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六年（1890），黄遵宪在伦敦任驻英使馆参赞，以乐府杂曲歌辞《今别离》旧题，分别歌咏了火车、轮船、电报、照相等新事物和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的自然现象。诗人巧妙地将近代出现的新事物，与传统游子思妇题材融为一体，以别离之苦写新事物和科学技术之昌明，又以新事物和科学技术之昌明，表现出当时人在别离观上的新认识。因此，《今别离》既是乐府旧题，又反映了今人——近代人别离的意识，是当时“诗界革命”和黄遵宪“新派诗”的代表作品。
从结构上看，四诗各自独立成篇：首篇写轮船、火车载人远去；次写抵达异域后，以电报向家人报平安；三写寄相片以慰离愁；四写思妇，欲梦佳期，而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眠起不同，佳期难梦。但在内在逻辑上，四诗又一线贯穿，首尾相衔，是一组小型组诗，表现了“今别离”的特点和近代人相思别离的全过程。
古、今别离的不同，首先在于别离时所用交通工具的不同。不同的交通工具所激发的离情别绪，就有快慢、浓烈、强度和类型的不同。第一首咏火车、轮船，即以古代车舟反村，以当今火车、轮船的准时、迅速，表现近代人离情别绪的突发与浓烈。全诗的核心是一组对比——
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别离，行止犹自由。
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明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
其中有发车之准时：“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有马力巨大的“万钧柁”，不畏打头石尤风，决无“愿得篙橹折，交郎到头还”之可能性。其迅疾：“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望影倏不见，烟波杳悠悠”。故其离情，既不似李白“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之缓慢；更无郑谷“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之从容，倏忽之间，人已不见，此时便只能看一个“快乘轻气冲球“（海上飞艇）的愿望而已。
既已别离，辄起相思。相思何以慰——朝寄平安语，暮寄相思字。遂过渡到咏电报的第二首。
“朝寄”、“暮寄”，寻常家书而已。但驰书之快，迅疾如电，又与通常家书不同。其不同处有四：一非君手书；二无君默记；三无亲呢语；四经“三四译”，已难尽如人意——实是近代电报通讯的特点，以思妇的口吻道出，又贴切、自然而有新意。更有甚者，“只有斑斑墨”以下六句，诗人竟以南朝乐府民歌中谐音双关的艺术手法，以斑斑墨、门前树及江南水乡常见的藕与丝，来描写与电报有关的电讯器材和电讯设施。“斑斑墨”，写的是电码；“两行树”，写的是电线杆；“中央亦有丝”，借莲藕之丝写电线中央的铜丝；“两头系”，写的是相隔万里之遥的两座电讯大楼。藕断丝（谐思）连，仅是谐音比喻；而电线丝却真的能传递相思之情，这比借丝之喻又进了一层。整首诗以思妇接到远行丈夫电报来驰骋想像，展开内心独白，把相思之情与电报的特点高度融合在一起，如刘燕勋所说：“结想俱匪夷所思，直入化境矣。”
别离愈久，思念愈切，慰尔相思，除电报外，还寄来照片——开函喜动色，分明是君容。遂又写照片。
古代别离，虽朝思暮想，却不能面见。经过长时间的别离，倘若“今日见君面”，则一定是夫妻重逢，“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那时的通讯往来，常常是片言只语，雁字鱼书而已，感情的表现形式也仅是“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或“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虽有“画图省识春风面”的方法，却从不用在“—种相思，两处闲愁”上。近代则不同，因为出现了照相术，故能见照片上的的“君面”，虽然不是真的相逢。不过，即使把“君”的照片与自己的照片悬挂在一起，以便“汝我长相从”，但实际上仍隔着千山万水，别恨无穷。或者不如说，由于收到“对面不解语”的照片，反更易惹起自己一般浓浓的相思离别之情。于是，此首便由“自非梦往来，密意何由通”转入第四首。
