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此诗详细叙述了诗人与好友元参军的交往。乍看来，此诗不过写作者青年时代裘马轻狂的生活，至涉及纵酒挟妓、与道士交游等内容，似乎并无多少积极的思想意义。其实不然。须知它是写于作者“曳裾王门不称情”政治遭遇失意，对于社会现实与世态人情均有深入的体验之后。因此，“忆旧游”便不仅有怀旧而且有非今的意味。诗人笔下那恣意行乐的生活，是作为“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污浊官场生活的对立面来写的；其笔下那脱略形迹的人物，又是作为上层社会虚伪与势利的对立面来写的，自有言外之意在。

　　诗篇的组织，以与元演的离合为经纬，共分四段。前三段依次给读者展现出许多美好的情事。

　　第一段从“忆昔洛阳董糟丘”到“君留洛北愁梦思”，追忆诗人在洛阳时的放诞生活及与元演的第一番聚散。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诗人鲜明的自我形象。从洛阳一酒家（“董糟丘”）说起，这个引子就是李白个性特征的表现。“为余天津桥（在洛阳西南之洛水上）南造酒楼”，是一个何等主观的夸张！在自称“酒中仙”的诗人面前，简直就没有一个配称能饮酒的人。少年李白生活豪纵，充满进取精神，饮酒是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解放：“黄金白璧买歌桥，一醉累月轻王侯。”“一醉”而至于“累月”，又是一个令人惊讶、令人叫绝的夸张，在这样的人面前真正是“万户侯何足道哉！”至于他的交游，尽是“海内贤豪青云客”，而其中最称“莫逆”之交的又是谁呢？以下自然带出元参军。随即只用简短两句形容其交谊：彼此“倾情倒意”到可以为对方牺牲一切（“无所惜”）的地步，以至“回山转海”也算不得什么（“不为难”）了。既叙得峻洁，又深蕴真情笃意。刚开这样一个头，以下就说分手了，那时李白旋赴淮南（“攀桂枝”指隐居访道事，语出淮南小山《招隐士》，而元“留洛北”。不过这开头已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二段之间有两个过渡句。“不忍别”承上“君留洛北愁梦思”，写二人分手的依依不舍：“还相随”又引起下文第二番相会。有此二句上下衔接极为自然。

　　第二段从“相随迢迢访仙城”到“君亦归家渡渭桥”，追忆偕元演同游汉东郡即随州（州治在今湖北随县），与汉东太守及道士胡紫阳游乐情事。先写二人访仙城山，泛舟赏景，后换马陆行来到汉东。“相随”六句写风光，写行程，简洁入妙，路“迢迢”、“水回萦”、“初入”、“度尽”，使人应接不暇。然后，与远道出迎的汉东太守见面了。汉东太守的形象在此段中最生动可爱，他没有半点专城而居的官架子。他与紫阳真人固然是老朋友，对李白也是倾盖如故。这几位忘形之交在随州苦竹院──“餐霞楼”饮酒作乐，道士与诗人一同伴奏，汉东太守则起舞弄影。没有尊卑，毫无拘束，本来就洒脱的诗人举措更随便了，不但喝得烂醉，甚而忘形到“我醉横眠枕其股”了。然而太守对此则不以为忤，还脱下锦袍给他盖上。这一幕“解衣衣我”的场面写来感人肺腑。此段环境氛围描写亦妙，与道院相称。“餐霞”的楼名，如“凤鸣”的仙乐，都造成一种飘飘然非人世间的感觉。欢会如此高兴（“当筵意气凌九霄”），而分手又显得多么容易啊（“星离雨散不终朝”）。诗人与元演又作劳燕分飞，“余既还山寻故巢，君亦归家渡渭桥”，真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至此，诗情出现一个跳跃，直接进入第三段从“君家严君勇貔虎”到“歌曲自绕行云飞”，追忆诗人在并州受元演及其父亲热情款待的情况。从“五月相呼”句看，诗人是应元演的盛意邀请，离开安陆，同经太行山到太原府（并州）去的。曹操诗云：“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苦寒行》）然而诗人兴致很高，时令也很好，所以“摧轮不道羊肠苦”。这一段写人，以元参军为主。先从其“严君”（父亲）写起，不仅引进一个陪衬人物，同时也在于显示元演将家子的身份。李白在元演那里真是惬意爽心极了：“行来北京（太原）岁月深，感君贵义轻黄金。琼杯绮食青玉案，使我醉饱无归心。”他们还时常光顾城西的名胜古迹晋祠。晋水从这儿发源，风光极美。浮舟弄水，击鼓吹箫，真是快乐。以下六句专写欣赏女伎的歌舞，“其若杨花似雪何”一句大有“行乐须及春”（《月下独酌》）之慨。玩乐直到傍晚，他们还不想归去。“斜日”的红光与歌女们的红妆醉颜相乱，特别迷人；美人的倩影倒映清清的潭水中，风光绮丽。这时新月初上，美人的面容象月色般皎洁，她们轮番歌唱、起舞；歌声悠扬，随风远去，追逐行云。这里，“黄金白璧买歌桥”已化为生动鲜明的图景，可谓尽态极妍了。

