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从政治家的冷静分析入手，以楚汉战争发展的客观形势为依据，对项羽不可能卷土重来的结局进行理性判断，显示了政治家的果敢和睿智。这首诗议论精警，独具只眼。
杜牧在他的《题乌江亭》中写到：“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意思是批评项羽胸襟不够宽广，如果项羽能够再回江东重整旗鼓的话，说不定还可以卷土重来。而王安石则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项羽的失败已成定局，即便是江东子弟还在，项羽也不可能再带领江东子弟卷土重来，因为他们不一定再肯为战争卖命了。
本诗开篇“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就以史实扣题，针对项羽的失败直接指出“势难回”。楚霸王的转折点在“鸿门宴”，没能杀成刘邦，到“垓下之围”时已经面临着众叛亲离的境地。而细数项羽失败的原因，最大的因素恐怕就是他的刚愎自用了吧。所以文章“壮士哀”就隐含着这样的信息，那时的项羽已经失去人心，天时、地利、人和中，人和是最重要的因素，而项羽已经失去，要挽回大业是十分艰难，概率也是很低的。
所以在“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句中王安石以辛辣的口吻明确地表示，即使项羽真的重返江东，江东子弟也不会再替他卖命的。杜、王的观点不同是因为他们的出发点和立场不同。杜牧着眼于宣扬不怕失败的精神，是借题发挥，是诗人咏史；王安石则审时度势，指出项羽败局已定，势难挽回，反驳了杜牧的论点，是政治家的咏史。诗中最后的反问道出了历史的残酷与人心向背的变幻莫测，也体现出王安石独到的政治眼光。
如果说杜牧是为项羽翻案，那么王安石则是为历史本身翻案，人与历史的关系本来就是“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首诗中，作为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将变法中的革新精神带到咏史诗的创作中，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对前人提出质疑，这也是一种创新。这种史论史评是王安石完成咏史诗从叙事体向抒情体，最终走向议论体的转变，对当时的诗文革新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王安石则属意史论史评，延伸了咏史诗的内容深度，有着独到的政治见解
王安石的诗，十分辛辣冷峻，但却抓住了人心向背是胜败的关键这个根本，可以说是一针见血。
这首诗的诗题很具吸引力——“暴富”。要理解“暴富”二字和这首诗，就必须从另一首诗说起，这就是唐代诗人孟郊的《忽不贫喜卢仝书船归洛》。
正如孟郊《秋夕贫居述怀》里“卧冷无远梦，听秋酸别情。高枝低枝风，千叶万叶声”描绘的那样，孟郊是中唐时期一位有名的“苦吟”诗人，并且与中唐的另一位诗人卢仝过从甚密。他在其《忽不贫喜卢仝书船归洛》里写到：“贫孟忽不贫，请问孟何如。卢仝归洛船，崔嵬但载书。······书船平安归，喜报乡里阊。我愿拾遗柴，巢经于空虚。”将人生的贫富脱离简单的物质标准，而以拥有万卷诗书作为无限的精神财富，所谓“贫孟忽不贫”指的正是这样一种境界。而王禹偁的《暴富送孙何入史馆》的写作灵感正是直接取材于该诗，正是按照这种以书籍所代表的精神财富为衡量标准，王禹偁将即将进入史馆供职的孙何戏称为“暴富”一族。
开首的“孟郊尝贫苦，忽吟不贫句。为喜玉川子，书船归洛浦。”正是直接点明了“暴富”所化用的孟郊《忽不贫喜卢仝书船归洛》一诗，玉川子即卢仝。孙何也是个爱书之人，进入史馆供职，虽然只是个闲职，并没有多大的权力，但对于他来说，史馆的职位就意味着可以阅览到皇家珍藏的各类书籍，可以见到许多难得一见的珍本，对于“所乐在稽古”的孙何而言，这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因而称之为“暴富”，除了朋友之间开玩笑之外，也真切地道出了读书人对于精神财富的渴望与珍视。
孙何“淳化三年举进士，开封府、礼部俱首荐，及第，又得甲科。”（见《宋史》）宋代进士及第之后便授予官职，因而他很快便被召入直史馆，并且赐绯衣以示恩宠。但是对于“嗜古”的读书人来说，而进入史馆之后，便能够在皇家图书馆中一睹这些上古典籍的真颜，这才是非常荣耀的事情。能够一夜之间‘饫身入三馆，烂目阅四库”，这才是“暴富”之人的享受。
