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二月二十七日，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司马光怀着惶恐的心情再拜于介甫参政谏议阁下：我平时没有事情要办，不敢进入中书省、枢密院的大门，因此很长时间没有谒见。春天气候温暖，想来处理机要的政务尚有宽余，恭候万福。孔子说：“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损的朋友也有三种。”我没有才能，够不上委屈您当作朋友，但从接交以来的十多年里，多次在同一部门共事，也不能说没有一日的交往。虽然自己有愧于闻见不广，但说到正直、诚实二事，则是不敢不勉力去做的；至于谄媚奉承，当面恭维背后毁谤，或夸夸其谈地对待朋友，更是我本来不敢作的了。孔子说：“君子能够做到意见一致，却不肯盲从附和；小人只是盲从附和.却不能做到意见一致。”君子(处世待人)的道理，或者出外行事，或者安居静处，或者发表议论，或者保持沉默，这怎么可以盲从附和呢？，但他们的志向都是想树立事业，实行政治主张，辅助社会，养育黎民百姓，这是他们一致的地方。
从前，跟您议论起朝廷的政事，意见屡有不合，对此，不知道您已经察觉到了或是没有察觉到，然而对于我来说，对您的向往、敬慕之心始终没有改变。私下观察您独享天下的大名已经有三十多年，才能出众，学识丰富，难于起用，易于引退，远近的士人，认识的或不认识的，都说介甫不起用便罢了，一起用就会立即求得天下太平，黎民百姓都会受到他的恩泽。天子因此起用您于不可起之中，任用您参与国家大政，岂不是把希望寄托在众人所厚望的您身上吗？到现在您执政才一周年，在朝廷的及来自各个地方的士大夫，没有一个不责备您，就象是从一个人的嘴里说出来的；下至平民百姓、小吏差役，也都切切私语，埋怨叹息，所有的人都把罪责推给您，不知道您可曾听到过这些议论并且知道是什么原因吧？我私下认为您的门下之士，正在天天称誉您的盛德，赞颂您的功业，没有一个人敢把这些情况通报给您。而不是您的门下之士就都说：“他正受到君王的信任而专断朝政，不要触犯他而自取其祸，不如坐着等待，不出二三年，他将自己遭到失败。”象这样的人不仅是不忠于您，也是不忠于朝廷的。如果您真的坚信变法主张，推广实行，等到二三年之后，则朝廷所受的祸害已经很深重了，怎么能够挽救呢？象我就跟门下之士和非门下之士的态度不同，有愧作为你的朋友中的一员，不敢只求目前免于您的谴责、愤怒，而不向您一一陈述自己的恳诚。
当今天下十分厌恶您的人，他们对您毁谤、污蔑，所有的坏话都用上了。我个人认为这样做是不恰当的，您本来是大贤人，您的失误在于用心过了头、自信心太强罢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古来圣贤的治国之道，不过是使众官都能胜任所担任的职务，委派任务而责令其取得成功；他们的养民之法，不过是减轻租税，减少赋税，赦免逃避债务的人。您认为这些都是迂腐儒生的老生常谈，不值得去做，而一心想做古人所不曾做过的事情。于是，财利方面的事不再委派盐铁、户部、度支三司经管而改由中书省、枢密院长官兼领，又建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集擅长文章之士及通晓财利之人，让他们去大讲功利。孔子说：“君子懂得的是义，小人懂得的是利。”樊须请求学种庄稼，孔子还鄙薄他，认为他不知道礼、义、信，何况现在讲的是商人的微末之利呢？假使他们真的是君子，就本来不应该讲利；假使他们真的是小人，则本来要刮尽人民的财富，(这样)，要满足皇上、朝廷在财政上的需要，又怎么能从愿呢？因此知道三司条例司这一官署，是不当设置而设置了，又在官署中不按正常作法用人，有的人往往一下子得到好的官职，于是讲利的人都捋袖出臂，张目环顾，自夸自卖，争着进用，各自斗智斗巧，以改变祖宗旧有的法度，大概其利不能弥补其害，所得不能抵偿所失，只不过是另出一番新意，用来为自己求取功名罢了，但它的危害已经够严重了。又委任常平仓、广惠仓的特派员四十多人，使他们在各个地方推行新法。起初是发放青苗钱，接着想使每户出免役钱，后来又想再制订出农田水利法而加以推行。所委派的人虽然都是选择才能出众之士，但其中也有侵犯州、县官的职权、扰乱百姓使他们不得安宁的轻浮狂躁之徒。于是，士大夫不服气，农人、商人丧失了他们的产业，谤议纷纷，象沸腾的开水在翻滚，怨恨、嗟叹之声充满了道路，寻求其根本原因，都是由于推行新法之故。《尚书》说：“民心不平静，还要考虑那些发动叛乱的人，有的就出在王宫里面和邦君的家里。”伊伊担任阿衡的官职，只要有一人不能得到安适的处所，他就象是自己把这个人推下了山沟里。孔子说：“君子要求的是自己。”您也当自己想想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哪里，不可单单归罪于天下的人。说到侵夺原有官吏的职权，只能把政治秩序搞乱，您反而以为是治国良法而首先实施；放款收利息，这是鄙陋的事情，您反而作为王道善政而尽力推行；劳役自古都由平民负担，您反而打算征收免役钱，而由官府雇人代为服役。这三项措施，普通的人都知道不适合，而您独自以为可行；并不是您的见识比不上普通的人，而是特意想要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以致忽略了普通人所知道的常识。正大而恰当的治国之道，可以施行于天地之间，人们都片刻不能离开它，所以孔子说：“道之所以不能实行的原因，我知道了：明智的人实行得超过它的限度；愚蠢的人却够不上标准。道之所以不能被人们认识的原因，我知道了：有德行的人要求过高，没有德行的人又要求太低。”您的智慧与德行都超过了一般人，等到其失误的时候，竟然跟愚者、不贤者的“不及”行为相等，这就是我所说的用心过了头。
