窘”，说明在危急的关头，他产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明白自己已面临生死抉择，或者被狼吃掉，或者把狼杀死。怕死是不行的，退让是无用的，唯一的方法是：杀狼。屠户已在事实面前吸取了教训，开始考虑如何改变“前后受敌”的不利条件。他机敏地环顾麦场且速“奔倚”在积薪之下，放下担子，拿起刀，利用麦场的有利地形，改变了途中两狼并驱的局面，避免了前后受敌的处境。“狼不敢前”是屠户敢于斗争的初步效果，并非它们开始退让。“眈眈相向”，说明两狼既凶狠又狡诈，也准备变换策略，寻机残害屠户。这样，双方进入相持阶段。这是第三层。
（屠夫御狼）第二段分两层：
第一层，从“少时”至“又数刀毙之”。作者在描写两狼对屠户“眈眈相向”之后，又变换笔法，写一只狼竟然自己走开，另一只狼装作驯良的家狗形态蹲着，然后闭着眼睛打盹，样子十分悠闲。这是狼在屠户持刀的情况下耍弄的新花招。文中故意不作说明，而是以细腻的笔触刻画狼的狡诈形象，让人们仔细品味，加深对狼的本性的认识。这时的屠户虽然不能猜透它们诱敌包抄然后夹击的花招，但对于狼的凶狠狡诈有了清醒的认识，所以不受这种假象欺骗，不是释刀自喜，而是趁机“暴起”，猝不及防地以刀劈狼首，结束了它的性命。文中狼的悠闲假象，屠户的暴起动作，相映成趣。
（屠夫杀狼）第二层，屠户杀了眼前的狼而准备赶路，又警惕地转视积薪后，发现了另一只正在钻洞的狼。作者借屠户的锐利的眼睛，点出狼“隧入以攻其后”的企图，揭露其“身已半入，止露尻尾”那种弄巧成拙的丑态，次“亦毙之”作了痛快的结束。行文至此，才以画龙点睛之笔点出屠户“乃悟前狼之假寐，盖以诱敌”的道理，与上层紧相呼应。这使屠户也使读者领悟到：只知狼凶狠的特性，不了解狼的欺诈一面，那就要受骗上当；只看到眼前的狼，却不注意暗藏的狼，满足于一时的胜利，到头来还会遭到失败。
第三段，是作者诙谐风趣的议论。作者指出狼的狡黠奸诈，而嘲笑其顷刻而毙的结局，也间接赞扬了屠户的勇敢机智，余味无穷。
宋玉的《风赋》云：“夫风者，天地之气，溥畅而至，不择贵贱下而加焉。”此篇所咏的“凉风”，正具有这种平等普济的美德。炎热未消的初秋，一阵清风袭来，给人以快意和凉爽。那“肃肃”的凉风吹来了，顿时吹散浊热，使林壑清爽起来。它很快吹遍林壑，驱散涧上的烟云，使诗人寻到涧底的人家，卷走山上的雾霭，现出山间的房屋，诗人情不自禁地赞美它“去来固无迹，动息如有情”。这风确乎是“有情”的。
“肃肃凉景生”，首句平直轻快，习习凉风飘然乍起。“加我林壑清”，是紧承上句，概写风不管深沟还是浅壑，不分高低贵贱，北风都遍施恩惠。“我”字的运用，加强了主观情感，表现了诗人胸襟的开阔。“驱烟寻涧户，卷雾出山楹”，描写风为平民百姓送爽的具体情态。风，驱散了烟云，卷走了雾霭，穿行于涧户山舍将清爽带给人们。第五、六两句是赞扬风的品格。“去来固无迹”，指它行踪不定，似乎施惠于人们没有所图，不求回报。“动息如有情”，借用《抱朴子·畅玄篇》“动息知止，无往不足”之意，形容风慷慨惠施，不遗余力，来去仿佛一个有情有义之人。这两句诗，夹叙夹议，巧妙地承前启后，自然地引出结联：“日落山水静，为君起松声”。白天，风为劳作的人们送来清凉，宁静的傍晚，又为歇息的人们吹奏起悦耳的松涛声。欣赏松涛的大多是士子或隐者，当然也包括了诗人自己。这里与“加我林壑清”中的“我”一样加深了主观意趣。
诗人以风喻人，托物言志，着意赞美风的高尚品格和勤奋精神。风不舍昼夜，努力做到对人有益。以风况人，有为之士正当如此。诗人少有才华，而壮志难酬，他曾在著名的《滕王阁序》中充满激情地写道：“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在这篇中则是借风咏怀，寄托他的“青云之志”。
