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此篇颇含怨情，深切表达出词人长期扈从天涯，有家不得归、有妻不得伴的隐恨。

　　上阕开篇，“已惯天涯莫浪愁”，起句便情思精致。词人十分厌恶年年羁旅天涯的生活，这里故作反语。他告诫自己，已经习惯了离别，便不必随便怀愁了。“莫浪愁”三字恰恰说明他正在“愁”，“莫”字只是无力的安慰罢了。“寒云衰草渐成秋”，眼见这凄清景色，又不禁使人愁思满眼。“漫因睡起又登楼”，还是睡吧，不要因为辗转反侧难眠又去登上小楼，以免遥望家乡，心中徒增悲伤。纵然登楼远望，隔着千山万水也是不可能望得到灯下的妻子的。

　　下阕烘托出“愁”，并点明“愁”之原因。“伴我萧萧惟代马”，词人行役边塞，陪伴他的唯有代地的战马，故觉“萧萧”。“笑人寂寂有牵牛”，七夕佳节，天上的牛郎和织女天河欢会，世间多少男女执手遥望，而自己与妻子却天各一方，无法团聚，表现了词人有妻不得伴的寂寂之情，连牛郎见了都不禁会发笑。这两句刻画词人“寂寂”之心境形象生动而真切。身边唯战马相伴，天上有牵牛笑窥，孤独寂寞凄凉的心境就形象地描绘出来了。末句的“劳人只合一生休”是一句牢骚之语，表达了词人的埋怨之情。这句全是牢骚与怨气，是全词的高潮。

　　此词在自嘲的口吻中流露出对护卫生涯长期羁旅的厌倦，尤其是结句，表达出满腹的牢骚与怨气以及羁旅的劳苦。长年累月地奔波，身心劳顿，又不得不与亲人离散。这相思郁结之情让纳兰备受煎熬，因此更烦闷于无休止的羁旅。词中幽怨隐恨的情感溢满了全文，表达了词人那时最真切的思念之情。

　　这首诗共十七句，有四层意思，层层相接，旋萦递进，依次写来。

　　开头“东风”以下四句，写长安城初春景象。东风吹拂，宫苑草绿，殿楼生春，柳色半青，萦烟袅娜，拂城似锦，好一派欣欣向荣的境界。诗人描绘意境，充分利用了自然界的色彩，如绿草、紫殿、红楼、柳青等，构画了色彩斑烂的初春景象；“绮城”句一出，满城春色，尽收眼底。诗人又用以拟人手法，写得春情洋溢，如风绿春草、殿楼觉好、烟柳拂城等，动人心扉，倍感真切。

　　接下“垂丝”五句，写新莺春声。垂柳挂柱，莺鸟和鸣，春风知情，卷声入云，万户皆春声，好一番春日声情。诗人依题写意，开头写柳色初青，接写新莺百啭，由境出莺，莺境相合。前是绮城春景，后是万户春声，声景相融，此番意境，有画有音，有光有响，即声色并举。诗人写新莺百啭，声情结合，以情写声，如好鸟和鸣，间关早得春风之情，春风知情，将鸟声撒向万户，万户皆春声。人鸟春声，皆因情生，动人之处，在于声情相融。

　　“是时”以下六句为第三段，写皇帝出游。五云垂晖，太平之象；皇帝出宫，仗随日转；天回玉辇，绕花徐行；始看鹤舞，继听新莺，呈现出一副龙仪非凡的游春气派。既然是奉诏侍赋，少不了对帝王的称颂。诗人没有直接写帝王本人如何仪态非凡，而是采取烘托的笔法，描述皇帝春游的隆重仪止和心兴。五云垂晖，日转绕花，看鹤听莺，令人感到皇帝仪同天日，兴同世人，而不失尊贵高雅之趣。

　　最后一段两句，写莺绕宜春苑，扣题作结。皇帝听莺，新莺知情，飞绕林苑，愿把自己的歌声汇入肃然高雅的箫笙之乐。

　　全诗四段，诗意衔接细密，始有柳烟拂绮城，继有垂丝百尺挂雕楹；前有春风卷声入云，万户春声，后有五云垂晖，君王春游心动；上有听莺鸣啭，下有新莺飞绕，诗意衔接，丝丝人扣，层层相生，如行云流水，自然晓畅，表现了诗人巧妙的构思和艺术手法。

　　此诗首尾绾合，章法整然。前六句写景，描绘了一派春日的田园景色，岩泉、绿草、榆钱，所见并未超出常人所及。后两句表现主题，从诗题的“还郊”而想到了张衡的《归田赋》，表现了作者对田园生活的不胜欣羡之情。

　　首联写明还郊的原因，开笔点题。嘿语，《周易·系辞》：“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嘿，通“默”。岩泉，山水。这里的“兼嘿语”暗示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缺少志向道合者，希望寄情山水，在山水中得到精神安慰。

