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陈维崧作此调呈送芝麓先生共二首，这是第一首。芝麓，即龚鼎孳，字孝升，号芝麓，安徽合肥人。明崇祯进士，授兵科给事中，累官御史。清顺治初以原官起用。康熙年间官至礼部尚书。芝麓工于诗词，与吴伟业、钱谦益齐名，并称为“江左三大家”。陈维崧与他交游唱和甚多。龚鼎孳接读这二首《贺新郎》词后，随即用原韵作《贺新郎》(和其年秋夜旅怀韵)二首。这对于理解本词是很有益处的。

　　这首词是作者旅居京华时所作。在一个孤寂的秋夜，他独自倚靠着窗帘眺望着京城帝王的宫楼，不由牵动起心中的悲歌，但他没有直接倾吐，而是寓情于景。开头“掷帽”三句，写夜中眺望京城的情景。“凤城”，谓帝都，此指北京。“一片玉河桥下水”三句承上写天空与地面的景色而插入怀古之情。“玉河”，在北京城西，源出玉泉山，流经大内出都城东，故亦称为御河。在秋夜月光的映照下，玉河的水面显得格外的清澈明亮。这里用王昌龄《出塞》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中的成语，注入怀古之情，构成雄浑的独特词境。陈廷焯《词则·放歌集》卷五评点说：“插入吊古，极见精神。”

　　“我在京华沦落久”两句，由景及情。“吴盐”，唐肃宗时盐铁铸钱使改变盐法，所煮盐以洁白著名。后称两淮生产的盐为吴盐。周邦彦《少年游》：“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这里是写自己沦落京华多年，抑郁不得志，一腔愁恨已化为点点白发。正如龚鼎孳《贺新郎》词中所写：“羁宦薄游俱失意。”点出了失意的心态。“家何在”两句以思归收束上片。“天末”，即天边。饥驱四方的潦倒境遇，使他更加思念自己的故乡。然而身居千里之外，遥望家乡，远在天边。“家何在？在天末。”这是词人心灵痛苦的呼唤。

　　下片“凭高对景”三句，由眼前实景宕开，现实的失意和悲愤，使词人的思维追踪到千年前的历史人物。“燕昭乐毅”，战国时的著名人物。燕昭，即燕昭王，曾招纳贤士，师事郭隗，而天下之士争相奔从。乐毅自魏至燕，与燕人同甘共苦，燕国日益富强。后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赵、韩、魏合力攻齐，攻下了齐国都城临淄。事见《史记·燕召公世家》。故这里称他们为“一时人物”。下面“白雁横天”三句既点出时令季节，又承上抒写。“白雁”，白色的雁。据宋彭乘《续墨客挥犀》卷七：“北方有白雁，似雁而小，色白，秋深则来。白雁至则霜降。”深秋季节，北方一群群白雁飞来，发出一阵阵似响箭般的叫声，似乎呼叫着大地上被江山所磨灭的古今豪杰。词人融情于景的心意，龚鼎孳在《贺新郎》和词中指出：“只有穷交堪对酒，况是江东人杰。”在被江山磨灭的古今豪杰中，包涵着陈维崧这样的江东人杰。

　　“明到无终山下去”两句，词人放笔直抒胸中豪气。“无终山”，一名翁同山，又名阴山，在河北蓟县。麞，即獐，似鹿而小。“渴饮黄麞血”化用《汉书·王莽传》“饥食虏肉，渴饮其血”的句子，表现出作者的雄心豪气。故陈廷焯在《词则·放歌集》中评点说：“雄劲之气，横扫千人。”

　　词末两句以古喻今，更见其悲慨深沉。《长杨赋》是西汉扬雄所作。长杨为汉行宫名，在今陕西周至县东，因宫中有杨树数亩而得名。扬雄曾随从汉成帝羽猎。其时农民因帝王游猎而不得收敛，扬雄作此赋以讽。然而如今有何用处呢？这里把典故融化入词境，既与上文挽弓射猎相接应，又不露斧凿痕迹，而使词的情味更加浓厚。