此诗的着眼点在“有情”二字。上面从“有情”写其加林壑以清爽，下面复由“有情”赞其“为君起松声”。通过这种拟人化的艺术手法，把风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首句写风的生起，以“肃肃”状风势之速。风势之缓急，本来是并无目的的，但次句用了一个“加”字，就使之化为有意的行动，仿佛风疾驰而来，正是为了使林壑清爽，有意急人所需似的。下面写风的活动，也是抓住“驱烟”“卷雾”“起松声”等风中的动态景象进行拟人化的描写。风吹烟雾，风卷松涛，本来都是自然现象写成了有意识的活动。她神通广大，犹如精灵般地出入山涧，驱烟卷雾，送来清爽，并吹动万山松涛，为人奏起美妙的乐章。在诗人笔下，风的形象被刻画得维妙维肖了。
此诗所咏之风，不是习见的柔弱的香风，也并非宋玉《风赋》中的取悦于大王的雄风，肆虐于庶人的雌风。这首《咏风》小诗里，寄寓着诗人的平等的政治理想和生活情趣。
中唐人以白描叙日常生活，往往曲尽人情。朱庆余《闺意上张水部》写洞房花烛夜后的新嫁娘，令人过目不忘；王建《新嫁娘词》内容如朱诗之续，艺术上亦不相让。
古时常言新媳妇难当，在于夫婿之上还有公婆。夫婿称心还不行，还得婆婆顺眼，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古代女子过门第三天（俗称“过三朝”），照例要下厨做菜，这习俗到清代还保持着，《儒林外史》二十七回：“南京的风俗，但凡新媳妇进门，三天就要到厨下去收拾一样菜，发个利市”。画眉入时固然重要，拿味合口则更为紧要。所以新媳妇总会有几分忐忑不安的。
“三日入厨下”直赋其事，同时也交待出新婚的特定程序。“洗手”本是操作中无关紧要的环节，写出来就有表现新妇慎重小心的功效——看来她是颇为内行，却分明有几分踌躇。原因很简单：“未谙姑（婆婆）食性”。考虑到姑食性的问题，颇见出新妇的精细。同样一道羹汤，兴许有说咸，有说淡。这里不仅有个客观好坏标准，还有个主观好恶标准。“知己不知彼”，是不能稳操胜券的。她需要参谋，还要考虑谁来参谋。夫婿么，十个男儿九粗心，他在回答母亲食性问题上，也许远不如对“画眉深浅”的问题来得那么叫人放心。而女儿才是最体贴娘亲的，女儿的习惯往往来自母亲的习惯，食性亦然。所以新嫁娘找准“小姑”。味”这东西，说不清而辨得出，不消问而只须请“尝”。小姑小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总未成年，还很稚气。她也许心想尝汤而末敢僭先的，所以新嫂子要“遣”而尝之。姑嫂之间，嫂是尊长。对夫婿要低声问，对小姑则可“遣”矣。情事各别，均应服从于规定情景。这两句切合人物的身份和特定的生活情境，写得细腻传神。
诗人写到“尝”字为止，以下的事情，就要由读者去补充了。这样反觉余味无穷，体裁的限制转化为表达的优长。由于诗人善于描写特定情境下的特定心理，寥寥几笔便勾出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慧黠的新嫁娘的形象，生活气息非常浓厚。
从整体内容来看，诗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概述时势，从开头到“破敌谁能料”；第二部分抒写情志，从“我垂北溟翼”至末。前者是因，后者是果。
在诗的第一部分内，诗人先以四句三个典故，写了安史之乱的征兆。这三个典故都出自《晋书》。前二个见载于《五行志》，其一云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二月，地处洛阳东北的步广里突然地陷，有黑白二色鹅出现，后刘元海、石勒相继作乱；其二云太安时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五马游渡江，一马化为龙”，继尔中原大乱，琅琊、汝南、西阳、南顿、彭城五王同至江东，元帝嗣统。后一个见录于《石勒载记》，谓石勒年十四，“随邑人行贩洛阳，倚啸上东门。王衍见而异之，顾谓左右曰：‘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这三个历史故事生动地展示了安禄山叛乱前的种种迹象，显现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险局势。