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题在《长江万里图》上的诗,作者从长江发源地写起,从而想起家乡,引出他内心盘结已久的故乡愁思。家乡、长江两种意象相融相生,将游子的思乡情表现得丰满深厚,情因景显,景因情深,清新流畅,自然浑成。
诗人看画后首先想到了自己的家乡,“我家眠山更西住,正见岷山发源处”。诗人原籍在四川,看到长江后很自然产生一种我住“长江头”的感情,这里有怀念,也有自诩三四句是写长江的波澜壮阔,“三巴春霁雪初消,百折千回向东去。”杜甫诗:“中巴之东巴东山,江水开辟流其间”就是写此处山川形胜的。“雪初消”意味着江水增长,汹涌澎湃;“百折千回”写出了水流经之地山势奇险。这两句点出了画题,极写长江奔腾不息之势。
接下诗意一转由写景而转向抒情。“江水东流万里长,人今飘迫尚他乡。”诗人望着滚滚的长江水由西而东,流经万里,想到人们为了生活,背井离乡,也随着这东流的江水四处飘泊,不禁喟然而叹。诗中的“人”字也可解作诗人自己,这也是对自己身世命运的感叹。以东流江水喻离乡之苦,是因为两者之间有共同特点,那就是“长”。李白写的:“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也是抓住了这一特点,可见诗人之间也是有共同感受的。不过李白是与朋友告别,“别意”中虽有憾情,然叹而不哀。杨基这里写的却是异乡飘泊思念之情,因而它要凄苦得多。
尾联“烟波草色时牵恨,风雨猿声欲断肠。”这是对离愁别恨的更深一层描写。“烟波草色”、“风雨猿声”,本是长江两岸的普通景物,为旅人所常见常闻,然而在诗人的眼中、耳中,却都变成了牵恨”和“断肠”的缘由。实际上这是主观感情给客观事物铺上的感情色彩,而这客观事物反过来又加深了主观感情的浓度。诗人所写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心理体验,而且用了“恨”和“断肠”这样的字眼儿,可见它的浓度之深。
这首诗从谋篇构思看,由看画而想到家乡,由想到而思念,由思念而感慨,由感慨而痛楚,步步依理,层层加深,可谓层次清晰,自然真切。从表现方法看,既写景又写情。写景时景不离情,如东流江水之与飘泊游子;写情时情不离景,如离恨之与烟波草色,断肠之与风雨猿声。可谓情因景显景因情深。从语言运用看既无炼字之迹,又欠修饰之功,犹如口语,明白如话,随意而写,一气呵成。可谓清新流畅,自然浑成。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我的老家是在岷山以西,可以见到岷江发源之地。
每到春天巴郡、巴东、巴西三郡冰雪渐消,化为江水曲折向东流去。
浩浩荡荡的江水向东流奔流万里,流落的人至今仍漂泊在他乡。
烟波草色常常使我惆怅,风雨之中哀啼不绝的猿声让人愁断肠。
注释
岷山:在四川省北部,是长江、黄河的分水岭,岷江、嘉陵江的发源地。
岷江:长冮支流,源出岷山南麓。
三巴:东汉末年,益州牧刘璋分巴郡为永宁、固陵、巴三郡,后又改为巴郡、巴东、巴西三郡,称为“三巴”。相当于今四川省嘉陵江和綦江流域以东的大部地区。
霁,雨雪停止,天气放晴。
尚他乡:还在异地作客。
断肠:形容悲伤到了极点。
这是一首题在《长江万里图》上的诗,作者从长江发源地写起,从而想起家乡,引出他内心盘结已久的故乡愁思。家乡、长江两种意象相融相生,将游子的思乡情表现得丰满深厚,情因景显,景因情深,清新流畅,自然浑成。
诗人看画后首先想到了自己的家乡,“我家眠山更西住,正见岷山发源处”。诗人原籍在四川,看到长江后很自然产生一种我住“长江头”的感情,这里有怀念,也有自诩三四句是写长江的波澜壮阔,“三巴春霁雪初消,百折千回向东去。”杜甫诗:“中巴之东巴东山,江水开辟流其间”就是写此处山川形胜的。“雪初消”意味着江水增长,汹涌澎湃;“百折千回”写出了水流经之地山势奇险。这两句点出了画题,极写长江奔腾不息之势。
接下诗意一转由写景而转向抒情。“江水东流万里长,人今飘迫尚他乡。”诗人望着滚滚的长江水由西而东,流经万里,想到人们为了生活,背井离乡,也随着这东流的江水四处飘泊,不禁喟然而叹。诗中的“人”字也可解作诗人自己,这也是对自己身世命运的感叹。以东流江水喻离乡之苦,是因为两者之间有共同特点,那就是“长”。李白写的:“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也是抓住了这一特点,可见诗人之间也是有共同感受的。不过李白是与朋友告别,“别意”中虽有憾情,然叹而不哀。杨基这里写的却是异乡飘泊思念之情,因而它要凄苦得多。
