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以桃李比方女子红颜,说花虽然零落,尚有重开的时候,而一旦红颜老去,便会欢爱永绝。
本来,花落花开是大自然的永恒的法则,正如四时的周而复始,前后相续。通常人们总是习惯于将花开花落比女子年华的盛衰有时,却很少从两种自然现象的差异之处着眼作比。诗人从这一角度处理题材,自然出人意表。诗人的这一思想从属于他对整个人生的思考。他由落花感悟到青春易逝,盛颜难驻,于是借采桑女子而发。这类人生短促的感叹,是一种时代思潮,在当时的诗文中时有抒发。因此,采桑女的忧伤也就是诗人自己的“愁肠”,采桑女的感叹与诗人的人生感慨是相通的。
《董娇饶》在汉诗中别具一格,和汉乐府民歌有所不同,这从开头的六句即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汉乐府民歌的叙事篇章多数是一开始便直咏其事,也有少数篇章用大段铺叙介绍人物以引起故事,如《陌上桑》。《董娇饶》的开头则是描写景物,作为人物活动的环境。这样,既做到了人物和环境的统一,又使开篇和全诗紧密关联。《董娇饶》的开头一段与全诗的关系极大,诗意即此生发,层层展开:由采桑女攀折花技引起“花”的诘责,继写采桑女的回答,再写“花”的反复辩驳。开头这一段景物描写其中包含抒情成分,因而也写出了某种意境,颇合于闻一多在论述汉末诗歌的发展时说的“事化为境”的意思。如《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写诗人的悲愁,从描绘秋夜的景色入手,写皎皎明月、历历寒星、促织的悲吟、寒蝉的凄切,这秋夜的景色即是诗人情感的外化,景亦情,情亦景,则已臻于情景交融的境界。就《董娇饶》的全诗看,虽说并不以抒情为主,但其情感的抒发和景物的描绘也还是一致的。
在写作艺术上,此诗风格独具,意境幽深。其最为突出的一点,是成功地运用了心理映衬的手法。
表现人物心理这一部分(从第七句至第二十句)构成全诗的主要内容。其中“纤手折其枝”一句作为全篇关节。对采桑女为什么要拗折路边的花枝的问题,诗人没有作交待。接下去从对立的一方“花”写起,借“花”的诘责引出矛盾:“何为见损伤?”“花”的责问有理:我开我的花,你采你的桑,彼此互不相干,你为什么要来损害我?采桑女却是答非所问:“高秋八九月,白露变为霜。终年会飘堕,安得久馨香?”言外之意是:请不要顾惜现在这一点小小的损伤吧,反正你早晚是要殒落的。这个回答并未说出折花的心理动机。采桑女不作正面回答的原因无非是不愿剖白内心某种隐秘的花西,这种隐秘的花西或许她自己也说不清楚。然而,她的回避反倒容易使她的心理活动被人窥测到。正由于她无意中表露自己对盛衰的看法,招来了“花”的驳难。“花”的盛衰观和采桑女有着根本的分歧,生活的真谛告诉它:“秋时自零落,春日复芬芳。”如果说采桑女回答“花”的诘责时尚能平静处之,那么,当她听到“何如盛年去,欢爱永相忘”的讥嘲,便难以自持了。这话正触到她的隐忧,令她闻之心惊:花虽然凋落,可还有再荣之期;作为一个女人,青春却是一去不返。她不敢想等待着她的未来究竟怎样,她将碰到一个什么样的命运。不敢想,却又不能不想。她回答“花”的话,说的是“花”的荣枯,实则成了自伤。这隐在的自伤的情怀造成她折花的复杂、微妙的心理。在万物得其时的明媚春光中,采桑女手提桑笼走在幽僻的小路上,繁花不时地拂过她的头顶,她不能没有感触。大约她看到那炫耀似的开着的烂漫的桃李花,即勾起心头的烦恼,并带一点本能的忌意,心里想这些花虽没,但到了露结为霜的季节,还不是照样枯萎、凋谢。这样想着的时候,纤手不知不觉地已经攀住了花枝。
这一段文字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层见迭出。又由于诗人运用了以花写人、借物传神的笔法,全诗显得含蓄蕴藉,宛转动人,而有别于乐府民歌的质直和单纯。
