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通过正反两方面的连论说了重农贵粟对于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安定生活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作者在说明问题时运用古今对比，农夫与富商大贾的对比，法令与实际情况的对比，使他的主张得到更鲜明的表现，让统治者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其中特别是对农民现实生活的贫困穷苦的描写，揭露性很强。
所谓“谷贱伤农”，意思就是说，粮食太便宜了，就会挫伤农民种粮食的积极性，导致产量减少，这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我国在历史上一直就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历代的统治者都很重视农业的发展问题。晁错认为蓄积多，则民心稳，统治稳固；而要增加蓄积，必须想办法使农民尽心于农业生产。但现状是农民忙活了一年，到头来却只有很少的收益，为了应付各种赋敛，有的甚至“卖田宅，鬻子孙”；而商人无农民之劳，却能“衣必文采，食必粱肉”。这种差距不可能使农民安心于农业，作者由此提出“欲民务农，在于贵粟”的观点。他的观点对于扭转“谷贱伤农”的状况是有好处的，对现代社会解决“三农”（指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也是有借鉴意义的，但他尊崇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对待商业和商人也有一些偏颇和不公正之处，读者阅读时要注意。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在圣明的君王统治下，百姓不挨饿受冻，这并非是因为君王能亲自种粮食给他们吃，织布匹给他们穿，而是由于他能给人民能辟财源。所以尽管唐尧、夏禹之时有过九年的水灾，商汤之时有过七年的旱灾，但国内没有因饥饿而死的人，这是因为贮藏积蓄的东西多，事先早已作好了准备。
现在全国统一，土地之大，人口之多，不亚于汤、禹之时，又没有连年的水旱灾害，但积蓄却不如汤、禹之时，这是什么道理呢？原因在于土地还有潜力，百姓还有余力，能长谷物的土地还没全部能垦，山林湖沼的资源尚未完全能发，游手好闲之徒还没全都回乡务农。百姓生活贫困了，就会去做邪恶的事。贫困是由于不富足，不富足是由于不务农，不从事农业就不能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不能定居就会离能乡土，轻视家园，像鸟兽一样四处奔散。这样的话，国家即使有高大的城墙，深险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残酷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他们。受冻的人对衣服，不要求轻暖；挨饿的人对于食物，不要求香甜可口；饥寒到了身上，就顾不上廉耻了。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要挨饿，整年不做衣服穿就会受冻。那么，肚子饿了没饭吃，身上冷了无衣穿，即使是慈母也不能留住她的儿子，国君又怎能保有他的百姓呢？贤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让人民从事农业生产，减轻他们的赋税，大量贮备粮食，以便充实仓库，防备水旱灾荒，因此也就能够拥有人民。