尾联“烟波草色时牵恨,风雨猿声欲断肠。”这是对离愁别恨的更深一层描写。“烟波草色”、“风雨猿声”,本是长江两岸的普通景物,为旅人所常见常闻,然而在诗人的眼中、耳中,却都变成了牵恨”和“断肠”的缘由。实际上这是主观感情给客观事物铺上的感情色彩,而这客观事物反过来又加深了主观感情的浓度。诗人所写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心理体验,而且用了“恨”和“断肠”这样的字眼儿,可见它的浓度之深。
这首诗从谋篇构思看,由看画而想到家乡,由想到而思念,由思念而感慨,由感慨而痛楚,步步依理,层层加深,可谓层次清晰,自然真切。从表现方法看,既写景又写情。写景时景不离情,如东流江水之与飘泊游子;写情时情不离景,如离恨之与烟波草色,断肠之与风雨猿声。可谓情因景显景因情深。从语言运用看既无炼字之迹,又欠修饰之功,犹如口语,明白如话,随意而写,一气呵成。可谓清新流畅,自然浑成。
上阕以景起,气象雄浑,景物壮阔。接着,前结四个短句是起处写景的继续和演化。从人的感情说,开始位立江滨,见青山、红日、大江,心胸为之开阔,有此壮美之景。后来,随着江水望去,“长安远,在何处“,不见长安,只见渔灯客帆,于是感到“愁”来。上阕处理景、情、意的关系,理路清楚,而运笔有起伏。有衬托,以“长安远”为中间枢纽,前后时间。场景,顿生变化,由高远绮丽转为低小出寒,反映作者迷茫的心境,而通体不高“对江山”所见,词笔极为浑成。
下阕一连四短句十六个字,倾吐出满怀衷肠,语凄清苦。古人名换头为过变,或藕断丝连,或异军突起。这样汪洋恣肆地抒怀,是上阕酝蓄、堆积的结果,当感情的阀门一下打开,便一发不可收拾。“自悔儒冠误”,是一句十分悲愤感慨的话。“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杜甫《奉赠韦左感丈二十二韵》)。富家子弟养享处代,而一般读书人往往潦倒一生。杜诗言辞激愤,溢于纸面,政治生涯不顺利的晁补之,前句用“暗想”,后句用“自悔”,表达了词人自怨自艾的情绪。普人阮籍,佯狂不羁,纵酒颓放,表现出他对当时政治的不满,实际上也是一种远祸全身的手段。他常驾车独游,等到路走不通了,便痛哭而返。这里词人觉得他和阮籍一样,施展自己的宏图抱负是不可能了,而羁于谪宦,欲归又不得归。换头后这四句是词人抑郁壅塞的感情的暴发。
这首词写作者贬玉溪(信州)后,面对江山兴起的悲伧情怀。上阕以写景为主。有青山、红日、大江、余震的绮丽壮景,也有几点渔火、一片客帆的凄迷景色,略寓感情。词的艺术上的成功,着重在下阕,于一泻无余倾吐衷曲后,用多种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事物,层层渲染,步步加深来抒发因贬谪而产生的伦然之情,从红日暮到红烛暗,到津鼓响,时间的跨度长,调动的景物多,但写来如春蚕吐丝,条条缕缕,清晰明白,使词人的悲伦之情如见。既曲折,又明快,用古人的话说大抵是:“触景生情,复缘情布景,节节转换,稼丽周密。譬之织锦家,真窦氏回文梭也”(贺裳《皱水轩词筌》)。
韩偓用七律写过不少感时的篇章,大多直叙其事而结合述怀。这首诗却凭借想象中的景物描写来暗示政局的变化,情景交融,虚实相成,在作者的感时诗中别具一格。
诗篇开首即从朝廷搬迁后长安城的荒凉破败景象落笔。“草萋萋”,虽只寥寥三个字,却点明了物态人事的巨大变化。往昔繁荣热闹的都城,而此时满是废台荒草,叫人触目惊心。长安城的衰败是唐王朝走向灭亡的先兆,诗人对此怀有极深的感慨。这里虽没明说,但领头的“遥想”一语,倾注着无限眷恋关注之情,弦外之音不难听出。下句是说连高居天宫的天帝见此情景也会深感迷惑,这固然是为了突出都城景物变异之大,同时也烘托出诗人内心的迷惘不安。整首诗一上来就笼罩了一层凄迷悲凉的气氛。
次联承接首句,进一步展开故都冷落的画面。池籞,平时上面网以绳索,禽鸟无法进出。塞外飞来的大雁已侵入池籞住宿,这就意味着宫殿残破,无人管理;而园中乌鸦犹自傍着女墙哑哑啼鸣,更给人以物情依旧、人事全非的强烈印象。前联总写长安城的衰败,取景浑融概括;此联集中描绘宫苑废芜,笔触细致传神。这样将全景与特写剪接在一起,点面结合,深切地反映了作者想象中的故都近貌。