　　第四段从“此时行乐难再遇”到篇末。一句收束前文，然后写到长安失意时与元又一度相逢。与前三段都不同，这里没有情事的追忆，只用“渭桥南头一遇君，酂台（在谯郡）之北又离群”一笔带过，是说关中一面，元即赴谯郡，似乎是握手已违。大约那时诗人身不自由，心亦不自在吧！关于诗人在长安的境遇，也只有含蓄的两句话：“北阙青云不可期，东山白首还归去。”然而它包含多少人事感慨啊。一向旷达的诗人，竟也发出了“问余别恨今多少”的感喟，而暮春落花景象更增添了这种别恨。这种心境是“言亦不可尽，情亦不可及”，诗人只有通过怀旧（“遥相忆”）的方式来排遣了。当其“呼儿长跪缄此辞”拟以寄远时，心头该是怎样一种滋味！

　　此诗提到“北阙青云不可期”，是含着牢骚的。但它在写法上与《行路难》、《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等等直抒旨意、嘻桥怒骂的长篇不同。它对现实的愤懑几乎没有正面的叙写，而对往日旧梦重温却写得恣肆快畅、笔酣墨饱。通过对故人往事的理想化、浪漫化，突出了现实的缺恨。因此它既有李白歌行通常所有的纵横奔放的优点，又兼有深沉含蓄的特点。这是此诗艺术上的优长之一。

　　在结构上，此诗与李白七古通常那种“纵逸”的、无法而法的作风不同，而是按实有的经历如实写出，娓娓道来，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写法却又极富变化，颇多淋漓兴会之笔。通篇以七言句为主，间出三、五、九字句，且偶尔出现奇数句（如“当筵意气”以下三句成一意群），于整饬中见参差，终能“神气自畅”。这是此诗艺术上另一个优长。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八十九。下面是李白研究学会理事、四川诗词学会理事、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周啸天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严羽有一段论诗名言：“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离了具体作品，这话似玄乎其玄；一当联系实际，便觉精辟深至。且以张说这首标志七绝进入盛唐的力作来解剖一下。

　　这是送别之作。诗中送别之意，若不从兴象风神求之，那真是“无迹可求”的。

　　谪居送客，看征帆远去，该是极其凄婉的怀抱（《唐才子传》谓张说“晚谪岳阳，诗益凄婉”）。“天涯一望断人肠”（孟浩然），首句似乎正要这么说。但只说到“巴陵一望”，后三字忽然咽了下去，成了“洞庭秋”，纯乎是即目所见之景了。这写景不渲染、不著色，只是简淡。然而它能令人联想到“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楚辞·九歌·湘夫人》）的情景，如见湖上秋色，从而体味到“巴陵一望”中“目眇眇兮愁予”的情怀。这不是景中具意么，只是“不可凑泊”，难以寻绎罢了。

　　气蒸云梦、波撼岳阳的洞庭湖上，有座美丽的君山，日日与它见面，感觉也许不那么新鲜。但在送人的今天看来，是异样的。说穿来就是愈觉其“孤”。否则何以不说“日见‘青山’水上浮”呢。若要说这“孤峰”就是诗人在自譬，倒未见得。其实何须用意，只要带了“有色眼镜”观物，物必著我之色彩。因此，由峰之孤足见送人者心情之孤。“诗有天机，待时而发，触物而成，虽幽寻苦索，不易得也”（《四溟诗话》），却于有意无意得之。

　　关于君山传说很多，一说它是湘君姊妹游息之所（“疑是水仙梳洗处”），一说“其下有金堂数百间，玉女居之”（《拾遗记》），这些神仙荒忽之说，使本来实在的君山变得有几分缥缈。“水上浮”的“浮”字，除了表现湖水动荡给人的实感，也微妙传达这样一种迷离扑朔之感。