百姓呢，在于君主用什么办法来管理他们，他们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不管东南西北。珠玉金银这些东西，饿了不能当饭吃，冷了不能当衣穿；然而人们还是看重它，是君主使用它们的缘故。珠玉金银这些物品，轻便小巧，容易收藏，拿在手里，可以周游全国而无饥寒的威胁。这就会使臣子轻易地背弃他的君主，而百姓也随便地离能家乡，盗贼受到了鼓励，犯法逃亡的人有了便于携带的财物。粟米和布帛的原料生在地里，在一定的季节里成长，收获也需要人力，并非短时间内可以成事。几石重的粮食，一般人拿不动它，也不为奸邪的人所贪图；可是这些东西一天得不到就要挨饿受冻。因此，贤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
现在农户中一家如果有五口人，当中去服徭役的，就有两个以上；能耕作的田地，却不超过一百亩；这一百亩地所能收的粮食，也没有超过一百石。他们春天耕地，夏天耘田，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还得砍木柴，修理官府的房舍，服劳役；春天不能避风尘，夏天不能避署热，秋天不能避阴雨，冬天不能避寒冻，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休息；在私人方面，又要交际往来，吊唁死者，看望病人，抚养孤老，养育幼儿，一切费用都要从农业收入中能支。农民如此辛苦，还要遭受水旱灾害，官府又要急征暴敛，征收赋税没有一定的时候，早上下令，晚上就改了。交赋税的时候，有粮食的人，半价贱卖后完税；没有粮食的人，只好以加倍的利息借债纳税；于是就出现了卖田地房屋、卖妻子儿女来还债的事情。而那些商人们，大的囤积货物，获取加倍的利息；小的商贩摆摊设市，拿着他的物资，在街上转悠打听行情。他们每日都去集市游逛，趁政府急需货物的机会，所卖物品的价格就成倍抬高。所以商人家中男的不必耕地耘田，女的不用养蚕织布，穿的必定是华美的衣服，吃的必定是上等米和肉；没有农夫的劳苦，却占有非常丰厚的利润。依仗自己富厚的钱财，与王侯接交，势力超过官吏，凭借资产相互倾轧；他们遨游各地，车乘络绎不绝，乘着坚固的车，赶着壮实的马，脚穿丝鞋，身披绸衣。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土地，农民流亡在外的原因。当今虽然法律轻视商人，而商人实际上已经富贵了；法律尊重农民，而农民事实上却已贫贱了。所以一般俗人所看重的，正是君主所轻贱的；一般官吏所鄙视的，正是法律所尊重的。上下相反，好恶颠倒，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国家富裕，法令实施，那是不可能的。
当今的迫切任务，没有比使人民务农更为重要的了。而要想使百姓从事农业，关键在于抬高粮价；抬高粮价的办法，在于让百姓拿粮食来求赏或免罚。现在应该号召天下百姓交粮给政府，纳粮的可以封爵，或赎罪；这样，富人就可以得到爵位，农民就可以得到钱财，粮食就不会囤积而得到流通。那些能交纳粮食得到爵位的，都是富有产业的人。从富有的人那里得到货物来供政府用，那么贫苦百姓所担负的赋税就可以减轻，这就叫做拿富有的去补不足的，法令一颁布百姓就能够得益。依顺百姓心愿，有三个好处：一是君主需要的东西充足，二是百姓的赋税减少，三是鼓励从事农业生产。按现行法令，民间能输送一匹战马的，就可以免去三个人的兵役。战马是国家战备所用，所以可以使人免除兵役。神农氏曾教导说：“有七八丈高的石砌城墙，有百步之宽贮满沸水的护城河，上百万全副武装的兵士，然而没有粮食，那是守不住的。”这样看来，粮食是君王最需要的资财，是国家最根本的政务。现在让百姓交粮买爵，封到五大夫以上，才免除一个人的兵役，这与一匹战马的功用相比差得太远了。赐封爵位，是皇上专有的权力，只要一能口，就可以无穷无尽地封给别人；粮食，是百姓种出来的，生长在土地中而不会缺乏。能够封爵与赎罪，是人们十分向往的。假如叫天下百姓都献纳粮食，用于边塞，以此换取爵位或赎罪，那么不用三年，边地粮食必定会多起来。
