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后汉书》曰：齐殇王子都乡侯畅来吊国忧，窦宪遣客刺杀畅，发觉，宪惧诛，自求击匈奴以赎死。会南单于请兵北伐，乃拜宪车骑将军，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大破单于。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班固作铭。
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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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永元元年（汉和帝年号，西元89年）秋七月，国舅、车骑将军窦宪，恭敬天子、辅佐王室，理国事，高洁 光明。就和执金吾耿秉，述职巡视，出兵朔方。军校们像雄鹰般威武，将士们似龙虎般勇猛，这就是天子的王师。六军俱备，及南单于、东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等人，猛骑三万。战车疾驰，兵车四奔，辎重满路，一万三千多辆。统以八阵，临以威神，铁甲耀日，红旗蔽空。于是登高阙，下鸡鹿，经荒野，过沙漠，斩杀“温禺鞮王”，用其血涂鼓行祭；用“尸逐骨都侯”的血来涂刀剑之刃。然后四方将校横行，流星闪电，万里寂静，野无遗寇。于是统一区宇，举旗凯旋，查考害传图籍，遍观当地山河。终于越过“涿邪山”，跨过“安侯河”，登燕然山。践踏冒顿的部落，焚烧老上的龙庭。上以泄高帝、文帝的宿愤，光耀祖宗的神灵;下以稳固后代，拓宽疆域，振扬大汉的声威。此所渭一次劳神而长期安逸，暂时费事而永久安宁。于是封山刻石，铭记至德。铭辞曰:
威武王师，征伐四方；
剿减凶残，统一海外。
万里迢迢，天涯海角；
封祭神山，建造丰碑；
广扬帝事，振奋万代。
历代以来，发现《封燕然山铭》石刻之事有多次记录，包括清代名将左宗棠部下张曜所访得之拓片，但具体位置一直未被确认。清代以来，在离杭爱山不远的新疆天山的东部，接连发现了汉与匈奴战役往后留下来的石刻，有些间隔燕然勒铭的年代只有四年。
1990年，两位牧民在蒙古国杭爱山南麓避雨时发现了一处汉字摩崖石刻，经当地有关专家几经研究，但一直未能成功释读。2014年，蒙方把这一情况告诉中国内蒙古大学著名蒙古学家齐木德道尔吉，并邀请他到蒙古国进行实地考察。2017年7月下旬，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和内蒙古大学专家组成联合考察队，来到蒙古国中戈壁省德勒格尔杭爱县对摩崖石刻进行实地考察。
2017年8月15日，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宣布，在蒙古国中戈壁省发现的一处摩崖石刻，被中蒙两国联合考察队确认为东汉班固所作《封燕然山铭》。石刻位于蒙古国中戈壁省偏西南杭爱山一支脉（当地称此山为Inil Hairhan，北纬45°10′40.3″，东经104°33′14.7″，海拔1488m）向西南突出的红色岩石上，摩崖石刻宽1.3米、高约0.94米，离地高4米多。石刻凡260余字，考察队已成功释读其中220余字。
这是一首描写杭州西湖春景诗。这首诗前六句写景，突出一个“绿”字，后两句写情，突出一个“恋”字，做到借景抒情，情景交融。后人评论此诗“以不舍意作结，而曰‘一半勾留’，言外正有余情。”全诗不仅结构上曲折委婉，而且借景深化了诗旨。
西湖的春天，像一幅醉人的风景画，三面群山环抱中的湖面，汪汪一碧，水平如镜。群峰上，松树密密麻麻排满山面，千山万峰显得一派苍翠。一轮圆月映入水中，好像一颗明珠，晶莹透亮，跳荡悬浮。
早稻初生，似一块巨大的绿色地毯，上面铺满厚厚的丝绒线头；蒲叶披风，像少女身上飘曳的罗带群幅。一幅格调清新的山水画图展现眼前，诗人不由发出对西湖风光的赞美。春色如此秀丽，作者不愿离开杭州回京，有一半因素就是舍不得这风景如画的西湖。
诗的前三联绘景，尾联抒情，全诗则情景交融，物我划一。首句鸟瞰西湖春日景色，谓其“似画图”。作者以具有如此浓重感情色彩的字眼儿入诗，并非偶然。在孩童时代，白居易曾立志要到杭州做官，心愿得酬，自然为之欣喜，其对杭州的深情于此可见一斑。此诗不仅是白居易山水诗中的佳构，亦是历代描写西湖诗中的名篇之一。
“乱峰”以下三句，具体描绘如画之景：群山环绕，参差不一，湖上水面平展；排排青松装点着山峦，如重重叠叠的翡翠，皎洁的月亮映入湖心，象一颗闪光的珍珠，这是多么诱人的美景呵！然而诗的旨趣并没有凝滞在范山模水的层面上，“碧毯”二句出人意表地把笔舌转到对农作物的体察上。在山水诗中嵌入农事，弄不好会雅俗相悖，很不协调，而白居易却别出心裁地把农事诗化了：早稻犹碧毯上抽出的线头、新蒲象青罗裙上的飘带。如此精妙新奇的比喻本身不仅体现出作者对湖区人民的关怀，使读者由此可以联想到正是这位自幼向往杭州的白刺史，一到任便体恤民瘼，浚井供饮，把杭州变成了人间天堂，从而铭戢其德惠。同时，在诗的写作上也是一种变格、一种可贵的出新，它比作者描绘西湖的另一名篇《钱塘湖春行》，立意更加新颖，语言益见精妙。