　　次联选择植物传神写照，富含情思。草绿萦新带，《太平御览》九九四引《三齐略记》：“不其城东有郑玄教授山，山下生草，如薤叶，长尺馀，坚韧异常，士人名作‘康成书带’。”榆青缀古钱，榆荚形状像钱而小，色白成串，俗称榆钱。这两句诗观察、描写独具悟解，景象玲珑，清新隽永。

　　第三联转为描写动物的活动，蕴含着旺盛的生命力。用动感极强的词“侵”、“人”来形容鱼、鸟在春天旺盛的生命力，表现万物的勃勃生机，提炼得生动准确。

　　第二、三联描绘出“幅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春光图，表现春天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景象，并且融情人景，情景交融，设想灵巧，表达新颖，体现出诗人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

　　尾联与开头照应，组织得当。这里用张衡作《归田赋》的典故暗寓诗人想要回归田圆的愿望。

　　这首词因为未点明吟咏的是何种花卉，所以在对此词吟咏对象的理解上出现了争议，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咏牡丹，一说是咏芍药。

　　咏牡丹说

　　这首长调赏花词，是写在牡丹盛开之时，明光宫苑之处，词人与同游者对花倾觞，自朝至暮直到秉烛，兴致未减；说尽了暮春三月、牡丹娇媚，也点出了赏花人的心境。笔调生动，风格含蓄。

　　上片开始，采取烘云托月的手法，写花而先不见花，只见“禁幄低张，彤栏巧护”。这种渲染起到未见其具体形象，先感受其高贵气质的效果。“就中独占残春”句，则是说那里面被精心保护的是一种独占暮春风光的名花。

　　接下来词人挥洒画笔，以拟人化的手法充分描绘这种花形态，边绘边评。“容华淡伫，绰约俱见天真”二句是先写花色、花态。“待得群花过后，一番风露晓妆新”则是从花跳出，加进客观评说。“妖娆艳态，妒风笑月，长殢东君”三句，更进一步勾画花态、花情。读词至此，直令人拍案叫绝，具有这般媚力的花真够称得上“国色天香”，不可能不是牡丹。上述“淡伫”、“绰约”、“天真”、“晓妆”、“艳态”，再加上一个“妒”字，一个“笑”字，一个“殢”字，每一句都是以花拟人，把静静开放的牡丹写成了盼倩生辉、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若非词坛高手易安居士，没有人能有此令人心旌神驰的笔力。“东君”一词，在这里义同“青帝”，是神话中五方天神里的东方神君，东方主五行中的木，又称司春之神；唐黄巢《题菊花》“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是众所熟知之句，此外从宋严蕊“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卜算子》）、宋黄庭坚“东君未试雷霆手，洒雪开春春锁透”（《玉楼春》）等句，亦足以兹证。

　　下片分明是词人身在明光宫苑牡丹花前，与从游人把酒醉赏流连之际，又不禁想象着他处赏花盛况的心态，“东城边，南陌上，正日烘池馆，竟走香轮”：“东城”、“南陌”都是日光易照之处。“竟”，在此作“从头到尾”之义，是“竟日”之省；“香轮”，指游春踏花的车子，醉人的花香足可染透车轮，是夸张之词。“绮筵散日，谁人可继芳尘”之句，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词人在沉醉于盛开的牡丹之时，忽又感伤起没有不凋的花朵、也没有不散的筵席来，是“兴尽悲来”，还是这景象触动了潜藏心底的隐痛，不得而知。但是词人确能把握分寸，紧接着便开始了心理上的自我调节。

　　“更好明光宫殿，几枝先近日边匀”的言外之意是，背阴处的牡丹也将次第开放，倒足可再挽留住一段赏花春光。这里所提“明光宫殿”不知是哪朝的宫苑，也不知座落何方，但想必是当时向游人开放的、赏牡丹的好去处。既然春光尚能留驻，又何需自寻烦恼，负此良时。“金尊倒，拚了尽烛，不管黄昏”：这里蕴含着几多“借酒浇愁”的豪情，读者尽可以细细品尝。（韩秋白）

