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本诗开头四句，写卖炭翁的炭来之不易。“伐薪、烧炭”，概括了复杂的工序和漫长的劳动过程。“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活画出卖炭翁的肖像，写出劳动的艰辛，也得到了形象的表现。“南山中”点出劳动场所，这“南山”就是王维所写的“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的终南山，豺狼出没，荒无人烟。在这样的环境里披星戴月，凌霜冒雪，一斧一斧地“伐薪”，一窑一窑地“烧炭”，好容易烧出“千余斤”，每一斤都渗透着心血，也凝聚着希望。写出卖炭翁的炭是自己艰苦劳动的成果，这就把他和贩卖木炭的商人区别了开来。但是，假如这位卖炭翁还有田地，凭自种自收就不至于挨饿受冻，只利用农闲时间烧炭卖炭，用以补贴家用的话，那么他的一车炭被掠夺，就还有别的活路。然而情况并非如此。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自己出面向读者介绍卖炭翁的家庭经济状况，而是设为问答：“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这一问一答，不仅化板为活，使文势跌宕，摇曳生姿，而且扩展了反映民间疾苦的深度与广度，使读者清楚地看到：这位劳动者已被剥削得贫无立锥，别无衣食来源；“身上衣裳口中食”，全指望他千辛万苦烧成的千余斤木炭能卖个好价钱。这就为后面写宫使掠夺木炭的罪行做好了有力的铺垫。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两句诗用同情的口吻，写出了卖炭翁艰难的处境和复杂的内心矛盾。当时正是“夜来城外一尺雪”的寒冬季节，身上只穿着单衣的老翁照理应该盼望着天气和暖起来，可是他却巴望着更冷一些，因为天气一暖，他的炭也就不值钱了。两句诗只写了老翁的一个心理活动，便把当时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的劳动人民的痛苦有力地揭示了出来。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幸而天公作美，夜里突降大雪，而且有“一尺”之厚，天气是足够寒冷了。因此这位老翁一大早就赶着牛车沿着那结了冰的车道向集市赶去。“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他希望能卖个好价钱，所以他来得很早，此时集市大门尚未打开，他不得不在门外的泥地中休息一会儿。人饿了，拉车的牛也累了，但他心里是高兴的，充满了希望，他差不多可以如愿以偿买上冬衣了。读到这儿，也许读者会怜悯他寒冷天气中只穿着那单薄的衣裳，但一想到他的炭因此可能卖个好价钱，也会不由替他高兴。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卖炭翁心里盘算着怎样才能卖个好价钱的时候，远处两骑人马翩翩而来，原来是“黄衣使者白衫儿”驾到。“翩翩”二字本来是用以形容英俊潇洒之态，用在这里却含有讽刺、挖苦的意味，揭露了这两员太监趾高气扬，目中无人的嘴脸。因为是皇帝派来的，所以称“使者”。他们手里高举皇帝颁布的文告，口称皇帝的命令，不由分说，强行扭转车头，驱赶着老牛向皇宫方向走去。千余斤炭就这样被太监拉走了，留给老翁的不过是半匹红纱一丈绫而已。唐代商品交易，多用绢帛等丝织品充作一般等价物来代替货币，宫廷购买货物，往往按照官方高抬丝织品价格计算，而不依民间流行的实价，因此太监们仅用半匹纱一丈绫来支付千余斤炭钱，实际等于强行掠夺。读至此处，不由令人想起诗人的另一首诗《宿紫阁山北村》中，描写宦官们掌握的神策军强盗般抢劫百姓财物的野蛮行径。他们都是为宫廷官府服务的，然而他们的共同特点却是置平民百姓的身家性*命于不顾，强行掠夺民间财物。