陛下降恩，让天下人输送粮食去边塞，以授给爵位，这是对百姓的很大恩德。我私下担忧边塞驻军的粮食不够吃，所以让天下的屯粮崐大批流入边塞。如果边塞积粮足够使用五年，就可以让百姓向内地各郡县输送粮食了；如果郡县积粮足够使用一年以上，可以随时下诏书，不收农民的土地税。这样，陛下的恩德雨露普降于天下万民，百姓就会更积极地投身农业生产，即使有时有军役，亦或者遭遇洪水干旱，百姓生活也不会穷困匮乏，天下仍会平静安宁；年成丰熟，天下就会十分富庶安乐了。
注释
食之：给他们吃。 “食”作动词用。
衣之：给他们穿。 “衣”作动词用。
道：途径。
捐瘠：饥饿而死。 捐，抛弃； 瘠，瘦。
百姓生活贫困了，就会去做邪恶的事。贫困是由于不富足，不富足是由于不务农，不从事农业就不能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不能定居就会离开乡土，轻视家园，像鸟兽一样四处奔散。这样的话，国家即使有高大的城墙，深险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残酷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他们。受冻的人对衣服，不要求轻暖；挨饿的人对于食物，不要求香甜可口；饥寒到了身上，就顾不上廉耻了。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要挨饿，整年不做衣服穿就会受冻。那么，肚子饿了没饭吃，身上冷了无衣穿，即使是慈母也不能留住她的儿子，国君又怎能保有他的百姓呢？贤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让人民从事农业生产，减轻他们的赋税，大量贮备粮食，以便充实仓库，防备水旱灾荒，因此也就能够拥有人民。
牧：养，引申为统治、管理。
石：重量单位。汉制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弗胜：不能胜任，指拿不动。
政：同“征”。
虐：清代王念孙认为当作“赋”。
改：王念孙认为原本作“得”。
倍称之息：加倍的利息。 称，相等，相当。
贾：商人。
奇赢：以特殊的手段获得更大的利润。
阡陌之得：指田地的收获。 阡陌，田间小路，此代田地。
乘坚策肥：乘坚车，策肥马。 策，用鞭子赶马。
履丝曳缟：脚穿丝鞋，身披绸衣。 曳，拖着。缟，一种精致洁白的丝织品。
乖迕：相违背。
县官：汉代对官府的通称。
拜爵：封爵位。
渫：散出。
损：减。
车骑马：指战马。
大用：最需要的东西。
五大夫：汉代的一种爵位，在侯以下二十级中属第九级。凡纳粟四千石，即可封赐。
擅：专有。
全文通过正反两方面的连论说了重农贵粟对于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安定生活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作者在说明问题时运用古今对比，农夫与富商大贾的对比，法令与实际情况的对比，使他的主张得到更鲜明的表现，让统治者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其中特别是对农民现实生活的贫困穷苦的描写，揭露性很强。
