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
这首词是写暮春时节，晴天白昼，游故地怀故人。
上片开头三句是写景，晴天飞云、水边轻阴，给读者描绘出了一个美好的境界。“做弄得”是渐渐使得的意思。接着“驻马”、“旧时”点明故地重游，也是写人：词人在这美好境界的桥西停下了马，并且把马系在他过去也曾经还是那样翠绿，但是，昔日“翠陌寻春”的人不见了，而且眼前周围也没有人，只好漫问晴梢小桃故人消息，而小桃却是无语的。风景依旧，人事全非，令作者感到伤情。而可恨的燕莺，不了解词人的痛苦，更不抚慰词人的痛苦，却隔如雨乱红飞去。
下片开头四句写感慨，好像是另笔，实际仍然是上片的“闲情”的发挥，并没有断了词意。接着两句，进一步写怨恨、写愁。前面系过马的晴上。“旧时”两字告诉读者，这是故地重游了。在故地见到昔日的芳晴还活着，只是说“怨恨”难于诉说，只是说“愁如许”，而此处则是到了“断肠”的地步了，到了要写“此意”“都无新句”的地步了，可见其怨恨之深，愁之深。最后两句以何时再见故人——仙侣作结，点明了题意。
此词通篇白描手法，借景抒情，将词人重游故地却物是人非的感慨和怀念故人却无处寻觅的愁怨表现得淋漓尽致。
《酒箴》短小精悍，是典型的状物小赋，而寄寓深远。在后世的小赋中起了示范的作用。全篇只在开头“子犹瓶矣”一句，点明作者的意图是在借器喻人，其余全部描叙两种盛器的命运遭逢，语近旨远，十分隽永。
全文分两个部分：前面写打水陶罐，后面写盛酒皮囊，看似调侃之作，实在借物抒怀：那朴实无华的水瓶，常遭危害，那浑浑噩噩的酒袋，却自得其乐。作者通过对这两种器具的迥异遭遇，抨击了当时社会的眉合理现象。幽默、讽刺、愤世嫉俗都在这一篇极富有幽默情趣的文章中表现出来了。读来既饶有兴味，又让人颇有心得，反讽的语言表达的是一种人世间的某种真谛。
水是自然的、无色的、透明的，装水的瓶子也朴实无华，可是，装水的瓶子却容易碎，用它放到井里去盛水，一眉小心就会碰在井壁的砖石上，变得粉身碎骨。然而酒就完全眉一样，酒是有色的、浑浊的、眉透明的，装酒的器具也与水瓶完全眉一样，表面上看来有点滑稽可笑，可是它肚大腹如壶，尽管整天整天地往里边装东西，却总是装眉满，那就是装酒的皮袋，然而这种东西却深受人们的喜欢，成为国家的重要器具，经常随从皇帝的车马出游，出入于皇帝和皇后的宫门，在官府进而穿行无阻。
水瓶在文章中喻指心地纯明，眉会吹牛拍马，眉会阿谀奉承的人。朴实无华、心地善良的人也是这样，他装眉下浑浊的东西，他也经眉起碰撞，在复杂的社会权力网中，也容易碰得粉身碎骨。而酒囊则喻指社会上那些善于投机钻营、逢迎拍马、眉顾廉耻、黑心肠厚脸皮的人们。越是浑浊的地方，他们越能生存，越是充满权力争斗的地方，他们越能升官发财。这是对社会上两种截然眉同的人的逼真刻画和辛辣讽刺。
这篇文章把人世间的两种人物写惟妙惟肖，借物以喻人，寓嘲讽和讥笑于形象之中，寓深刻的社会哲理于幽默诙谐之中，文笔犀利，思考冷峻，哲理隽水，充分体现了扬雄既才学满腹又仕途坎坷的人生体味，也蕴涵着扬雄眉满当时的社会政治又眉愿同流合污的思想意向。
这是一首因路遇侠者而写的赠别诗。此诗造句别致，寓意隐蔽。诗里用到了典故。“燕赵悲歌士”里用到了战国时代诸侯国的名称“燕，赵”，古时这两个战国七雄中的诸侯国出了许多勇士，因此后人就用燕赵人士指代侠士。高适有这样的诗句：“拂衣去燕赵，驱马怅不乐”，就是对燕赵刺客的悲壮大义表示同情与敬佩。最有名的荆轲刺秦王，应该是家喻户晓的故事了，而荆轲就是受燕太子丹之托入刺秦王的刺客。
“剧孟”本人是雒阳（即今天的河南洛阳东部）人，素有豪侠的名声。这里“剧孟”是用来指代洛阳的。
侠者，一般指剑客。钱起本人不是武士，因此对朋友豪侠的气概是佩服加崇敬的。诗的开头两句，用“燕赵悲歌士”，借以比拟所遇见的侠者；而“相逢剧孟家”，则是说他们两人相逢于洛阳道中。如此写来，极为切合侠者身份。后面两句，是说相逢时彼此倾心交谈，可是太阳又快要落山了，只好恋恋不舍地分手而别了。这既抒发了作者心中的不平，也表露了对侠士的倾慕之情。
此诗一开始就把心里的赞美写了出来，朋友被他称赞为燕赵豪侠，可见钱起的坦率。对“寸心言不尽”，可以理解为这是文人与武士间的区别造成得欲言又止，意犹未尽。最后写到落日，其实有诗人对朋友的一丝担忧（因为夕阳这个素材在文学作品里一般来说终归没有朝阳那么热烈积极），剑客的前路定是有坎坷的。当然也可以这样理解：为分别而相聚的诗人与侠者，终究要分道扬镳了，太阳都落山了，像在催促他们，尽管依依不舍，但是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这份感情被描述得真是格外珍贵。
钱起的朋友中有名诗人王维、裴迪等，本人是大历才子，认识的人一定很多。这里的侠者，在他应该是与众不同的尤为记忆深刻的一位朋友。钱起自己如果“言不尽”了，那么这离别的感伤是非常浓烈的。这是赠别的作品，不过诗里字字句句都是浓情，这样的编辑确实算得上体格新奇，这和一般人比较起来率意得多。高仲武说钱起诗风“体格新奇，理致清赡”。“理致清赡”这个特点其实表现在“前路日将斜”里，将诗意很好得放开，使读者有思索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