　　从“南山中”到长安城，路那么遥远，又那么难行，当卖炭翁“市南门外泥中歇”的时候，已经是“牛困人饥”；如今又“回车叱牛牵向北”，把炭送进皇宫，当然牛更困、人更饥了。那么，当卖炭翁饿着肚子，走回终南山的时候，他会想些什么呢，他往后的日子又怎样过法呢，这一切，诗人都没有写，然而读者却不能不想。当想到这一切的时候，就不能不同情卖炭翁的遭遇，不能不憎恨统治者的罪恶，而诗人“苦宫市”的创作意图，也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这首诗的艺术特点，首先在于白描艺术手法的成功运用。作者通篇没发一句议论，说宫市给人民带来怎样的苦处，人民在这种残暴的掠夺下，怎样难以生活。而是通过一个卖炭老人的身世、磨难、烧炭、卖炭以及炭车被抢的前后经过，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催人涕下的悲剧故事，把老人的遭遇和宫市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形象地告诉了人们，从而使人们更加清楚、深刻地了解到当时阶级对立的现实，激起人们强烈的爱憎感情。这是作者发多少议论也难以达到的艺术效果。

　　其次，诗中对人物形象的描写刻画细腻、逼真，使人们从人形象中受到强烈的感染。一是对人物外貌的刻画，二是对内心世界的描写。试看，“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简单而深情的十四个字，活活地勾画出卖炭老人的辛苦、贫困、衰老、遭难的外貌，使人见之同情，思之痛心。“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又是简单而深情的十四个字，把老人瑟缩、委曲、矛盾、希求的心理又描写得多么深刻、细腻。使人仿佛看到一个蜷缩在屋角冻得发颤的老人，在愁苦地思索筹划着自己可怜的生活。从而更加拽拉人们的心灵，使人感到残酷的现实对老人是多么不公平！

　　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段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现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 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宋朝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 ，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大千世界，古往今来，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

　　文章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前叙后议的方式，前两段铺叙，笔力简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与第二段的丑的对照，则后一段议论，笔锋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现出美被丑破坏的痛心，从而滥砍滥伐竹子乃至推而广之的一系列害民之举皆令世人共讨之。作者虽然在议论时顾及到最高统治者，但言辞之中柔中有刚，谏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过一番叙述与议论，则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经典《尚书》中的有关议论来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的文章是给当朝皇帝和权贵们看的，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作者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

　　《短歌行》是汉乐府的旧题，属于《相和歌辞·平调曲》。这就是说它本来是一个乐曲的名称。最初的古辞已经失传。乐府里收集的同名有24首，最早的是曹操的这首。这种乐曲怎么唱法，现在当然是不知道了。但乐府《相和歌·平调曲》中除了《短歌行》还有《长歌行》，唐代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引证古诗“长歌正激烈”，魏文帝曹丕《燕歌行》“短歌微吟不能长”和晋代傅玄《艳歌行》“咄来长歌续短歌”等句，认为“长歌”、“短歌”是指“歌声有长短”。现在也就只能根据这一点点材料来理解《短歌行》的音乐特点。《短歌行》这个乐曲，原来当然也有相应的歌辞，就是“乐府古辞”，但这古辞已经失传了。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短歌行》就是曹操所作的拟乐府《短歌行》。所谓“拟乐府”就是运用乐府旧曲来补作新词，曹操传世的《短歌行》共有两首，这里要介绍的是其中的第一首。

　　这首《短歌行》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作者求贤若渴，希望人才都来投靠自己。曹操在其政治活动中，为了扩大他在庶族地主中的统治基础，打击反动的世袭豪强势力，曾大力强调“唯才是举”，为此而先后发布了“求贤令”、“举士令”、“求逸才令”等；而《短歌行》实际上就是一曲“求贤歌”、又正因为运用了诗歌的形式，含有丰富的抒情成分，所以就能起到独特的感染作用，有力地宣传了他所坚持的主张，配合了他所颁发的政令。