自古以来作为人臣中的圣者，没有谁超过周公和孔子的，即使周公、孔子也不是没有过错，不是没有教师。您虽然称得上是大贤，比起周公、孔子来就有差距了，现在居然自以为：我的见解，天下的人没有谁赶得上，人们的议论跟我相合就赞许，与我不合就讨厌，这样一来，正直的人怎么能进用，谄媚的人怎么能疏远？正直的人一天天疏远，谄媚的人一天天亲近，而希望一切事情处理得当，美好的名声能够传播四面远方，太难了！听从忠谏采纳善言，不独是人君的美德，对于人臣来说也是这样。从前郑国人在乡校里游玩聚会，以便议论执政者的得失。有人劝告子产毁了乡校，子产说：“郑国人认为好的，我就推行它；他们所讨厌的，我就改掉它，这是我的老师，为什么要毁掉它？”送子冯作楚国的令尹，受到薳子宠信的有八个人，都没有俸禄而马匹很多。申叔豫用子南、观起的事警告他，薳子害怕，辞退了这八个人。从此楚王才对他放了心。赵简子有个家臣叫周舍，喜欢直言进谏，按日有记录；按月有成绩，按年有效果。周舍死后，简子当朝处理国事时，常常叹息说：“千只羊的皮子不如一只狐狸腋下的皮毛，众大夫上朝，只听到一片唯唯诺诺之声，再也听不到周舍谔谔争辩的诤言，我因此而深感忧虑。”子路，别人把他的错误指点给他，他便高兴。郝文终侯辅佐汉朝，有书写过错的史实。诸葛孔明辅助蜀主，向下面的群官发布的训示中写道：“不同的意见经过反复的商议而得出中肯的结论，这正象抛弃破的草鞋而获得珠玉一样。但是人们很不容易做到尽所欲言，只有董幼宰参与管事的七年中，事情有不尽妥善时，他可以反复商酌达十次以上。孔明曾经亲自校理文书簿册，主簿杨颙向他进谏道：“治事本有体制，上下级之间不能互相侵权，请允许我以治家为喻，向明公说明这一道理。现在有人使奴仆执掌耕稼，婢女主管炊事，鸡管报晓，狗管吠盗，其结果，各自分管的事情都没有荒废，对各事的要求都一一得到满足；忽然一天他想到依靠自己亲身来完成各项工作，不再向下分派任务，这样一来，弄得他精疲力尽，终于一事无成，难道是他的才智不如奴婢鸡狗吗？是他不懂得管理家务的方法。”(对于杨颙的忠谏)，孔明深表感谢。后来杨颙逝世，孔明为他流泪三日。吕定公有个亲近的人叫徐原，有才能和志气，定公推荐、提拔他作了侍御史，徐原秉性忠诚而刚烈，喜欢直言，定公每有所得和昕失之处，徐原总是直言规劝并且大胆争辩，又公开地进行议论。有人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定公，定公叹息说：“这正是我看重德渊的地方。”到徐原死的时候，定公哭泣极其哀痛，说：“德渊，是我有益的朋友，而今不幸，我还能从什么地方听到自己的过失呢？”这几位君子，所以能够功成名就，都是由于喜欢听取直言极谏，不忌讳自己过失的原故。至于其他骄慢、高傲、私心自用的人，听不进忠一言直谏而失败的，那就无法计算了。您对前代的事情了解很多，本来不等我来说就都知道的。孔子认为：“有一个字而可以终身奉行，那大概是‘恕’字吧！”《诗经》说：“砍斧柄呀砍斧柄，准则就在你面前。”这是说用其所愿望于上级的来对待下级，用其所愿望于下级的来侍奉上级，取法不必远求。您素来刚正耿直，每在人君前议论政事，如同朋友争辩于私人的内室，从不稍稍收敛盛气凌人的态度，看待斧钺鼎镬就象是不存在一样。至于宾客、僚属进见议事，就只有揣摩您的意图，迎合您的心意，曲意听从您的话而毫不迟疑的，您就亲切地以礼相待；有的人见解小有不同，稍微提到新法不合适之处，您总是勃然发怒，或者谩骂加以污辱，或者奏明皇上而逐出朝廷，并不等待他们把话说完。英明的主上对您是如此宽容，而您拒纳谏言竟是这个样子，这恐怕够不上“恕”道吧？从前王子雍侍奉皇上很正直，却喜欢下面的人献媚奉承自己，不幸的是，您的行为不是也跟王子雍类似吗？这就是我所说的自信心太过。
我从前跟从您交游，(深知)您对于各种书籍无不阅读，而特别喜欢孟子与老子的学说，现在既得君主的信任，又得宰相的职位，有机会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自然应当首先推行您认为是好的，必然不会首先推行行您认为不好的。孟子说：“只要讲仁义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说到利益？”又说：“作为百姓的父母官，却使百姓辛辛苦苦，整年劳动，还养不活自己的父母，还得借贷来凑足粮税，这在哪一点上象做人民父母的样子呢？”