第三联开始,转入正面抒情。烈士,是诗人自称。当时诗人尽管流寓在外,心仍萦注国事,面临朝政的巨大变故,痛感自身无能为力,其衷怀的悲愤可想而知。“垂涕”而又加上一个“空”字,就把这种心理表达得十分真切。下句的“地下强魂”,指昭宗时宰相崔胤。他为铲除宦官势力,引进朱温的兵力,结果使唐王朝陷入朱温掌握之中,自己也遭杀戮。此句是说崔胤泉下有知,定将悔恨莫及。韩偓与崔胤原来关系密切,这里插叙崔胤被害的事实,是为了进一步抒发自己的愤慨之情。整个这一联抒情激切,笔力劲拔,接续前面的寥落景象,犹如奇峰突起,巨波掀澜,读来气势一振。
尾联归结于深沉的感喟。“掩鼻计成”,用的是《韩非子》里的故事,这里借指朱温伪装效忠唐室,用阴谋夺取天下。末句诗人以冯驩自况,慨叹自己没有像孟尝君的门客那样设计解救君主脱离困境的办法。这一联用典较多,但用而能化,不嫌堆砌。叙述中,像“终不觉”、“无路”等字眼下得沉重,蕴含强烈的感情色彩,也是引证古事而能具有活生生感染力量的重要原因。
诗的前半写景,后半抒情,前半凄惋,后半激越,哀感沉绵之中自有一股抑塞不平之气,跌宕起伏,撼人心魄。前人常说,韩偓的感时诗继承了杜甫、李商隐的传统,沉郁顿挫,律对精切,这是不错的。但韩偓尤善于将感慨苍凉的意境融入芊丽清新的词章里,悲而能婉,柔中带刚,又有他个人的特色。此篇似亦可以见出其风格的一斑。
《午日处州禁竞渡》,主要是面对赛龙舟的情景,而生出对屈原的怀念。
汤显祖此诗写禁止竞渡,别具一格。但是,需要强调,汤显祖对屈原不是不尊敬。汤显祖歌咏屈原的诗句很多,其景仰之情,溢于言表。
据载,竞渡起于唐代,至宋代已相当盛行,明清时其风气更加强劲,从竞渡的准备到结束,历时一月,龙舟最长的十一丈,最短的也有七丈五,船上用各色绸绢装饰一新,划船选手从各地渔家挑选。汤显祖认为,这样的场面过于豪华,因此诗中加以表露。从诗中可见:一个清廉的地方父母官,是何等爱护百姓的人力财力。
《喻巴蜀檄》载《史记》卷一一七,《汉书》卷五七下,《文选》卷四四,《艺文类聚》卷五八。檄是用于声讨的一种文体。这篇文章是斥责巴蜀吏民的“罪”“过”的。文章为稳定人心,先用对外征讨的声威和虽被征招而无隐患来震动和安抚人心,为皇帝本意辩解,并分析唐蒙和地方官吏的责任;再树边民为榜样,以当官享乐传名来规范和开导百姓,并在对比中寻过责怪巴蜀吏民;最后说明作意,要求及时传达。总之,维护皇帝,斥责官吏,开导百姓,扬威以慑之,示安以慰之,示范以规之,示利以导之,寻过以责之。纵横辩说,思维产密;策略周祥,全盘平衡;运用权术,有利有节,入情入理,语言晓畅,说服力强。
从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喻巴蜀檄》为文其实非常为难,因为作者司马相如的使命比较麻烦。唐蒙略通西南夷乃是奉命,并且是司马相如本人所赞成的,引起巴蜀震动后,皇帝却要谴责唐蒙,并告知巴蜀百姓,唐蒙的做法并非皇帝本意。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必须顾及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面的意图,而又不能违背朝廷通西南夷的大政方针。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此刻并非无谓,指摘巴蜀本地凭“愚民”是唯一解开这个三重连环套的钥匙,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至少可以比“外地人”让巴蜀本地“愚民”具有更多的认同感。刘熙载《艺概》说:“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就《喻巴蜀檄》一文来说,“虚”即不在于“巴蜀民大惊恐”的事实如何,而在于如何认识;“危”即在于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各有道理需要平衡,如何阐述其中的轻重缓急确实非常为难。