思妇收到电报，怨无寻常并坐语，况经三四译；收到照片，恨对面不解语，仍觉忧心忡忡，自觉“密意”难通，于是寄希望于“梦”。忽然，她又想到，由于“君”与“妾”之间“相去三万里，昼夜相背驰。”昼夜既相背，眠起即不同，“恐君魂来日，是妾不寐时。”妾处“举头见明月”，君处“侵晓刚披衣”。彼此既不相闻，故“魂梦难相依”。连梦也做不到一块，这比起以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相思可以“梦佳期”的张九龄，以及自信“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苏东坡来，不仅“以至思而抒通情，以新事而合旧格，质古洲茂，隐恻缠绵”，且确是咏古人未见之物，发古人未发之情，“辟古人未曾有之境”（陈三立语）。
这组诗的佳处，自然还不止以上所说，诗人以其深厚的古典诗歌修养，将新事物成功地溶入古典诗歌的氛围中，也是本诗的特点之一。不过，那些弥漫着古色古香的诗句，在本诗中只起着“旧瓶”的作用，未能与其所装的“新酒”媲美，所以，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说了。
李商隐的爱情诗以《无题》最著名。这是两首恋情诗。诗人追忆昨夜参与的一次贵家后堂之宴，表达了与意中人席间相遇、旋成间阻的怀想和惆怅。其中第一首无题诗（“昨夜星辰昨夜风”）更是脍炙人口。
对这首诗的理解和看法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君臣遇合之作，有人说是窥贵家姬妾之作，还有人说是追想京华游宴之作……但羁宦思乐境也好，觊觎貌美女郎也罢，诗中所表达的可望而不可即的皆然心态显是力透纸背，那些寻常或普通的意象，被有规律的置放在短短八句五十六字当中，表现了一种追寻的热切和悲哀的失落。
这是一首有作者自己出场的无题诗，抒写对昨夜偶然相见，旋成间隔的意中人的深切怀念。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首联是说，昨夜的星辰与昨夜的春风，在那画楼之西侧桂堂之东。开头两句由今宵的情景引发对昨夜的追忆。这是一个美好的春夜：星光闪烁，和风习习，空气中充溢着令人沉醉的温馨气息，一切都似乎和昨夜相仿佛。但昨夜在“画楼西畔桂堂东”和所爱这相见的那一幕却已经成为亲切而难以追寻的记忆。诗人没有去具体叙写昨夜的情事，只是借助于星辰与好风的点染，画楼桂堂的映衬，烘托出一种温馨旖旎，富于暗示性的环境气氛，读者自可意会。“昨夜”复叠，句中自对。以及上下两句一气蝉联的句式，构成了一种圆转流美，富于唱叹之至的格调，使得对昨夜的追忆抒情气氛更加浓郁了。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颔联是说，身虽无彩凤双翅飞到一处，心却有灵犀一点息息相通。三、四两句由追忆昨夜回到现境，抒写今夜的相隔和由此引起的复杂而微妙的心理。彩凤双翼双飞，常用作美满爱情的象征。这里用“身无彩凤双飞翼”来暗示爱情的阻隔，可以说是常语翻新。而用“心有灵犀一点通”来比喻相爱的双方心灵的契合与感应，则完全是诗人的独创和巧思。犀牛角在古代被称为灵异之物，特别是它中央有一道贯通上下的白线（实为角质），更增添了神异的色彩。诗人正是从这一点展开想象，赋予它以相爱的心灵奇异感应的性质，从而创造出这样一个略貌取神、极其新奇而贴切的比喻来。这种联想，带有更多的象征色彩。
两句中“身无”与“心有”相互映照、生发，组成一个包蕴丰富的矛盾统一体。相爱的双方不能会合，本来是深刻的痛苦；但身不能接而心相通，却是莫大的慰藉。诗人所要表现的，并不是单纯的爱情间隔的苦闷或心灵契合的欣喜，而是间隔中的契合，苦闷中的欣喜，寂寞中的安慰。尽管这种契合的欣喜带有苦涩的意味，但却因受到阻隔而显得弥足珍贵。因此它不是消极的叹息，而是对美好情愫的积极肯定。将矛盾着的感情的相互渗透和奇妙交融表现得这样深刻细致而主次分明，这样富于典型性，充分显示诗人抒写心灵感受的能力。
“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颈联是说，隔着座位送钩春酒多温暖，分开小组射覆蜡灯分外红。五、六两句乍读似乎是描绘诗人所经历的实境，但也不妨理解为因身受阻隔而激发的对意中人今夜处境的想象。“送钩”、“射覆”，都是酒宴上的游戏（前者是传钩与某人手中藏着让对方猜，后者是藏物于巾盂之下让人猜，不中者罚酒）；“分曹”，是分组的意思。在诗人的想象中，对方此刻想必在画楼桂堂之上参与热闹的宴会。宴会之上，灯红酒暖，觥筹交错，笑语喧哗，隔座送钩，分曹射覆，气氛该是何等热烈！越是阻隔，渴望会合的感情越是热切，对于相隔意中人处境的想象越加鲜明。“春酒暖”，“蜡灯红”，不只是传神的表现了宴会上融怡醉人的气氛，而且倾注了诗人强烈的向往倾慕之情和“身无彩凤双飞翼”的感慨。诗人此刻处境的凄清自见于言外。