当前您执掌朝政，首先建立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的事，又委派薛向在江、淮一带推行均输法，想要全部剥夺商贾原有的利益；又分派官员出使各地发放青苗钱而征收其利息，致使人人感到忧愁、痛苦，父子不能相见，兄弟妻子流离失散，这难道符合孟子的意愿吗？老子说：“天下是个神圣的东西，不能按哪个人的意志去摆布它，强行按自己的主观意志去治它必定会失败，抓住不放反而会失掉它。”又说：“我只管无所作为，人民会自自然然地服从教化；我保持清静的态度，人民自己会在正道上生活；我只管无所事事，人民会自己作到富足；我没有任何欲望，人民自然会变得淳朴。”又说：“治理大国，就象是煎烹小鱼一样。”现今您治理国家，完全改变祖宗的旧法，该先的放在后面，该上的放在下面，该右的放在左面，已成的毁坏之，已废的取用之，整天忙忙碌碌，尽心竭力，夜以继日不得休息，使上自朝廷、下到田野、内起京都、外至四海，士人、官吏、兵卒、农夫、工匠、商贾、僧徒、道士，没有一人能够因袭故典、固守常法、纷繁混乱，无人可以安居，这难道符合老氏的意愿吗？您束发读书，白头执政，为什么要全部丢掉自己学到的东西而去听从当今浅薄之徒的坏主意呢？古时候国家有大事常常同执政大臣商议，同平民百姓商议。成王告戒君陈说：“(治理国家)，有的该废置，有的该兴办，财政的支出收入，都应该考虑众人的意见，官吏、平民的议论相同了，才公布实施。”《诗经》说：“古时贤人说过，有了疑难问题，应该找拾柴的小民商量。”孔子说：“执政官听取下面的话，下面的人就遵行他的措施；执政官不听取下面的话，下面的人就不遵行他的措施。”从古以来建立功业的事，没有一意孤行、违反众议而能成功的。假使《诗经》、《尚书》、孔子的话都不能相信就不用说了，如果还可以相信，怎么能完全抛弃而不顾呢？现今仅仅相信几个人的话，而抛弃古代圣人的道理，违背天下人的心愿，准备依靠它来治理好国家，不是很困难吗？
近来，藩镇大臣中有说青苗钱不适宜的，天子拿出他的奏议，让执政大臣观看，您突然怒气冲冲很不高兴，托病躺在家里。我奉旨起草答诏，见到士子、庶民是这样惶惶不安，而您却想辞职离开朝廷，这恐怕不符合英明主上提拔您而委以重任的本意，因此我在批答中直叙其事，用大义来责备您，本意是想促使您尽快出来治事，革除新法中不利于人民的措施，从而造福于天下。答诏的言辞虽然质直拙朴，但是没有一个字不符合实际的情况。私下听说您对我的用意不能鉴察，大加责备，并且上书为自己辩解，以致逼使天子亲作手诏谦词致歉，又使吕学士一次又一次地表明挽留之意，然后才出来办理公务。出来办事的确是对的，但应当立即修改过去错误的法令，使士子、庶民得到安慰，以报答天子的大德。您现在不是这样，而是心情更加忿怒，推行新法越发急迫。李正言说青苗钱不适宜，您就反过来责问他，要他分别说出批评新政的官吏姓名。吕司封传言祥符县知县没有散放青苗钱，您就上书弹劾，请求审问。观察您的用意，一定是想努力奋战天下的人，跟他们分个胜败，而不再考虑道理的是非，人民的忧乐，国家的安危，(对您的这种做法)，我私下认为是不可取的。我近来承蒙圣上恩德错听，准备委任为枢密副使。我私下考虑身居高位的人，不可以没有功劳，受了大恩的人，不可以不进行报答，因此独敢申明去年的议论，向朝廷建议当前急切应办的事，请求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以及调回派往各地推行青苗法的提举常平、广惠仓的使者。主上心里装着您，对我的建议没有听从。我私下想主上对您十分亲近和器重，这是朝廷内外的群臣谁都比不上的，一动一静，或取或舍，皇上只相信您一人，您说声新法可罢，普天下的人都会蒙受您的恩泽；您说新法不可罢，普天下的人都会遭受您的伤害。当前人民的优乐，国家的安危，全凭您的一句话，您怎能忍心只顾自己顺意而不考虑人民的忧乐、国家的安危呢？人嘛，谁没有过错，君子的过错，如象日蚀月蚀，他有过时人人都看得见；他改过时，人人都仰望着他，这何损于日月之明？您真能向主上进一言，请求罢去条例司，调回常平仓的特派员，则国家太平的景象都会恢复其旧貌，而您改过从善的美德比起过去来越发显得光明正大了，这对于您来说有什么损失而要固执不改呢？我现在所说，正好跟您的意见相反，明明知道不合您的心意，但是我与您虽然在政治上的趋向有别，但其总的目标却是相同的，您正欲得到相位以行其治国之道，使天下的人民受其恩泽；我正欲辞去官职，以行个人之志，使天下的人民得到拯救，这就是我所说的“和而不同”的涵意。因此敢于略陈我的志愿，亲自传达给您，以尽益友的情谊，至于是采纳或者拒绝，就全在您了。
《诗经》有云：“广求良谋访贤人。”您收到我的书信，倘若蒙您不弃，希望您跟忠信之士商量其是否可行，但不可让谄媚之徒看见，因为他们必然不会承认我的话是正确的。那些阿谀奉承的人依附您，是想借助您的力量变法，作为进身的资本，一旦撤销推行新政的机构，他们就象鱼儿离开了水，这是他们拉着您不走直道的原因，您为什么要迁就这帮人的私欲而不想想国家的大计呢？孔子说：“花言巧语，一副伪善面貌，仁德就很少了。”那些忠信的人在您掌握政权的时候，或者意见跟您不合使您感到厌恶，在您失去权势之后，必然可以慢慢得到他们的帮助；阿谀奉承的人在您当权之时，的确会使您感到顺从舒适，一旦失去权势，必定有出卖您来谋取利禄的。您对此将作出怎样的选择呢？国武子喜欢直言不讳地去揭露别人的过失，终于不得好死。我常常不满意自己跟国武子相似，但始终不能改正。虽然如此，如果让有道德的人听到直截了当的批评，又什么可发愁的？适逢辞让朝廷的宠命而未获批准，而且又生膝疮不能外出，不获亲自侍候左右对面交谈，只好奉书陈述下怀，深感恐惧不安。(对于书中所言)，您是接受而听从，还是怪罪而拒绝；是责骂而加以侮辱，还是奏上皇上而加以贬逐，都没有什么不可，我等候命令就是了。言不尽意。我内心惶恐，谨再拜。