　　诗人目睹君山，心接传说，不禁神驰。三句遂由实写转虚写，由写景转抒情。从字面上似离送别题意益远，然而，“闻道神仙——不可接”所流露的一种难以追攀的莫名惆怅，与别情当有微妙的关系。作者同时送同一人作的《岳州别梁六入朝》云：“梦见长安陌，朝宗实盛哉！”也有同一种钦羡莫及之情。送人入朝原不免触动谪宦之感，而去九重帝居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也算“登仙”。说“梦见长安陌”是实写，说“神仙不可接”则颇涉曲幻。羡仙乎？恋阙乎？“诗以神行，使人得其意于言之外，若远若近，若无若有”（屈绍隆《粤游杂咏》），这也就是所谓盛唐兴象风神的表现。

　　神仙之说是那样虚无缥缈，洞庭湖水是如此广远无际，诗人不禁心事浩茫，与湖波俱远。岂止“神仙不可接”而已，眼前，友人的征帆已“随湖水”而去，变得“不可接”了，自己的心潮不禁随湖水一样悠悠不息。“心随湖水共悠悠”，这个“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结尾，令人联想到“惟见长江天际流”（李白），而用意更为隐然；叫人联想到“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王维），比义却不那么明显。浓厚的别情浑融在诗境中，“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死扣不着，妙悟得出。借叶梦得的话来说，此诗之妙“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情能到”（《石林诗话》）。

　　胡应麟认为此诗“句格成就，渐入盛唐”，他所作的评价是公允的。七绝的“初唐标格”结句“多为对偶所累，成半律诗”（《升庵诗话》），此诗则通体散行，风致天然，“惟在兴趣”，全是盛唐气象了。作者张说不仅是开元名相，也是促成文风转变的关键人物。其律诗“变沈宋典整前则，开高岑后矫清规”，亦继往而开来。而此诗则又是七绝由初入盛里程碑式的作品。

　　上片是写张平甫所纳小妾别家的情景。“双螺未合，双蛾先敛”，言小妾束妆待发，准备出嫁的嫁头尚未做好，眉头就紧收起来，表明心情有些矜持和悲凉。“家在碧云西”，点出女子家乡幽远。接着“别母情怀，随郎滋味，桃叶渡江时”三句从三个层面来写姑娘的愁源。一是离开母亲的怀抱，二是跟随一个不熟悉的、无感情基础的人生活，三是不确定从自己去后能否有传说中的桃叶与王献之那样生活幸福。王献之爱妾桃叶的典故也映衬出张平甫的身份高雅和小姑娘的柔美可爱。

　　下片“扁舟载了，匆匆归去，今夜泊前溪”三句，写小姑娘坐上小船被载去张平甫的前溪别墅，一路上春意浓烈，更衬托出小姑娘无心去欣赏春光，自己心已无春情，愁绪满胸。“杨柳津头，梨花墙外，心事两人知。”一路上行经绿杨垂荫的津渡，梨花高出墙外的园林，各自的心绪感想，只有两人知道。结句很有意味。“心事两人知”这样的情景，不能不让人发愁。

　　姜夔以“桃叶渡江时”句，即点明张平甫纳妾之意，又在说小姑娘自己想是否有桃叶的幸福生活。用“泊前溪”交待张平甫把小姑娘纳去的地方。写“梨花”开出墙外，一是说明张平甫纳妾时间是在春天，二是反衬小姑娘心中已无春意，只有愁绪在心头。“匆匆”二字则体现对小姑娘的不尊重，有强行之意。“扁舟”用得又非常恰当，有偷偷摸摸，不是大张旗鼓之意。开拍就是“双螺未合，双蛾先敛”，很有不情愿，愁绪满心头之状。

　　姜夔在此词里反映了男尊女卑的社会问题，男的娶妾，女的被迫嫁出。姜夔不一定意识到妇女要解放的道理，但他就在此词中写出了男女不平等的现状。小姑娘有苦有愁不敢言，只留心头，只能表现在眉头紧收。姜夔的笔下描写得细致，把一个大的社会问题，用一场“纳妾”过程揭露得淋漓尽致。或许也是有许多这样“男女不平等”的呼声，给后来“妇女解放”奠定了理论基础。若如此，姜夔此词当是许多“呼声”中的一种，而且是比较早的呼声。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本诗是组诗中的第二首，写诗人对爱情的坚贞不渝。

　　首句感叹唐氏溘然长逝已四十年了。古来往往以“香销玉殒”喻女子之亡，“梦断香消”即指唐氏之死。陆游于八十四岁即临终前一年所作悼念唐氏的《春游》亦云：“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唐氏实际已死四十四年，此“四十年”取其整数。这一句充满了刻骨铭心之真情。

