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王彪之，字叔武。二十岁时，胡须鬓发都变白了。当时人们叫他王白须。最初拜官为佐著作郎、东海王文学。堂伯王导对他说：“吏部打算任命你为尚书郎，你有幸可以担任诸王的佐吏呀！”王彪之说：“职位的高低本来就不值得计较，只要是在合宜的时候任职。至于超格提拔，这并不是我的愿望。” 于是王彪之就做了尚书郎。多次升迁后任尚书左丞、廷尉。当时永嘉太守谢毅，大赦后处死当地人周矫，于是周矫堂兄周球向扬州府告发。扬州刺史殷浩派从事拘捕谢毅，交付廷尉审理。王彪之认为周球是诉讼案件的当事人，没有爵位，不在廷尉职责范围以内，不肯受理，这件事在州里颠过来倒过去。穆帝发出诏令命王彪之收处谢毅。王彪之又上疏据理力争，当时人把他比作西汉廷尉张释之。当时要在南郊祭天，简文帝任抚军，执掌国政，向王彪之询问是否应该大赦。他回答说：“自从中兴以来，郊祀往往有大赦，我认为不合时宜。为什么呢？老百姓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认为每逢郊祀必定大赦，到这个时候凶恶愚蠢之辈又要产生侥幸的心理了。”于是就听从了他的意见。永和末年，多发传染病。按旧例，朝中大臣之家有传染病，家中传染三人以上的，即使自身无病，百日内也不得进宫。此时，文武百官多称家有时疾而不入朝理事。王彪之又进言道：“瘟疫之年，没有哪一家不传染。如果因此就不入宫，那恐怕连近侍也无人充当，皇宫将会空无一人了。”朝廷听从了王彪之的进谏。等到简文驾崩，群臣犹豫不定，没有敢立下继承人。有人说，这件事应该当由大司马来决定。王彪之严肃地说：“国君驾崩，太子应当即位为君，大司马怎能有资格提出异议？如果事先在大司马的面前询问，那么一定会被责备的。”于是朝廷的议论才平息下来。等到孝武帝即位，太皇太后因为孝武帝年幼而下达命令，令桓温沿袭周公代替周成王摄政的旧例。命令已经公布，王彪之说：“这些不同寻常的违背天命的事，大司马一定要再三辞让，如果导致政务停顿，耽误先帝陵墓的修筑，我不敢遵奉命令，谨将诏书密封归还。”于是事情也就没能实行。王彪之被加封为光禄大夫、仪同三司，没有正式任命。病重后，皇帝派黄门侍郎探病问候，赐钱三十万给他治病。太元二年去世，享年七十三岁。就赠以光禄的官职，谥号是简。
注释
王彪之（305－377）：琅琊（lángyá）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人，东晋名臣，官至尚书令、护军将军、散骑常侍。
须鬓：胡须和鬓发。
除：拜受。
佐著作郎、东海王文学：官职名。
从伯：父亲的堂兄，堂伯。
导：王导（276－339），字茂弘，东晋权臣，书法家。
选官：主管铨（quán）选的官吏，如旧日的吏部。
佐：处于辅助地位的官员，僚属。
邪：语气助词，表判断。
多少：这里指官位高低。
足计：值得计较。
自当：自然应当。
超迁：越级擢升，破格提拔。
迁：升迁。
太守：一郡最高行政主管官吏，但不负责掌管军事和科举。
郡：古代行政区域，中国秦代以前比县小，从秦代起比县大。
从兄：同祖父的伯叔之子年长于己者，即堂兄。
诣：到。
州：扬州府。
收：拘捕。
付：交付。
狱主：诉讼案件的当事人。
王爵：爵位。
料：管辖，处理。
受：受理。
上疏：臣子向帝王分条陈述（的文字）。
执据：据理力争。
张释之：生卒年不详，字季，堵阳（今河南南阳方城）人，西汉文帝（前203-前157）时廷尉，严于执法，当皇帝的诏令与法律发生抵触时，仍能执意守法，以执法公正不阿闻名。
南郊：古代天子在京都南面的郊外筑圜丘以祭天的地方，特指帝王祭天的大礼。
简文帝：司马昱（yù，320-372），晋穆帝时，升任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372年1月6日至9月12日在位仅仅八个月后，便因忧愤而崩，为东晋第八位皇帝。
执政：执掌朝政。
谓：认为。
《燕歌行》是高适的代表作。虽用乐府旧题，却是因时事而作的，这是乐府诗的发展，如果再进一步，就到了杜甫《丽人行》、《兵车行》、“三吏”、“三别”等即事命篇的新乐府了。《燕歌行》是一个乐府题目，属于《相和歌》中的《平调曲》，这个曲调以前没有过记载，因此据说就是曹丕开创的。 曹丕的《燕歌行》有两首，是写妇女愁思，由他首创，所以后人多学他如此用燕歌行曲调做闺怨诗。高适的《燕歌行》是写边塞将士生活，用燕歌行曲调写此题材他是第一个。此诗主要是揭露主将骄逸轻敌，不恤士卒，致使战事失利。历来注家未对序文史事详加考核，都以为是讽张守珪而作。其实，这是不符史实的。此诗所刺对象应是受张守珪派遣、前往征讨奚、契丹的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安禄山。
诗大体可分四段：首段八句写出师。其中前四句说战尘起于东北，将军奉命征讨，天子特赐光彩，已见得宠而骄，为后文轻敌伏笔。后四句接写出征阵容。旌旗如云，鼓角齐鸣，一路上浩浩荡荡，大模大样开赴战地，为失利时狼狈情景作反衬。“校尉”两句写抵达前线。羽书飞驰，见军情紧急；猎火照夜，说敌阵森严。