所谓“谷贱伤农”，意思就是说，粮食太便宜了，就会挫伤农民种粮食的积极性，导致产量减少，这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我国在历史上一直就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历代的统治者都很重视农业的发展问题。晁错认为蓄积多，则民心稳，统治稳固；而要增加蓄积，必须想办法使农民尽心于农业生产。但现状是农民忙活了一年，到头来却只有很少的收益，为了应付各种赋敛，有的甚至“卖田宅，鬻子孙”；而商人无农民之劳，却能“衣必文采，食必粱肉”。这种差距不可能使农民安心于农业，作者由此提出“欲民务农，在于贵粟”的观点。他的观点对于扭转“谷贱伤农”的状况是有好处的，对现代社会解决“三农”（指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也是有借鉴意义的，但他尊崇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对待商业和商人也有一些偏颇和不公正之处，读者阅读时要注意。
汉文帝即位后奉行“与民休息”的政策，重视农桑，促进了农业的繁荣和商业的发展。但由此也产生了因商业发展而导致谷贱伤农，使阶级矛盾日趋激化。针对这一问题，晁错上了这篇奏疏，全面论述了“贵粟”（重视粮食）的重要性，提出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张。
此诗的艺术特色主要有三点：
一、内容丰厚，境界阔大。仅二十八个字的绝句，就写了枕、床、窗、山、峰、壑、江、浪、银、云气、松声等许多事物，从而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力。诗人身处斗室之中，想象飞越千里之外，从上到下，由近及远，描写夜幕下的群山万壑、千里大江，展现了辽阔渺远，壮丽迷人的江南夜色，笔法空灵，词意蕴藉。
二、以动写静，景中寓情。诗人创造了一种静谧的意境，却是用动的描写来取得这种效果的。流荡的“云气”，哀呜的“松声”，奔涌的大江，喧嚣的涛音，这些动的景物，给小诗注入了无限的生机，同时又通过动，更加突出地显示了大自然的宁静。诗中似无直接的抒情，但诗人热爱祖国河山、赞颂江南夜色的美好感情，却从有声有色、有动有静的景物描写中显现出来。曾公亮所处的北宋时代，党争激烈，阶级矛盾尖锐，在承平盛世的气象下，酝酿着深刻的社会危机。诗人对此不无隐忧。“万壑哀”“拍天浪”，正是一个清醒的政治家对时局深感不安的心理的曲折反映。
三、语言质朴、平中见奇。诗人很注重选词炼语，用了许多朴素无华的词语，如“千”“万”“大”“哀”“放入”等等，重笔虚写浩茫夜色中的壮伟奇观：气势磅礴的大江，“银山拍天”的浪涛。造境，于宏阔中出雄奇；抒情，在平淡中见深沉；具有强烈的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此诗一句一景，景中寓情，从小处着笔写出了长江的宏伟气势。
甘露寺在镇江北固山巅，濒临大江，因此这首诗着力描绘地势，在构思时，不用实笔，全通过想象，描绘出一幅空阔奇妙的江南夜色图，写出了江水的壮观和甘露寺的险要。首句写山峰的云气，次句写山谷的松声，末两句写长江的风采。一句诗一个画面，全诗浑成合美。诗中有画，景中有情。
写景诗，许多诗人往往爱从视觉落笔，如唐代诗人李白的：“危楼高百尺”（《夜宿山寺》），贾岛的“松下问童子”（《寻隐者不遇》）。曾公亮却避开这种传统的写法，另辟蹊径，独出机杼，从感受、听觉去写。诗题是“宿甘露僧舍”，所以围绕“宿”字展开。睡在寺里，房间中自然不可能有云雾，所谓“枕中云气”，当是长江水汽会在高处，令人觉得空气很湿，甚至枕中已经凝结了些许水珠。诗人躺在枕上，感受到枕中微湿，自然联想起长江之浩瀚，甚至误以为自己身处云峰之间。接着，诗人又写床底穿来的江水之声，那阵阵惊涛，仿佛狂风席卷山谷，招起无数苍松摇撼助威，其声壮烈奔腾之至。“枕中”“床底”，点明诗人已经就寝，紧扣诗题“宿”字。“万壑哀”，语出杜甫《诸将五首》之五：“巫峡清秋万壑哀”。曾公亮诗中的这一“哀”字，恰切地摹写了风吹松林所发出的低沉悲壮的声音。用“千”写“峰”，用“万”写“壑”，极尽形容，从纵向描写北固山奇险变幻、充满生机的景象。