　　全文立论的论点是针对司马光认为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的指责，指出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从而说明变法是正确的。司马光的攻击名实不符，全是谬论。文章逐条驳斥司马光的谬论，揭露出他们保守、腐朽的本质，表示出作者坚持改革，绝不为流言俗语所动的决心。

　　第一段主要阐明写这封信的原因和目的。

　　因为两人之间有分歧，所以写信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王安石在第一段第一句写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昨日蒙教”是礼貌性套语；第二层提到与司马光“游处相好之日久”，感情色彩很浓，使司马光很是舒服；第三层急速转到“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点明二人政治上不投合的原因所在。这三层意思集中在一句话里显出高度的概括力，亮出了分歧的焦点所在。不伤感情，态度坦率。第二句又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司马光见解坚定，并不肯轻易改变，所以“虽欲强聒”多讲几句，一定得不到见察；对于洋洋洒洒三千余字的来信，只作简单答复，不再一一白辨。第二层是：经过仔细考虑，司马光很是看重自己，书信往来，不宜鲁莽，所以要做详细解释，希望司马光能够宽恕。这里说明了作者的态度和方法，又显示出冷静沉着。

　　第二段是全文驳斥的重点部分，作者以“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为论证的立足点，分别对保守派谬论进行驳斥，表明自己坚持变法的立场。

　　在辩驳之前，先高屋建瓴地提出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一一名实问题。名正则言顺而事行。但站在不同立场，对同样一件事（即“实”）是否合理（即“名”是否“正”）就会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司马光在来信中指责王安石实行变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这些责难，如果就事论事地一一加以辩解，那就很可能会因为对方抓住了一些表面现象或具体事实而陷于被动招架，越辩解越显得理亏；必须站在高处，深刻揭示出事情的本质，才能从根本上驳倒对方的责难，为变法正名。先驳“侵官”。作者不去牵涉实行新法是否侵夺了政府有关机构的某些权力这些具体现象，而是大处着眼，指出决定进行变法是“受命于人主”，出于皇帝的意旨；新法的制定是“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经过朝廷的认真讨论而订立；然后再“授之于有司”，交付具体主管部门去执行。这一“受”、一“议”、一“授”，将新法从决策、制定到推行的全过程置于完全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基础上，“侵官”之说便不攻自破。次驳“生事”。“举先王之政”是理论根据，“兴利除弊”是根本目的。这样的“事”，上合先王之道，下利国家百姓，自然不是“生事扰民”。再驳“征利”。只用“为天下理财”一句已足。因为问题不在于是否征利，而在于为谁征利。根本出发点正确，“征利”的责难也就站不住脚。然后驳“拒谏”。只有拒绝正确的批评，文过饰非才叫拒谏，因此，“辟邪说，难壬（佞）人”便与拒谏风马牛不相及。最后讲到“怨诽之多”，却不再从正面反驳，仅用“固前知其如此”一语带过，大有对此不屑一顾的轻蔑意味，并由此引出下面一段议论。

　　这一段，从回答对方的责难这个角度说，是辩解，是“守”；但由于作者抓住问题的实质，从大处高处着眼，这种辩解就绝非单纯的招架防守，而是守中有攻。例如在驳斥司马光所列举的罪责的同时，也就反过来间接指责了对方违忤“人主”旨意、“先王”之政，不为天下兴利除弊的错误。特别是“辟邪说，难壬人”的说法，更毫不客气地将对方置于壬人邪说代言人的难堪境地。当然，对司马光的揭露和进攻，主要还在下面一段。

　　第三段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紧承上段结尾处怨诽之多早在意料之中的无畏声言，作者对“怨诽”的来历作了一针见血的分析。