第二段八句写战斗经过。其中前四句写战初敌人来势凶猛，我军伤亡惨重，后四句说至晚已兵少力竭，不得解围。“山川萧条极边土”，说明战场地形是无险可凭的开阔地带，这正有利于胡骑驰突，故接写敌军如暴风骤雨之袭来。“战士”两句用对比方法写出了主将骄惰轻敌，不恤士卒，一面是拚死苦战，一面仍恣意逸乐。这是诗中最有揭露性的描写。大漠衰草、落日孤城的萧飒景象，为“斗兵稀”作衬托，同时写战斗一直持续到傍晚。“身当恩遇常轻敌”，正面点出损兵被围的原因，是诗的主旨。
第三段八句写征人，思妇两地相望，重会无期。诗虽古体，多用偶句，此段因内容需要，而犹着意作对仗。又此诗平仄转韵，一般四句一转，独此段八句全用仄韵，与表现双方摇摇不安的心绪相适应。杀气成云，刁斗传寒，都是极力渲染悲凉气氛。
末段四句，两句写战士在生还无望的处境下，已决心以身殉国。“岂顾勋”三字，仍是对将帅的讽刺。两句诗人感慨，对战士的悲惨命运深寄同情，诗以“至今犹忆李将军”作结，再次点明主题。盛唐时，殷璠评高适曰：“其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此诗确实可以作为代表。
《燕歌行》不仅是高适的“第一大篇”（近人赵熙评语），而且是整个唐代边塞诗中的杰作，千古传诵，良非偶然。
开元十五年（公元727），高适曾北上蓟门。二十年，信安王李禕征讨奚、契丹，他又北去幽燕，希望到信安王幕府效力，未能如愿：“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蓟中作》）。可见他对东北边塞军事，下过一番研究工夫。开元二十一年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经略边事，初有战功。但二十四年，张让平卢讨击使安禄山讨奚、契丹，“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五）。二十六年，幽州将赵堪、白真陀罗矫张守珪之命，逼迫平卢军使乌知义出兵攻奚、契丹，先胜后败。“守珪隐其状，而妄奏克获之功”（《旧唐书。张守珪传》）。高适对开元二十四年以后的两次战败，感慨很深，因写此篇。
诗意在慨叹征战之苦，谴责将领骄傲轻敌，荒淫失职，造成战争失利，使战士受 到极大痛苦和牺牲，反映了士兵与将领之间苦乐不同，庄严与荒淫迥异的现实。诗虽 叙写边战，但重点不在民族矛盾，而是讽刺和愤恨不恤战士的将领。同时，也写出了 为国御敌之辛勤。主题仍是雄健激越，慷慨悲壮。
《麦秀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人诗。在此之前，据传夏启曾作有《九辨》《九问》，其词早已失传，夏商之际有《刺奢篇》，但作者已失考。
《麦秀歌》是富于感情而为血和泪的文学，它抒发了作者对殷纣王不听劝谏反而加害忠良的痛苦、愤懑心情。“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麦子吐穗，禾黍茁壮，本是一番喜人的丰收景象。然而，对于亡国之人，感念故国的覆灭，心头自别有一种滋味。这种可贵的故土情愫，曾引起历代无数仁人志士的深切共鸣。晋文学家向秀《思旧赋》谓：“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宋文学家王安石《金陵怀古四首》其一云：“黍离麦秀从来事，且置兴亡近酒缸。”后人常以“麦秀”、“黍离”并举，寄托深切的亡国之痛。
殷纣王暴虐无道，箕子苦谏不听，导致殷商灭亡。箕子目睹殷商宫室化为一片废墟，悲从中来，此诗是他故国情思的自然流溢。“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纣王的拒谏，致使殷商亡国，这悲恸永远成为诗人心头的创伤。他悲戚、愤懑、忧虑，可谓百感交集。
此诗语言朴实生动，其艺术手法对后代诗歌具有相当的影响，比如以“兴”发端（麦秀渐渐，禾黍油油），重章叠字的运用等，在后世民歌中得到了发展，其假借男女私情而抒发政治怀抱，到战国时屈原的诗歌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光大。诗中叠字“渐渐”“油油”的运用，语气词“兮”的安置，形成一种音律美，达到声情相生的完美境地，显出与《诗经》一脉相承的艺术特征。尤其是末两句“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声口、措辞乃至句式都与《国风·郑风·狡童》“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极其相似。可见先秦诗歌在诗的意境和形式上有一种内在的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