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席帽聊萧，偶经过，信陵祠下。”这里词人以“席帽”特指郁郁不得志的落第身份。“正满目，荒台败叶，东京客舍。”“客”字承上文“偶”字，表明诗人浪迹于此，落拓不遇，目睹信陵君祠，越发感念先贤已往了。遥想当年的信陵君，风姿超妙，声名久远，难怪后代无数失意文人每当追怀这位先贤时，都充满向往之情。而今自己亦落魄江湖，不仅再也遇不到信陵君这样礼贤下士的恩主。信陵君的祠堂业已荒凉萧瑟，尤其叫人感到世事的衰败， 每况愈下，忍不住悲慨。 “九月惊风将落帽，半廊细雨时飘瓦。”上句用孟嘉的典故来映衬自己的孤独。下句写凄风苦雨给自己带来的悲怨。落帽用孟嘉典故。作者隐以孟嘉的文采风流、雅量高致自拟，照应前文之“席帽聊萧”，亦为后文伏笔。这本来是一段无关宏旨的遗文佚事，但在孤独的诗人看来，他们终究还有臣僚相得之乐，而自己却只能引古为友，自然伤感。怀此悲戚，再看那斜风细雨，也仿佛染上了悲凉的色彩了。“桕初红，偏向坏墙边，离披打。”歇片二句勾画出断井残垣的颓景，更衬出了落寞幽寂的心绪。

　　下片从这满目荒凉的景物中生发感慨，直抒胸臆。“今古事，堪悲诧。身世恨，从牵惹。”这里著一“惹”字颇含怨气。正像王维埋怨杨花：“杨花惹暮春。”李贺埋怨竹木：“古竹老梢惹碧云。”温庭筠埋怨细雨：“九重细雨惹春色。”这首词也埋怨这古今憾事，更埋怨这荒漠景致。那个“惹”字给毫无感知的自然物象点染增色，赋以生机。“倘君而尚在，定怜余也。”假使信陵君在世，假使自己生逢其时，自己一定会为信陵君所荐举，所重用。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假设之词，自负之余又不免生出无限悲哀。一则感叹世无知己，天下昏庸之辈把持朝政；二则悲惋生不逢时，没有施展才干的机遇。唯有自庸之辈把持朝政，唯有自信过甚，才会有这样的自悲。面对着严酷的现实，词人只能用一个假设词。“倘’’字来表示自己的美好愿望以及这愿望根本就不能实现的悲哀。“我讵不如毛薜辈，君宁甘与原尝亚？”词人坚信自己的才能绝不会低于毛薜三人，倘能辅佐信陵君，他不甘居平原君和孟尝君之后。可惜的是这种自负与上文一样。亦毫无现实基础，故只能用一个疑问词“讵”字来表示知遇的难得。虽则难得，但毕竟还是有人得到过这种知遇，于是词人以侯赢为例收结全篇。“叹侯赢，老泪苦无多，如铅泻。”“如铅泻”三字形象地状绘了侯赢为这种礼遇而感激涕零的神态。侯赢老泪如铅，是为感激信陵君的知遇之恩，而词人的信陵君不知道在哪里呢，这正是全篇反复咏叹的真实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鼎立，列国纷争。急遽变化的社会现实渐渐深刻地启悟了各国君主：诸侯国之间的抗争，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才的竞争。于是各诸侯国集思广议，延揽人才， “士”的阶层日益扩大， “士”的地位日益提高，终于形成了“百家争鸣”和“处士横议”的局面。不无遗憾的是，这段充满浪漫色彩的时代早已成为后人企慕怀念的历史而一去不复返了。词人为此深感悲哀，于是用“席帽”“荒台”“细雨”等物象，渲染出一个凄凉荒索的境界，自伤不逢其时，不得其主，从而表达了对于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情绪。