事情的发展果然像这些迹象所预示的那样，拥军自重的安禄山不久便率领如狼似虎的叛军，践踏了中原大地，焚烧了唐朝历代帝王的祀庙。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肆杀戮，使夕阳也收敛了它的余晖。号称帝王之城的洛阳已被攻陷，整个世道变得像险峻的山势那样不可预测；往日流传于民间的“人闻长安乐，出门向西笑”（桓谭《新论》）的俗语，这时成了对现实的绝妙讽刺；而最令人悲伤的是人民在战乱中的命运，他们被驱赶着去杀人或被杀，以致尸骨遍野，生命像落叶那样轻微渺小，纷纷败落凋零；面对连绵不断的战火兵燹，诗人展望时局，不禁发出了“破敌谁能料”的怅叹。这段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战火连天、哀鸿遍地的社会现实，读来惊心动魄。而诗人对时局、对民生、对社稷的关心和担忧，也隐寓其间。
在这样一种不断恶化的严重形势面前，素以济天下、救苍生自任的诗人虽有拯百姓于水火的远大抱负，却看不到在当时实现这种抱负的现实途径，因此心情矛盾而复杂。“我垂北溟翼”一句，即透露了诗人怀有平定战乱和拯救苍生的雄心。“北溟翼”典见《庄子·逍遥篇》：“北冥有鱼，……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其翼若垂天之云。”李白作有《大鹏赋》，以大鹏自喻，诗中也多自比大鹏。他在描述安史之乱的严重局面后复用此典，其意不言自明。但鉴于诗作于天宝十五载（756年）春，那时的局势还在继续恶化，平叛的力量尚未集聚并付诸实施，诗人看不到出路，因此只能避乱隐居，以待时变。“且学南山豹”一句即反映了他这种以屈求伸的“心态”。“南山豹”典出《列女传》，其记陶答子妻云：“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远害。”诗人于此，正用“藏而远害”之意，但这个“藏”又不是消极无为的退避，而是“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就是积聚力量，陶冶品行，以求在时机到来时能有所为。这二句诗在内容上承上启下，是联结述时与抒怀二部分的枢纽。
接下去，诗人以轻快的笔调，先记叙了在安徽宣城与崔钦的愉快交往。“欢娱每相召”，说明诗人与崔钦在这时过往甚密，相处甚欢。胡床玉笛，仰空长啸；杨花满城，把酒临眺，友人间相得自乐、不拘形迹的情景宛然目前，令人留恋。然后诗人以“忽思”一句转入对行将前往的剡中风光的描述。水石清妙，雪明天地，风开湖山，一派风光旖旎的江南景色，读来又令人神往。“闷为洛生咏”是说心情烦闷时将诵书吟诗，加以排遣。所谓“洛生咏”，据《世说新语·轻诋篇》刘孝标注，是指洛下书生咏音重浊，此借指吟咏诗作。这句与下句说明诗人虽然将避地剡中，过一种闲适放旷的生活，但内心并不平静，要籍诗酒来抒发烦闷。正因有这二句作衬垫，诗人下面想象避地剡中将垂钓溪岸、移舟月边的隐居生活，才显得既闲适而又迫不得已，这里也隐含了前面所说的“藏”字。诗的末四句，表露了诗人重性情、轻利禄的一贯思想，同时又可看作是对友人崔钦的好言劝慰。诗人既珍重与崔钦无拘束的交往，又对他的“华发长折腰”颇不以为然，指出不要为官禄所苦，来寻求道家清静无为的奥妙，否则将会受到陶渊明的嘲笑的。他在这里巧妙地运用了为人熟知的陶渊明因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辞官的典故，把自己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的话含蓄道出，言意均至，颇见深情。
从整篇诗作来看，前后部分的叙述似不协调，且内容风格的反差也极明显。前者沉著悲愤，深沉中饱醮血泪；后者则轻松明快，清新中满含情谊。但过渡自然，结合巧妙，全从题意行文出发，是一篇情深意切的临别赠言。
