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黄帝做梦，游历华胥国。）那个国家没有君主和官长，一切只是听其自然。那里的百姓没有嗜好和欲望，一切顺其自然罢了。他们不懂得以生存为快乐，也不懂得厌恶死亡，因而没有夭折与短命的人；不懂得偏爱自身，也不懂得疏远外物，因而没有喜爱和憎恶的东西；不懂得反对与叛逆，也不懂得赞成与顺从，因而没有有利与有害的事情。一切都不去贪恋顾惜，一切都不去畏惧忌讳。他们到水中不会淹没，到火里不会烧伤。刀砍鞭打没有伤痛，指甲抓搔也不觉酸痒。乘云升空就像脚踏实地，睡在虚无里就好像躺在床上。云雾不能遮挡他们的视线，雷霆不能捣乱他们的听觉，美丑不能迷惑他们的心志，山谷不能阻挡他们的脚步，一切都凭精神运行而已。
注释
华胥国：又称华胥古国。
华胥古国是中国传说时代的氏族部落，距今约8000—5000年。
相传隧人氏时代，有一位妙龄少女名华胥，居住在弱山南麓的蓝田县境内。
一日，发现一行巨形脚印，踏之，便有了身孕，在成纪生下伏羲、女娲。
帅长：首领。
嗜欲：嗜好与欲望。
乐生：以生为乐。
恶死：厌恶死亡。
夭殇：夭折。
向顺：顺遂，顺从。
斫：用刀、斧等砍。
挞：用鞭棍等打人。
指擿：用手指抓搔。
硋：古同“碍”，遮蔽。
踬：被东西绊倒。
《大雅·民劳》一诗，朱熹《诗集传》以为“乃同列相戒之词耳，未必专为刺王而发”。严粲《诗缉》也说：“旧说以此诗‘戎虽小子’及《板》诗‘小子’皆指王。小子，非君臣之辞，今不从。二诗皆戒责同僚，故称小子耳。”朱熹等宋代经学家每不从汉儒之说，自立新义，时有创见，但涉及君臣关系问题，却反而比汉儒保守。其实，正如范处义《诗补传》所说：“古者君臣相尔女（汝），本示亲爱。小子，则年少之通称。故周之《颂》《诗》《诰》《命》，皆屡称‘小子’，不以为嫌。是诗及《板》《抑》以厉王为‘小子’，意其及位不久，年尚少，已昏乱如此。故《抑》又谓‘未知臧否’，则其年少可知矣。穆公谓王虽小子，而用事甚广，不可忽也。”朱、严之说实不足为训。
此篇共五章，每章十句，均为标准的四言句，句式整齐，结构谨严。各章互相比较一下，可以发现，第一句皆同，第二句仅末字互相不同，第三句除第三章外余四章皆同，第四句皆不同，第五句皆同，第六句后两字不同，第七句皆同，第八句、第九句皆不同，第十句除第四章、第五章外余三章第一字均为“以”。这样的句式结构，具有明显的重章叠句趋势，本是《国风》中常见的一种基本格式，但在《大雅》中居然也有板有眼地出现，确实令人有些奇怪。不过说怪也没什么好怪，《大雅》虽以赋为主，但它与《国风）在艺术手法上还是有一定联系的，《大雅·凫鹥》《大雅·泂酌》两篇也是复沓式结构。只是《大雅·民劳》一诗篇幅要长得多，五章反覆申说，意味尤为深长，令人咀嚼不尽。
诗一开头，就说人民已经很劳苦了，庶几可以稍稍休息了。接着“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是说要以京畿为重，抚爱国中百姓，使四境得以安定；“无纵诡随，以谨无良”，是说不要受那些奸狡诡诈之徒的欺骗，听信他们的坏话。第二、三、四、五章的“以为民逑”“以绥四国”“俾民忧泄”“国无有残”与“以谨惛怓”“以谨罔极”“以谨丑厉”“以谨缱绻”，也是围绕恤民、保京、防奸、止乱几个方面不惜重言之。至于为什么每章都有“无纵诡随”一句放在“式遏寇虐”一句前面，严粲、钟惺都做过解释。其实，抨击小人蒙蔽君主而作恶，无非是刺国王不明无能的一个障眼法。不便直斥君主，便拿君主周围的小人开刀，自古皆然。确实，有了昏君小人才能作大恶，“极小人之情状”是给周厉王一个镜子让他照照自己。
《国风·召南·小星》是西周现实主义诗集《诗经》里的一首。为先秦时代的民歌，体现了当时社会环境下的役夫之悲。全诗二章，每章五句，每章的前两句主要是写景，但景中有情；后三句主要是言情，但情中也复叙事，所谓情景交融说的就是这个。
第一章之前两句云：“嚖彼小星，三五在东。”姚际恒所谓：“山川原隰之间，仰头见星，东西历历可指，所谓戴星而行也。”
征人奔走，为赶行程，凌晨上道。忽见小星，三五在天，睡眼惺忪，初亦不知其星何名也。言在东者，东字与公、同趁韵，不必定指东方。第二章云：“嚖彼小星，维参与昴。”征人睡梦才醒，故初见晨星，不知何名。继而察以时日，然后知其为参星与昴星。第一章只言小星，三五在东，不言星名；第二章既说小星，又说乃参乃柳，这就是诗分章次的道理。诗虽写景，而情亦隐见其中。
诗之每章后三句主要言情者，第一章云：“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夙夜”旧释“早夜”，“日未出，夜未尽，曰早夜”。夙夜或早夜都不是两字平列，而是上字形容下字的偏正结构。征人天不明即行，可见其不暇启处，忙于王事。《北山》诗云：“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可见同为“王臣”，同为“职司”，工作并不相等，遭遇并不相同。第二章后三句云：“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寔命不犹。”改第一章的“夙夜在公”为“抱衾与裯”。又改“同”为“犹”。改“同”为“犹”者换字叶韵。改言“抱衾与裯”者，则由于上章之“夙夜在公”，凌晨上道，弃室家之好，“抛衾与裯”也。“夙夜在公”是“抛衾与裯”之因，“抛衾与裯”是“夙夜在公”之果。文心极细，章序分明。征人之“不已于行”，较之“息偃在床”者，是“寔命不犹”。写役夫之悲，真是词情并茂。