　　公元1884年(清光绪十年)到1885年间发生的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丧权辱国的战争之一。其时法国帝国主义先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使越南沦为“保护国”;接着于1883年底向中国军队进攻，挑开了战争序幕。腐朽的清政府力主议和，于1884年五月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在天津与法国使节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从而更助长了法国侵略者的饕餮野心。六月法军向谅山发动进攻，并将战争扩大到海上，八月进攻台湾，袭击福州马尾，战火在台、澎海域和越南两个地区燃起。十月法军一度攻占基隆，并妄图深入台北，遭到清军和台湾人民顽强抵抗，在淡水一战中受了重创，法国侵占台湾的计划终于粉碎了。在战争初始阶段，清廷水陆两师本尚称锐勇，态势并非不利，相反是应该能操胜券的。但主帅无意于战，故闽、台海战一接触，福州前线即因主帅何如璋畏葸动摇而遭到惨败，紧接着基隆亦失守，酿成令人扼腕悲慨的局面。最后虽恢复了失地，但依然以可耻的《中法新约》的签订宣告结束了这场战争。

　　张景祁晚年宦游台湾，中法战事蔓延海上时，张氏是身历目击者。他的《甲申志愤》、《甲申乙酉纪事诗》以及《新蘅词》中一组纪事词就是这次战争的“史诗”。特别是这些纪事词，确实如谭献所说，“笳吹频惊，苍凉词史，穷发一隅，增成故实”(《箧中词续》)，是清词的一宗瑰宝。这首《望海潮》写于基隆未失守前，词所表现的战备松弛、文恬武嬉的腐败状以及作者的忧愤都极其真实，是史的艺术笔录。

　　词的上片从首句到“添助军声”，运用赋的铺陈手法，把基隆的险峻地势和重兵镇守的“雄关”气象作了着意的描述和刻划。基隆地处台湾岛北端，旧名鸡笼，是台北的门户。作为重要的港口它倚山面海，确实可称“金台锁钥”。张景祁一起手就抓住了山势“插天”，海涛“排山”的特点，在海、山、天三者间构形一个“险扼东溟”的形势，文字冼练而雄劲。接着天险之写后面，又是一个四字对句连六字句式的人防的描述。他说沿海岸线的星罗棋布的礁屿上都有守防，战船巡游在沿海一带连成线形连环之师。有点有线，应该说是颇有固若金汤之势了，所以他说哪怕你是“龙骧万斛”也休想经此险关入侵。斛，量词，古代以十斗为一斛，万斛极言其重大，犹如今日所说万吨。龙骧，原意为威武将领，此处谓统帅大战船的将帅。以上是水上的防守，陆上呢？“笳鼓正连营”，也是阵营密布。夜半回潮助军声之威，则是在气氛上增添一笔，肃杀威严之极。可是，在如此貌似壁垒森严的海陆防卫之前，何以竟然出现“鲎帆影里矗危旌”的“楼船”呢？按理，既然是“雄关险扼东溟”，就不该容许“楼船”——敌舟来游弋的，然而事实却是闯来了“鲎帆”！上片这末一句语调极为冷峻的描绘，与前面严整的铺陈适成对比，将“我军亦不之诘也”的松懈的神情或托大、掉以轻心以至麻痹状态充分揭露出来。鲎，海中动物名，带甲壳，背骨高如帆，有风则举，尾呈剑状。词中用以比喻法军战舰。危旌，高高扯起的旗帜。

　　词的下片以暴露的手法回答为什么“尚有楼船”高扬“危旌”的种种原因，同时披露了作者的忧愤悲慨情怀。张景祁首先感慨的是主帅权臣中没有真正坚毅富斗志，报国具赤胆的人。所以他要怀念东汉的那位燕颔虎须、投笔从戎的班超，发出今天有谁“更请长缨”的呐喊声。他预感到局势危急，“警鹤唳空”二句即是比拟风惊鹤唳、“狂鱼”嚣张的形势，认定战火将很快从边境之外引向内陆。“春城”指喻依然沉浸在升平状态中的城邑。“玉帐坐谈兵”以下写出大吏将帅们仍沉湎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淫靡中，或“僮花压酒”，美姬伴饮，或“引剑风生”，纸上谈兵。结句以迷惘的问语形式来表现，是词人忧心忡忡的情思的发露，他慨叹何日战火结束，外侮中止，四海真正清平？

