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赞颂友人马中玉对其父母的孝养之心:四句全部用典。“归心正似三月草”,化用孟郊《游子吟》诗事;“试着莱衣小”,乃选用《列女传》“老莱子孝养二亲”之典;“橘怀几日向翁开”,是用《三国志·吴志·陆绩传》之故事;“怀祖已嗔文度、不归来”,乃化用《晋书·王湛传》事典。这些典故均附含马中玉性情之实际,贴切自然,启人联想,可以窥见词人的学识渊博和才艺出众。
下片则叹息自己的心绪和情感,远不如友人马中玉的热烈积极:“禅心已断人间爱,只有平交在。祖论瓜葛一秤同。”词人在仕途上屡遭挫折,佛家的清静澄明,已浸透了他的心灵,消磨掉了炽热的情感,已不似马中玉这般执著于人间的诸般情爱了。所剩下的,只有平昔之交,不论什么纠葛亲友关系,都一视同仁。平交意指平淡之心。词篇在与友人的对比反差中,突出烘托了马中玉的孝亲个性和形象。末句:“看取灵光新赋、有家风”,又回到用典的艺术方法上,它以后汉王延寿作《灵光殿赋》的才华横溢、卓然出众,再次补充赞美了马中玉的诗书传家风范。
全词叠用事典,引喻譬类,意象复加地塑造了马中玉友人的高尚品格和丰满形象,堪称是词人“以才学为词”的典型之作。引譬用典,可使词章含蓄蕴藉,别造新境,烘云托月,虚实相生;然而,这首词典故过多,也往往形成词意晦涩,阻滞思路,不易霎时领会词旨的缺憾。
这首诗表现了苏轼初得赦免诏书时的欣喜之情,抒发了风烛残年、万念俱冷的深沉感慨。
首联写一阵雷雨之后的黄昏时刻,作者独自登高,凭栏远望。古人常以雷霆之怒,霹雳之威喻皇帝的威怒,这里既是写实景,也是以霹雳收威暗喻哲宗去世,徽宗继位,朝政更新。“暮雨”的“暮”,也是含义双关,暗示以前朝政的昏暗;“开”,表现了他对徽宗的幻想,以为朝政从此清明,徽宗刚继位,想清除朝廷的党争,似乎将大有作为,苏轼当时还不可能看清他的真面目。《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也说:“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这四句几乎可作“霹雳”句的注脚,表现了同样的幻想。对句刻画了诗人凭倚栏槛遥望的神态。出句抒发的是欣喜之情,对句的“独”字则表现出孤寂之感,为尾联作好了铺垫。
颔联写登高所见,既是写眼前实景,又是象征时局。这是全诗最好的一联。夏天雨后多出现虹霓,是眼前实景;但作者不以彩虹入诗,而以暗淡的雌霓入诗,这是有寓意的。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苏轼得到诏书时,迫害元祐党人的二惇(章惇、安惇)、二蔡(蔡京、蔡卞),已受到台谏的排击,“雌霓云端下”正象征了政敌的失势。雄风喻帝王之风,与“庶人之雌风”相对,语出宋玉《风赋》。儋耳四周皆海,雄风来自海上,这既是写海风之快意,又是暗喻内移诏命的降临。
颈联记双喜临门。一是野老之喜,苏轼初到儋州,遇上连年灾害,元符三年(1100年)喜获丰收。苏轼与海南人民休戚与共,野老的喜事就是他的喜事。二是诗人之喜。苏轼谪居海南,无时不盼望北归。就在这年的正月七日,他还感慨说:“三策已应思贾让,孤忠犹未赦虞翻。”(《庚辰岁人日作》)贾让是汉哀帝时人,曾上治河三策,其中上策是引黄河北入海。苏轼在元祐年间也多次提出类似的主张,不被采纳。元符二年(1099年)黄河再次决堤北流,他的主张得到了应验。虞翻是三国时吴人,因得罪孙权,被长期流放交州。苏轼此时总算“赦虞翻”,赦书已到,逐下即将北归,他的心里十分高兴。
尾联写以后的打算,说年事已高,只要能吃饱饭,有栖身之地,就再无奢求了。杜甫《病后过王倚饮赠歌》有“但使残年饱吃饭”语,上句即用其意。《庄子·秋水》载坎井之蛙语:“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坎井之乐,此亦至矣!”庄子是讥井蛙的浅薄,但后人却以“专一丘之欢,擅一壑之美”表现“轻天下,细万物”的隐逸思想(陆云《逸民赋序》)。苏轼的用法与此相同。他晚年思想很矛盾,由于政治上一再遭受打击,经常发出“心似已灰之木”(《自题金山画像》)一类的感慨。但其思想深处仍是“报国心犹在”(《望湖亭》),“少壮欲及物,老闲余此心。”(《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诗的末句虽略赚消沉,但全诗的基调清雄慷慨,颇具浩然之气。