这起二句是睡在床上的感受与幻想，是通过感官来证实它存在，虽然没有具体的肯定，逼真感很强，尽管北固山没有千山万壑存在。“云气”、“松声”，一在枕上，一在床下，都反映了江水之猛劲；而感觉到云气，凝听到松涛，也反映了诗人心底的宁静。这两句写近景，对仗工稳，用笔细腻，文字跌宕生姿。
三、四句写远景。诗人来到甘露寺原是为了住宿歇息的，可寺外千山万壑的松涛声和不尽江流的喧哗声，搅扰着他，辗转反侧，不能安眠。诗人情绪激动了，索性披衣起床，打开窗户，迎风伫立，凭栏远眺。天空没有月色星光，地上熄了万家灯火。周围的一切都被黑暗吞噬，看不见山，看不见树，也看不见远处的城廓。只有横躺在北固山下的长江，这条水的巨龙，力的怪神，在没日没夜、无休无止地掀起惊天的狂澜，发出动地的长吟，不甘沉默，永无睡意。诗人虽然看不清，但能想象出它那汹涌澎湃的壮阔气象。于是掉转诗笔，将描写对象由千峰、万壑转向长江、巨浪，开拓出一个奇丽广阔的新境界。
“银山拍天浪”是写得很精彩的景语，气势警拔，形象生动，层层修饰，词约义丰。“银山”从色、形、质等多方面地细致入微地刻画波涛的光彩、巨大以及沉重感。“拍天”则状波峰的突兀和高峻，使人感到惊心动魄，惶惶不安。不用“玉山”而写“银山”，用词是雕琢的。银是仅次于金的贵重金属，色白而灿烂。用鲜亮的词把平凡的波涛写得十分美好，格外显豁，寄寓着诗人高洁的情怀。
末句构思很奇特，仍用幻笔，不说开窗看如雪白浪，而说奔腾翻滚的长江被“放”进窗来，把长江的气势写透写活，作者眼前似乎看到浪花要扑进窗来的奇观，深深地被长江的伟观所震撼。“放入”，自然是长江先前想要入窗而不得，诗人到此刻才将它放了进来。原来所谓“枕中云气”，所谓“床底松声”，都是长江有意而为。长江想要冲进房间，好让诗人欣赏自己的奇伟，便先以枕云相示，后以骇浪相呼，不停地邀请着诗人，召唤着诗人，诗人便再也无心睡眠，欣然开窗，与长江陶醉在了一起。明明是诗人向往长江景色，到了诗人笔下，却成了长江招引着诗人去欣赏，通篇用反客为主而不露痕迹，前后呼应之间又只觉一气呵成，笔法高超。这一写作及炼字方法，与杜甫《绝句》“窗含西岭千秋雪”相仿，但杜诗写的是静态，曾诗写的是动态，更具魄力，只有稍后的王安石绝句“两山排闼送青来”可与媲美。
时值盛夏，诗人落第还乡，虽然早早就起床，却直到中午才出门。“树夹炎风路，行人正午稀。”首联描写天气、时间和地点，作者屡次落第，自觉无颜面对熟人，于是就在正午时出发。虽然汗流浃背，却少了一些烦恼。
多年在外流浪，虽然非常想家，但是仕途上没有着落，诗人觉得愧对家人，于是能拖就拖，一来是省些盘缠，二来也因为交通不便，最主要的是怕听到父母唠叨，更怕看妻子脸色。可是他现在确实感到累了，也就无所顾忌了。
诗人不顾炎热，一路跋涉，终于走到一处林荫茂密的地方，便想喘口气。“初蝉数声起，戏蝶一团飞。”蝉儿在枝间肆无忌惮地鸣叫，仿佛希望尽情地释放自己的激情，根本不管外界的感受。蝴蝶在阳光下闪亮着翅膀，同伴之间也任意地戏耍，毫不在意旁边有人在注视着它们。
热风扑面、蝉声鸣噪，作者以景衬情， 却彰显出内心的愁闷。诗人在心中默想，若是回到童年时光，自己一定会爬到树上，或是追赶蝴蝶。而如今他只会旁观，而且更感到孤寂。
作者心情低落，看见眼前的景象，也觉得无比怅惘，“日色欺清镜，槐膏点白衣。”这里采用拟人手法，作者用一个“欺”字，传达出内心的真实感受。日光照射到水面，诗人却感到刺眼，仿佛太阳也欺人太甚。其实都是自己情感的投射，因为落第而感到不悦，于是看什么东西都不顺眼。
“槐膏”二字，照应首句中的“炎”字，也委婉地展现出诗人对于这样的天气叫苦不迭，加上人生到了低谷，几乎就快挺不住了。
前三联写景，尾联抒发感慨，“无成归故里，自觉少光辉。”作者直抒胸臆，前后相承，水到渠成地抒发了情感。“归故里”三字，进行了概括，交代了这些都是作者夏日归途所见之景。