孙何自幼读书勤勉，天资聪颖，王禹偁和孙何关系甚好，因而彼此之间可以用这种玩笑彼此戏谑，但作为身经官场的前辈，对于刚刚步人仕途的晚辈仍然不忘告诫他“暴富亦须防，文高被人妒”，也在玩笑之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王禹偁的一片爱才之心。
这首诗描写了诗人居所的清幽环境以及诗人的闲适生活，抒发了诗人对宁静闲适生活的怡然自得。
定林寺在钟山下紫霞湖旁，王安石晚年曾卜居于寺旁。这首诗，消尽烟火气，就像小溪一样澄澈，像白云一样悠闲，像山鸟一样适意，像山花一样自在。这些在诗中所描写的景物，正是“临溪放艇倚山坐”的主人公的心境的写照，表现了他的恬淡之趣和宁静之美。
“闲”是王安石退居钟山后的诗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字，又如《游钟山》四首之一：“终日看山不厌山，买山终待老山间。山花落尽山常在，山水空流山自闲。”《游草堂寺》：“鸟石岗边缭绕山，柴荆细径水云间。拈花嚼蕊长来往，只有春风似我闲。”这让读者感到，诗人在其中的体验似乎比那“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桃花源还在世外，因为，诗人在这个境界中不仅没有争竞，而且简直连“心”的概念都没有了。王安石在《登宝公塔》（在钟山）一诗中曾写他在宝志塔院作客时的情形道：“当此不知谁客主，道人忘我我忘言。”要表达的是主客两忘，物我两忘的意思。“闲”字表面上虽显著相，但在诗人特定的心境中，也就是“忘”。
第一二两句“春草绵绵不可名，水边原上乱抽荣”。“抽荣”，一作抽茎；“荣”，本指草本植物的花，这里指抽芽。诗的前两句描写春草在乡野上旺盛生长的景象，无边无际、无名无誉的春草，在溪水边、在原野上发芽、生根、绵延生长，闲适自在、任意为家，它们不重花名，不以萱、兰等骄世同类自骄，努力保持自尊自信的品格和精神。它们看似平凡，却洋溢着生命本原的葱绿。
“似嫌车马繁华地，才入城门便不生”这些天涯海角处处家的春草，一进入“城门”的“车马繁华地”竟不再生长了！因何缘哪？“似嫌车马繁华地”！好一个“嫌”字，既交待了“不生”城门之内的原因——厌恶城门内那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的繁华与喧嚣，所以才绝诀地拒绝在城内生存，更突显了春草的品格。
知人论诗，品诗至此，我们自然会联想到诗人的作为品性。作者借咏春草，表达自己厌恶官场，鄙弃世俗，乐于归隐，誓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操和豁达的人生态度。这样的取意，暗合了罗邺《赏春》诗的“芳草和烟暖更青，闲门要地一时生。年年点检人间事，惟有东风不世情”之旨，又与唐末于武陵的《东门路》“东门车马路，此路有浮沉。白日若不落，红尘应更深。从来名利地，皆起是非心。所以青青草，年年生汉阴”相协。
刘敞这首七绝同样运用比兴手法，借咏春草，寄寓他对一种人生品格的赞颂。在白居易的绝唱《赋得古原草送别》之后，刘敞从春草中发现了足以陶冶与启迪人心的新鲜诗意，并能营造出独特的意象,把新鲜的诗意含蓄地表达出来，堪称宋诗中咏春草的佳篇。诗作表达的情感，更指它带给我们的自然之理：要想使客观事物健康成长，必须给予它们宽松的生长环境，这是使其赖以生长壮大的客观条件。
这是方孝孺的创作的一篇论史散文。文章标新立异，从传统儒家思想出发，对豫让进行了批评。这篇散文旨在说明不能“扶危于未乱，而捐躯于既败者，不足以当国士”的道理。
方孝孺对豫让的评论，则别有卓见，既深于司马迁的认识，又无矫枉过正之偏颇。他认为，真正的忠臣烈士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具有改治远见，敢于犯颜直谏，防患未然；而不应计较个人恩怨，或在祸患发生之后，凭血气之勇，怀死名之义，以沽名钓誉。据实说理，剖析透彻，评论抑扬得体，颇有见地，文章层层深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首段提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准则，以为中心论点而提拿全文：“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子未形，保治子未然，仰身全而主安。”这就是说，真正的忠臣烈士，应当竭尽自已的智谋，向君主提出忠直的劝告和好的方略，把祸患消灭在未形成之时，把动乱的因未消灭在萌芽之时。否则，“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须命于既致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则为君子所不取。
