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揭露乡村中土豪的诗篇。村豪，指乡村豪富之家。农民辛勤劳动了一年，果实全被地主村豪掠夺去了。这些土豪在地方上势力很大，连官府也干涉不了他们。他们不是官，但势倾官府，是农村中的恶势力。
诗的开头两句：“日击收田鼓，称大有年。”写秋收日程已到，村豪们每天敲击收田之鼓，召集佃农们为他们收割，他们督催别人辛苦劳动，让人家头顶烈日，脚踩污泥，汗水滴在田地里，自己只在一旁监收。他们占有绝大部份的土地，剥夺别人的劳动果实。除了打鼓催唤佃农刈禾之外，还不时在啧啧称道说：“今年是大有的丰年。”他们沾沾自喜，恬不知耻，自居田地的主人，在他们看来，连佃农们最低限度的穷苦生活，也全出于他们的恩赐。
三四两句写村豪在夺取佃农劳动成果之后，狂欢享乐，尽情享用用粮食新酿的美酒，包载下江运谷的船只，颐指气使。这两句反衬佃农劳苦终年，吃的却是粗粝之食。五六两句，写这些村豪家里的人全都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妇人的头上插满银钗；儿童的衣袍，全用细软的毛皮和丝绸制成。这两句反衬劳动者衣不蔽体，女无裙裤，孩子们在秋天，也全无衣着。一旦天寒，只有忍饥受冻。
结尾两句：“里胥休借问，不信有官权。”揭露村豪是一股顽固的势力，不仅乡村的小吏不敢过问他们，更教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权势熏天，终年鱼肉人民，毫无顾忌，就是地方官，也奈何他们不得。这“不信有官权”一句，写得极为沉痛，逼近杜甫。
全诗所述，都是实况。作者同情人民，疾恶豪霸，在做地方官的时侯，对农村现实，有深切的了解。他对贫富不均、苦乐悬殊这一社会现实，则是深恶痛绝的。这首五律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写成的。
这首词先描写了柳的风姿美态，再写其得宠于一时，颇为风光的情形。全篇正是从这两个方面渲染了御沟柳得意神情。明是咏写御沟柳沐浴皇恩，成为帝王生活的点缀，实则却是讽刺那些小人得志者或一些得宠之人。
御沟之柳，描写如人，如婀娜轻柔的女子。作者抓住其“栽培得地”来写，因柳近皇宫，所以说它“占春多”。写柳树的影映水时作者用笔很细，着色很新，细细的柳丝影映水中，好像轻丝细罗织成，染得水波一片淡黄。当然，光有美丽还不够，还得要皇帝宠爱才好。下片写柳的媚态，写柳近皇宫，得福得吉祥得天独厚。
此词赋咏御沟柳沐浴皇恩，成为宫廷升平生活的点缀，其实蕴含着词人自己的仕进之想。由于供奉内廷的身份，毛文锡的词作经常流露出贵族享乐的情趣。这首词带有鲜明的皇家气派，宣扬“不如移植在金门，近天恩”、“栽培得地近皇宫，瑞烟浓”，柳枝的依附高门，恰正是毛文锡人格精神的形象写照。
唐诗中写景通常不离抒情，而且多为抒情而设。即使纯乎写景，也渗透作者主观感情，写景即其心境的反光和折射；或者借用比兴，别有寄托。而这首写景诗不同于一般唐诗。它是咏夏天的暴雨，既不能从中觅得何种寓意，又不能视为作者心境的写照。因为他实在是为写雨而写雨。从一种自然现象的观察玩味中发现某种奇特情致，乃是宋人在诗歌“小结裹”方面的许多发明之一，南宋杨诚斋（万里）最擅此。而《溪上遇雨二首》就是早于诚斋二三百年的“诚斋体”。
再从诗的艺术手法看，它既不符合唐诗通常的含蓄蕴藉的表现手法，也无通常写景虚实相生较简炼笔法。它的写法可用八个字概尽：穷形尽相，快心露骨。
夏雨的特点是来速疾，来势猛，雨脚不定。这几点都被诗人准确抓住，表现于笔下。急雨才在前山，忽焉已至溪上，叫人避之不及，其来极快。以“坐看”从容起，而用“忽惊”、“却是”作跌宕转折，写出夏雨的疾速。而一“衔”一“喷”，不但把黑云拟人化了（它像在撒泼、顽皮），形象生动，而且写出了雨的力度，具有一种猛烈倾注感。写云曰“黑”，写雨曰“猛”，均穷极形容。一忽儿东边日头西边雨，一忽儿西边日头东边雨，又写出由于雨脚转移迅速造成的一种自然奇景。这还不够，诗人还通过“遇雨”者表情的变化，先是“坐看”，继而“忽惊”，侧面烘托出夏雨的瞬息变化难以预料。通篇思路敏捷灵活，用笔新鲜活跳，措语尖新，可喜可愕，深得夏雨之趣。
