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仗忠信，尽室任风波。
舟楫颠危甚，蛟鼋出没多。
斜阳幸无事，沽酒听渔歌。
平生仗忠信，尽室任风波。
舟楫颠危甚，蛟鼋出没多。
斜阳幸无事，沽酒听渔歌。
温庭筠的八首《杨柳枝》描写的都是宫苑边的杨柳。这一首写的是春柳杏花之中，行人所触发的伤别之情。
前两句明写柳，而由柳触发起的别情却隐含其中。“南内墙东御路旁”一句，暗切杨柳。“须知春色柳丝黄”一句，明写柳色，柳丝嫩黄，置于绿的春色中，愈显娇美动人。此句似从李白诗句“春从柳上归”和“柳色黄金嫩”化出，为后两句张本。
后两句以报春的杏花之有情相衬，写行人仍然对柳最伤情，将别情点破。“杏花未肯无情思”，用杏花与柳枝对比，推进一层，说明杏花亦能含情。“何事行人最断肠”一句是写行人在杏花柳色之中，而最引人伤别的，还是柳枝，这就把柳色春思更推进了一层。最后一句用疑问语气，又未直接写柳，但因柳寓含情感，柳的艺术魁力，已在其中。
以往写离情的诗词通常借柳起兴，或见柳生情，而此词写行人离情虽然也是因柳而起，但中间以杏花相衬，于比较中将柳之牵动人情写深了一层。如此构思颇有新意，更耐寻味，堪称精妙。
本篇写女子伤春，寄托她的身世之感。
“蛾蕊颦深，翠茵蹴浅，暗省韶光迟暮”——花，深深地皱着蛾眉，如茵的绿草也因人的践踏而变短。蛾，蛾眉。蕊，指花。浅，短。“颦深”，从形方面写出花残，从神方面写出花怨。“蹴浅”，谓草经过无数游春者的践踏，已狼藉枯萎。首二句描绘出一幅暮春景色，并暗点“怨”字，笼罩全篇。两句带出第三句，写抒情主人公由眼前残春之景而引起对“韶光迟暮”、青春易逝的“暗省”和感喟。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因此，从诗词作品所描写之“物”中的感情色彩，亦可知作者或抒情主人公的心态。“颦深”虽写的是花，却表现抒情主人公的哀伤与愁怨。是的，百花凋残，“乱红”处处，已能令自感“迟暮”的女子触忤愁肠，何况她又是一个“情种” ?“断无”二句，由上文“迟暮” 生发，进一步从正面写出她由暮春之景而引起的哀伤。“断无”句以双重否定，再加一个“断”字，写出“痴”之必然。“替消魂”二句，由“痴”字带出，既是伤春，亦是伤己。下面承“乱红”写出落花飘零之“苦”：“飘零信苦。只逐水、沾泥太误。”信，实在。“逐水沾泥”，这就是落花的命运! 春花娇美，命运如斯，显然是“太误”了。三句伤花，隐含着伤春女子的身世之叹。“送春归，费粉娥心眼，低徊香土” ——她盘桓于沾满落花的土地上，送别春归，百感交侵。粉娥，谓靓妆美女。“费”字，突出“送春归”的万千思绪。“低徊”从行为写其盘桓沉思之状。
上片伤春中隐含伤己之情，下片伤己之情由隐而明，刻画伤春女子的复杂心理，突出一个“怨”字。
过片一句，上承“低徊”，下启全片。她“随步”于落红狼藉的园中“香土”，“着意怜花，又怕花欲妒”——一“怜”、一“怕”，表现受过创伤的女子的复杂心态。但是，她还是要“怜花”的，不仅因为落花之可怜，还因为落花有与自己相似的“逐水沾泥”的“飘零”命运。“莫辞身化作微云，傍落英，已歌犹驻”——她停下来，为落花唱着伤悼之歌; 她愿化作“微云”，傍着那遍地狼藉的落花。以下由怜花而伤己：“哀筝似诉。最肠断、红楼前度”——前次在楼上跟爱人作别之时，她愁肠欲断; 她弹着筝，哀声阵阵，如泣如诉……“恋寒枝昨梦、惊残怨宇”——如今，她独守寂寞的空楼，一如鸟之寒枝独栖。昨晚梦中惊醒之时，她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哀怨。“哀筝” 以下，由花及己，终于写出被遗弃的哀怨。至此，读者不难窥知词中 “迟暮”、“消魂”、“信苦” 、“太误”、“欲妒”的真实含义。
要之，上片伤春，意在言外; 下片怜花伤己，意见言内; 最后以“怨”字为结穴，点明题旨。全词句句相联，连绵不断，正好表达抒情主人公缠绵悱恻之情。本篇所写，虽是传统之题材，但凄凉怨断，宛曲渊微，在同类作品中别具特色。
精卫衔木石以填东海的故事，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经常吟咏的内容。这则故事之所以成为一个熟典，就在于精卫鸟的形象代表了人间的一种可贵而又可悲的精神。将精卫和愚公作一个比较的话，二者事有相类之处，但它们所体现的精神特质却是迥然不同。精卫体小，所衔木微，而东海无涯，无有平期。然而“我心无终时”，填海的精神令人悲怆，令人崇敬。这种精神，对于作者这样在亡国之后永葆节操的民族志士来说，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此诗中诗人把自己比喻为精卫鸟，决心以精卫鸟填海的精神，实现自己抗清复明和编写巨著的大业。充分表达了他坚持气节，不向清王朝屈服的决心。同时，在此诗中诗人也渗透了区区一人的身单势孤，当然，也有对那些为了一己利益“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的不满和无奈。
此诗以问答的形式成篇，自然地形成了三个层次。“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万事有不平”句的问话是代表了社会上许多人的心态。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慕于懦弱的一种自欺，明明承认万事不平，又觉得已回天无力，于是主张放弃反抗，停止斗争。这种人还往往自命通达，很容易发展为与世俯仰，随波逐流，丧失节操。作者则借精卫之口以明志：“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这是对精卫精神的讴歌，又是作者心灵的直接宣泄。在当时，明王朝大势早去，复国无望，这一点作者心里自然是清楚的，所以他自比精卫，誓死不向清朝统治者屈节，决心坚持“衔木”，直至终古胜利仪是奋斗者的愿望，虽然不绝对能实现，但舍身的抗争却誓不停止，永远是战士的精神脊柱，那就是可歌可泣的正义之志。作者的宣誓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也正是作者内心的剖白。“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借对话者的口吻，道出了一个可耻的现实：原来的一些明朝士人，在亡国之后，初隐而后仕，自营巢窠，卖志求荣，丧失了民族的气节。他们不过是一群为作者所不齿的燕鹊之类的“众鸟”，在精卫的面前却显得非常的卑鄙无耻了。
此诗对精卫的形象作了富于独创性的再塑造、在诗的中间作者让精卫自己反复鸣唱，使其光辉的精神特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而这种民族精神的瑰宝之所以光芒闪耀，异彩夺目，是作者将它置身于“燕雀”的衬托之上，所获得的神效。美与丑相激共振，精卫与燕雀同处于一个画面之中，各行其是，顿时黑白昭然，圣沽与龌龊的互相比较，所产生的褒贬效果分外强烈。
另外，此诗采用对话的形式行文运笔，使诗的语言简洁明快，质朴自然，尽弃雕饰。从而使通篇不枝不蔓，精工细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总之，无论是诗中所弘扬的正义之气，还是诗歌所达到的艺术造诣，都能够强烈地感染读者，具有不可磨灭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