　　词不以含蓄称，也不是传统的比兴之作，并且少有辟典。张景祁词是从“浙派”入手的，但时势人心的变异，现实政况的刺激，他不能不一变而为沉慨悲吭，不作舒缓抽理之吟。只是在句式的锤炼上，气韵的讲究雅洁这些方面看，仍还可以感觉到他的艺术倾向的。特别象“警鹤唳空，狂鱼舞月”，“僮花压酒，引剑风生”这类四字对句的工整精警，最能审辨出浙派词风的艺术趣味来。

　　这首诗的首联从远景落笔，写出雪后天空晴朗，烟云散尽，残雪中高高耸立的山峰更显苍翠；颔联则是从另一角度对雪中泰山加以描绘；颈联用夸张的手法极力渲染泰山之巍峨；尾联是诗人面对如此壮观景致发出的感叹。此诗与杜甫《望岳》一样，句句写“望岱岳”，却终篇不直接点出一“望”字，而以景物本身暗示其“望岱岳”之意。全诗意境之寥阔，体势之雄浑，直可继杜甫《望岳》。

　　“碧海烟归尽，晴峰雪半残。”采用对偶句式，写远望岱岳所见晴雪之景。首句中“碧海”乃是借喻“青天”，实为“碧海青天”之意；“烟归尽”则是比喻冬云阴霾已消散无余。这句先描写岱岳上空青碧之天色，寓有雪霁云散之意。然后再写以“碧海青天”为背景的“雪中岱岳”之整体风貌。“雪半残”描绘岱岳之上半端被积雪所覆盖之状。积雪的岱岳直插入青碧似海的苍天之中，峻拔突兀，而且银碧相映，明丽耀眼；令人胸襟亦为之开张，油然而生一种崇高之感。

　　颔联则承接“晴峰”之意，再写近望岱岳之局部形象。诗人选取的是具有典型性的“冰泉”与“云路”两种意象。前句写岱岳之泉水已结成百丈冰，垂悬于众多山壑的崖壁上，以显示雪中岱岳之严寒冷峻；后句写山路上云气浓密，千折百回，又显示岱岳之险峻高远。而“冰泉”向下“悬”，“云路”朝上旋。由上而下，由下而上，则写出诗人“望岱岳”时视线的移动，其中自有诗人为此奇观惊叹不已之意。

　　颈联一转，又专写遥望岱岳积雪之感受。前两联重在写山，首联虽亦提到“雪半残”，但仍属写山之外观，而非单纯写雪。此联则纯是写雪景。诗人从纵横两个角度表现雪之“自”与“寒”，视野开阔，境界深远。此乃想象之辞，而非实景（因为此时天已“晴”）；“燕齐白”从横向角度写泰山之雪使“燕齐”之地都映衬得白茫茫，此极雪泰山降雪之大。后一句则写积雪在晴日下之反光，使天与地皆寒光耀眼，寒气逼人，这是从纵向角度写雪“光”之强。“光”而“寒”，又是通感手法的运用。

　　如果说上三联基本上是实写之景，那么尾联则纯然是虚摹之景：“秦碑凌绝壁，杖策好谁看？”“秦碑”乃泰山一古迹，而“凌绝壁”指秦碑立于泰山绝壁之上，由此可见“秦碑”非诗人于山下所能望见。此时诗人遥想是否有人如杜甫一样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攀上积雪的泰山之绝顶而登高四望。诗人设问句抒发此意，其中流露出诗人自己欲登山极望之情。