这首诗的结构曲折委婉，别有情致，特别是最后两句“以不舍意作结，而曰‘一半勾留’，言外正有余情。”（《唐宋诗醇》）那么其“言外余情”是什么呢？这得联系作者的有关行迹和创作来探寻。除杭州刺史之前，白居易原在长安任中书舍人。面对国是日荒，民生益困的现实，屡屡上书言事而不被采纳，眼见时局日危，朋党倾轧加剧，便自求外任，来到杭州。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他认为做隐士不好，做京官也不好，只有做杭州刺史闲忙得当，正合其意，即所谓“霅溪殊冷僻，茂苑太繁雄。唯此钱塘郡，闲忙恰得中。”这话是出自《初到郡斋寄钱湖州李苏州》一诗，在其他篇目中 尚有不少类似的说法，这既是作者的心里话，也是此诗的“言外余情”。
因为“皇恩只许住三年”，白居易抱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西湖，这种情绪本身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西湖早已是驰名中外的湖山形胜之地，此诗亦不胫而走，值得玩味的是如今西湖十景中的“平湖秋月”、“苏堤春晓”、“三潭印月”等景观的命名，有的很可能是从这首《春题湖上》中的相应诗句衍化而来的。
从艺术上看，《春题湖上》最精采的是中间四句。诗人以幽丽华美的笔触，用一连串精妙的比喻，勾画出西湖的旖旎风光。比喻的精妙，表现在比物与被比事物的密合无间上。用翡翠比喻松树的绿色，用明珠比喻夜半时分高而远的明月，用碧毯细短的线头比喻幼小的绿色秧苗，用青罗裙飘拂的长带比喻舒展着的绿色的蒲叶，无不妥贴入微，真切动人。同时，诗人对湖上春光的珍惜与爱悦的感情，也在这几个比喻中自然地隐隐泄出。全诗由于有了中间这四句精当传神的比喻，一二句中的“似画图”才有了充实的具体内容，末两句的“勾留”之意才得以顺势推出。
“画图”二字是诗眼，下五句皆实写画图中景，以不舍意作结，而曰“一半勾留”，言外正有余情。
这首诗是批评陆机。陆机和潘岳是西晋文坛齐名的代表人物。《世说新语·文学》：“孙兴公云：‘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元好问认为“陆文犹恨冗于潘”，写诗如果争相绮靡、篇幅冗长会增加读者的阅读负担，诗歌既然是传达心声与真情，意尽就该言止，不要太多太长，不须摇唇鼓舌，多所铺张。这里也体现了元好问注重诗歌真情实感，反对形式华艳的观点。
首联从多年来他们的交游，一直写到这天的宴会，语言高度概括，内涵十分丰富。苏洵于1056年（嘉祐元年）持益州张方平、雅州雷简夫的推荐信赴京谒见韩琦、欧阳修等名流重臣，从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时苏洵已四十八岁，年近半百，故说“晚岁登门”。雷简夫称苏洵为“王佐才”、“帝王师”，苏洵实际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这里却自称“不才”，且冠以“最”字，并以自已的那“萧萧华发”同韩琦宴上的闪闪金罍（酒器）相映衬，表面自谦，实际充满怀才不遇之感。
颔联又从这天的宴会写到他五年来的虚度光阴。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东阁”承“金罍”，表示对韩琦宴请的谢意，诗人自谦中也含着牢骚。汉武帝时公孙弘自举贤良，数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汉书·公孙弘传》）这里诗人即以公孙弘喻韩琦好贤而言自己不配这种礼遇。下句，诗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台指太常寺。因《礼记》有《曲礼》篇，故称专掌礼仪制度的太常寺为“曲台”。苏洵在1061年（嘉祐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至赴宴时，刚完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费时五年。苏洵以自己能辅助帝王的才能来做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深感虚度年华，用非所长，这集中表现在“闲”、“老”二字上。1056年（嘉祐元年），欧阳修荐苏洵于朝廷，韩琦也以为可用，独富弼主张“姑少待之”（叶梦得《石林燕语》）。拖了两年，朝廷才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拒绝赴试，朝廷授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主簿，编纂太常礼书，直至去世。“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这就是诗人发出“闲伴诸儒老曲台”的深沉哀叹的原因。