《唐雎不辱使命》是《战国策·魏策四》中的一篇史传文，后收录于《古文观止》。这篇文章写唐雎奉安陵君之命出使秦国，与秦王展开面对面的激烈斗争，终于折服秦王，保存国家，完成使命的经过，歌颂了唐雎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爱国精神，揭露了秦王的骄横欺诈、外强中干的本质。文章内容精彩，情节完整，引人入胜；人物形象生动，秦王的色厉内荏、前倨后恭，唐雎的不畏强暴、英勇沉着，都写得栩栩如生。
首先，最引人注意的是人物的对白。除了很少几句串场的叙述，几乎全是对白；用对白交代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局，重点突出，层次清晰；用对白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安陵君的委婉而坚定，唐雎的沉着干练，口锋锐利，义正辞严，秦王的骄横无理，无不跃然纸上。
开头一段是秦王嬴政在“灭韩亡魏”之后，雄视天下，根本不把小小的安陵放在眼里，他似乎不屑以武力相威胁，企图以“易地”的谎言诈取安陵。在他看来，安陵君哪敢说个“换”字，更不敢说“不”，“使人谓”三字，劈头即自称寡人（只有对下，诸侯才可自称寡人），见出秦王对安陵君的轻慢，“安陵君其许寡人”，着一命令副词“其”，活现出秦王的盛气凌人。安陵君识破骗局，婉言拒绝。“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态度和言辞都十分婉和，但不是卑躬屈膝，而是婉辞，是面对虎狼之敌的斗争艺术。“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陈理为据，无容置喙。“弗敢易”，于委婉中透出坚决的态度，必然会使“秦王不悦”。
这时，唐雎出场，“使于秦”，系国家人民的命运于一身，深入虎穴狼窝，令读者不能不为他捏一把汗!以下唐雎出使到秦国的文章分三个段落来做，也是唐雎与秦王面对面斗争的三个回合。唐雎如何到达秦国，怎样拜见秦王，与本文中心无关，一概略去不写，而直接写会见时的对话。
进而体会秦王与唐雎的语言，其意趣和从前也迥然不同。“秦王谓唐雎曰”之前，已经“不悦”，这时，他是压住火气说话，不像秦使者那样“简而明”，而是亦拉亦打，于委婉中露出威胁，俨然是胜利者的口吻：“……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这是质问。“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纯属威胁。话中句句不离“寡人”如何，还偏要说“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秦王的狡诈骄横之态不言自明。唐雎早已胸有成竹，并不多与之周旋。“否，非若是也”，态度沉着明朗。寸步不让，据理力争：“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把安陵君的“弗敢易”换做一个反问句，并以“千里”对“五百里”提出，就远比安陵君的回答更为坚定有力，不给对方一点便宜。这必然引起“秦王怫然怒”，由“不悦”到“怫然怒”。这使本来就很尖锐的矛盾更加激化了，文章至此陡起波澜，读者顿生焦虑之情，为冲突的后果而担忧。
第二回合是斗争的高潮，从写作来说是全文重心，因此写得最细最详。“秦王怫然怒”一句，笼罩全段。一个小国的使者如何治服大国暴君的盛怒，固然很难；作者如何在短短的文字中把这个场面写出来，写得入情入理，令人信服，也非易事。但《战国策》的作者有这本领，而且胜任愉快，把这个场面写得波澜起伏，有声有色，令人仿佛亲临其境。这一段作者分两个层次来写。第一层，秦王怒气冲冲，施以恐吓，“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公然自称“天子”，全不把一个小国及其使者放在眼里。“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如果联系“灭韩亡魏”的背景，委实令人不寒而栗。唐雎“臣未尝闻也”一句，沉着冷静，不为秦王的恐吓所动，实际上是按兵待敌。因而这一层犹如两大浪峰中的一个浪谷。
