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词上片触景兴感,重在抒情,在志士悲慨之中,流露出孤寂之感。下片重在说理,既表现他以英雄自许,渴望建功立业的情怀,又表明他面对现实,在无可奈何中,聊以旷达自遣苦闷。全词通过寓情于景的手法,借“地”兴怀,由北邙山这一特定地点,引出吊古伤今之情,抒发了作者对“今古英雄”怀才不遇的感慨。
该词上片以回顾历史起句,拢“今古英雄”于笔端,词人将自己的感情融于历史长河,写出了滔滔不尽、起伏跌宕的痛惜与感伤。“远目送归鸿”的意象,动静结合,相辅相成,动的是归鸿的悠悠远去,静的是词人凝重的望眼;飞去的是天空的鸿雁,搅起的是满腔的幽怨。该词描绘出了一幅凄凉而又充满美感,谐调而又扣人心弦的画面。鸿雁飞,鸿雁归,人将何处回?词人的感情随着这激荡人心的画面盘旋弥漫,感人至深。
下片强压“长恨”浩歌放饮的意象,是“抽刀断水水更流”式的自我宽解,词人的郁愤欲盖而弥彰,显得蕴藉而深远,更加挥之不去,难以摆脱。词人身处江河日下的时代,又遭“莫须有”的诘难,心中的郁愤自不待言。词作通过描写阔大的意象,以辽阔显苍凉,以浩歌掩感伤,词人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可想而知。
全词开篇写景,景即眼中所见:北邙山上的坟墓;黄尘路上奔波到老的英雄;春北飞秋南归的大雁以及日日奔腾的东流水,景物选取由近及远,然后由写景转入抒情,此景引起的是作者内心的无限惆怅,因此词人低吟出“人生长恨水长东”的词句。再由抒情转入下片的议论:对人生短暂的无可奈何和对未来的玩世安排,水到渠成汩汩而出。“盖世功名将底用,从前错怨天公。”是词人纵观自然及人事沧桑,感情经过激烈碰撞后得出的人生结论,不无哲理意义,它涵盖了封建社会大多数读书人的生活道路和人生体味,起到了一种生活教科书作用。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古往今来北邙山下的道路,黄尘滚滚不知老尽了多少英雄。人生令人遗憾的事情太多,就像那东逝的江水,永无尽头。心中的苦痛能和谁说,放眼把空中的归雁远送。
那举世显赫的功名有什么用?过去实在是错怪了天公。放声高唱一曲饮尽千杯酒。男儿行事处世就应如此,不要计较什么穷困亨通。
注释
临江仙:词牌名,原为唐代教坊曲名。孟津: 黄河渡口名。在今河南孟津县东,洛阳东北。
北邙山:即邙山,在洛阳北,黄河南。王公贵胄多葬于此。
黄尘:指岁月时光。
幽怀:隐藏在内心的情感。
底:何,什么。
浩歌:放声高歌,大声歌唱。
钟:同盅。
行:行为。
处:处世。
是:正确。
穷通:穷困与显达。
该词作于公元1222年(金元光元年),元好问时年33岁。他于前一年中进士,虽有志于世,以气节自许,无奈蒙古南侵,边疆日蹙,纪纲大坏,亡征已见。当国者无意恢复,只图苟安。理想与现实、希望与失望,交织胸中,于是有这首述怀之作。
该词上片触景兴感,重在抒情,在志士悲慨之中,流露出孤寂之感。下片重在说理,既表现他以英雄自许,渴望建功立业的情怀,又表明他面对现实,在无可奈何中,聊以旷达自遣苦闷。全词通过寓情于景的手法,借“地”兴怀,由北邙山这一特定地点,引出吊古伤今之情,抒发了作者对“今古英雄”怀才不遇的感慨。
该词上片以回顾历史起句,拢“今古英雄”于笔端,词人将自己的感情融于历史长河,写出了滔滔不尽、起伏跌宕的痛惜与感伤。“远目送归鸿”的意象,动静结合,相辅相成,动的是归鸿的悠悠远去,静的是词人凝重的望眼;飞去的是天空的鸿雁,搅起的是满腔的幽怨。该词描绘出了一幅凄凉而又充满美感,谐调而又扣人心弦的画面。鸿雁飞,鸿雁归,人将何处回?词人的感情随着这激荡人心的画面盘旋弥漫,感人至深。
下片强压“长恨”浩歌放饮的意象,是“抽刀断水水更流”式的自我宽解,词人的郁愤欲盖而弥彰,显得蕴藉而深远,更加挥之不去,难以摆脱。词人身处江河日下的时代,又遭“莫须有”的诘难,心中的郁愤自不待言。词作通过描写阔大的意象,以辽阔显苍凉,以浩歌掩感伤,词人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可想而知。
全词开篇写景,景即眼中所见:北邙山上的坟墓;黄尘路上奔波到老的英雄;春北飞秋南归的大雁以及日日奔腾的东流水,景物选取由近及远,然后由写景转入抒情,此景引起的是作者内心的无限惆怅,因此词人低吟出“人生长恨水长东”的词句。再由抒情转入下片的议论:对人生短暂的无可奈何和对未来的玩世安排,水到渠成汩汩而出。“盖世功名将底用,从前错怨天公。”是词人纵观自然及人事沧桑,感情经过激烈碰撞后得出的人生结论,不无哲理意义,它涵盖了封建社会大多数读书人的生活道路和人生体味,起到了一种生活教科书作用。
