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叛将康楚元、张嘉延非法弄兵，窃取荆州。
北落星的光彩明亮闪耀，战争胜利在望；南征猛将密集如落，气势如雷。
靠近天的长剑像闪电一样地挥动，直斩长鲸，劈开海水。
我看到楼船这样壮阔，就像王浚当年率领军队从三蜀东下，直取吴国，接受了吴军的投降的景象。
扬兵开战，虎旗张扬，杀声震天，江中顿时白浪翻滚，犹如银屋。
指挥的将军身居玉帐之内，在河魁星的方位设置军帐。紫髯若戟，头冠崔嵬，十分威武雄壮。
天子驾临，细柳营开，细柳治军严谨，纪律严明。才知道灞上的队伍，就像孩子们在做游戏，很容易受到敌人的袭击。
羌笛横吹《阿亸回》曲子，月光笼罩下的戍楼中吹起《落梅》。
将军舞起长剑，壮士呼声震天。
军队得胜庆功，演奏献凯之曲时，功臣的画像能被画在未央宫的麒麟台上。
注释
古月：是“胡”的隐语。这里指叛将康楚元、张嘉延。
窃弄章华台：指康张叛军弄兵窃取荆州。窃弄，非法弄兵。章华台，楚灵王所筑造，旧址在今湖北省。这里代称荆、襄一带。
北落：星名，即北落师门星。位置在北方，古代常用此星占卜战争胜负，如星光明亮，就认为胜利在望。
电曳：像闪电一样地挥动。
倚天剑：意谓靠近天的长剑。
龙骧：人名，指益州刺史王浚。官至大将军。
三蜀：指蜀郡、广汉、犍为三郡，皆在今四川境内。
虎旗：即熊虎旗，古时主将的军旗。
玉帐：指主将所居的军帐，坚固不可侵犯，像玉制作的帐篷一样。
临河魁：在河魁星的方位设置军帐。
紫髯：原为三国时吴国孙权容貌的美称，这里指南征将领容貌的威武。
崔嵬：高耸的样子。
羌笛：由西方部族传入的笛子。这里泛指笛。
《阿亸回》：即《阿滥堆》，乐曲名。
九垓：九重天。
麒麟台：麒麟阁，在汉代的未央宫内。汉宣帝时，画功臣霍光、苏武等十一人的图像在麒麟阁上。
《司马将军歌》，乐府《征伐王曲》调名，是李白模仿《陇上歌》而作的乐府诗。诗中歌颂南征将士威武的气概和严肃的纪律，表达了诗人对平定康张叛乱的必胜信念。
这是一首纪游诗，也是一首理趣诗，首联写游月陂堤，中间二联从秋色和秋声方面表现主观上的闲静与自然界的幽静合二而一，尾联写诗人的感触。这首诗写写“静观自得”，作者把秋色、秋声、秋气、秋水描绘得形象动人，意境恬静清新，声韵和谐，对仗工整。
从首联可以看出，在一个天高气爽、月明如水的秋天夜晚，诗人登上月陂堤岸，东走西游，悠然四顾。江面茫茫，月色溶溶，向北望去，看到那百尺高台，宛若天往。“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
此时登上月阪堤，也是心与物会，景与情融，自然涌出颔联两句“万物已随秋气改，一樽聊为晚凉开”。秋气萧瑟，“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万物自然改颜，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程颢对秋气，似乎并不如欧阳修那样“噫嘻悲哉”他依然是“闲来无事不从容”，那么悠然自得的“一樽聊为晚凉开”，斟上一杯美酒，冲冲凉意，乐在其中。三、四两句对仗工整而简练，“改”“开”二字有声有色。
颈联“水心云影闲相照，林下泉声静自来即中的“闲”、“静”二字进一步写自己心境的从容自得。移情于物，明明是自己心境 “静”、“闲”，仿佛大自然界的万物也是“闲”、“静”的。蓝天白云倒映于绿水碧波之中，是因为“闲”，淙淙的泉流之响，是因为树木的幽静。“泉声静自来”可直译为“泉声自静来”，是“鸟鸣山更幽”的逆向思维。观水面闲云之影、听林下流泉之声，这对程颢来讲当然是惬意的，不同于俗人为名利奔走，因事务而缠身。