《董娇饶》一诗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是不能抹煞的,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应有其地位。但是它在艺术表现上的创新是基于对乐府民歌的借鉴。比如诗中设为问答的形式就是直接来自乐府民歌。在叙事中穿插对话,是乐府民歌经常采用的形式,《花门行》、《艳歌何尝行》和《陌上桑》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采用这种写法可以增强作品的真实感,避免叙事的单调和平淡,且有助于人物性格和心理的刻划。《董娇饶》中的对话在表现心理方面有着特殊的意义。同时,由于这一方式的采用,也造成诗意的层层递进,因而在组织篇章结构上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此外,以花拟人的写法也是受了汉乐府民歌中寓言诗的影响。汉乐府民歌中有为数不少的寓言诗,如《乌生八九子》、《艳歌行》(其二)、《蜨蝶行》和《枯鱼过河泣》等。寓言诗的基本特点是取义双关,意在言外。《董娇饶》不同,它的主题是通过正面形象的描绘直接表现的。虽亦拟物为人,但那是为了表现人,表现人与“花”的某种特定关系,而非全篇用寄托,所以这里的花并没有独立的意义。
此诗在语言的运用上则更多地保留了民歌的朴素、自然的本色。比如开头的两句“洛阳城花路,桃李生路旁”,就如同脱口而出。“高秋八九月”以下四句也是如此。把此诗同建安诗人的某些作品一比较,二者之间的差异立即就可以看出来。曹植的《美女篇》给人的突出印象,就是词采的华丽和对偶的讲究。《董娇饶》的句子并不怎么修饰和锻炼,其中也有一组对偶句,即“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这虽然已是在有意追求,但仍不免有些笨拙,不像魏晋诗人用起来那样得心应手。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洛阳城东的小路上,桃李盛开在两边的路旁。
桃花李花相对而开,稠密的叶子交相掩映。
春风自东北方向而来,花叶也随风飘扬。
不知谁家的女子来了,提着竹笼在采桑。
她用纤纤的手攀折桃李,弄得枝残叶败,花落缤纷。
请允许我问那位女子,为什么要损伤这些花呢?
她回答:“等到八九月的深秋季节,下霜了,花儿终会凋谢。”
这些可怜的花叶,整年有风刀霜剑相逼,怎能永远芳香?
它们秋时零落,来年春日再吐芬芳,始终不渝地遵循大自然的规律。
而美丽的女子还不如这花叶,盛年过去则色衰,被无情的男子相忘。
我想把这支曲子唱完,可这支曲子,实在让人心里难过。
干脆归来饮酌美酒,携带琴瑟登堂以解忧愁吧。
注释
洛阳:东汉京城。
“叶叶”句:指叶叶相交通,叶子稠密连到了一起。相当,与“相对”同义,是“对称”的意思。
低昂:起伏,时高时低。
子:《正字通》云:“女子亦称子。”
飘飏:指落花缤纷之貌。
请谢:请问。
彼姝子:那美丽的女子。
“何为”句:为何受到你的攀折?见,被。
高秋:天高气爽的秋天。
飘堕:飘落。
安得:怎能。
馨香:芳香。
零落:凋谢,脱落。
盛年:少壮之年。
竟:尽,终。
高堂:高大的厅堂,宽敞的房屋。
《董娇饶》是东汉文人宋子侯代女子立言之作,以表达对封建社会女子悲惨命运的同情。此诗最早见于南朝梁时徐陵编的《玉台新咏》。
此诗以桃李比方女子红颜,说花虽然零落,尚有重开的时候,而一旦红颜老去,便会欢爱永绝。
本来,花落花开是大自然的永恒的法则,正如四时的周而复始,前后相续。通常人们总是习惯于将花开花落比女子年华的盛衰有时,却很少从两种自然现象的差异之处着眼作比。诗人从这一角度处理题材,自然出人意表。诗人的这一思想从属于他对整个人生的思考。他由落花感悟到青春易逝,盛颜难驻,于是借采桑女子而发。这类人生短促的感叹,是一种时代思潮,在当时的诗文中时有抒发。因此,采桑女的忧伤也就是诗人自己的“愁肠”,采桑女的感叹与诗人的人生感慨是相通的。
《董娇饶》在汉诗中别具一格,和汉乐府民歌有所不同,这从开头的六句即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汉乐府民歌的叙事篇章多数是一开始便直咏其事,也有少数篇章用大段铺叙介绍人物以引起故事,如《陌上桑》。《董娇饶》的开头则是描写景物,作为人物活动的环境。这样,既做到了人物和环境的统一,又使开篇和全诗紧密关联。《董娇饶》的开头一段与全诗的关系极大,诗意即此生发,层层展开:由采桑女攀折花技引起“花”的诘责,继写采桑女的回答,再写“花”的反复辩驳。开头这一段景物描写其中包含抒情成分,因而也写出了某种意境,颇合于闻一多在论述汉末诗歌的发展时说的“事化为境”的意思。如《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写诗人的悲愁,从描绘秋夜的景色入手,写皎皎明月、历历寒星、促织的悲吟、寒蝉的凄切,这秋夜的景色即是诗人情感的外化,景亦情,情亦景,则已臻于情景交融的境界。就《董娇饶》的全诗看,虽说并不以抒情为主,但其情感的抒发和景物的描绘也还是一致的。