“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尾联是说，可叹我听更鼓要去官署应卯，骑马去兰台心中像转飞蓬。在终宵的追怀思念中，不知不觉，晨鼓已经敲响，上班应差的时间已经到了。可叹的是自己正像飘转不定的蓬草，又不得不匆匆走马兰台（秘书省的别称，当时诗人正在秘书省任职），开始寂寞无聊的校书生涯。这个结尾，将爱情间隔的怅惘与身世飘蓬的慨叹结合起来，不但扩大了诗的内涵，而且深化了诗的意蕴，使得这首无题诗，含有某种自伤身世的意味。
李商隐的无题诗往往着重抒写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事件与场景的描述常常打破一定的时空次序，随着心理活动的流程交错展现。这首诗在这方面表现得相当典型。起联明写昨夜，实际上暗含由今宵到昨夜的情境联想与对比；次联似应续写昨夜，却突然回到今夕相隔的现境；颈联又转为对对方处境的想象，末联再转回到自身。这样大幅度的跳跃，加上实境虚写，虚境实写等手法的运用，就使得这首采用赋法的无题诗也显得断续无端，变幻迷离，使读者感到困惑了。其实这首诗是古代诗歌中的“意识流”作品，在同时代的作品中可算是新生事物，今天我们用意识流作品的定义去理解它，许多的困惑和歧解原是不难解决的。
第一首七律确实是很出色的爱情诗，而其内容是通过第二首七绝补充说明的。第二首无题诗（“闻道阊门萼绿华”）大致意思是说：当年常常听到人们谈论阊门中有位叫萼绿华的女子长得美丽绝伦，但总是觉得在天边那么遥远，却没想到昨晚像萧史那样参加一次豪门盛宴后，竟然产生了偷窥的冲动。诗人说的是吴宫苑内花，当然不会是花园里的花卉植物，而是如花似玉的美女。秦楼客，用萧史典故，显言己之为爱婿身份。诗意中既有寓慨，又有艳情，但主要还是表达男女之间心心相印的恋情。
这组诗在艺术上有极高的价值，尤其的第一首七律，感情深挚缠绵，炼句设色，流丽圆美。诗人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以华艳词章反衬困顿失意情怀，营造出情采并茂、婉曲幽约的艺术境界。诗中意象的错综跳跃，又使其主旨带有多义性和歧义性，诗人对心灵世界开掘的深度和广度，确实是远迈前人的，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这类无题诗所产生的巨大而持久的影响。
《后汉书·列女传》中说蔡琰“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案，兴平当作初平。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用沈钦韩的说法，已指出此点），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董）祀。……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其一为五言，其二为骚体。自从苏东坡指出它们的真伪问题之后，主真主伪派各有人在。《悲愤诗》二章见载于《后汉书》蔡琰本传中，主伪派（包括一真一伪派）没有确凿的证据，一般人相信这两首诗是蔡琰所作，其中五言的一首艺术成就远远超过骚体的一首，历代选家多选其五言而遗其骚体，是不为无见的。
《悲愤诗》（其一）是我国诗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全诗一百零八句，计五百四十字，它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诗人在汉末大动乱中的悲惨遭遇，也写出了被掠人民的血和泪，是汉末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生活的实录，具有史诗的规模和悲剧的色彩。诗人的悲愤，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它是受难者对悲剧制造者的血泪控诉。字字是血，句句是泪。