　　先指出：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非一日，朝廷士大夫多以不忧国事、附和流俗、讨好众人为处世的良方。在王安石的诗文中，“苟且”是因循保守的同义语；而“俗”与“众”则是为保守思想所浸染的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这里揭示出他们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实质，正为下文皇帝的“欲变此”和自己的“助上抗之”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因此接着讲到“众何为而不汹汹然”，只是说明保守势力的反对势在必然，却丝毫不意味着他们的有理和有力。接下来，作者举了盘庚迁都的历史事例，说明反对者之多并不表明措施有错误，只要“度义而后动”，确认自己做得是对的，就没有任何退缩后悔的必要。盘庚之迁，连百姓都反对，尚且未能使他改变计划，那么当前实行变法只遭到朝廷士大夫中保守势力的反对，就更无退缩之理了。这是用历史上改革的事例说明当前所进行的变法的合理与正义性，表明自己不为怨诽之多而改变决心的坚定态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可以说是王安石的行事准则，也是历史上一切改革家刚决精神的一种概括。

　　答书写到这里，似乎话已说尽。作者却欲擒故纵，先让开一步，说如果对方是责备自己在位日久，没有能帮助皇帝干出一番大事，施惠于民，那么自己是知罪的。这虽非本篇正意，却是由衷之言。紧接着又反转过去，正面表明态度：“如日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委婉的口吻中蕴含着锐利的锋芒，一语点破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的思想实质，直刺对方要害，使其原形毕露，无言以对。

　　这篇短信笔力精锐，文字简洁而富有说服力，语气委婉而严正，既不伤害私人的友谊，也不向反对的意见妥协。作者的修辞和逻辑推理是根据对具体的人、具体的场合，运用了反驳、引导、对比、证明、启发、类推等方法，由近及远、由远及近、层层逼进进行的，它是驳念性政论文的典范之作。

　　这篇文章有三个写作特点。

　　第一个特点，作为书信体议论文首要特点是行文简洁、结构严谨、没有枝蔓，全文除开头和结尾段用几句酬答的礼貌语言以外，紧紧扣住保守派几个主要论点进行驳斥，只驳论点不涉及其它事情，结构非常严谨，驳斥时针对其要害，言简意明，使文章短小精悍。

　　第二个特点，论证方法多样。本文的论证方式是驳论，其反驳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第一直接反驳，如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第二个举出根据进行反驳，如“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这里就举出了有利的根据，说明不是自己独出心裁，而是受命于皇帝，是朝廷议过的法度，指出这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而是合理合法的。第三举出史实进行反驳，举出历史的事实来进行反驳，如“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这里以历史上曾有过的如何对待怨诽的事实为表率，表示自己不以流言蜚语而动，既委婉地反驳了怨诽之多的责备，又表达了自己变法的坚强决心。整个反驳是明确而有力的，言简意赅。

　　第三个特点，是气势磅礴，寓刚于柔。全文所以有压倒论敌的浩然正气有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立足于理，理足则气势。二，擅于排比，连用排比驳斥对方，则势如破竹，无可阻挡。第三，擅用反语，如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气盛言怡，铿锵有力，虽则全文傲岸之气，愤然涌出，强调坚持改革的决心不可逆转，但语气相当委婉，柔中有刚，如比如说详细的说明自己这样做的理由，您或许能原谅我，结尾又说您批评未能帮皇上大有作为，那我知罪了，但让我什么也不要做，墨守常规就行，那我是不敢领教的。这样做一方面照顾多年交往的友谊，一方面坚持原则，寸步不让，全力维护变法的正义立场。

　　清康熙十一年（1672），宋琬“投牒自讼，冤始尽白”，冤情得以昭雪，年近花甲的宋琬再次被清廷起用，授与四川按察使。本诗即写于赴任途中。

　　“睡起无聊倚舵楼，瞿塘西望路悠悠。”前两句直抒胸臆，“无聊”直接点明此时的心情，“倚舵楼”是他此时精神无所寄托的真实写照。舟行瞿塘峡，风大浪猛，水流湍急，诗人被阻停留于此，百无聊赖的以昏睡来消磨时光，睡醒之后更加无聊，于是倚靠在舵楼上眺望：瞿塘峡山势险要，壁立如削；波涛汹涌，奔腾呼啸，令人惊心动魄；遥遥西望，漫漫长路，不知何处是尽头！诗人一语双关表面写瞿塘峡的险要景观，实际是指自己的仕宦之路的险恶漫长：自己无故被人诬告下狱，而今再次踏上仕途，诗人不禁一阵惊惧惶恐。