第二层，唐雎先是反唇相讥，“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照用秦王口吻，以“布衣”对“天子”，真是寸步不让。然后又用“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一正一反两个判断句，断然驳掉秦王“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的诬蔑，于是条件成熟，反攻开始。先用三个排比句摆出专诸刺王僚、聂政刺韩傀、要离刺庆忌的事实，又说“与臣而将四矣”，打掉秦王的气焰，再用“若士必怒”等五个四字短句，像滚木擂石般对准秦王打过去，以“二人”对“百万”、“五步”对“千里”，不给他一点喘息时间，气氛之紧张，令人屏息。最后唐雎“挺剑而起”，紧紧逼住秦王，这更是秦王所始料不及，于是精神防线完全被摧毁，只有缴械投降。
作者懂得写好唐雎这段反驳痛斥秦王台词的重要，让他来作这个回合的斗争的主角，给他大段的独白，用排比，用节奏鲜明的短句，让他激昂慷慨地大讲特讲，赋予他狂风扫地的气势，而秦王已是一败涂地了。秦王的心理活动抽不出笔墨来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必要写，因为秦王早已被这意外的一击打昏了，他来不及思考一下眼前发生了什么，而结局已经摆在他的面前，只有俯首就范而已。明写唐雎，突出了他大义凛然的鲜明形象，虚写秦王，也更符合这一特定情景。
第三回合写法上反过来了，虚写唐雎，因为唐雎的形象已经完成，再写反而画蛇添足从“色挠”至于“长跪而谢”，“先生坐，何至于此”，这是此时此刻秦王的所言，简直让人难以相信还是刚才那个秦王干的。秦王先因为自己是大强国有恃无恐，误以为可以放胆作恶；后迫于眼前处境，黔驴技穷，不得已而为之，并不能改变他的本性。而且君王的架子并不能完全放下，对唐雎的恭维显然言过其实。
作者充分调动了对比、夸张等艺术手段以烘托气氛，同时对二人的情态举止的变化略加点染，强化冲突，精心营造戏剧性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两种人物、两种思想和行为的对比，可以突出他们各自的特征，让读者认识得更清楚，这是一种广泛使用而且行之有效的表达方法。同样，俗话说，“红花虽好，还需绿叶扶持”，衬托在很多种情况下，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把这两种有效的表现方法结合起来，相辅相成，收到了显著效果。我们先说本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首先，本文中唐雎和秦王是对立而存在的，他俩之间生死不容、唇枪舌剑的斗争，为作者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因而作者紧紧抓住这一点，对比着来写两个人物。
例如写秦王一倨一恭，也形成对比，艺术上叫做相反相成，更有力地揭示了秦王这一复杂性格──既是凶恶的，又是虚伪的。
又以安陵君来衬托唐雎。安陵君是作品的次要人物，但又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是君，唐雎是臣，他的态度决定着唐雎的态度，他不失为明君，但却比唐雎软弱，更缺乏才干，大敌当前，他有见识，会应对，却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找不到走出险地的途径。而唐雎出使秦国，面对秦王，一开口便胜安陵君一筹，“否，非若是也”，不卑不亢；接下去则一句比一句更有锋芒。他看透了秦王的色厉内荏，只要掌握时机，就能一举而战胜之。但反回头说，没有安陵君的支持信任，唐雎纵然浑身胆识，怕也难有用武之地。两个人物，两种性格，互为表里，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