注释
介甫：王安石的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开始推行新政。次年二月二十七日，即新法推行一周年之际，司马光写了这封长信给王安石，对新法进行指责。接着，王安石有《答司马谏议书》，对此信作了答复。
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属翰林学士院，北宋翰林学士掌管制诰，参预机要。唐代始设集贤院侍讲学士、翰林侍讲学士，职在讲论文史，备君主顾问。宋代沿置翰林侍讲、侍读学士，以他官之有文学者兼任。
右谏议大夫：宋置谏院，以左右谏议大夫为谏院之长，掌规谏朝政得失、议论官吏的选拔任命。
参政：参知政事，即副宰相。
谏议：时王安石任右谏议大夫。
两府：宋时以中书省、枢密院为两府。中书主持朝政，枢密掌管军事。
不得通名于将命者：即不得谒见的意思。将命者：官署中掌管传达、通报的吏役。不直指对方，而称对方的将命者，是自谦之辞。
机政：机要的政务，多指机密的军国大事。
台候：恭候。台，书信用语，表示敬意。
万福：多福。
“然自”二句：至和元年(1054)，司马光与王安石同为群牧司判官，私交甚厚，他们的文集中尚保留有二人交游、唱合的诗文。
雅：交往。
直：正直。
谅：信义。
便辟：辟，读如僻。便辟，谄媚奉承。
善柔：当面恭维，背后非议。
道：这里指处世待人的道理。
嘿：同“默”。
立身行道：立身，树立己身，这里指建功立业。行道：实行政治主张。《孝经·开宗明义》：“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
曩：往日，昔时。
数相违戾：屡次违反、不合。
难进而易退：谓安石为人，不易起用；稍拂其意，则又易于引退。
用此：因此。即上文所说“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之意。
不可起：王安石有“馆阁之命屡下，安石辄辞不起”之事。如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任命安石同修起居注，固辞，前后上辞疏十二次。
望众人之所望于介甫：希望于介甫的，正是众人所望于介甫的。
期年：周年。神宗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至司马光写此书时，正好一周年。
间阎细民：平民百姓。闾阎，里巷的门，亦指里巷。
左右：指王安石。旧时书信中称对方，不直称其人，仅称他的左右，以示尊敬。
光则不然：作为朋友，自己既不同于“门下之士”的歌功颂德，也不同于“非门下之士”的坐观其败，要把新法之弊直陈出来。
忝：辱，谦词。表示辱没他人，自己有愧。
称其职：才能与职务相称，亦指对所任职务胜任愉快。
赋敛：赋税。敛，征收。
已逋责：赦免逃避债务的人。责，同“债”。
三司：宋初以盐铁、户部、度支为三司。司，官署、机构。
制置三司条例司：宋代行政、军政、财政分掌于中书、枢密院、三司三个机关。熙宁二年，王安石主持变法，特设制置三司条例司，由中书和枢密院长官兼领，掌管新法的制订和颁布，是进行以整理财政为中心的变法活动的总枢纽。
喻：晓，懂得。
樊须：字子迟，孔子弟子。
饫：饱食，引申为满足。
不次：没有次第。不次用人，意思是违背了选拔官吏的正常作法。
攘臂圜视：形答言利之人争夺功名的丑态。攘臂：捋起袖子，伸出胳膊。圜视：环绕而视，四处张望。
炫鬻：炫耀，夸耀。鬻，出售。这里指言利之人，自夸自卖，争着进用。
提举：原意是管理。宋代以后设立主管专门事务的职官，即以提举命名。
常平、广惠仓：粮仓名，主持赈济，兼具调节物价的机构。
青苗钱：王安石变法的措施之一。在每年的一二月和五六月，各州县政府分两次贷钱或粮食给农村住户，收获时加二分利息收回。推行此法的目的，是要使农民在耕种、收获时节不至缺乏种子和粮食。
助役钱：凡当出人为官府股徭役的人家，可以按照等第出钱雇人，以代替自己服役。原来轮流服役的人家所交纳的，叫做免役钱，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家所交纳的叫做助役钱。
农田水利：各地湖港、河汊、沟洫、堤防之类，凡与当地农业利害相关，需要兴修或疏浚的，均按照工料费用的大小，由当地住户依户等高下出资兴办；私家财力不足的，可向州县政府贷款。
陵轹州县：指侵犯州官、县官的职权。陵轹：欺压，欺凌。
迹：这里用作动词，寻求踪迹。
王宫：帝王所居之宫室，指天子。
邦君室：封国诸侯所居之处，指诸侯。
伊尹：名挚，商初的贤相，辅佐商汤伐桀，灭夏。
阿衡：官名。
内：同“纳”。这里引用孟子的话，文字上略有变动。
求：要求。
诸：“之於"二字的合音。