全诗可分三大段，前四十句为第一大段，其中分三个层次。前十四句，先从董卓之乱写起。这是诗人蒙难的历史背景，它概括了中平六年(189)至初平三年(192)这三四年的动乱情况，诗中所写，均有史可证。“斩截无孑遗”以下八句，写出了以董卓为首的一群穷凶极恶的豺狼所进行的野蛮屠杀与疯狂掠夺。据《三国志·董卓传》记载：“(董卓)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城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诗中所写的卓众东下，杀人如麻，以至积尸盈野、白骨相撑以及“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惨象，是这场浩劫的实录。“载妇女”三字，把诗人自己的遭遇暗暗引入。初平三年春，董卓部将李傕、郭氾大掠陈留、颍川诸县，他们的部队中又杂有羌胡兵，蔡琰就是此时被掳的。“所略有万计”以下十六句，细述诗人在俘虏营中的生活。这些成千上万的俘虏，贼兵不让他们在一起屯聚，即使骨肉之间碰在一起，也不敢说一句话。稍不留意，就会遭到一顿臭骂和毒打。他们日夜号泣悲吟，欲死不得，欲生不能，于是诗人含着满腔的悲愤，只好呼天而问。“彼苍者”两句，将途中之苦总括收住。这一大段最精彩的艺术描写，是贼兵辱骂俘虏的几句话，口吻毕肖，活画出贼兵一副狰狞的嘴脸。
“边荒与华异”以下四十句为第二大段，主要描写在边地思念骨肉之亲的痛苦及迎归别子时不忍弃子、去留两难的悲愤。“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两句，高度概括了诗人被掳失身的屈辱生活，在不忍言、不便言之处，仅用“少义理”三字概括，“以少总多”，暗含着她被侮辱被蹂躏的无数伤心事。“处所多霜雪”以下六句，用“霜雪”、“胡风”，略言边地之苦，以引出念父母的哀叹。诗人通过居处环境的描写，以景衬情，以无穷无尽的“霜雪”和四季不停的“胡风”，来烘托出无穷已的哀叹，增强了酸楚的悲剧气氛。有的注家认为蔡琰被掠后所居之地在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附近)，这是不确切的。暂居在河东平阳的，是南匈奴右贤王去卑的一支，非左贤王所居之地。谭其骧先生考证出蔡琰所居之地在西河美稷(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一带)，较为可信，不然，地近中原的河东平阳焉能称作“边荒”？又何言“悠悠三千里”呢？“有客从外来”以下六句，叙述引领望归和急盼家人消息的心情，忽喜忽悲，波澜起伏。客从外来，闻之高兴；迎问消息，方知不是同乡，也不是为迎己而来，希望转为失望。“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两句，诗的意脉忽又转折，平时所企望的事情意外的实现了，真是喜出望外。“己得自解免”以下六句，忽又由喜而悲。返回故乡必须丢弃两个儿子，可能一别永无再见之日，念及母子的骨肉之情，怎能忍心抛弃自己的儿子呢？诗人于是陷入痛苦与矛盾之中。“别子”的一段艺术描写，感情真挚，而且挖掘得深而婉，最为动人。儿子劝母亲留下的几句话，句句刺痛了母亲的心。清人张玉谷评“天属缀人心”以下十六句诗说：“夫琰既失身，不忍别者岂止于子。子则其可明言而尤情至者，故特反复详言之。己之不忍别子说不尽，妙介入子之不忍别己，对面写得沉痛，而己之不忍别愈显矣，最为文章妙诀。”(《古诗赏析》卷六)此言颇为精到。儿子的几句质问，使诗人五内俱焚，恍惚若痴，号泣抚摩其子，欲行不前。在去住两难中，突现了抒情主人公的复杂矛盾心情。“兼有同时辈”以下八句，插叙同辈送别的哀痛，“同时辈”应指与蔡琰一起被掳，同时流落在南匈奴的人，其中应多为妇人女子。她们羡慕蔡琰能返回故乡，哀叹自己的命运，故号啕痛哭。作者描绘出马不肯行、车不转辙、连观者和路人目睹此情此景无不欷歔流涕的场面。不言而喻，当事者的痛苦，要甚于旁观者十倍、百倍。此种衬托手法，更加突出了诗人悲痛欲绝的心境。
“去去割情恋”以下二十八句为第三大段，叙述归途及归后的遭遇。首六句写归途：割断情恋，别子而去，上路疾行，日行日远，但情恋又何尝能割去？“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两句，以念子作收，随作一顿。“既至家人尽”以下十二句，先叙述归后方知亲人凋丧，连中表近亲也没有，以此状写诗人的孤苦无依。接叙乱后荒凉：城郭变成山林，庭院长满荆棘漫草，白骨纵横，尸骸相撑。特别是“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两句，把战后的荒凉，通过阴森恐怖气氛的渲染，表现得十分透足。“茕茕对孤景”句，遥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两句。