该词为怀古伤今之作。上片写登雨花台远望之所见。白门、石头城、大小长干都是南京古代的繁华之地,只今却空接渔翁的钓竿,呈现出一派萧瑟、冷落,对比鲜明,不胜今昔之感。下片写雨花台之景色,笔法极其飘忽,将眼前之景与昔日之景混为一片,把内心的苍凉沉痛之情融入景物之中,融情于景,情景交融。全词辞采清丽自然,声律和谐宛转,在萧瑟凄凉的意象中,寄托着作者深沉绵远的感慨。
词的上片一开头,作者便调动读者的视觉与听觉,让人们看到的是“衰柳”,听到的是冰冷的潮水打着空城而退去声音。看上去作者是在写景,而实际上就像传感系统一样,作者非常敏锐地从“衰柳”上,从冷潮中,感到了苍凉冷落,并且把自己这种深沉的感慨,透露和传导给了读者。
接着,作者举目远眺:“小长干接大长干。歌板酒旗零落尽,剩接渔竿。”放眼望去,小巷大街依旧,而歌板声却零零落落,以至于听不到了;酒帘子稀稀疏疏,以至于看不见了,只接孤寂的渔人在垂钓寒江。写街巷不着笔于市鹰、铺面、人烟,而以“歌板酒旗”来点染。看上去,作者好像信手拈来似的,而实际上是从大量的事物中提炼出来的,是从前人的诗句中锻铸出来的。朱彝尊把“歌板酒旗”集中起来,先之以“零落”来描写,继之以“尽”字来述说:寥寥几笔便抹去了古都金陵昔日的歌舞升平,而造成一个萧条幽僻的境界,手法多么简炼、自然。
词的下片以“秋草”起笔,点出了时序,这也与上片的“衰柳”遥相呼应,构成了一幅凋零衰败的画面。作者由眼前所见,回溯金陵的往昔。“六朝”的繁华不复存在了,就像那“秋草”一样枯萎了。“六朝寒”,凝练地概括了漫长的兴衰史,一个“寒”字,把视觉与感觉勾通起来,透露了作者吊古伤今的叹哨之情。写雨花台而着一“空”字,进而又写“空”到了“更无人”的地步。这就是说,此时此地,除了自己,再也没接别的人了。然而,作者就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中,独自倚着栏杆眺望的。
接下去,一笔陡转,在“斜阳”里倏地飞来了“燕子”,让人精神为之一振,觉得似乎接了生机。然而,遗憾的是这燕子却是“来又去”了。看来,连燕子都感到雨花台衰败荒凉,到了不堪栖息的地步了,何况是人呢。这真是在绝无写处又生出了妙笔。最后,作者以“如此江山”直抒胸臆,把全部感慨着落在这四个字上。
该词字字深含兴亡交替的感慨,句句流露世事变迁的叹息,全篇意境深远浑厚,情思忧戚缠绵。可以说全篇整体写景,又是整体抒情,景含情深,情以景出。笔力遒劲而醇雅,化用前人旧句,自然和谐,殊不见斧凿痕。
元稹的这首《行宫》是一首抒发盛衰之感的诗,这首短小精悍的五绝具有深邃的意境,富有隽永的诗味,倾诉了宫女无穷的哀怨之情,寄托了诗人深沉的盛衰之感。
诗人先写环境。首句中“寥落”已点出行宫的空虚冷落,又着一“古”字,更显其破旧之象。这样的环境本身就暗示着昔盛今衰的变迁。而后以“宫花寂寞红”续接,此处可见运思缜密。娇艳红花与古旧行宫相映衬,更见行宫“寥落”,加强了时移世迁的盛衰之感。两句景语,令人心无旁骛,只有沉沉的感伤。
后两句由景及人,写宫女,“白头”与第二句中的红花相映衬。宫中花开如旧,而当年花容月貌的宫女已变成了白发老妇。物是人非,此间包含着多少哀怨、多少凄凉便不言而喻了。末句“闲”字与上文“寂寞”相照应,写出宫女们长年受冷落的孤寂与无奈。过去她们的一颦一笑、盛装丽服只为取悦君王,而今再无缘见龙颜,她们还能做什么呢? 只能无聊地“闲”在冷宫。而这些宫女们所谈的仍旧是玄宗盛世。这一方面表现了她们对往昔生活的追忆,另方面也证明了如今无可言说的空虚。比较之下,那种深沉的盛衰之感越发鲜明突出而具体了。