　　全诗分为四节，逐而一一分析。

　　第一节主要抒写了诗人对人生苦短的忧叹。第一节中有两处都提到了“酒”，酒在魏晋时期，多受到魏晋诗人的喜好。无论心情愉悦，或是悲伤，感慨时都不难找到酒的影子。本诗中，第一句话就用酒来作开头引出诗人对人生苦短的忧叹。第一节最后一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其中“杜康”相传发明酿酒的人，这里也是指代酒的意思。其中我们如何去理解诗人这种人生苦短的忧叹呢？诗人生逢乱世，目睹百姓颠沛流离，肝肠寸断，渴望建功立业而不得，改变乱世局面，因而发出人生苦短的忧叹。

　　第二节情味更加缠绵深长了。“青青”二句原来是《诗经·郑风·子衿》中的话，原诗是写一个姑娘在思念她的爱人，其中第一章的四句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你那青青的衣领啊，深深萦回在我的心灵。虽然我不能去找你，你为什么不主动给我音信？）曹操在这里引用这首诗，而且还说自己一直低低地吟诵它，这实在是太巧妙了。他说“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固然是直接比喻了对“贤才”的思念；但更重要的是他所省掉的两句话：“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曹操由于事实上不可能一个一个地去找那些“贤才”，所以他便用这种含蓄的方法来提醒他们：“就算我没有去找你们，你们为什么不主动来投奔我呢？”由这一层含而不露的意思可以看出，他那“求才”的用心实在是太周到了，的确具有感人的力量。而这感人力量正体现了文艺创作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结合。他这种深细婉转的用心，在《求贤令》之类的文件中当然无法尽情表达；而《短歌行》作为一首诗，就能抒发政治文件所不能抒发的感情，起到政治文件所不能起的作用。紧接着他又引用《诗经·小雅·鹿鸣》中的四句，描写宾主欢宴的情景，意思是说只要你们到我这里来，我是一定会待以“嘉宾”之礼的，我们是能够欢快融洽地相处并合作的。这八句仍然没有明确地说出“求才”二字，因为曹操所写的是诗，所以用了典故来作比喻，这就是“婉而多讽”的表现方法。同时，“但为君故”这个“君”字，在曹操的诗中也具有典型意义。本来在《诗经》中，这“君”只是指一个具体的人；而在这里则具有了广泛的意义：在当时凡是读到曹操此诗的“贤士”，都可以自认为他就是曹操为之沉吟《子衿》一诗的思念对象。正因为这样，此诗流传开去，才会起到巨大的社会作用。

　　第三节是对以上十六句的强调和照应。以上十六句主要讲了两个意思，即为求贤而愁，又表示要待贤以礼。倘若借用音乐来作比，这可以说是全诗中的两个“主题旋律”，而“明明如月”八句就是这两个“主题旋律”的复现和变奏。前四句又在讲忧愁，是照应第一个八句；后四句讲“贤才”到来，是照应第二个八句。表面看来，意思上是与前十六句重复的，但实际上由于“主题旋律”的复现和变奏，因此使全诗更有抑扬低昂、反复咏叹之致，加强了抒情的浓度。再从表达诗的文学主题来看，这八句也不是简单重复，而是含有深意的。那就是说“贤才”已经来了不少，我们也合作得很融洽；然而我并不满足，我仍在为求贤而发愁，希望有更多的“贤才”到来。天上的明月常在运行，不会停止（“掇”通“辍”，“晋乐所奏”的《短歌行》正作“辍”，即停止的意思；高中课本中“掇”的解释为：拾取，采取。何时可掇：什么时候可以摘取呢）；同样，我的求贤之思也是不会断绝的。说这种话又是用心周到的表现，因为曹操不断在延揽人才，那么后来者会不会顾虑“人满为患”呢？所以曹操在这里进一步表示，他的求贤之心就象明月常行那样不会终止，人们也就不必要有什么顾虑，早来晚来都一样会受到优待。关于这一点作者在下文还要有更加明确的表示，这里不过是承上启下，起到过渡与衬垫的作用。