末联抒发自己的人生哲理：“世事无端何足计，但逢佳节约重陪。”他认为人世间有些事，说不上有什么来由。繁杂而无头绪，不值得去认真计较。人生待开怀时且开怀，只要逢上佳节，约上几位知交，重游月陂堤，相陪举杯痛饮，就会感到无穷的乐趣。
此诗声韵和谐，对仗工整。在程颢的笔下，月陂堤内外，林含情，水有意，泉有声，物体志。显然是作者追求超凡入圣、清静自如的理想境界。
《陇西行》是乐府《相和歌·瑟调曲》旧题，内容写边塞战争。陇西，即今甘肃宁夏陇山以西的地方。这首《陇西行》诗反映了唐代长期的边塞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虚实相对，宛若电影中的蒙太奇，用意工妙。诗情凄楚，吟来潸然泪下。诗人共写了《陇西行四首》，此处赏析第二首。
首二句以精炼概括的语言，叙述了一个慷慨悲壮的激战场面。唐军誓死杀敌，奋不顾身，但结果五千将士全部丧身“胡尘”。“誓扫”、“不顾”，表现了唐军将士忠勇敢战的气概和献身精神。汉代羽林军穿锦衣貂裘，这里借指精锐部队。部队如此精良，战死者达五千之众，足见战斗之激烈和伤亡之惨重。
接着，笔锋一转，逼出正意：“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里没有直写战争带来的悲惨景象，也没有渲染家人的悲伤情绪，而是匠心独运，把“河边骨”和“春闺梦”联系起来，写闺中妻子不知征人战死，仍然在梦中想见已成白骨的丈夫，使全诗产生震撼心灵的悲剧力量。知道亲人死去，固然会引起悲伤，但确知亲人的下落，毕竟是一种告慰。而这里，长年音讯杳然，征人早已变成无定河边的枯骨，妻子却还在梦境之中盼他早日归来团聚。灾难和不幸降临到身上，不但毫不觉察，反而满怀着热切美好的希望，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明代杨慎《升庵诗话》认为，此诗化用了汉代贾捐之《议罢珠崖疏》“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妻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的文意，称它“一变而妙，真夺胎换骨矣”。贾文着力渲染孤儿寡母遥祭追魂，痛哭于道的悲哀气氛，写得沉痛而富有情致。文中写家人“设祭”、“想魂”，已知征人战死。而陈陶诗中的少妇则深信丈夫还活着，丝毫不疑其已经死去，几番梦中相逢。诗意更深挚，情景更凄惨，因而也更能使人一洒同情之泪。
这诗的跌宕处全在三、四两句。“可怜”句紧承前句，为题中之义；“犹是”句荡开一笔，另辟新境。“无定河边骨”和“春闺梦里人”，一边是现实，一边是梦境；一边是悲哀凄凉的枯骨，一边是年轻英俊的战士，虚实相对，荣枯迥异，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一个“可怜”，一个“犹是”，包含着多么深沉的感慨，凝聚了诗人对战死者及其家人的无限同情。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赞赏此诗后二句“用意工妙”，但指责前二句“筋骨毕露”，后二句为其所累。其实，首句写唐军将士奋不顾身“誓扫匈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次句写五千精良之兵，一旦之间丧身于“胡尘”，确实令人痛惜。征人战死得悲壮，少妇的命运就更值得同情。所以这些描写正是为后二句表现少妇思念征人张本。可以说，若无前二句明白畅达的叙述描写作铺垫，想亦难见后二句“用意”之“工妙”。
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