这里,寥落古行宫中的白头宫女,还是唐玄宗时代历史的见证人。唐玄宗在其继位后期,宠幸杨贵妃,终日沉溺在淫乐酒色之中,把政务全部委给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朝纲紊乱,谄佞当道,终于酿成安史之乱。乱后,玄宗被迫退位,赫赫不可一世的大唐王朝亦从此一蹶不振,日益走向下坡路。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曾深致感慨说:“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四句诗,已形象地概括出玄宗昏愦好色与亡国致乱的历史因由,其讽刺与揭露是十分深刻的。元稹这首短诗当然不可能象白诗那样铺张扬厉,极尽渲染之能事,他只能采取对照、暗示点染等方法,把这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高度浓缩,加以典型化的处理,从而让人回味咀嚼。寥落的古行宫,那在寂寞之中随岁月更替而自生自落的宫花,那红颜的少女变为白发老人,都深深地带有时代盛衰迁移的痕迹。白头宫女亲历开元、天宝之世,本身就是历史的见证人,“闲坐说玄宗”的由治而乱。这本是诗篇主旨所在,也是诗人认为应引以为戒的地方,却以貌似悠闲实则深沉的笔调加以表现,语少意多,有无穷之味。
二十个字,地点、时间、人物、动作,全都表现出来了,构成了一幅非常生动的画面。这个画面触发读者联翩的浮想:宫女们年轻时都是花容月貌,娇姿艳质,这些美丽的宫女被禁闭在这冷落的古行宫中,成日寂寞无聊,看着宫花,花开花落,年复一年,青春消逝,红颜憔悴,白发频添,如此被摧残,往事岂堪重新回顾!然而,她们被幽闭冷宫,与世隔绝,别无话题,却只能回顾天宝时代玄宗遗事,此景此情,令人凄绝。“寥落”、“寂寞”、“闲坐”,既描绘当时的情景,也反映诗人的倾向。凄凉的身世,哀怨的情怀,盛衰的感慨,二十个字描绘出那样生动的画面,表现出那样深刻的思想。这首诗正是运用以少总多的表现手法,语少意足,有无穷味。
另一个表现手法是以乐景写哀情。我国古典诗歌,其所写景物,有时从对立面的角度反衬心理,利用忧思愁苦的心情同良辰美景气氛之间的矛盾,以乐景写哀情,却能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这首诗也运用了这一手法。诗所要表现的是凄凉哀怨的心境,但却着意描绘红艳的宫花。红花一般是表现热闹场面,烘托欢乐情绪的,但在这里却起了很重要的反衬作用:盛开的红花和寥落的行宫相映衬,加强了时移世迁的盛衰之感;春天的红花和宫女的白发相映衬,表现了红颜易老的人生感慨;红花美景与凄寂心境相映衬,突出了宫女被禁闭的哀怨情绪。红花,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这都是利用好景致与恶心情的矛盾,来突出中心思想,即王夫之《姜斋诗话》所谓“以乐景写哀”,一倍增其哀。白居易《上阳白发人》“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也可以说是以乐写哀。不过白居易的写法直接揭示了乐景写哀情的矛盾,而元稹《行宫》则是以乐景作比较含蓄的反衬,显得更有余味。
这首绝句语言平实,但很有概括力,精警动人,也很含蓄,给人以想象的天地,历史沧桑之感尽在不言之中,寓意深刻,自来评价很高。王建的《宫词》,白居易的《长恨歌》,元稹的《连昌宫词》,都是长达千字左右的宏篇巨制,详尽地描述了唐玄宗时代治乱兴衰的历史过程,感叹兴亡。总结教训,内容广博而深刻。元稹这首小诗总共不过二十个字,能入选《唐诗三百首》,与这些长篇巨作比美,可谓短小精悍,字字珠玑。
