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联记事，写诗人在征途上不知道走了多久、多远；颔联写景，天寒风浪，突出了旅途上的艰辛；颈联开始抒发无时不在的思乡之情；尾联写行舟途中得鲤鱼后所引发的思念之情。全诗蕴籍含蓄，意在言外，颇堪玩味。
一二句记事。“一挂吴帆”是说自水路前去吴地，“不计程”是无法计算路程，极言自乡至吴水路的遥远；下句承接上句，从船只多次的停泊与开行再写行舟之久。两个“几回”，见水路行程的单调与乏味，又与上句“不计程”相照应。虽不言“忆”，而“忆”意隐含其中。
三四句写景，这是一联工整的对偶句。上句写天空，下句写江面。江南秋色本是迷人，更何况此次又是江行。然而映入诗人眼帘的却不是“楚天千里”的一片“清秋”，而是“天寒”“云冻”“江阔”“浪生”。“天寒”二字固然有诗人自己的感觉在内，“云”之能“冻”更是经过诗人感情滤化了的景物，表现了天色的阴霾、沉重。然而诗人还叙述，此刻天空是“有日”的，“有日”则云不应“冻”，但“云犹冻”，可见日色的晦暝，更增加了惨淡的气氛。
再看江面，“江阔”本给人以显豁之感，再加“无风”，则更应是坦途，但“浪自生”显出了水势的汹涌。这一联描绘景色确切；“有日”“无风”，一有一无，都能宕开一步。虽是景语，但也表现了诗人离乡远行时那黯淡、凄凉的心境。
五六也是以工整的对偶写景。上句从“家山”之变为“数点”，可见诗人自登舟离家的那一刻起，就凝望着越来越远去的故乡；从“常在眼”三字，可以想见当这“数点”“家山”从视线中消失之际，它的形象却时时浮现在诗人眼前。上句浸透了诗人难以排遣的乡思乡愁。
下句的“寒雁”与颔联的“天寒”相照应，点明时值深秋。凄冷萧瑟的秋天本来容易使人产生思乡之情，更何况此时大雁又正飞向诗人离别了的家乡，长空一声雁叫自然会牵动诗人满怀的愁情。这一联中的“数点家山”与空中“寒雁”本是一幅淡远迷蒙的水墨画，一声雁叫又为这画幅增添了凄冷的气氛。颔联、颈联同属写景，但前一联写的是自然界之大景，情隐含于景中；后一联写的却是与诗人关系更为密切的远景，情与景结合更为紧密，抒情性也更为明显。
最后两句转入叙事。船工在行舟时捕得鲤鱼是很平常的事，诗歌的妙处在于诗人在“鲤”前加了“南来”二字，鱼是从家乡来的，然后借用这习见的事，通过《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中“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的典故，抒发盼望家书的急切心情。事借得巧，典故用得巧，表达了深沉的抒情意味。
从表面看，这首七律以“行舟”为线索，全诗四联围绕行舟分写行程之远、江行之险、家山寒雁、烹鱼取书；而究其内在的含义，忆兄弟、思故乡的情愫才是贯串全诗的一条主线，无论记事、写景、用典，其中包含的抒情成分是一层深似一层的。因此，除诗题而外，全诗无一字写及手足情，而手足之情甚浓；无一句明叙家乡恋，而家乡之恋自深。
伪作论据
（一）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
（二）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三）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云已死。
肯定观点
（一） 陈寿《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
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将《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记载。
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兵变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亮集》载“；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
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志》这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
（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字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表》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
再看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 诸葛恪不可能伪作。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
公元736年（唐开元二十四年）冬，李白由安陆移家兖州治所瑕丘县城东门外，此诗为李白移家之初，首访兖州瑕丘地方官王县尉之作。
此诗寥寥数笔就把一个清心寡欲的好官吏刻画得栩栩如生。犹以“毫挥鲁邑讼，目送瀛洲云”两句把王少府的精干清高表现无遗。
这杂记散文，短短不到二百字，通过一件生活小事，验证了渡船工说的“徐行尚开，速进则阖”的这个欲速则不达的道理。这种小中见大的手法是非常高明的。作者选择的事件表面看来似乎是不合逻辑的，但实际上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古人说：“欲速则不达。”凡事操之过急，后果往往是适得其反。
这篇散文写法上的主要特点是中心突出，文字精炼。作者只记下从小港到蛟川南西这一段途中情况，在此之前与之后的事全部删削；这两里路途中又只记“小奚仆”一件事。末尾说明道理，也只概括为一句话。这样，就能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
文章中心突出，文字精练，寓大道理于小事件当中，读后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