侵官：侵夺原有官吏的职权。设立三司条例司，权力凌驾于“三司”之上；到各地堆行新法的官员，也侵犯了州县官的权力。
皇极：这里指大而恰当的治国之道。
不肖：不贤。
周公：西周初年的政治家，姓姬，名旦。曾辅佐其兄武王灭商，武王死后辅助年幼的成王，代行政事，创立了一套统治国家的礼乐制度。
间：距离，差距。
乡校：乡里的公共场所；既是学校，也是乡人聚会议事的地方。
执政：执掌政权的人。子产时为国相，故云。
善否：善恶，好环。
子产：郑大夫，即公孙侨、公孙成子。郑贵族子国之子，名侨，字子产。春秋时杰出的政治家。
薳子冯：继子南为楚国令尹(楚国的最高官职，掌军政大权)。
王：指楚康王。观起受到令尹子南的宠信，没有增加俸禄而有能驾几十辆车子的马匹。楚国人对此十分担心。后来，楚王杀了子南和观起。当？？子冯为令尹时，也宠信八个人，“皆无禄而多马”，与子南、观起的事相似，故楚大夫申叔豫援引其事以警告他。
赵简子：名鞅，春秋末年晋国大夫。
腋：胳肢窝，此指腋下皮毛，比喻贵重。
唯唯：应答声。
鄂鄂：同“谔谔”，直言争辩貌。
教：一种文体。
蹻：同“屩”，草鞋。
人心苦不能尽：人们不易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董幼宰：即董和，三国蜀人，与诸葛亮共事。
参署：参与管事。“先主定蜀，征(董)和为掌军中郎将，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并署左将大司马府事”。
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事情不够妥当、不够完善时，董和与诸葛亮反复商讨，有的反复商量达十次之多。
杨颞：字子昭，为丞相诸葛亮主簿。作家：治家，管理家务。炊爨：烧火做饭。吕岱：字定公，三国吴大司马。德渊：徐原的字。
柯：斧柄。
则：准则，榜样。这里比喻为政不必远求，就是在你的身上也可找到。含蓄地批评了王安石“方于事上，好下佞己”的态度。
钺：大斧。
鼎：两足两耳的锅。
镬：无足的大鼎。鼎、镬可用于烹杀罪人。四种器物这里都指古代的刑具。
无如：没有的样子。
艴然：勃然，恼怒貌。
王子雍：即王肃，三国魏人。
方：方正、正直。
盻盻然：勤苦不休息之貌。
称贷：借贷。
薛向：字师正，时为江、浙、荆、淮发运使。
均输法：朝廷需要的物资，由官府尽量在价廉处或近地收购，存储备用；荒歉时作应变措施，同丰收区相调剂。既可节省购价和运费，减轻平民负担，又使国用充足，国家并具有调剂供需、平抑物价的权力。
小鲜：小鱼。烹小鱼不必破肚去肠，以免将它煮烂。比喻治国不要以烦苛的政治扰民。
矻矻：为勤奋不懈之貌。这里是形容紧张忙碌的样子。
老氏：指老子。氏是对学有专长者表示尊重的称呼。
总角：束发为两角，指儿童时期。
卿士：官名。一作“卿事”、“卿史”。商末、周初、春秋时王朝的执政官。
成王：周成王，武王之子。
君陈：臣名，周公之子。
师、虞：都是古代官名。
庶：平民。
绎：陈，公布。
询：谋。
刍荛：拾柴的人。
酌：听取，采用。
示：告诉；告知。
悼悼然：恼怒的样子。
被旨：奉旨。
批答：天子采臣下章疏之意而答，即批示。
督过：督责。
吕学士：即吕惠卿，曾为翰林学士，是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得力人物。
李正言：即李常，官右正言，知谏院。
分析：分别列举出，即是要李常分别列出批评新政的“官吏主名”。
吕司封：未详。司封是官职名，主管封爵、袭荫、褒赠等事。
祥符：在今河南开封市。
劾奏：指王安石上书弹劾吕司封。
勘：勘问，审问。
过听：错听，自谦之词。
副贰：辅佐，指副职。熙宁三年二月十二日，诏以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光固辞不受。从二月十二日到二十七日只半个月时间，他六上《辞枢密副使札子》，陈列许多理由，真正的原因是反对王安石变法，不想与王安石为伍。
去岁之论：熙宁二年十月，司马光在朝廷和王安石、吕惠卿等人辩论，批评新政，其主要论点是：“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大坏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无有，臣恐风雨之不庇也。” (《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七)。
俯从：屈己听从。俯，称对方行动的敬词，如俯允；俯念。
食：同“蚀”。
趣向：趋向。此指政治主张不同，也就是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中所说“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周：普遍、广泛。
爰：于、在。
咨：问。
谋：计谋、商量。
未赐弃掷：没有把这封信抛弃、扔掉。
罢局：撤销推行新政的机构。
龃龉：意见不合。
属：适值，正当。
恩命：即上文拜司马光为枢密副使事。