　　第四节求贤如渴的思想感情进一步加深。“月明”四句既是准确而形象的写景笔墨，也有比喻的深意。清人沈德潜《古诗源》中说：“月明星稀四句，喻客子无所依托。”实际上是说那些犹豫不决的人才，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下一时无所适从。诗人以乌鸦绕树、“何枝可依”的情景来启发他们，不要三心二意，要善于择枝而栖，赶紧到我这边来。最后“周公”四句画龙点睛，明明白白披肝沥胆，希望人才都来归顺我曹操，点明了全诗的主旨。关于“周公吐哺”的典故，据说周公自言：“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这话似也表达诗人心情。

　　总起来说，《短歌行》正像曹操的其它诗作如《蒿里行》、《对酒》、《苦寒行》等一样，是政治性很强的诗作，主要是为曹操当时所实行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策略服务的；然而它那政治内容和意义却完全熔铸在浓郁的抒情意境之中，全诗充分发挥了诗歌创作的特长，准确而巧妙地运用了比兴手法，来达到寓理于情，以情感人的目的。在曹操的时代，他就已经能够按照抒情诗的特殊规律来取得预期的社会效果，这一创作经验显然是值得借鉴的。同时因为曹操在当时强调“唯才是举”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所以他对“求贤”这一主题所作的高度艺术化的表现，也应得到历史的肯定。

篇首预设意脉
　　本文首句交代虎丘名胜的方位“去城可七八里”，诚然为一般记游散文所交代的文字，但为下文埋设了意脉。尽管“其山无高岩邃壑”，却因其“近城”而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游人。这样，作者就确定了他的审美重心，不在林泉岩壑，而在游人旅客，以及他们纵游虎丘的情景图画。“箫鼓楼船，无日无之”，以“无……无……”的双重否定更见其肯定之意的句式，强调了日日如此、月月如此的频率和密度。“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在上文的意绪上递进了一层，突出了“月”“花”“雪”这三个时节对于游人的诱惑力量。作者所用“无日无之”“纷错如织”还是概括性较强的语言，所给予读者的是总体印象，而细致具体的描述则在后面进行，留下审美空间。

观感饶有新意
　　“而中秋为尤胜”，文意以“而”字形成转折，以“尤”字造成递进。描述经过几次的递进，中心便确定下来了。 需要指出的是，《虎丘记》不是某一次游览的当时实录，这从后文“登虎丘者六”的次数可以看出；也不是某一个中秋日的情景记实。从时间观念上看，显系事后追述；从空间观念上看，是六登虎丘的印象的综合描述。而综合印象中的特定意象则是虎丘中秋。这种记游散文的时空观念是饶有新意的。“每至是日”，就透现了这种非以某一中秋，而是概括几个中秋特征的审美意向。

情景墨色润畅
　　一旦进入具体的情景描述，作者就显得墨色润畅。笔态飞舞在虎丘山前山后，构成一幅全景俯瞰图。从“倾城阖户，连臂而至”开始，拉开了这幅全景图的描述画面。“衣冠士女，下迨踚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这里的“衣冠士女，下迨踚屋”把“倾城阖户”具体化了，作者特别点出“踚屋”，把下层市民也包括进去。在盛大的郊游行列中已有广大的市民参加，这反映了明代的特点，张岱的《西湖七月半》就有类似的情景描绘。和古典的山水游记不同，和以单纯的自然景物描写不同，这里更多地表现了市民阶层的郊游生活，或者说，作者是把“衣冠士女”和“踚屋”的市井细民作为同一的对象来描述。作者不是从自然山水本身获取诗情(他明确地认为“其山无高岩邃壑”)，而是在“踚屋”市民参加的游览热潮中觅得了新鲜的审美感受。这种审美感受反映了明代审美理想和意绪的特征。“莫不靓妆丽服”的打扮装饰，“重茵累席”的席地而坐，“置酒交衢间”的旅游方式，都有浓重的世俗情味，较少古典色彩。