　　“长江巨浪征人泪，一夜西风共白头。” 这两句运用了比喻、夸张、拟人的修辞手法。第三句以巨浪比喻征人泪，同时妙用夸张；第四句以浪花比喻白发，把长江拟人化，手法新奇！

　　诗人远离家乡，想到家中的妻儿，不禁潸然泪下，泪水滴落江中，化作滚滚的滔天巨浪咆哮着、怒吼着似乎发泄着心中的怨愤。一夜西风，流更急，浪更大，仿佛长江也被风浪所阻。江水翻腾，浪花雪白；诗人伫立风中，白发飘飘，触景伤情，心有戚戚：故园之思，羁旅之愁，仕途之苦......，种种复杂的情感“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诗人的身心与长江融为一体，我即江水，江水即我，诗人的愁苦也融入了江中，朵朵浪花不正是满江的白发吗!

　　本诗用语奇丽，比喻清新，委婉含蓄；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路悠悠、征人泪、巨浪、西风、白头这些意象渲染了凄清悲凉的气氛，抒发了诗人对家乡的思念和对官场生活的厌倦之情，同时也流露出诗人在高压统治之下惊惧惶恐、愤懑悲凉的思想感情。

　　这是一首闺怨诗。全诗写女子之愁，虽然是春天，但“珠帘”是冷的，镜中的人也是孤单的，与“双金凤”恰好形成映衬，久睡不醒，梦中的香暖又与现实的寂冷形成鲜明对比，醒来后看着斜风吹着细雨落入池塘，心中的惆怅犹如涟漪一圈一圈散开，久久挥之不去。虽然是主要描摹闺中细节和女子所见所闻，但描摹得非常细腻，全诗的愁情于词句间蔓延纸外，有耐人寻味之愁。

　　此诗开头两句写破晓时的外景。“冷”，说明气候还处于春寒料峭之中，也渲染出深闺冷清的气氛。“百尺哑哑下纤绠”运用了夸张的手法，说珠帘长达百尺，既写出了女子住处的豪华，同时也写出了深闺的孤寂。在写了哑哑而下的珠帘之后，第三至八句描绘了美人空床独眠的画面。先描写室内环境，再出现了睡梦中的女人的形象，其情景给人一种凄清的感觉。第九、十两句借旖旎的春光反衬美人孤独寂寞。末尾两句描写女子睡醒后的所见所感，以风雨送春之景，写春光虚度、美人迟暮之感。“梨花委地”，“春风吹池”，让她回到的现实。但这“梨花”“春风”并不是给她美的享受，而是心灵上的刺激，只能加重伤春情绪。温庭筠是质感的大师，是物质世界的敏锐察觉者，华丽但并无生命的日常物品，经他笔触一点，便魔幻般地有了生气，一个个都变成了暗夜中的精灵，随着夜的节奏轻轻呼吸。

　　此诗写闺中春愁，在艺术上的重要特征是用细节描摹闺中的伤春幽怨情绪。诗中对女主人公之外貌、心理、行动均不作正面描绘刻画，完全藉环境气氛之烘托渲染与自然景物之映衬暗示透露，写法细腻婉曲，俨然花间词境。如“远翠”二句之与《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玉兔”句之与《菩萨蛮·水精帘里颇黎枕》“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觉后”二句之与《菩萨蛮·南园满地堆轻絮》“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菩萨蛮·玉楼明月长相忆》“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取象造境，均极相似。但其此类作品由于刻意追摹李贺，不仅意境较为隐晦，语言亦时有生硬拗涩之处，与其词之圆融自然有别；表现亦稍嫌繁尽，不如其词之含蓄蕴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