再拜：先后拜两次，表示礼节隆重。旧时书信末尾署名下常用“再拜”以表敬意。北宋初书信结尾处用“再拜”，本为对尊长的敬词，后来泛用于朋友之间。
汉武帝是西汉唯一一位有辞赋作品传世的皇帝。据《汉书·艺文志》载：“上所自造赋二篇。”颜师古注云：“武帝也。”这二篇赋中的一篇应是《汉书·外戚传》载录的《李夫人赋》，而另一篇赋则未知何指。由《汉书·艺文志》之著录，印证汉武帝的今存作品，不难发现汉武帝不仅好辞赋，而且还亲制辞赋。他的《李夫人赋》是中国文学史上悼亡赋的开山鼻祖。
赋分正文与乱辞两部分。正文主要通过幻想与追忆，抒发对亡妃李夫人的绵绵伤痛。赋的开头四句：“美连娟以修嫣兮，命樔绝而不长。饰新宫以延贮兮。泯不归乎故乡。”新宫可筑，而美好生命逝去就再也不能回来。这与“露唏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薤露》）的对生命易逝的悲痛无奈有异曲同工之妙，表明武帝在哀悼李夫人的同时，对生命的短暂进行了深沉思考。接下来的“惨郁郁其芜秽兮，隐处幽而怀伤”两句，是对李夫人身处墓中凄惨境况的想象。在此，武帝不写自己如何伤怀李夫人的早逝，而是写李夫人的亡魂在墓室中为思念自己而心伤，这种进一层的写法，想象大胆奇特，倍加抒发了武帝的无尽哀伤。而“秋气憯以凄泪兮，桂枝落而销亡”，以眼前秋景抒心中哀情，再次传达出对爱妃早逝的伤痛。在这种伤悼的心理引导下，作者想象其灵魂脱离肉体，去寻找李夫人的踪迹，见到了“函荾荴以俟风兮，芳杂袭以弥章。的容与以猗靡兮，缥飘姚虖愈庄”的李夫人。如此神奇想象，如梦似幻，足见汉武帝对李夫人思念之刻骨铭心。
接下来的“燕淫衍而抚楹兮，连流视而娥扬，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红颜而弗明。驩接狎以离别兮，宵寤梦之芒芒”，由冥冥想象，转入对往日欢乐生活的追忆；由对往日的追忆，又回到眼前似梦非梦的幻境中。在此番幻境中，李夫人的身影是“忽迁化而不反”，或“哀裴回以踌躇”。以李夫人灵魂的不忍离去来表达作者对夫人灵魂归来的强烈期盼。然人死不能复生，武帝最终在李夫人灵魂“荒忽而辞去”、“屑兮不见”的幻境中，再次回到眼前阴阳相隔的残酷现实，“思若流波，怛兮在心”，无限伤痛，如流水连绵不绝。
乱辞再次抒写了对李夫人早逝的无限悲痛，表示将不负其临终所托，体现了武帝对李夫人的一片深情。乱辞中从“弟子增欷”到“倚所恃兮”一段，描写了伤悼李夫人的凄恻场景，极其感人。这一段对李夫人兄弟和稚子伤悼李夫人的哀恸场景进行描写，极富人情味。从中不难发现汉武帝虽为一代雄主，亦有普通人真挚感情的一面。
《李夫人赋》在汉武帝时期甚至整个汉代，都是颇具特色的重要抒情赋作，其文学史意义不容忽视。
其一，《李夫人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悼亡赋，在辞赋题材方面具有开拓意义。今存武帝之前的悼亡文学，有《诗经》的《邶风·绿衣》和《唐风·葛生》，但皆以诗歌形式出现。而文学史上的第一篇悼亡赋，则非《李夫人赋》莫属。马积高认为此赋乱辞一段“写得颇亲切，为后世悼亡之作所祖”。其实，《李夫人赋》不仅仅在写作手法上“为后世悼亡之作所祖”，更在悼亡赋题材上有开拓之功。汉武帝《李夫人赋》之后，悼亡赋继作不断。如曹丕《悼天赋》、曹植《思子赋》、王粲《伤天赋》《思友赋》、曹髦《伤魂赋》、潘岳《悼亡赋》、南朝宋武帝刘裕《拟汉武帝李夫人赋》、江淹《伤爱子赋》《伤友人赋》、宋人李处权《悼亡赋》等，皆属此类。众多悼亡赋作的出现，使悼亡成了中国古代辞赋的一大重要题材。
其二，《李夫人赋》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悼亡文学提供了借鉴。一是《李夫人赋》以“桂枝落而销亡”比喻李夫人之死，这一手法为后世悼亡诗赋所因袭。如，潘岳《悼亡赋》“含芬华之芳烈，翩零落而从风”、刘裕《拟汉武帝李夫人赋》“念桂枝之秋霣，惜瑶华之春翦”、梁简文帝《伤美人诗》“香烧日有歇，花落无还时”、阴铿《和樊晋陵伤妾诗》“画梁朝日尽，芳树落花辞”、李处权《悼亡赋》“信尤物之易毁兮，审奇花之早落”，等等，这些都是以花落喻妻、妾的死亡，是对《李夫人赋》中以“桂枝落”喻李夫人死的承袭。二是《李夫人赋》以幻觉抒哀情，将心理幻境与眼前实景相结合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悼亡诗赋所继承。在《李夫人赋》之前，《邶风·绿衣》悼亡，主要通过睹物伤人，表现作者哀思；《唐风·葛生》悼亡，在睹物伤人的同时，对亡人坟茔的凄惨景象进行描写，以抒写作者“予美亡此，谁与独处”的悲伤。而《李夫人赋》悼亡，则充分利用辞赋长于铺陈的优势，展现了汉武帝伤悼李夫人时产生的种种幻境，以此表达心中的无尽感伤。在描写心理幻境的同时，《李夫人赋》还在乱辞中描写了伤悼李夫人的眼前实景，进一步写出了对亡妃的无限悲思。这虚实相间的抒情方式，使全赋在哀伤百转的同时，充满着神奇和迷幻。《李夫人赋》的这一艺术独创，为后世同类题材文学所接受。如潘岳《悼亡赋》：“神飘忽而不反，形安得而久安？袭时服于遗质，表铅华于余颜。……延尔族兮临后庭，人空室兮望灵座，帷飘飘兮灯荧荧。灯荧荧兮如故，帷飘飘兮若存，物未改兮人已化，馈生尘兮酒停樽”，想象亡妻灵魂的飘忽不返及其妆扮，并将这一心理幻境与“空室”、“人已化”的眼前实境结合起来，表达了不尽悼念之情。又如江总《奉和东宫经故妃旧殿诗》“犹忆窥窗处，还如解佩时。苔生无意早，燕入有言迟。若令归就月，照见不须疑”，李处权《悼亡赋》“悄空闺之岑寂兮，想音容于冥漠。……把怀平生之好合兮，竟缱绻而难舍。觊魂梦之可接兮，睇长松于广野。虽涸流以濡翰兮，浩予悲之莫写”，都是将眼前实景与心理幻境结合起来抒写对亡人的思念。这些，都可以看出《李夫人赋》对后世悼亡诗赋艺术手法的深远影响。