在写作艺术上,此诗风格独具,意境幽深。其最为突出的一点,是成功地运用了心理映衬的手法。
表现人物心理这一部分(从第七句至第二十句)构成全诗的主要内容。其中“纤手折其枝”一句作为全篇关节。对采桑女为什么要拗折路边的花枝的问题,诗人没有作交待。接下去从对立的一方“花”写起,借“花”的诘责引出矛盾:“何为见损伤?”“花”的责问有理:我开我的花,你采你的桑,彼此互不相干,你为什么要来损害我?采桑女却是答非所问:“高秋八九月,白露变为霜。终年会飘堕,安得久馨香?”言外之意是:请不要顾惜现在这一点小小的损伤吧,反正你早晚是要殒落的。这个回答并未说出折花的心理动机。采桑女不作正面回答的原因无非是不愿剖白内心某种隐秘的东西,这种隐秘的东西或许她自己也说不清楚。然而,她的回避反倒容易使她的心理活动被人窥测到。正由于她无意中表露自己对盛衰的看法,招来了“花”的驳难。“花”的盛衰观和采桑女有着根本的分歧,生活的真谛告诉它:“秋时自零落,春日复芬芳。”如果说采桑女回答“花”的诘责时尚能平静处之,那么,当她听到“何如盛年去,欢爱永相忘”的讥嘲,便难以自持了。这话正触到她的隐忧,令她闻之心惊:花虽然凋落,可还有再荣之期;作为一个女人,青春却是一去不返。她不敢想等待着她的未来究竟怎样,她将碰到一个什么样的命运。不敢想,却又不能不想。她回答“花”的话,说的是“花”的荣枯,实则成了自伤。这隐在的自伤的情怀造成她折花的复杂、微妙的心理。在万物得其时的明媚春光中,采桑女手提桑笼走在幽僻的小路上,繁花不时地拂过她的头顶,她不能没有感触。大约她看到那炫耀似的开着的烂漫的桃李花,即勾起心头的烦恼,并带一点本能的忌意,心里想这些花虽没,但到了露结为霜的季节,还不是照样枯萎、凋谢。这样想着的时候,纤手不知不觉地已经攀住了花枝。
这一段文字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层见迭出。又由于诗人运用了以花写人、借物传神的笔法,全诗显得含蓄蕴藉,宛转动人,而有别于乐府民歌的质直和单纯。
《董娇饶》一诗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是不能抹煞的,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应有其地位。但是它在艺术表现上的创新是基于对乐府民歌的借鉴。比如诗中设为问答的形式就是直接来自乐府民歌。在叙事中穿插对话,是乐府民歌经常采用的形式,《东门行》、《艳歌何尝行》和《陌上桑》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采用这种写法可以增强作品的真实感,避免叙事的单调和平淡,且有助于人物性格和心理的刻划。《董娇饶》中的对话在表现心理方面有着特殊的意义。同时,由于这一方式的采用,也造成诗意的层层递进,因而在组织篇章结构上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此外,以花拟人的写法也是受了汉乐府民歌中寓言诗的影响。汉乐府民歌中有为数不少的寓言诗,如《乌生八九子》、《艳歌行》(其二)、《蜨蝶行》和《枯鱼过河泣》等。寓言诗的基本特点是取义双关,意在言外。《董娇饶》不同,它的主题是通过正面形象的描绘直接表现的。虽亦拟物为人,但那是为了表现人,表现人与“花”的某种特定关系,而非全篇用寄托,所以这里的花并没有独立的意义。
此诗在语言的运用上则更多地保留了民歌的朴素、自然的本色。比如开头的两句“洛阳城东路,桃李生路旁”,就如同脱口而出。“高秋八九月”以下四句也是如此。把此诗同建安诗人的某些作品一比较,二者之间的差异立即就可以看出来。曹植的《美女篇》给人的突出印象,就是词采的华丽和对偶的讲究。《董娇饶》的句子并不怎么修饰和锻炼,其中也有一组对偶句,即“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这虽然已是在有意追求,但仍不免有些笨拙,不像魏晋诗人用起来那样得心应手。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记述了韦使君修建新堂的过程和前后的深刻变化,赞颂了他居高望远,顺应民情,铲除残暴,废除贪污,保护贤良和富民的政策。