　　这首诗，处处从大处着笔，无论是“晴峰”“冰泉”“云路”乃至“光”“影”，都给人以巨大之感，全诗成功地展示了泰山的雄姿，在众多咏岱诗中可谓别具一格。

　　信中前二段，说明不曾如约去河畔给尹送别，又未能及时写信的原因。《欧阳修集》中有《于役志》，记录了此行经过。

　　第三段，说到江陵府后问当地人，说这里离郢州只有二天路程，才高兴地给尹写信。又在路上见到胞兄欧阳昞，说有人见到尹经过襄州，估计到郢州已经很久了。尹思想上的苦乐，不问也能明白，急于要问的，是别后身体平安否，家里的人对这次贬谪态度如何，曾经受到埋怨否，第六个儿子旧病痊愈否。

　　第四段，写自己路上的情况。一路多是过去游历过的，还有亲友接待，而且一直风平浪静。母亲亦为此行高兴。又听说夷陵物产丰富，像开封、洛阳，且多水果、蔬菜，更是觉得可喜。昨天因为到郡参见转运使，才知道自己已是县令了，其余一切都像过去一样。宋代的馆职，官位虽不高，却是储养人才的所在，不少卿相大臣都由此出身，所以欧阳修有“身是县令”的感慨。

　　第五段，是这封信中重要的一段，一方面解释尹的疑问，一方面说明自己的态度。说确曾担心过自己不自觉地以过于苛责别人来取得忠直的名声，如今想来决非如此。而当时给高若讷写信，也是由于极端愤慨而责备他，并非把他看作朋友。高若讷将这封信上告朝廷，是意料中的事。所以一路上来亲友们大多以这次被贬谪是出于意料慰问，都是不了解自己的思想。尹信上所说，做这件事并非忘了父母之恩，这又是错了。义之所在不得不发，获罪即使受死刑，不能说是忘掉父母之恩，这道理一时说不清楚，须得见面时详细讨论。这是封建社会中所谓“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欧阳修在《新五代史》的《明宗子从璟论》、《符习论》中都论及这问题，认为“忠孝以义则两得”，实际亦无法解决。

　　第六段，用古今言事者的对比，慨叹宋朝建国这五六十年来，像高若讷一样沉默畏惧的人，充斥世间，相师成风。所以突然间见到几个敢于言事的人，连地位低下的奴仆，也十分惊怪。据《宋史纪事本末》，范仲淹等被贬后，“馆阁校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以誉（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而讥（高）若讷，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以得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以幽州馆”。正因为舆论所归，所以在信中告诫不要津津乐道“前事”。现在在偏僻的地方作清闲的小官，只有每日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这些事不必说，只是对“自疑”的简单说明罢了。

　　第七段，写在楚州与余靖见面时的谈话。据《于役志》，六月己未，“遂至楚州，泊舟西仓，始见安道（余靖）于舟中”，“辛酉，安道解舟，不果别”。说当时和余靖讨论人生遭遇的事很详细，余靖也认为如此，经常见到前代的著名人物，在论事时感动奋发不怕诛死，等到到了贬地，却忧愁哀伤形诸文字，他们心中的快乐痛苦和普通人一样，就是唐代的韩文公（愈）也不免如此。因此告诫余靖，不要写忧愁哀伤的文章。从中也可看出自己对待此事的态度吧。近代亦有因言事被贬的人，有的故作傲逸，有的放任于酒，声称只管大事不顾小节。而自己一直谨记您临别时的话，到夷陵后一定谨慎地做好本职工作，不会像当年在洛阳时那样游饮无度了。

　　这封信，是作者答复尹洙的疑问，抒发自己的怀抱，层次分明，感情充沛。作者把言事获罪被贬谪视为当然，说明当时给高若讷去信时，唯一担心的是责难他是否太苛刻，自己有无邀取忠直名声的动机，在自省不疑后，就一切处之泰然，不以迁谪之情萦怀。同时提出在贬所要勤官慎职，不作穷愁的文字，以韩愈为戒。并在此后与尹洙往来的信中，建议尹洙继续完成在馆阁时共修的《十国志》，表示“吾等弃于时，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其目的都在于和同时遭贬的朋友互相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