其三，《李夫人赋》是汉代抒情赋作的先导。在《李夫人赋》之前，骚体辞赋已成为汉人抒情的主要文体，但大多是在代屈原立言之际表达个人的不遇情怀。如贾谊的《吊屈原赋》《惜逝》、严忌的《哀时命》等，情感虽挚，但终隔一层。而《李夫人赋》虽为骚体，但直抒作者在李夫人死后的内心感受，这种抒情手法不仅较借代古人立言来抒情要自然亲切得多，而且开启了汉代抒情赋作的先河。这种情感的直接抒发，是对《诗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精神的继承，也是对屈骚“发愤以抒情”传统的弘扬。《李夫人赋》之后，虽代屈原立言的拟骚赋仍有继作，但抒情赋作至东汉已逐渐蔚为大观，特别是汉末魏晋的伤悼赋，基本上都是直抒胸臆的赋作，这是《李夫人赋》导夫先路的结果。
其四，《李夫人赋》为魏晋时代人生命意识的普遍觉醒开了先河。汉武帝《李夫人赋》在沉痛伤悼李夫人的同时，体现出对生命易逝的思考。这与汉武帝的世界观变化有关，据《史记·封禅书》和《汉书》之《武帝纪》《郊祀志》等记载，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得了一场大病之后，深感到生命的脆弱，从此逐渐沉迷于神仙。这种变化同样体现在他的《秋风辞》和《李夫人歌》中。在这里，对功业的孜孜以求已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对生命的思索与追问、对生命存在的珍视与爱恋。汉武帝的这类作品，与同时代出现的《战城南》、乌孙公主的《悲愁歌》等作品一道，透露出汉代文学创作的嬗变：从一味地歌功颂德、润色鸿业的主题逐步转向抒写真情、思考生命的主题。这种看似转向颓唐的文学风尚变化，实际上体现了西汉人个体生命意识的逐渐觉醒，为魏晋时代人生命意识的普遍觉醒开了先河，其意义之重大，值得后人在研究西汉文学时给予充分重视。
此诗当作于李白公元757年（唐肃宗至德二载）出寻阳（即浔阳）狱之后，流放夜郎之前。
公元755年（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举兵叛乱，李白自汴州梁园（今河南开封）南奔，寓居于寻阳。相传此时李白曾游宿松，居于南台山的南台寺，县令闾丘为之筑“读书台”和“对酌亭”，让诗人在此啸傲风月，饱吟山水，以满足他“浪迹天涯仍读书”的嗜好。闾丘也常来与李白弹琴赋诗，对酒放歌。公元757年（至德二载）九月，李白出寻阳狱后，病卧宿松，在宿松避难、养病，相传依然寓居于南台寺。当时，闾丘已致仕，隐居于宿松东郊沙塘陂，时来陪伴李白。《江南通志》载：“宿松城外沙塘陂，闾丘处士筑有别墅。李白前往作客，见环境清幽，有田园乐趣。作《赠闾丘处士》”。
这首诗，描绘出一幅充满农家乐的美丽画卷，同时也反映了诗人对自由的渴望和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好景不长，公元757年（至德二载）十二月，李白终被判罪长流，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县）。据传，李白离开宿松时，闾丘处士送行至南台山下，在一小岭为李白饯别，后人名为“饯客岭”。
南朝宋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王粲》诗和唐太宗李世民《赐萧瑀》诗中有“幽厉昔崩乱，桓灵今板荡”、“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诸句，“板荡”连用。《板》、《荡》本是《诗经·大雅》中的诗篇，在后世被屡屡连在一起用以代指政局混乱或社会动荡，这原因当然与两诗的内容有关。
《板》诗是刺周厉王无道之作，赏析另见他文，而《荡》诗也是刺厉王之作。《毛诗序》云：“《荡》，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然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三家诗无异义。朱熹《诗序辨说》云：“苏氏（苏辙）曰，《荡》之名篇以首句有‘荡荡上帝’耳。《序》说云云，非本义也。”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以为此“宋儒异说不可从”，极是。也有人怀疑此诗为武王载文王木主伐殷纣，借遵文王声讨纣罪的檄文，与《尚书》的《泰誓》、《牧誓》诸篇类似，只是有韵罢了。这也如陈子展所说“此想当然耳，实未有据”。兹从《毛诗序》之说。