　　次句既是写沈园即日之景：柳树已老，不再飞绵；也是一种借以自喻的比兴：诗人六十八岁时来沈园已自称“河阳愁鬓怯新霜”（《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易主刻小阕于石读之怅然》），此时年逾古稀，正如园中老树，已无所作为，对个人生活更无追求。“此身行作稽山土”，则是对“柳老”内涵的进一步说明。“美人终作土”，自己亦将埋葬于会稽山下而化为黄土。此句目的是反衬出尾句“犹吊遗踪一泫然”，即对唐氏坚贞不渝之情。一个“犹”字，使诗意得到升华：尽管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但对唐氏眷念之情永不泯灭；尽管个人生活上已无所追求，但对唐氏之爱历久弥新。所以对沈园遗踪还要凭吊一番而泫然涕下。“泫然”二字，饱含无比复杂的感情：其中有爱，有恨，有悔，诗人不点破，足供读者体味。

　　此诗写出作者虽怀报国壮志而白发催人的悲愤。古今诗人感叹岁月不居、人生易老者颇多，但大都从个人遭际出发，境界不高。陆游则不同。他感叹双鬓斑白、不能再青为的是报国之志未酬。因而其悲哀就含有深广的内容，具有崇高壮烈的色彩。此联为“流水对”但其后关连，不是互为因果，而是形成矛盾。读者正是从强烈的矛盾中感到内容的深刻，产生对诗人的崇敬。陆游类似的诗句尚有“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等。

　　这是一首七言律诗，作于山阴奉祠，时作者已家居九年。 山阴是江南水乡，作者常乘小舟出游近村的山水，夜泊水村为即景之作。首联写退居乡野、久离疆场、无缘抗敌的落寞怅惘。“羽箭久凋零”，足见其闲居的郁闷。“燕然未勒铭”，典出《后汉书·窦宪传》：窦宪北伐匈奴，追逐单于，登燕然山（即今蒙古杭爱山），刻石纪功而还。燕然未勒，意谓虏敌未灭，大功未成。这一联用层递手法，“久凋零”，乃言被弃置已久，本就失落、抑郁；“未勒名”，是说壮志难酬，则更愤懑不平。起首就奠定了一种失意、悲愁的感情基调。

　　颔联抒发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志愿，表达了对那些面临外寇侵凌却不抵抗、无作为的达官贵人的指斥。上句是说大丈夫在神州陆沉之际，本应“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才对，怎么可以安然老死呢？一个“犹”字道出他不甘示弱的心态。“绝大漠”，典出《汉书·卫将军骠骑列传》，是汉武帝表彰霍去病之语。两鬓萧萧，仍然豪气干云，朝思梦想着驰骋大漠、浴血沙场；这就反照出朝廷中的那些面对强虏只知俯首称臣割地求和而不思奋起抵争的文官武将的奴相。（另一说是取老子（李耳）骑青牛出关，绝于大漠之中而悟道的传说）“诸君何至泣新亭”，典出《世说新语·言语》：“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风景不殊，正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同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作者借此典，表达了他对那些高居庙堂的衮衮诸公在国家山河破碎之际要么醉生梦死，要么束手垂泪的懦弱昏庸的精神面貌的不满。

　　颈联以工稳的对仗，揭示了岁月蹉跎与夙愿难偿的矛盾。“一身报国有万死”，尽管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尽管生命是短暂的，但是为了拯救国难，“我”却甘愿死一万次。“一”与“万”的强烈的对比，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拳拳爱国心与殷殷报国情，诚可谓掷地有声。“双鬓向人无再青”，这一句是说，岁月不饶人，满鬓飞霜，无法重获青黑之色，抒发了对华年空掷、青春难再的感伤与悲愤。即便我抱定了“为国牺牲敢惜身”的志向，可是又谁能了解我的苦心我的喟叹呢？这两句直抒胸臆，是全诗之眼。

　　尾联点破诗歌题面，回笔写眼前自己闲泊水村的寂寥景象。你想，一个老翁，处江湖之远，眼看着干戈寥落了，铁马逝去了，战鼓静灭了，大宋江山是任人宰割了，他的心怎不会如刀割一般的苦痛！“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是梦醒之后呢，所看到的是荒寒的汀州上寻寻觅觅的新雁，哪里有可以安栖的居所！这怎不教人潸然落泪呢？这两句是借象表意，间接抒情。

　　全诗以景结情，最后抒发报国之志，寄慨遥深。“壮士凄凉闲处老”（陆游《病起》），有心报国却无路请缨，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矛盾，这是这首诗慷慨悲歌的一个根本原因。用典贴切，出语自然，感情充沛，“浑灏流转”（赵翼 语），使本诗在悲歌中又显出沉雄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