这些过誉之词实则表现了柳宗元对如何作好一方官员的看法,寓示了在被贬谪的困苦中他仍然坚持政治改革的主张和理想,表现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本文先由反面设喻,导入本题;中段重在写景,末段重在颂人。写景详明,处处为下文伏笔;颂人汩汩涛涛,层层推进,句句与上文呼应,前后浑为一体。文章立意新颖,结构严密。文中穿插赋体(骈散互见),极力铺陈,着力渲染,文如行云流水,辞采清丽,画面鲜明,语言洒脱,音韵优美,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散文。金圣叹评论此文:“奇特在起笔,斗地作二反一落,如槎桠怪树,不是常观”。论议部分还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政治观点。更是难能可贵,文如其人,作者本人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文章分为三段。在第一段中,作者间接表述了对永州奇异风光的深刻印象。生长在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的柳宗元,认为在城郊之中很难出现那种峭壁深谷的奇异景观,如果用人工修造出来,则“疲极人力”。大概柳氏在长安见过这样的人工胜景,而深知其耗费之巨。永州的奇景,自然而成,令他感叹,“昔之所难,今于是乎在”。这个起段,是全篇拓展文意的基础。段中的几个短句,如:“辇山石,沟涧壑,陵之险阻,疲极人力”,读来简洁精炼,表现出作者运用文字的工力。
下一段,作者简略描摹出永州州治所在的自然景观:“永州实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
唐朝时的永州,辖地包括了现在湘、桂两省的交界地区,为零陵(约当今湖南零陵、东安)、祁阳(约当今湖南祁阳、祁东)、湘源(约当今广西湘源)三个县。永州府所在地是零陵,正在九嶷山西北麓。这一带是丘陵山区,气候温和湿润,唐朝时尚是人烟稀少、荒凉冷僻的未开化地区,草石相杂,水土交融,虫兽盘桓,自然景色十分秀丽。但当时之人似乎不欣赏过份天然的去处,厌其杂乱无章,草木横生。柳氏的评价,反映了这种审美观:“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茂盛的树木中有恶木,绚丽的花草中有毒花,好坏杂居,善恶难分,实在不是一个清新洁净的去处。在这里,柳宗元的写景包含了更深的含意,暗示了他对朝政的贬斥和人生爱憎之情,是画龙点晴之笔。新来的刺史韦公对“新堂”之地的价值幸而有鉴赏力,“望其地,且异之。始命芟其芜,行其涂。”从这里开始,新堂才被开发出来。韦公不仅有认识,更有行动,动员人力进行修葺,按照人的审美观改善环境,使自然景观焕然一新,悦目怡人。于是“清浊辨质,美恶异位”。尽管唐朝的改革者均罹不幸,命运多舛,但柳宗元对他的政治抱负始终怀有美好的向往和实现的愿望。所以,文中此处借“新堂”的“清浊美恶”,憧憬着改革派的政治理想。治理后的“新堂”,柳氏作了一番描写:
“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栋宇,以为观游。凡其物类,无不合形辅势,效伎于堂庑之下。外之连山高原,林麓之崖,间厕隐显,迩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谯门之外。”全段的叙写,恰当地运用拟人、比喻的写景手法,先由内及外,再由近及远,把一处风光佳景的新意表达得恰成气象。文字短促而有力,概括了柳宗元的语言风格。
以上两段,先是喟叹自然美的鬼斧神工,又对自然美的不合谐产生疑问,由物及世,由物及人,可见下笔之前成竹在胸,先扬而后抑,复而别开洞天,表达了柳宗元写景的真实寓意。
最末一段,柳宗元别出机抒,从韦公身上引出联想,夹叙夹议,抒发他的善政益民的封建吏治思想:“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
