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 534篇诗文
主题思想
此文在阐明“大同”社会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指出了“大同”社会的美好前景。这里人人都能受到社会关爱,安居乐业,且各尽所能,这里寄托着儒家崇高的社会理想。
文中拿现实社会跟理想的“大同”社会作对比,从而顺理成章地指出,现实社会中诸多现象如搞阴谋、盗窃财物、作乱等在“大同社会中将不复存在,代之而兴的将是一个“外户而不闭”的和平、安定的局面。这其中已经折射出现实社会的真实情形:社会变乱纷乘,动荡不安尔虞我诈,人人自危;盗贼横行,混乱不堪。
总之,此文中所描述的理想社会,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对美好社会的幸福憧憬。虽然主观目的,只是论说礼仪、阐释古制、宣传儒家思想,但其中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却是两千多年前的古代圣贤留给全人类的思想财富。读来启人深思,鼓舞人心。
分层解析
第一层
(一、二句话)对“大同”社会的纲领性说明
第二层
(三、四句话)大同社会的基本特征:
1、满足生存需求:人人得到社会的关爱。
2、满足发展需求:人人都能安居乐业
3、满足精神愉悦上的需求:货尽其用,人尽其力
第三层
(第五句话)全文的总结语
用现实社会跟理想社会中的“大同”社会做对比,指出现实社会中的诸多黑暗现象,在“大同”社会中将不复存在,取代的将是“外户而不闭”的和平、安定的局面。
诗的首句“迟日园林悲昔游”,是因眼前的春光回忆起往昔的春游。当年,春日迟迟,园林如绣,游目骋怀,该是心旷神怡的。而这里追叙“昔游”时却用了一个“悲”字。这个悲,是今天的悲,是从今天的悲追溯昔日的乐;而反过来,也可以说,正因为想起当时的游乐,就更觉得当前处境之可悲。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说:“情能移境,境亦能移情。”这一句诗是用现在的情移过去的境,为昔日的欢乐景物注入了此时的悲伤心情。
诗的第二句“今春花鸟作边愁”,是从昔游的回忆写到今春的边愁。一般说来,鸟语花香是令人欢乐的景物;可是,这些景物却使诗人更想起自己正在流放去边疆的途中。鸟语也好,花香也好,在诗人心目中只构成了远去边疆的哀愁。这一句诗是以心中的情移眼前的境。诗人缘情写景,因而景随情迁。如果就艺术手法来说,以“花鸟”与“边愁”形成对比,是从反面来衬托边愁。与杜审言的这句诗有些近似的有杜甫《春望》诗中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联,司马光的《续诗话》评这一联诗说:“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这里,以花鸟可娱之物来写“感时”、“恨别”之情,采用的也是反衬法。杜审言是杜甫的祖父,对杜甫有直接影响。“花溅泪”、“鸟惊心”一联,可能就是从“花鸟作边愁”这一句化出的。
诗的第三句“独怜京国人南窜”,是整首诗的中心,起承上启下作用。上两句,忆昔游而悲,见花鸟成愁,以及下一句为江水北流而感叹,都因为诗人远离京国,正在南窜途中。上下三句都是围绕着这一句,从这一句生发的。但这一句还没有点到《渡湘江》这个题目。最后一句“不似湘江水北流”,才提到湘江,点破诗题,而以“水北流”来烘托“人南窜”,也是用反衬手法来加强诗的中心内容。
杜审言渡湘江时,正值春光明媚,绿水映青山,秀丽的异乡风光撩人意绪,使被贬迁异地的诗人缅怀过去,遐想未来,心中怅惘、失落。因此诗的起句感情深沉地直诉:“迟日园林悲昔游”。他触景生情,回忆起从前在这春光晴丽的大好时光里,尽情游赏园林景色的乐趣,间或还有朋友与他一同饮酒赋诗,赏春惜春,好不痛快。如今只身南迁,心中之悲不难想象。“迟日园林”与“昔游”之间加一“悲”字,使句意曲折而丰富,语势跌宕而劲健。对句:“今春花鸟作边愁”。“今春”指出渡江的时间。“花鸟”概括春景,虽没有直接描绘声色,而鸟语花香的境界已在眼前。“作边愁”,是说今春的花和鸟不同往年,它们也含愁带恨。这里用了移情入景的手法,以比兴表达诗人的愁思。一个“作”字,语意双关。既象说花鸟,又是说人,亦可理解为人与花鸟同说,婉曲而有机趣。