【定风波】的开头是“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是说穰城里虽然“罗绮满城”花花绿绿,但是春天已近逝去,于是到百花洲上寻找春天的美好景色。百花洲上的景色是怎样的呢?“浦映□花花映浦”,美极了。“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这种美好境界无边无际,走进去好象突然走入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去“世外桃源”的路上的境界一般。这上片,字面上的意思是,城里的春天景色即将逝去,没什么好景致,到城外游咏之地寻美景吧;而那里,景致确实很好,真如世外桃源一般。换句话说,对城市的生活已没什么兴趣,必须离开城市,到山林原野之间去,那里远比这表面繁华的城市生活来得好。这表明了范仲淹对官场生活已经厌倦,对表面稳固的朝庭存在着反感,想离开朝庭,离开官场,寻找他途,退隐归田去,希望过陶渊明式的生活。(我想,这可能就是他屡次请贬的原因之一。)这是上片的思想感情的实质。所以,下片紧接着说:“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替自己的这种思想进行辩解,认为他想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最后说,“莺解新声蜨解舞。天赋与,争教我辈无欢绪。”在词的意境上是写对景色的欣赏,实际上是表白自己去退隐归田是很愉快的、很乐观的、很自然的。
这首词,反映了范仲淹在仕途受阻、政见受挫之时,其本阶级(中、小地主)软弱的一面的作用下,有退隐的念头,乍看起来,这种念头是不符合范仲淹的思想实际的。范仲淹“每感激天下事,奋不顾身”(宋史),“公少有大节,其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趍舍,其所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岂苟哉?’”。(《范文正公集》《褒贤集:神道碑铭》)可是我认为,范氏的世界也是有矛盾的,以上所引的活只道出了它的一面(而且是主导一面)。范仲淹消极低沉的时候也是有的,只是不很严重而已。这是因为他是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他所代表的阶级——中、小地主——在当时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地位都是不巩固的,虽然有上升的积极要求,却是很软弱的;他所处的时代是沉闷的时代。(关于范仲淹有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从以上分析的三首词中亦可看出来,上面的分析也或多或少作了些说明,读者要更进一步了解这种两面性的具体情况,实质和根源,可参阅马茂元的《范仲淹的词》一文,我完全赞同马氏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也许有人会说,他既然在五十七岁左右有这种消极退隐思想,可是他在58岁时怎么能写出《岳阳楼记》这样积极的散文呢?不错,《岳阳楼记》是篇积极的作品,但我正要以它作为旁证,说明范仲淹在知邓州时(五十七、八岁)思想上消极面积极极面有着激烈的斗争,而斗争的结果是积极面占了上风。《岳阳楼记》写了两种人在洞庭湖两景色面前所表现的两种不同情绪,实际上与他自己的思想有关。他年轻时,生气勃勃,积极进取。后来三遭贬职(知邓州就是其中一次——知邓州前充边任),知邓州时,年纪老了,由此,他有一些消极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岳阳楼记》最后强调“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他自己的矛盾着的两种思想倾向对立斗争的结果,积极一面占了上风了,他过去一贯的积极处世的思想复活了。所以他在末了说:“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否定了消极一面,希望、鼓励自己向古仁人看齐,希望、鼓励自己比古仁人更进一步。他在这时思想斗争的结果是积极一面占了上风,但当时的消极一面却在【定风波】中记录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