就情景的近似而论，它更易使人联想到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中的一首：“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比较一下倒能见出此诗结构上的一个特点。苏诗虽一样写出夏雨的快速、有力、多变，可谓尽态极妍，但它是只就一处（“望湖楼”外）落墨，写出景色在不同时间里的变化。而此诗则从两处（“前山”与“溪上”）着眼，双管齐下，既有景物在不同时间的变化，又有空间的对比。如就诗的情韵而言，苏诗较胜；如论结构的新奇，此诗则不宜多让。
可见，诗分唐宋是大体的区分，不能绝对看待。王渔洋曾列举宋绝句风调类唐人者数十首，是宋中有唐；另一方面，宋诗的不少倾向往往可以追根溯源到中晚唐，是唐中有宋。大抵唐诗经过两度繁荣，晚唐诗人已感难乎为继，从选材到手法便开始有所标新立异了。这个唐宋诗交替的消息，从崔道融《溪上遇雨二首》诗中是略可窥到一些的。
这篇文章主要是赞扬伯夷的“特立独行”、“信道笃而自知明”的精神，严厉批评当世之士以世俗之是非为是非的处世态度。“特立独行”既是对伯夷的称颂，也是作者一生立身行事的重要原则，表现了他不与世俗同流的精神。全文以论为主，语气连贯，气势非凡，运用排句，更见力量。
全文短小精悍，由三段组成。
首段提出中心论点：对“士”的要求“特立独行”“不顾人之是非”“信道笃而自知明”。立身行事，绝对不可以人云亦云，是“士”对待外界环境总的态度；不顾别人的抨击、议论，是对外界反应采取独立的看法，乃“特立独行”的具体化；有坚定的信念又了解自己，是对内心天地的要求，也是挖掘“特立独行”的力量源泉。
第二段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赞叹伯夷“特立独行”，不被世俗所困。可分三层。第一层就“不顾人之是非”阐发、议论。全家人都指责他不对，仍能坚持不动摇的人，是很少的，“一国一州非之”“举世非之”却“力行不惑者”，则“天下一人”“千百年乃一人”也。谓“不顾人之是非”之难。第紧承前意，提出伯夷之名，予以高度评价。伯夷，乃“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因此，日月没有他光明，泰山没有他高峻，天地没有他宏大。先颂后叙，以伯夷、叔齐“叩马而谏”，“饿死首阳山”的事例印证“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第三层，点出他们能这样做，没有别的想法，原因在于“信道笃而自知明”。
第三段，联系现实，总结全文，提出伯夷“特立独行”精神对后世的影响。“今世之所谓士者”则是与伯夷完全不同，普通人赞美他，就自以为了不起；毁坏他，就以为自己不行，而伯夷、叔齐却与众不同，敢于“非圣人而自是”，而“圣人乃万世之标准”，并不因伯夷的反对，就丢掉其“圣”。在作者眼里，伯夷最可贵之处就在于“非圣人而自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圣人乃万世之标准”，这句话是为了表明作者对圣人的崇敬，可见作者并不否定周武王伐纣之伟业。
这篇文章在写作上主要是采用前呼后应，对比、递进的方法。篇首揭露“士之特立独行”，篇末仍以“特立独行”结束。第二段有“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后面则有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与之呼应。第三段写殷、周交替之际，殷纣王的庶兄微子，抱着祭祀祖先的用具，到武王军前投诚，武王伐纣，未尝闻有非之者，跟伯夷、叔齐“乃独以为不可”，宁愿饿死，也不吃周粟对比，以强调伯夷、叔齐“特立独行”、“不顾人之是非”。从不顾人之是非，说到不顾一家、一国、一州、天下之人是非，再说到不顾天地万世之对错，逐层推进，从而突出伯夷、叔齐的特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