文势气沛畅达
　　作者在纵意描述之后，猛然拉成一个大镜头：“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作者以远眺作为审美视点，在纵横交织的铺衍勾划中辅之以夸张，间之以比附，形成一气如注的滔滔文势。“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是空间范围的概括，形成画面的横向开阔感，吻合着远望的审美视觉特征。“从……至……”的提顿，一连出现“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 云泻”三句比喻中兼具夸饰的描绘。像梳齿一样靠拢的游人，是对其密度的形容。“檀板”暗勾下文“呕者百千”；“樽 ”隐联上文“置酒交衢”，内脉密合。如丘积、如云泻的比喻夸张，既是绘其郊游的特定情景，更是形容游客如云的盛况，服务于本段的审美重心，连用四个四字结构句，其目的是在蝉联而下的文句中形成文势的气沛畅达。

比喻虚实相间
　　行文至此，于“远而望之”四字，回拢到主体的视点上来，文气稍有提顿，遂发为奇颖的比喻句“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雁”句言其盛，“霞”句言其色，“雷”句言其声，声色交错，染色于画卷，倾声于画外，连珠式的四字结构句型，同样有文势的波荡，有主体赞美之意的浮动。比喻句的联缀，既形成气势的喷注，又使描述对象的瑰丽色彩及其喧阗声势具体化了。比喻是求取形象的确定内涵，而旋即跳成“无得而状”作为本段的收煞，意绪得以翻变，是从比喻的具体到抽象的概括，旨在说明这一切情景都是无法用比喻而得其盛状的。惟其用“无得而状”的模糊语，才更显示这幅云蒸霞蔚般的郊游图的美不胜收。

描绘具体细致
　　在全景图的空阔而舒卷的纵意渲染和鸟瞰拍摄之后，作者进入具体细致的艺术描绘。而这一艺术描绘在审美选择上的别开生面是扣住一个“唱(呕)”字，笔墨由疏放趋向深细。“唱”的听觉形象最能显示有市民层参加的虎丘中秋郊游的特征，也最能体现作者的审美趣味。因而，本文审美重心的确定导源于主体的审美欣赏意识的定向功能，使中秋时节的虎丘情景描述在审美选择上显得别具一格，另奏风调。而这一大段描述又独特地借助于“布席之初”到“未几”“已而”“比至”的表示时间观念的词语的微变，带动出意象的轻转，使一幅幅情状图画冉冉扑来。而这一切，以“露”的笔墨出之，牵引了“藏”着的主体审美趣味的变化，其用笔如此，堪称精妙。中郎描述的这一声态情景是流动、变化的，即由繁闹到幽静。“声若聚蚊，不可辨识”，歌喉相斗，雅俗既陈，嘈杂的声浪，莫之能辨，是中秋虎丘热烈情景的生动、具体的写照，但不是作者审美的最终目标，他所欣赏的是“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是“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可见，作者审美上所追求的是清幽而又明亮的声态。而这一声态又是产生于“明月浮空，石光如练”“月影横斜，荇藻凌乱”的幽静而又雅丽的环境之中。声、色、境以明丽的格调和交融的整一形式出现，才是作者审美意趣的真正寄托者。他从这里获得了审美感受，确定了他独特的审美个性，他为之神驰和击节的不是钟鼓齐鸣的交响乐，而是轻悠亮彻的小夜曲。艺术作为主体对于客体的审美观照，作者的审美趣味在选择过程中显示出独特的主导作用，由此又产生出作者独特的审美评价：“听者魂销”，“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这一大段作为全文描述重心，不是在横长的空间感上取胜，而是在时间的不断推移上使意境导向深入，并以鲜明的层次加以显示。值得细加玩索的是，这一大段声态描述的时间、人数、主体审美趣味是密切融合而又同步推进的。布席之初──唱者千百，未几──数十人，已而──三四辈，比至──一夫。从不可辨识至音若细发，却响彻云际，境界每一移位，则主体审美情思便深入一层，如螺丝钻木，又如开沟掘井，直至审美的核心地带，发露最主要的审美情趣为止，即“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这里时域的按步换形，带来审美趣味的登堂入室。 声态描述至此已是情尽意满，作者才突然抽出笔来，写到虎丘的自然山水景象，“剑泉深不可测，飞岩如削”，这一飞来之笔似与上文意脉不相关涉，大有突兀而起之势。而这一点恰恰体现了袁氏“公安派”的审美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叙小修诗》)，“信口而出，信口而谈”(袁宏道《与张幼于》)，兴之所至，不拘成法，显得洒脱自如，擒纵自便。到这一段，全文才写到游虎丘的主体“我”，这和传统的山水游记笔法大相径庭。而主体登临时的特点又不是径宣纸面，而是隐藏在直接形象之中，引导人们去体味间接形象的存在。