这句诗色彩清淡,情意浓挚,七个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远游伤春的情怀。“独怜京国人南窜”,是这首诗的中心所在,从前两句的忆春、伤春转入叙事抒情,感慨自己从京都流贬到荒僻的南地。“独”字下得有力,使全句生神,激活全篇。“不似湘江水北流”,紧承第三句点题作结,出语自然。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说:“初唐七绝,味在酸咸之外,‘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 ’,‘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即今河畔冰开日,正是长安花落时 ’,读之初似常语,久而自知其妙。”所谓“味在酸咸之外”,即指诗中蕴含的情感复杂丰富余味无穷。这些诗句的妙处,不仅在于融情于景,而且还通过时间、空间、景物的不同对比,形成一种杳邈迷茫的意境,仿佛有万般的游丝争惹人的离愁,读者细细体味就能感受其巨大的感染力。“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初读似常语,并无警策之处,仔细品味,就可看到诗人怅惘的形象。他独立舟头,思悠悠,无限离愁,正如一江春水向北流。杜审言性格爽朗轩豁,喜直抒胸臆,这自是其诗的特色之一。《载酒园诗话》说他“即作磊砢语,亦犹苏子瞻坐桄榔树下食芋饮水,略无攒眉蹙额之态。”这段形象的评语,可帮助我们从多方面去感受欣赏杜审言诗的风格。
胡应麟对这首诗的评价很高,他说:“唐初五言绝,子安诸作已入妙境。七言初变梁陈,音律未谐,韵度尚乏。惟杜审言《渡湘江》、《赠苏绾》二首,结皆作对,而工致天然,风味可掬。”这首诗以押韵对起,又以对作结,俱有整齐美、和谐美以及反复咏叹的韵味。初唐时期是七绝初创的阶段,杜审言这首《渡湘江》是有相当影响的,说它“具有开启诗坛新风的作用”,也不为过誉。
农历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夜晚为元宵,是我国传统的一大节日,民间有盛大的灯会来庆祝。这日的风雨必然给佳节带来阴愁的气氛,而作者此词是在清初特殊历史条件下写的,惟以悲哀为主,主体的情感色彩最为浓重。词人于明代崇祯庚辰(1640)进士,中进士数年后,明王朝覆亡了。清兵攻破桂林,他便削发为僧,法名澹归,隐居于广东韶州丹霞山寺。当时金堡正是中年,此后古佛青灯又度过了三十余年岁月。这首词作于晚年,艺术上已达到成熟的高境,而且表现出内心情感的波澜。
起笔紧扣词题,写出上元节气候的异常现象。“东皇”即传说中的东方青帝,乃司春之神。“海门”,古镇名,故址在今广东合浦县东北。司春之神不理解人间之事,将风雨倒吹海门潮,以致有元夕之阴雨。这必然给人们造成节日不愉快的心情,为全词定下基调。因风雨之故,元夕灯会也显得异常地冷清。抒情主体还由于特殊的心情,见到微弱稀疏的烟火,犹如蜡炬烧残,心字成灰;听到隐约断续的笙歌,好似人在哽咽,泪水湿了罗巾。这是联想所致,实际情形可能并非如此,但却反映了内心悲苦之情,以之观物,故有是感。“吾无恙”是一个转折,欲从悲苦情绪中自我解脱。整个社会在上元似乎都陷于悲苦之中,作者以为自己则是超脱尘俗的。说“无恙”实是自我嘲讽,意味着国亡后的偷生苟全,过着闲静的生活:香炉里焚烧着柏树子,发出浓郁的香气;煮茶品茗,尝试卢仝的七碗茶。唐代诗人卢仝《走笔谢孟谏议新茶》云:“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煮茶的水声,古人以为有如松涛。宋人苏轼《汲江煎茶》云:“茶雨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作者对于焚香煮茶的僧人生活,暗中感到惭愧和悲伤,所以设想:如果明月来相寻,他已如埋葬于深山空谷,无从寻找了;而经过战争和国难,已与旧王朝失去联系了。“暗尘随马”当是指明亡的战争。“星桥”本是传说中银河的鹊桥,北周诗人庾信《七夕》有云“星桥通汉使”。现在战争之后,星桥拆去,无法通汉使了。这两个隐喻里包含着民族国家灭亡后的悲哀和绝望。