诗共八章，每章八句。第一章开篇即揭出“荡”字，作为全篇的纲领。“荡荡上帝”，用的是呼告语气：败坏法度的周厉王啊！下面第三句“疾威上帝”也是呼告体，而“疾威”二字则是“荡”的具体表现，是全诗纲领的实化，以下各章就围绕着“疾威”做文章。应当注意的是，全篇八章中，惟这一章起头不用“文王曰咨”。对此，孔颖达疏解释说：“上帝者，天之别名，天无所坏，不得与‘荡荡’共文，故知上帝以托君王，言其不敢斥王，故托之于上帝也。其实称帝亦斥王。此下诸章皆言‘文王曰咨’，此独不然者，欲以‘荡荡’之言为下章总目，且见实非殷商之事，故于章首不言文王，以起发其意也。”他的意见诚然是很有说服力的。
第一章以后各章，都是假托周文王慨叹殷纣王无道之词。第二章连用四个“曾是（怎么那样）”，极有气势，谴责的力度很大。姚际恒《诗经通论》评曰：“‘曾是’字，怪之之词，如见。”可谓一语破的。孙鑛则对这四句的体式特别有所会心，说：“明是‘彊御在位，掊克在服’，乃分作四句，各唤以‘曾是’字，以肆其态。然四句两意双叠，固是一种调法。”（陈子展《诗经直解》引）他的细致分析，虽是评点八股文的手段，却也很有眼光。第三章在第二章明斥纣王暗责厉王重用贪暴之臣后，指出这样做的恶果必然是贤良遭摒，祸乱横生。第四章剌王刚愎自用，恣意妄为，内无美德，外无良臣，必将招致国之大难。“不明尔德”、“尔德不明”，颠倒其词反覆诉说，“无……无”句式的两次重叠，都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使语势更为沉重，《大雅》语言的艺术性往往就在这样的体式中反映出来。第五章刺王纵酒败德。史载商纣王作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周初鉴于商纣好酒淫乐造成的危害，曾下过禁酒令，这就是《尚书》中的《酒诰》。然而，前车之覆，后车不鉴，厉王根本没有接受历史教训，作者对此怎能不痛心疾首。“俾昼作夜”一句，慨乎言之，令人想起唐李白《乌栖曲》“东方渐高（皜）奈乐何”讽刺宫廷宴饮狂欢的名句。第六章痛陈前面所说纣王各种败德乱政的行为导致国内形势一片混乱，借古喻今，指出对厉王的怨怒已向外蔓延至荒远之国。从章法上说，它既上接第四、五章，又承应第三章，说明祸患由国内而及国外，局面已是十分危险紧急了。第七章作者对殷纣王的错误再从另一面申说，以作总结。前面借指斥殷纣王告诫厉王不该重用恶人、小人，这儿责备他不用“旧”，这个“旧”应该既指旧章程也指善于把握旧章程的老臣，所以“殷不用旧”与第四章的“无背无侧”、“无陪无卿”是一脉相承的。而“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型）”，是说王既不能重用熟悉旧章程的“老成人”，那就该自己好好掌握这行之有效的先王之道，但他自己的德行又不足以使他做到这一点，因此国家“大命以倾”的灾难必然降临，这也是与第四章“不明尔德”、“尔德不明”一脉相承的。作者这种借殷商之亡而发出的警告决不是危言耸听，没过多久，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厉王被赶出镐京，过了十三年，他在彘地凄凉死去。厉王在那时要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最后一章，借谚语“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告戒历王应当亡羊补牢，不要大祸临头还瞢腾不觉。这在旁人看来自然是很有说服力的，可惜厉王却不会听取。诗的末两句“殷鉴不远，在夏后（王）之世”，出于《尚书·召诰》：“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实际上也就是：“周鉴不远，在殷后（王）之世。”国家覆亡的教训并不远，对于商来说，是夏桀，对于周来说，就是殷纣，两句语重心长寓意深刻，有如晨钟暮鼓，可以振聋发聩。只是厉王根本不把这当一回事。或许他也明白这道理，但却绝不会感觉到自己所作所为实与殷纣、夏桀无异。知行背离，这大约也是历史的悲剧不断重演的一个原因。
清钱澄之《田间诗学》云：“托为文王叹纣之词。言出于祖先，虽不肖子孙不敢以为非也；过指夫前代，虽至暴之主不得以为谤也。其斯为言之无罪，而听之足以戒乎？”陆奎勋《陆堂诗学》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初无一语显斥厉王，结撰之奇，在《雅》诗亦不多觏。”魏源《诗序集义》云：“幽（王）厉（王）之恶莫大于用小人。幽王所用皆佞幸，柔恶之人；厉王所用皆彊御掊克，刚恶之人。四章‘炰烋”、‘敛怨’，刺荣公（厉王宠信的臣子）专利于内，‘掊克”之臣也；六章‘内奰外覃’，刺虢公长父（也是厉王宠信的臣子）主兵于外，‘彊御’之臣也。厉恶类纣，故屡托殷商以陈刺。”诸人的分析当可以使读者对作者遭时之乱、处境之危、构思之巧、结撰之奇加深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