语言质直洁爽
　　“千顷云得天池诸山作案”，天池山简直像是千顷云山的几桌一样，这是在形象与形象间的对比中加以突出，反衬出千顷云的高，也显示出主体审美视点的高。“面北为平远堂旧址，空旷无际，仅虞山一点在望”，这又显示出主体的视线之远。这一段直接描述虎丘剑泉一带的自然景象的文字，作者仿佛随意拈出，稍加轻涂，没有腴言芜词，一切显得质直洁爽，而一切又无不蕴含着主体的审美感受，成为袁宏道审美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情与景会，顷刻千言”(《叙小修诗》)的实践。例如，见千顷云之峻高，峦壑竞秀，生发出的“最可觞”的情趣；“过午则日光射人”所产生的是“不堪久坐”的感受；至于欲祠韦苏州、白乐天，却因事过境迁而未成，最终还是“兴阑”所致。主体的审美感受在所有物象的描述中成为归结点，这正体现了袁宏道山水游记的基本特色。 最后一段，就更具有感受性了。“吏吴两载，登虎丘者六。”袁宏道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任吴县县令达两年时间，登临虎丘有六次之多。可见，他对虎丘山水的留连的感受之深，由此也透露了他写《虎丘记》是综合概括再加审美选择的构思特色。最后一次是“与江进之、方子公同登，迟月生公石上”，这一次所见月是怎样的娇妍，因与主体感受的关系不大，就略而不写。

鄙薄官场生活
　　作者从“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的情景中，感喟系之，“甚矣，乌纱之横、皂隶之俗哉”，显露了对官禄的鄙夷，这一点，跟他《与丘长孺书》所表达的对苟且蝇营的官场生活的鄙薄之情，同归一源。对官场生涯的目击，“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的隔膜，深化着袁宏道的内心苦闷。这种隔膜使得他无法领略“听曲此石上”的迷人情趣。这是袁宏道审美个性和所处地位产生出来的尖锐矛盾，这一矛盾在当时的特定内涵体现为感性和理性的冲突。而这一矛盾所引起的内心刺激，生发出解决矛盾的根本办法是“去官”，正因为如此，他才有“他日”“有不听曲此石上者，如月”的决绝誓词，才有“解官，称吴客”的庆幸，才有“虎丘之月，不知尚识余言否耶”的对月发问。六登虎丘，最后一次的刺激成为袁宏道呈请解官的重要契机。明乎此，我们才会明了这位以发抒主体感受为特征的“性灵说”的倡导者的审美个性的执著，也才会明了他辞官后审美个性得到无所拘制的发展写下《晚游六桥待月记》的原因所在了。作者写作本文的意图在于记述虎丘胜景，重点记八月半中秋之夜虎丘的清唱竞赛场景，表达他无官—身轻的闲适心情。

结语
　　总之，《虎丘记》以作者的感受作为内脉，这里有审美感受和环境的审美场的矛盾，这种矛盾本身就具有感受性质。通篇写山水少，写游况多，均发轫于作者的审美感受；文势时有腾挪，意象或作变化，一路写来，均有作者感受的隐隐跳跃。感受深者，则用墨如注；感受浅者，则微微点染，不受自然山水散文通常受客体对象规范的传统笔法，显示出审美感受作为观照万物的“性灵”特征。作者对世俗情趣的郊游浓墨泼洒，主体感受的往返流转，笔触章法的任情而为，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审美传达这三者都带有明代山水游记文典型的时代审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