　　咏芍药说

　　因为词人未点明她咏的是何种花卉，而先说此花生于宫禁，用朱红色的栏杆，巧妙地加以护持。待吟咏此花时，又说它是“妖烧艳态”，惹得春风嫉妒，明月为之绽开笑脸，有几枝先在皇帝身边开放。这样一来，有些文章便把它误解为号称"国色夭香"的牡丹。其实清照所咏花卉不外江梅、金桂、藕花、白菊等，它们都好比是人中的雅士，清淡高洁，未见她对雍容华贵的牡丹有何好感。这恐怕与词人的审美情趣、品格爱好不无关系。这首词也绝不是咏牡丹，而是咏芍药。词中说：“就中独点残春”，也就是说此花在春未夏初开放。又说这“待得群花过后，一番风露晓妆新。妖娆艳态，妒风笑月，长殢东君”，即又一次交代此花开在“群花”之后，能把春天留住。这不可能不是芍药。清照父亲李格非著有《洛阳名园记》，而清照当熟读此书。这一点从其咏花卉的同中可以得到证实，她不仅熟悉各种花卉的"物理"体性，还能准确地把握它们的神韵，仅以“容华淡伫，绰约俱见天真”十个字，既创造性地刻画出芍药的特征，又不是恣意杜撰，她很可能读过《神农本草经》和《新修本草》等汉唐人所撰的中药学书籍，因为这类书就以“绰约”形容芍药。“丰姿绰约”又是人们心目中美女的形象，词人又显然是以“绰约俱见天真”、“妒风笑月”的芍药自况。同时从这首词中，又可以窥见词人当时生活得多么优雅“潇洒”。为了观赏芍药，她和“酒朋诗侣”，不仅乘着华美的车子游遍了“东城”、“南陌”，享尽了珍羞华筵，她们还可以到御花园中去，与皇帝一起观赏那儿枝先期开放的名贵花朵。白天游览，晚上皇宫中设宴招待，她们个个喝了个酩酊大醉，“玉山倾倒”，从黄昏直到深夜，玩得好不快活。（匡亚明主编《李清照评传》）

　　这是方孝孺的创作的一篇论史散文。文章标新立异，从传统儒家思想出发，对豫让进行了批评。这篇散文旨在说明不能“扶危于未乱，而捐躯于既败者，不足以当国士”的道理。

　　方孝孺对豫让的评论，则别有卓见，既深于司马迁的认识，又无矫枉过正之偏颇。他认为，真正的忠臣烈士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具有改治远见，敢于犯颜直谏，防患未然；而不应计较个人恩怨，或在祸患发生之后，凭血气之勇，怀死名之义，以沽名钓誉。据实说理，剖析透彻，评论抑扬得体，颇有见地，文章层层深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首段提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准则，以为中心论点而提拿全文：“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子未形，保治子未然，仰身全而主安。”这就是说，真正的忠臣烈士，应当竭尽自已的智谋，向君主提出忠直的劝告和好的方略，把祸患消灭在未形成之时，把动乱的因未消灭在萌芽之时。否则，“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须命于既致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则为君子所不取。

　　第二段，联系豫让立身事主的言行，加以分析评论。运用故转故纵手法，先肯定豫让为智伯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文士也”。然后提出异议：“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意即豫让的死确乎是忠诚的表现，可惜他对待死的方法还存在不忠的成分。何以证之，一是他自我摧残和自杀的动机是为了自已名垂后世，而不是为国为民——“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二是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立身事主皆从个人恩怨出发，但求取于等价，而缺乏自我牺牲精神，当赵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时，豫让则颇为自是地争辩：“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基于以上两点，方孝孺发出了“让有余憾”的感慨。方孝孺通过豫让的言行以窥见其灵魂，认识达于深层而胜过司马迁一筹，文章贵乎“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正是《豫让论》难能可贵之处。

　　这段剖析论证，具有举重若轻，水到渠成之妙。这是由于作者着于洞见豫让的思想症结以及司马迁对豫让认识的不足，着意引豫让的言行加以剖析，词不泛没，语不虚置，而无隔靴搔痒、空发议论之弊。

　　第三段则更深人一层，明确指出：“国士，济国之士也”——国士，是拯救国家的有识之士。用这个尺度来衡量豫让，即使对把他当作国士的智伯，也算不得竭忠尽智的忠臣，为了阐明这个观点，作者先以段规、任章为例，说明他们立身事主，从不考虑个人恩怨，尽管韩康子、魏献子没有把他们以“国士待之”，但他们都竭忠尽智，力劝其主，纵智伯之欲“以骄其志”，加速智伯的灭亡。郄疵事智伯，智伯也不曾把他当作国士看待，但他看破韩、魏的险恶用心，便竭力劝谏智伯，不要见利忘乎所以，因小失大。虽然智伯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郄疵已奉献出他的智谋并对智伯进行忠谏，尽了臣子之责而问心无愧。豫让则恰恰相反，“当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作为豫让，他并没有申明义理，使智伯知所警惕，更没有反复力谏。倘若真是事君为国，三谏不从，就应提前自死在这一天。智伯虽顽冥不灵，也会被豫让的诚意所感动，或许能够醒悟，而有治国长策。然而，在这个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豫让却“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这不配作国士。智伯败亡了，却禁不住一时的血气冲动，逞匹夫之勇，情愿把自己归附到刺客一类人之中，文中两次反诘“何足道哉”，探沉感慨，表明了作者的意向。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段用比较的方法，更雄辩地证明，智伯虽把豫让看作国士，豫让却愧对智伯，未能真正“以国士报之”。

　　行文至此，作者已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阐述得十分透辟，使读之者深思而获启益。然而豫让毕竟与厚颇无耻之徒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文章结尾指出：“虽然，以国士而论，让固不足以当之；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这就作到了抑扬得体，评论公允，而不失之偏颇。这段结尾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文章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言简意赅，“语不多赞”。

　　此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