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诗人远游他乡,又与友人离别,其愁绪又多几层。
“云间征思断”是整首诗的起因,天空中的大雁朝西南方向的飞翔,突然地阻断了旅人的脚步与平常的情思。
远行的旅人突然被南飞的大雁所惊动,也许此刻便是在晚上,因此诗人“月下归愁切”。这里“征”与“归”两个字可相对来理解。因见“鸿雁西南飞”,故诗人问自己:“如何故人别?”以鸿雁的归乡反衬自己与友人的离别。
这首诗因雁而起兴。一叶落而叹天下秋,叹生命的匆匆流逝;一雁过而感慨于孤独的远征,思念起家乡故乡与故人。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空中的大雁隔断了我的思念,月下想要归家的愁思越发急切。
鸿雁也往西南家乡方向飞去,我为什么却与朋友轻易离别?
注释
云间:此指天空中的大雁。
征:表示远行,同时还可与迁客、边卒相联系。
切:意谓急切。
全词描述了离别前的忧伤、临别时的依依不舍,以及悬想别后友人归家与亲属团聚的情景。前面实写,后面虚写,多次转移时间和空间,逐层抒发离情别绪,在章法和布局方面颇具匠心。
上阕刻画客中庭院之萧瑟,为离愁作铺垫,可分两层。前六句为一层,以雨后寂寞萧条的庭院为背景,写别前的忧伤。莲花凋零了粉色的花瓣,桐树吹动着带绿的叶子,是初秋院中之景。竹篱边发光暗淡的萤虫,苔阶下鸣声凄切的蟋蟀,是秋夜庭前之物。篠墙,指竹墙。这四样景物,有昼景,有夜景;有植物,有动物;植物又有花、有叶,动物又有光、有声,配置匀整,而且从目见写到耳闻,从视觉写到听觉,造成一种冷清凄迷的意境,无限烦恼尽在其中。中间“暗雨乍歇”写天时,“抱影销魂”写人事。“还见”二字,更透露出一种无可奈何之感。何以如此,是因为即将送别友人。江淹《别赋》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这种离愁别绪,由于用了许多惹愁的景物层层烘染,便见得加倍的浓重。这六句词,使人俨然进入宋玉《九辩》的境界。
“送客”以下开始转入离别,是第二层。场景由庭院逐渐移至送别的水边。西去,表客行方向。重寻,表明在此送行已非一回。“问水面琵琶谁拨”,化用白居易《琵琶行》中“忽闻水上琵琶声”的诗句,而改为以“问”字领起的设问句,语简意深,余味悠长,极尽其缠绵情绪。接着,“最可惜、一片江山,总付与啼鴂”,则声情激越,境界阔远寄慨遥深。啼鴂,或作鹈鴂、鶗鴂,又名子规、杜鹃,此鸟“春分鸣则众芳生,秋分鸣则众芳歇”(《广韵》)。屈原《离骚》中有“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之句。这里也是借啼鴂的鸣声来表现众芳芜秽、山河改容的衰飒景象,衬托离情,极为沉痛感人。其中还隐微地寄托了词人的身世之感、家国之痛。飘泊江湖的迟暮之感,山河异色的忧愁之悲,都体现在这一凄迷阔远的境界之中。正是无限感慨都在虚处,意愈切而词愈微。
下阕写留客殷勤之意,也有两层意思。前六句承上,着重写惜别之情。“长恨”三句与柳永《雨霖铃》过片处“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有同工之妙。柳词以“更那堪”三字递进一层,此词则以“而今何事”的设问追进一步,以倾吐惜别的深情。然后再以“渚寒”三句景语来代替情语,这里又与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诗的“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的艺术手法相似,借淡烟寒水之中一叶行舟缥缈远去的景象,来表达送别者伫立江头,凝望着棹移人远的那种依依不舍的感情。这与周邦彦《兰陵王》“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首迨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有异曲同工之妙。周词是站在离别者回望送别者的角度来写,姜词是从送别者眼中离别者远处的情景,虽角度不同而各尽其妙。
最后六句写别后,用美好的设想来排遣双方的离愁别恨。文君即卓文君,借指胡的妻室。“倚竹”句借用杜甫《佳人》诗“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和李白《玉阶怨》诗“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中的妇女形象,以表现想象中胡妻等待丈夫归来的情景。“翠尊”三句亦化用李白同诗的后两句:“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描绘胡氏夫妇团聚的情景。点化前人诗句的艺术形象为自己所用,不着痕迹,尽得风流,这也是姜夔词的艺术特色之一。
这首词以清笔写浓愁,以健笔写深哀,故感情真切而不流于颓表,符合白石词中和的特色。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论说:“声情激越,笔力精健,而意味仍是和婉,哀而不伤,真词圣也。”细腻而有层次的抒情笔法,配合以移步换形的结构形式,也有助于形成那种清健空灵的艺术风格。
由诗前序言可知,此诗为作者梦中和苏轼诗之作。在梦中,苏轼还没有去世,二人谈笑甚欢,所以这首和诗并没有苏轼去世的悲痛之情,而是表达了隐居山林的快乐和自由。
首联以调侃的语气概写二人同遭贬谪,天各一方,无法在新年举杯对饮,这是写梦中苏黄二人见面后述说阔别之情。“天教”二字既包含着对二人遭受打击的愤懑,又显示出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强——上天教我们分离,我们却在梦中团聚了。颔联“作云作雨手翻覆”延续“天教”之意,写政敌对二人的残酷打击;“得马失马心清凉”则进一步宣示了二人对命运的抗争——残酷的打击并不能击垮我们,我们心态平和,怡然处之。正如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所言:“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颈联以前代贪官元载为例,表达对当朝那些气焰熏天、骄奢淫逸的权贵的鄙夷不屑。“何处”与“谁家”变文同义,无处可寻;谓元载当年那么贪婪骄奢,今天又在哪里呢?言外之意就是当朝那些不可一世的权贵也会像元载一样灰飞烟灭。尾联以占卜之龟虽受礼敬却刳肠而死与丘壑之龟曳尾涂中却自由而活对比,表示苏黄二人虽遭受打击却得到了隐居山林、吟咏山水的快乐,避免了身居要位可能带来的杀身之祸,又焉知非福呢?照应上文“得马失马心清凉”,首尾圆合。
这是一首拗体律诗。从句式、对仗、章法来看,都是律诗的写法。但从平仄来看,却多为拗体句。如“得马失马心清凉”为三平尾句,“何处胡椒八百斛”为三仄尾句,“谁家金钗十二行”倒二拗,“三沐三舋取刳肠”倒六倒四连仄拗等。这种平仄的拗折与句法的生新及全诗桀骜不驯的精神相配合,形成瘦硬劲拔的风格。
伪作论据
(一)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
(二)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三)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云已死。
肯定观点
(一) 陈寿《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
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将《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记载。
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兵变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亮集》载“;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
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志》这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
(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字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表》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
再看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 诸葛恪不可能伪作。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