这是杜甫反映现实情况最早的诗歌；开头叙暴雨成灾，郡国嗷嗷，堤防之患，主事所忧；接着描写想象中山东、河北洪水汹涌情状，也是河南一带惨重灾情的真实反映；最后戏为大言以宽慰其弟。全诗铺写灾情的严重，表达了治服水患的理想，夹杂了个人遭遇的阴郁苍凉的情绪。相较于杜甫成熟时期的作品，此诗在情感表达上还显得空泛。
杜甫写这首诗时虽然也尝到了考进土落第的痛苦，但他的经济生活还是比较优裕的，用他自已的话来说是“放荡齐越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正是这种裘马清狂的快意生活，使他脱离了人民，因而他对人民疾苦的体验就不如日后那么深切。《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这首诗便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诗中诚然对黄河水灾作了较为形象生动的描绘，但应当指出，这种描绘只是客观地再现了水势之大以及人民房屋被淹、庄稼受灾等表面现象，面没有深入展示灾民的具体苦难，特别是看不出诗人关怀灾民的强烈感情色彩。后面四句，诗人只是用制平息水患这种神语传说来勉励弟弟，显得空泛无力，看不出有何对人民同情之处：即便说这是同情的话，那么，这种同情是很不强烈的。只要比较一下十三年之后，也就是天宝十三年秋（754年），长安霖雨为灾，杜甫写的《秋雨叹》这一组诗，问题便很清楚。《秋雨叹》共有三首，其中第一首是写人民苦难的：“禾头生耳素穂黑，农夫田父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绸，相许宁论两相值。”前面两句是说庄稼受到涝灾，但农夫田父没有消息，生死存亡，无人过问，这是因为当时奸相杨国忠报喜不报优，在唐玄宗面前隐瞒灾情。房琯反映了所在地的灾情，结果遭受打击，所以史载“天下无敢言灾者”，上面这两句诗，便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反映。后两句则写城市贫民的情况。据史载，“秋霖雨，物价暴贵，人多乏食，令出太仓米一百万石，开十场，以济民。”诗人揭露官吏们利用所谓“贼”乘机剥削人民，进行不等价交换，斗米换衾绸。人民出于无奈，只要官员“相许得粮借以活命，根本不考虑衾绸和斗米是否“相值”了，杜甫这几句诗，不仅具体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而且揭露了造成人民苦难的因素，除了天灾之外，还有人祸一一政治黑暗腐败，官府更趁火打劫，盘剥人民，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相比，《秋雨叹》这首诗对人民的同情就更加鲜明了。
再看杜甫同时写的另一首诗《九日寄岑参》，这首诗开头写到诗人为雨所阻，不能外出访问岑参，对他表示怀念。接着便写到霖雨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数，安得诛云师，时能补天漏！”将这四句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结尾四句相比，前者的感情是强烈的，而后者是空泛的。这除了前面提到过的生活地位的不同，接近人民还是脱离人民等原因外，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即对描写对象是否具有生活实。杜甫写《临邑舍弟书至苦雨》是在东都洛阳，他并未目睹临色黄河水灾惨状，更没有直接受到水灾的痛苦，缺乏生活实感.所以体现在《临邑舍弟书至苦雨》这首诗中的感情显得空泛。
上述情况说明，即使是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也有一个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他早期的诗作还带有过渡性和不成熟性。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不能和困守长安十年这一时期的诗作相比，特别是不能和日后离开朝庭走向人民时的诗作，如“三吏”“三别”等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