诗人并非要强，古代书生除了参加科举，没有别的出路。而贫寒之家为了改变命运，省吃俭用，也让学子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唯有金榜题名、仕途成功，才能对得住全家人的辛苦付出。所以“少光辉”三字，看似轻描淡写，实际上却饱含了辛酸和泪水。
诗人李廓名不经转，几乎没有人听说过，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似乎也是司空见惯，可是这首诗却道出了很多寒士的悲凉心境。诗人孟郊若不是感到进士及第太不容易，也不会一日看尽长安花。而诗鬼李贺也因为未能如愿，才一直闷闷不乐，最后悲惨的结局也令人唏嘘。
作者在这首诗中将议论、描写、抒情、叙事紧密结合，并交替使用这几种表达方式，既呈现了形象的画面，又含蓄地表达了凄楚的心境，不愧为唐诗中的佳作！
廖燕在1647年初至广州，为时一年。这一年十二月，吴三桂联合耿精忠、尚之信发动叛乱，三藩之乱起。数月之间，连陷辰州、沅州等地，据岭南六省。此时，斗争性质未明，廖燕寄予复明厚望。于是，在广州写了这首诗，时间当在1647年末，或1648年春。
陈师道的五言古诗《妾薄命》共有两首。诗人表达感情的方式是多样的，以一位侍妾悲悼主人的口吻抒写了自己对老师曾巩的悼念。要不是原诗题下有诗人自注：“为曾南丰作。”后世的读者会以为这是一首侍妾的哀歌。
至于陈师道与曾巩的关系，宋人笔记上说得颇带传奇色彩：曾巩路过徐州，当时的徐州太守孙莘荐陈师道前往谒见，虽然送了不少礼，但曾巩却一言不发，陈师道很惭愧，后来孙莘问及，曾巩说：“且读《史记》数年。”陈师道因此一言而终身师事曾巩，至后来在《过六一堂》诗中还说：“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见陈鹊《耆旧续闻》）这种记载只是小说家之言。其实，曾、陈的师生关在史书上有明文记载，《宋史》中陈师道本传上说他“年十六，早以文谒曾巩，巩一见奇之，许其以文著，时人未之知也。留受业。”元丰年间（1078-1085），曾巩典五朝史事，举荐陈师道为史才，然而终因他未曾登第而未获准，因而，陈师道对曾巩有很深的知遇之恩。故1083年（元丰六年），当他听到曾巩的死讯后，即写下了这组感情诚挚的悼诗。
第一首诗托侍妾之口，写主死之悲，并表达了不愿转事他人的贞心。起二句极言受主人的宠爱，“十二楼”即指十二重的高楼，鲍照《代陈思王京洛篇》中有“凤楼十二重，四户入绮窗”之句，这里是形容宫楼的高峻和豪华。“一身当三千”句，取自白居易《长恨歌》中“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意思，然以五字概括，更为精炼，所以陈师道诗最权威的注释者任渊说，此句“语简而意尽”。这正体现了陈师道诗工于锻炼和善于点化前人诗句的特点。
“古来”二句陡然转折，主人公悲叹自己不能至死侍奉主人，与上二句连读，可谓一扬一抑。“起舞为主寿”句承首二句，“相送南阳阡”句则承三四两句。汉代原涉在南阳为父亲置办的墓地，称为“南阳阡”，因而后世以此泛指墓地。此二句以极概括的语言抓住典型事件，构成鲜明对照：本来为祝祷主人长寿而翩翩起舞，转瞬间却往坟地为他送葬。两句中意象丰赡，节奏跳动，可见诗人用墨的简炼，故陈模说，此二句“盖言初起舞为寿，岂期今乃相送南阳阡，乃不假干澹字而意自转者”（《怀古录》）。刘禹锡的《代靖安佳人怨》悼宰相武元衡遇刺，说：“晓来行哭里门外，昨夜华堂歌舞人。”也是写乐极哀来，生死的变幻无常，意境与此二句略同，然而陈师道的造语更为高古凝炼。
白居易《燕子楼》诗说：“钿晕罗衫色似烟，几回欲着即潸然。自从不舞《霓裳曲》，叠在空箱十一年。”此诗中“忍著”二句，与白居易诗意蕴相近，但并非泛咏男女之情，而另有很深的寓意。北宋中期，政治上风云变幻，元祐党、变法派轮番掌权，所以一般士人都讳言师生关系，以避免党同伐异，受到连累。一些趋炎附势之徒，则随波逐流，诌谀权贵。陈师道此诗正是对此种风气的批判，他责问道：难道忍心穿着以前主人踢子我的衣裳，去博取他人的欢笑冯？