柳宗元在这里所用的反诘句,可知文章虽是写“新堂”,但不全为写“新堂”。四个反诘句的排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是全文立意的点晴之笔,它突然而来又待机已久,与前面文字有着密切关联。柳氏认为韦公治理“新堂”,足以反映韦公的远大志向,所谓“视其细知其大也”,事情虽细微,却反映出一个人的人格操品之大节。“美、仁、清、廉”都是封建道德的核心思想,柳宗元把“新堂”的景观和韦公的吏治最终联贯到这些思想上来,期望以此为“二千石楷法”。明确地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寄望。
这首词写贫士失职之悲,却巧妙地把一个歌楼商女的飘零身世打并其中,加以映衬烘托,笔极曲折,意极凄怨,缠绵悱恻,哀感无端。此词可与白居易诗《琵琶行》并读,两者虽立意和主旨都有所不同,但失意文人与沦落商女的情节模式极为相似。
“老去”三句,起笔斩绝,将一种黯然的心境,劈头点出,直贯篇末。卓文君慧眼识英才,与司马相如结成美眷,本是文坛的佳话。刘过却用来与形容他们的穷途邂逅,除了某种惺惺相惜的心情而外,恐怕更多的还是自嘲和悲凉。一个“倦”字包含了说不清的挫折与酸辛。“说似”犹“说与”,即“与说”。同她说到此时的落魄,怎样才能排遣掉胸中的郁闷呢?文士失职感,英雄失路之悲,于此尽现。“衣袂”二句逆插而入,以虚间实,引入一段帝京往事的回忆。
刘过自公元1186年(宋孝宗淳熙十三年)离家赴试已快七年,这期间他曾应试求仕,也曾伏阙上书,几年奔走,一事无成。临安都城,留在他记忆里的不过是一身尘垢和在衣袂上的残红而已。“香红尚软”,借指当年倚红偎翠、秦楼楚馆的冶游生活句子香艳。可是一经“京尘”的铺垫,就变得凄艳入骨。句中连用“曾”、“空”、“尚”三个虚字转折提顿,笔势峭折而意有余悲了。刘过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士,他同那种“名士无家多好色”的浪漫文人是不同的。他混迹青楼,是为了排解和麻痹那种“报国有心,请缨无路”的痛苦,在红巾翠袖的抚慰中得到些许人生的温暖。
其实,他从没有过真正的欢悦。“彼此”句小作绾结,此时一个是应举无成的青衫士子,一个是孑然一身的半老徐娘,都是生活的失败者和失意者。此时相对,实在是令人肠断魂消。“一枕”四句实情实境:窗外是愁人的梧桐秋雨,室内是摇曳的如豆青灯。两个苦命人就这样在一起相濡以沫。
过片四句紧承前结的词意,将“初见”时的居处情态用琐笔描出。“楼低不放珠帘卷”(不放,不让之意),珠帘不卷,恐人窥视也。一个“低”字见出楼居之寒伧来。“晚妆”,本是展示女性美的重要手段,对于以色事人的商女来说,更要以此邀宠。可是词里的女主人竟是黛眉狼藉,泪痕满面,这不是在风月场中的卖笑,而是在同病相怜时倾诉破碎的心声。“人道”三句,层层笔势曲折,层层推进。人们说饮酒可以浇愁,可是酒力太小,奈何不得这深重的愁苦。“愁深酒浅”四字重逾千斤,让人深味那不尽的哀愁。那么,怎么办呢?“但托意焦琴纨扇”,就是作者为自己所开列的解脱之方。他试图从历史和哲理的角度去寻取慰藉和超脱。“焦琴”,即“焦尾琴”,喻指良材之被毁弃。《后汉书·蔡邕传》:“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为良木,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其尾犹焦。”“纨扇”,指恩爱之易断绝。班婕妤被谮,退处长信宫,赋诗以自诉哀衷。中有“新裂齐纨素”、“裁成合欢扇”、“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之语。作者用这两个典故自比,生动贴切,抒发自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悲慨。“莫鼓”二句从白居易《琵琶行》中化出。谪宦九江的青衫司马与沦为商妇的长安故倡,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相遇。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自然容易引起共鸣,唤起温柔的怜悯来。刘过此时的处境与白相似,这样用典真如天造地设,精当无比。歇拍两句“云万叠,寸心远”,于凄咽中翻出激昂的异响。这是借万叠之云山,抒寸心之积郁,一种将身许国的壮怀远抱都于此六字中汩汩流出,情景融会,意象深远,是非常精彩的结笔。真正的志士永远不会屈从于冷酷的现实,他在温柔中得到片刻的抚慰后,将继续奋发前行,去实现他澄清四海、匡复天下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