第二段，联系豫让立身事主的言行，加以分析评论。运用故转故纵手法，先肯定豫让为智伯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文士也”。然后提出异议：“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意即豫让的死确乎是忠诚的表现，可惜他对待死的方法还存在不忠的成分。何以证之，一是他自我摧残和自杀的动机是为了自已名垂后世，而不是为国为民——“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二是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立身事主皆从个人恩怨出发，但求取于等价，而缺乏自我牺牲精神，当赵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时，豫让则颇为自是地争辩：“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基于以上两点，方孝孺发出了“让有余憾”的感慨。方孝孺通过豫让的言行以窥见其灵魂，认识达于深层而胜过司马迁一筹，文章贵乎“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正是《豫让论》难能可贵之处。
这段剖析论证，具有举重若轻，水到渠成之妙。这是由于作者着于洞见豫让的思想症结以及司马迁对豫让认识的不足，着意引豫让的言行加以剖析，词不泛没，语不虚置，而无隔靴搔痒、空发议论之弊。
第三段则更深人一层，明确指出：“国士，济国之士也”——国士，是拯救国家的有识之士。用这个尺度来衡量豫让，即使对把他当作国士的智伯，也算不得竭忠尽智的忠臣，为了阐明这个观点，作者先以段规、任章为例，说明他们立身事主，从不考虑个人恩怨，尽管韩康子、魏献子没有把他们以“国士待之”，但他们都竭忠尽智，力劝其主，纵智伯之欲“以骄其志”，加速智伯的灭亡。郄疵事智伯，智伯也不曾把他当作国士看待，但他看破韩、魏的险恶用心，便竭力劝谏智伯，不要见利忘乎所以，因小失大。虽然智伯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郄疵已奉献出他的智谋并对智伯进行忠谏，尽了臣子之责而问心无愧。豫让则恰恰相反，“当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作为豫让，他并没有申明义理，使智伯知所警惕，更没有反复力谏。倘若真是事君为国，三谏不从，就应提前自死在这一天。智伯虽顽冥不灵，也会被豫让的诚意所感动，或许能够醒悟，而有治国长策。然而，在这个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豫让却“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这不配作国士。智伯败亡了，却禁不住一时的血气冲动，逞匹夫之勇，情愿把自己归附到刺客一类人之中，文中两次反诘“何足道哉”，探沉感慨，表明了作者的意向。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段用比较的方法，更雄辩地证明，智伯虽把豫让看作国士，豫让却愧对智伯，未能真正“以国士报之”。
行文至此，作者已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阐述得十分透辟，使读之者深思而获启益。然而豫让毕竟与厚颇无耻之徒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文章结尾指出：“虽然，以国士而论，让固不足以当之；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这就作到了抑扬得体，评论公允，而不失之偏颇。这段结尾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文章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言简意赅，“语不多赞”。
此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