从《喻巴蜀檄》的内容来看,指责唐蒙并非重点,宣传皇帝的本意也非重点,而指摘“巴、蜀行者”有“不忠死亡之罪”才成为重点,连带指摘这些“行者”的“父兄”以及专管教训百姓的官员有“不教诲之过”。杨升庵云“得告喻体裁,以大义令使者与蜀民两分其责”,“两分”说还未深入其内在逻辑,应当说此文是以指摘“蜀民”为主。
文章开头阐述朝廷在“边境”治理上的巨大成就和唐蒙奉使西南的必要性,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朝廷和唐蒙此次行动的正义所在,为后文指责巴蜀“行者”和巴蜀“愚民”建立一个坚实的道义基础。接着说明这次行动本“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略叙事实:“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摧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其中“惊惧、忧患”,即将抚慰巴蜀人士之意带出,却又明白将唐蒙加以指责,但仅此一笔带过,就转到总结此次出使的原意:申明“皆非陛下之意也”。行文至此,似乎出使的任务就完成了,但仅如此,“略通夜郎西僰”的任务就难于继续进行了,既然“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所以,唐蒙又无可厚非,指责”巴蜀民大惊恐“就势所必然,并称扬“夫边郡之士”与之相对:“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夫边郡之士”“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他们是“贤人君子”,而这些“自贼杀,或亡逃抵诛”的“行者”及其“父兄”乃“寡廉鲜耻”,“为天下笑”,有“不忠死亡之罪”“教诲之过”,措辞极为严厉。然后再次重申“陛下”之德为“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阐明自己的任务为“遗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最后要求巴蜀各级官员务必传达给“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使咸知陛下之意”。以“通西南夷”为根本、为标准,在这个前提下阐述评论各方意见功过,这应当是司马相如完成使命唯一的途径,也是《喻巴蜀檄》必然的结构方式。
全文五百六十余字,严正精悍、周详晓畅,深得文体之要,完全合乎《文心雕龙》对檄文的所下的定义:“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凡檄之大体,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指摘“巴蜀愚民”的语气极为严厉,命令太守传檄,语气也十分果决,都是为了檄文“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的目的。为了达到“曒然明白”的效果,全文未用一个典故,语词和其它几篇比较也不甚考究,如设问对答结构、联边字等皆未使用,应当是考虑”远所溪谷山泽之民””遍闻”的需要,即“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为了达到“气盛而辞断”的效果,司马相如使用了大量的骈偶、铺陈、押韵的辞赋方法。骈偶方面,文中仅完全对偶语句就达二百八十余字,大致占全文一半字数;铺陈方面,在“边境”“边郡之士”两个关节处铺陈共计二百七十余字,约占全文一半篇幅;押韵方面,文中大部分句子押韵,押韵密度和《子虚上林赋》等散体赋押韵密度相差不远。骈偶、铺陈、押韵成为这篇文章主要的修辞手段。明代张溥说司马相如“抑其文,皆赋流也”,即主要体现在骈偶、铺陈、押韵这三方面,也是其文章华丽的根源所在。
作为古代流传至今的第一篇成篇檄文,《喻巴蜀檄》具有檄文的基本特点,又保持着司马相如文章整饰华丽的一贯风格,在写作技巧上对后世有多方面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