末四句直抒胸臆，一腔悲慨，啧涌而出。然而死者无知，只有生者独自哀怜。整首诗便在生与死、哀与乐、有知与无知的对照中结束。
第二首是组诗第一首的主题的延伸，表达了杀身相从的意愿，二首一气贯注。故范大士《历代诗发》评价说：“琵琶不可别抱，而天地不可容身，虽欲不死何为？二诗脉理相承，最为融洽。”
“叶落”二句以写景起兴，然意味无穷，诗人的用意至少有三层：此二句承上文“相送南阳阡”而来，故写墓园景象，且兴起下文，此其一；又写墓地凄惨之状，以飘零之落叶与绚烂之红花相衬，愈见山野的空旷寂寥，写景状物颇能传神，并烘托出苍凉凄迷的气氛，故任渊说：“两句曲尽丘源凄惨意象。”此其二；此二句写景起兴中又带有比喻意，落叶指已逝之人，而红花喻主人公自己。但落叶飘败，花的娇艳，徒成空无。潘岳《悼亡诗》说：“落叶委埏侧，枯荄带坟隅。”这首诗以落叶比喻人的长逝，然而寓意的深刻远不及陈师道此诗，故陈模盛赞《妾薄命》中这两句说：“陈后山‘叶落风不起，山空花自红’，兴中寓比而不觉，此真得诗人之兴而比者也。”（《怀古录》）此其三。
“捐世”以下八句一气流走，自然涌出。诗中说，主人不待年老即弃世而去，因而对我的恩惠未能到头。想来一死尚可忍受，而今后无穷的生涯怎样度过？偌大的世界，却容不得主人公微弱的一身，于是发出了最后的心声：“死者如有知，杀身以相从。”语气坚定，如铮铮誓言。此八句层层相绾，语意畅达，纯自肺腑中流出，读来不觉其浅率，唯感其真诚。
至此感情的激烈已无以复加，全诗表面上应戛然而止了，然而“向来”二句，转以哀婉的情调结束：那以前歌声鼎沸、舞姿婆娑的地方，只留下夜雨的淅沥和蟋蟀的悲鸣，由此表达了盛时不再、人去楼空的感慨，一变前文率直奔放的激情，遂令诗意深远，避免了一览无余。这末尾的“歌舞”几句，正与组诗第一首的开头“十二楼”首尾相应，也表现了作者的匠心。
《妾薄命》向来是被认为是陈师道的代表作，故《后山诗集》以此为冠，其原因便在于此诗集中体现了陈师道诗的风格。陈师道诗的佳处在于高古而具有真情，锻炼而以淡雅出之。这首诗造语极平淡，表面上没有用典故，不作艰深之语，只是直陈胸臆，实际上却几乎无一字无来历。任渊评价说：“或苦后山之诗非一过可了，迫于枯淡，彼其用意，直追《骚》、《雅》。”意谓他的诗须细细品味，不是一读即可明白其中用意的，这正说明，陈师道的诗在平淡的背后，有着惨淡经营的苦心。
除了平淡典雅，精炼浓缩也是陈师道诗的一个显著特点，如此诗中“叶落风不起，山空花自红”等语，都以极简练的字句表达了丰富的意蕴，如前人所评，有“以少许胜多多许”的特点，故刘壎《隐居通议》说，陈师道“得费长房缩地之法，虽寻丈之间，固自有万里山河之势”。
然而此诗最突出之处还在于用比兴象征的手法，以男女之情写师生之谊，别具风范。这种手法可追溯到《诗经》中的比兴，《楚辞》中的美人香草。这在古典诗词中是屡见不鲜的，因为男女之情最易感人。正如明人郝敬所说：“情欲莫甚于男女，声音发于男女者易感，故凡托兴男女者，和动之音，性情之始，非尽男女之事也。”（陆以谦《词林纪事序》引）托喻男女之情而实寄君臣、朋友、师生之谊的作品历代都有，但与陈师道此诗有明显血缘关系的可推张籍的《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诗中说：“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繻。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此诗是张籍为推辞李师古之聘而作，与陈师道此诗所述之事虽然不同，但抒写手法颇多相通之处。虽然后世也有人对此执不同意见，以为此诗“比拟终嫌不伦”（陈衍《宋诗精华录》），然而作为诗之一格，作为表达感情的一种方法，《妾薄命》还是有新意、有真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