“登高远眺望”两句，又以念子暗收，遥应“念我出腹子”两句，把念子之情表现得回环往复。以下四句，叙述诗人在百忧煎熬之下，自己感到已快到生命的尽头，虽勉强生活下去，也失去了生活的乐趣。“托命于新人”以下四句，叙述重嫁董祀之后，虽用尽心力，勉励自己活下去，但自己经过一番流离之后，已经成为被人轻视的女人，常常耽心被新人抛弃，这反映了加在妇人身上的精神枷锁及自轻自贱的女性心态。最后以“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作结，“虽顶末段，却是总束通章，是悲愤大结穴处。”(《古诗赏析》)说明自己的悲剧生涯已无法解脱，悲愤无时无往不在，没有终极。
通观全诗，《悲愤诗》在艺术上有几点突出的成就。
诗人善于挖掘自己的感情，将叙事与抒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虽为叙事诗，但情系乎辞，情事相称，叙事不板不枯，不碎不乱。它长于细节的描绘，当详之处极力铺写，如俘虏营中的生活和别子的场面，描写细腻，如同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当略之处，一笔带过，如“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两句，就是高度地艺术概括。叙事抒情，局阵恢张，波澜层叠。它的叙事，以时间先后为序。以自己遭遇为主线，言情以悲愤为旨归。在表现悲愤的感情上，纵横交错，多层次，多侧面。她的伤心事太多了：被掠、杖骂、受侮辱、念父母、别子、悲叹亲人丧尽、重嫁后的怀忧，诗中可数者大约有七八种之多，但是最使她痛心的是别子。作者为突出这一重点，用回环往复的手法，前后有三四次念子的艺术描写。别子之前，从略述边地之苦，引出“感时念父母，已为念子作影。”(《古诗赏析》)正面描写别子的场面，写得声泪俱下。同辈送别的哀痛，又为别子的哀痛作了衬托。赎归上路后，又翻出“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一层。见得难以割舍的情恋，是因别子而发。至“登高远眺望，神魂忽飞逝”，又暗收念子。从这里可以看出别子是诗人最强烈、最集中、最突出的悲痛，从中可以看到一颗伟大的母亲的心在跳动。诗人的情感在这方面挖掘得最深，因此也最为动人，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匠心之所在。
《悲愤诗》的真实感极强，诗中关于俘虏生活的具体描写和别子时进退两难的复杂矛盾心情，非亲身经历是难以道出的。诚如近代学者吴闿生所说：“吾以谓(悲愤诗)决非伪者，因其为文姬肺腑中言，非他人所能代也。”（《古今诗范》）沈德潜说《悲愤诗》的成功“由情真，亦由情深也。”（《古诗源》卷三）足见它的真实感是有目共睹的。
《悲愤诗》语言浑朴，“真情穷切，自然成文”，它具有明白晓畅的特点，无雕琢斧凿之迹。某些人物的语言，逼真传神，具有个性化的特点。如贼兵骂俘虏的几句恶言恶语，与人物身分吻合，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形象鲜明生动。文姬别子时，儿子说的几句话，酷似儿童的语气，似乎可以看到儿童抱着母亲的颈项说话的神态，看出小儿嘟努着小嘴的样子，孩子的天真、幼稚和对母亲的依恋，跃然纸上，这在前此的诗歌中是罕见的。
《悲愤诗》激昂酸楚，在建安诗歌中别构一体，它深受汉乐府叙事诗的影响，如《十五从军征》、《孤儿行》等，都是自叙身世的民间叙事诗，《悲愤诗》一方面取法于它们，另方面又揉进了文人抒情诗的写法。前人指出它对杜甫的《北征》、《奉先咏怀》均有影响，不为无据。它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堪称建安时期叙事诗的双璧。
《午日观竞渡》是明代边贡的一首七言律诗，这首诗从端午节期间戏水，赛龙舟的风俗开始写起，触景生情，表明了对屈原的思念，对异乡的端午风俗的赞同，在闲暇的日子里总会有一丝丝闲愁。
首联是写端午节人们观看赛龙舟的场景。表现了端午节时期热闹的场面。
颔联全面描写了龙舟的装饰，赛龙舟的热闹场面。
颈联进而转向了对屈原的思念。在端午节这天，人们都会祭念屈原。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风俗至今仍然存在。
尾联直接抒情，诵读《离骚》，吐露了诗人生活中的淡淡哀愁。
这首诗沉稳平淡，风格朴质，包含着诗人对爱国民众英雄的崇敬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