词的下片紧接上片所寓的亡国之痛,而继之表现个人家庭在历史巨变中所遭到的不幸。关于素馨花,宋人吴曾说:“岭外素馨花,本名耶悉茗花,丛脞幺么,似不足贵,唯花洁白,南人极重之。以白而香,故易其名。妇人多以竹签子穿之,象生物,置佛前供养;又取干花浸水洗面,滋其香耳。”(《能改斋漫录》卷十五)素馨花开遍的田间路上,作者曾有一段美好生活的回忆。“当年梦”便点明是在回忆往事。“金屋藏娇”用汉武帝作金屋以贮阿娇故实,比喻家有娇美之姬妾。这已成了当年的梦,而今梦醒了,一切都不存在。作者遂由感旧的情绪而引起伤今。“漆灯”乃为亡人照明之用。春秋时,吴王“阖闾夫人墓周回八里,漆灯照烂如日月焉”(《述异记》)。“蔗”即甘蔗。现在梦醒后,见不到漆灯再明,也不见甘蔗生的幼苗。这非常晦涩地叙述了妻妾失散亡故、子嗣断绝的严酷现实,表现了家破的情形。国亡家破竟是如此紧密地连结一起,因而对人生感到了绝望。削发为僧,隐埋空谷,正是这绝望心情的反映。从前豪华富贵的珠围翠绕的生活象短暂的时光一样很快逝去,而今心事迟暮,行将就木,更不知今后有谁能洒酒祭扫孤坟了。“钟鸣漏尽”语出《三国志》卷二十六,田豫说:“年过七十,而居以位,譬犹钟鸣漏尽,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抔土”指坟茔。“浇”即酹酒而祭之意,宋人戴石屏妻《怜薄命》词云:“不相忘处,把杯酒、浇奴坟士。”作者以艰涩之语补足了现实的痛苦心情,表现出晚年的孤寂悲凉。可见这位僧人,尘俗之念尚未尽净,而有如是情感的波澜。词情至此,已将悲伤的情绪推到了高潮。结尾处以虚拟的方式,又让情绪低落下去,而表现得却更缠绵了:悲伤之情象门前流水一样,夜夜朝朝,无有断绝。
全篇以“上元风雨”为题,逐步展开了对国亡家破后悲伤情感的抒写,历史的内容深蕴而丰富,曲折地表达了明末志士隐微而深厚的爱国情感。作者难忘的不幸遭遇和积蓄的怨恨,在沉埋多年之后突然在元宵风雨时触发,因而词情痛切感人。词中用了大量的冷僻事典和词语,使词意晦涩难解,而几个对句特别工稳贴切,结构绵密完整,这些都说明作者在艺术上的苦心经营。无论就思想与艺术而言,此词应是清初词坛的佳作。可惜金堡的作品在清初遭禁毁后,流传的很少。
咏物诗在中国起源甚早。从现存作品来看,《诗经》中的《鸱鸮》,《楚辞》中的《桔颂》已肇其端。魏晋以后,作者渐众,作品渐多,如张协、谢灵运、颜延之、鲍照、何逊等,都有“尚巧似”或“形似”的特色,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总结道:“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但这首诗咏山寺夜灯却基本上是出之以虚笔。首联言山灯明亮,照彻天地,如百花怒放,就像春天突然来到了人间。夜晚的冷寂,本不足比为春,今有灯火,不仅形象如花,亦为环境增添了暖色,所以这个比喻可以成立。这使世人想起了岑参著名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的诗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银花开。”比体和喻体之间反差也很大,这种相似或许不是偶然的。三、四两句是最实的一联,但写佛灯之盛、之亮,仍运用了夸张的手法。五、六两句宕开一笔,调动神话传说,一方面渲染佛灯的不同寻常,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佛灯的神奇。至结尾处,诗人突发奇想,认为佛灯“若任扶桑路,堪言并日轮”,这固然是点出了某种喻意,但从自然现象来说,也是由黑夜到白天的一个自然的流程,从而使得通篇前后一体,非常圆融。
诗人把黑暗的大千世界变为朗朗白昼,实则暗示佛教是人们心中的一盏明灯,但这层意思完全融于诗化的语言之中,毫无枯涩之感,这反映了作者高超的艺术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