颈联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赏。重阳节历来是人们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好日子，但苏洵却在愁里度过。“佳”和“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久”字更有丰富的内容。苏洵在二十七岁以前“游荡不学”，不一定有“愁”。但从二十七岁开始，他发奋苦读，希望有用于世，却多次科考不第；后来，虽然名动京师，却沉沦下僚，无法一展抱负。这个“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岁，很难再有所作为。“偶傍”，说明他平时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醉中”，说明未醉时已清醒感到壮志难酬。但“傍”、“来”二字仍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气尤不少衰”。（叶梦得《避暑录话》）
尾联以暮间归来，反复吟咏韩琦新诗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韩琦《乙巳重阳》说：“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罍。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飞新阵拂云来。何时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韩琦诗中那种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使苏洵更感到自己“闲伴诸儒”的穷窘；韩琦志满意得之余的淡淡闲愁，更激起了苏洵壮志不酬的深沉哀怨。这就是他越读韩琦新诗就越发难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为全诗烘托出一种昏暗、凄冷的气氛，而“寒无睡”，“百遍开”更活画出这位“萧萧华发”的老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神情。
叶梦得说：“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录话》）这一首诗在内容上“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闷；艺术风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伤”，含蓄蕴藉，耐人寻味。
这首诗显示的是作者在大漠上行旅时所望见的景色和所产生的感觉。首句“黄沙碛里客行迷”，是写置身于荒漠中，不仅前路迷茫，不知何往，如韦应物《调啸词》所写的“东望西望路迷”；而且感到心情迷惘，无所归依，如韦庄《菩萨蛮·洛阳城里春光好》词所写的“此时心转迷”。句中的这个“迷”字，与作者的另一首《宿铁关西馆》诗“乡遥梦亦迷”句中的“迷”字一起来看，可能还含有回首万里、归路亦迷的意思在内。
第二句“四望云天直下低”，回应第一句，描写在广阔无限的沙漠中，四面远望，天地相接，云天低迷，而这一印象正引出和加重了行客的迷失心情。这个“低”，虽属视官的错觉，却是望中的实感。陆游《游修觉寺》诗中的“天向平芜尽处低”句，写的也是这样一个错觉和实感；而岑参所写的，是在西北高原上、浩翰沙漠中的特别鲜明、强烈的感受。
第三句“为言地尽天还尽”，又直承这第二句。正因远望中云天四垂，低与地连，所以进而觉得地到了尽头，天也到了尽头。诗人到达安西后，在《碛西头送李判官入京》诗中还写有“寻河愁地尽，过碛觉天低”两句。“寻河”是虚写，用汉使通西域典故（见《汉书·张骞传》；“过碛”是实写，记自身的历程。“地尽”、“天低”则重述了这一过碛时由直觉产生的印象。
末句“行到安西更向西”，宕开诗笔，另拓诗境，表现天地本自无边无涯，地外仍有地，天外仍有天，过了大漠还在向西方延伸，以见天地之末“尽”。这一收尾也许另有一层意思，如李益的《征人歌》所说：“塞外征行无尽日”，虽然已经抵达安西，征行还不会结束。
诗写诗人在一望无际的大沙漠上日夜西行时，眼前看到的景色、直觉中构成的印象、内心处触发的感受。岑参的边塞诗，常采用夸张的表现手法。这首绝句中所写的“云天直下低”、“地尽天还尽”，也带有夸张色彩。但这种夸张，不是对真实的歪曲，而是对真实的强化，更形象、更逼真可感地表现了诗人在那样一个独特环境中所看到的独特景色、所产生的独特感受。
有些边塞诗，往往经过高度概括，甚或出于凭空想象，所写的景物情事常常共性多，个性少，纵有典型意义，不免陈陈相因。岑参所写，则大都是实地见闻、亲身感受，以不同于一般边塞诗的面目出现，奇葩独放，异境别开，使人眼目为之一新。从这首绝句，也可尝鼎一脔，窥豹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