诗的首联是大难之后的感喟之词。“十载江南事已非,与君辛苦各生归。”古人感叹世事变迁,常以物是人非相称。而在这清初的十年中,经历了生死交关的艰难历程不仅人非、物非,事事皆非,诗人和朱四辅都是经过了曲折艰辛的“辛苦”归程,九死一生,才得以“生归”活着过来。回首往事,自心中升起一种沉痛悲凉的沧桑感。更尤有盛者,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尤其在江南一带,是比任何改朝换代都更加惨绝人寰的。
颔联是对历史的沉痛回顾。“愁看京口三军溃,痛说扬州十日围。”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北京城破。五月,福王朱由崧称帝,命史可法督师于扬州。由于南明朝廷昏庸,内讧不断,致使清兵长驱南下。顺治二年(1645)四月,清兵制造了“扬州十日”历史事件。五月,南明弘光帝被俘,次年死。顾炎武这里只是指出了当时历史最沉痛的一刻。“愁”是愁南明旧朝的昏聩,“痛”是痛满清新朝的暴酷,一“愁”一“痛”之间,蕴含了历史的悲感。
颈联写时光如水逝,历史犹在目。“碧血未消今战垒,白头相见旧征衣”。据史料记载,明末清初,各地反清武装斗争连绵起伏,一直延续了四十年, “碧血末消”既表现了反清斗争的激烈、烈士们的血洒疆场,又表现了仁人志士坚强不屈的意志。诗人写诗时是四十岁,不当以老人自称的,这里的“白头相见”显然流露出了一种人生短暂功业未就恢复大计遥遥无期的惆怅与感慨,然而顾炎武虽然是艰难困苦,他还是念念不忘那为之奋斗的理想,于是与友人相见,自然而然地叙起了从前的战争生涯。这一联看似平淡,然而平淡之处自有心胸的流露,与友人相对,他想到的不仅是旧日的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他为之奋斗的是未来他那复明的理想境界。
尾联诗人与友人互勉,寄希望于来者。诗人为了理想的未来,他告诫友人不要叹息,要像古代的英雄那样去奋斗:“东京朱祜年犹少,莫向尊前叹式微”。这两句,诗人是以朱祜比朱四辅。“式微”这里代指哀叹,是鼓励朱四辅不要意志消沉,不要只是哀怨悲叹,而要像东汉的朱祜那样建功立业,为恢复故国而努力。这里不仅是鼓励友人,实际上也是在表现自己那不屈服的坚强意志。
这首诗悲叹往事凄楚动人,但格调并不仅仅流于低沉凄婉,在哀伤悲凉之中同样也洋溢着慷慨激昂积极向上的热情,这热情是顾炎武其诗的热情,也是其人的热情。
《采莲曲》,乐府旧题,为《江南弄》七曲之一。内容多描写江南一带水国风光,采莲女劳动生活情态,以及她们对纯洁爱情的追求等。崔国辅的这首《采莲曲》就是一首清丽而富有情趣的篇什。
“玉溆花争发,金塘水乱流。”“玉”、“金”二字用得很有讲究。用“玉”形容塘边,就比用“绿”显得明秀、准确、传神,它能使人想见草茂、气清、露珠欲滴、风光明媚的景象;玉溆配以鲜花,为主人公的活动设计了明丽动人的环境。金塘的“金”,和前面的“玉”相映增色,读者可以因此想见阳光灿灿,塘波粼粼,桃腮彩裙,碧荷兰舟,相映生辉的情景。绘画学上,很讲究“补衬”之色,以“金”色补衬其他颜色,则使和谐的色调更加光彩明艳。金塘的“金”字,正有如此妙用。在这一联中,“争”、“乱”二字,也运用得活而有力。一个“争”字,把百花吐芳斗艳的繁茂之态写活了。“金塘水乱流”,塘水本不流动,即使是通河之塘,水也只能朝着一个方向流;但由于有了几多采莲轻舟,此往彼返,那塘上的水波便相向回旋起来;一个“乱”字,写尽了青年男女们轻舟竞采、繁忙不息的劳动情景。诗人不写人的活动,人的活动自见,只从水波蛇行回旋的乱流中,便可想见人物的活动情态。
这些江南水乡的青年男女们天真活泼,对美好的爱情有着大胆炽热的追求:“相逢畏相失,并著木兰舟。”这两句写了恋人的心理活动。恋人水上相逢,喜出望外,十分珍惜这次相逢,唯恐水波再把他们分开,于是两只船儿紧紧相靠,并驾齐驱,谁也舍不得离开谁。“畏相失”,活现出青年男女两相爱悦的心理状态,写尽了情侣间的相互爱慕之情。
该诗所写的爱情十分纯真,也十分含蓄,一句“并着木兰舟”,十分耐人寻味。诗人不直接写人,而通过富有诗情画意的景物,将人物的活动融入美景之中,写得神态逼真,生活气息浓郁,风味淳朴,是一首活泼清新的抒情小诗,它反映了盛唐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这首词围绕“愁听残漏”这一生活细节,展现了幽闺梦醒的思妇怀念远人的绵绵愁思和万转离肠。词的上片由写景到写人,下片着重表现思妇的心理活动。整首词熔抒情、叙事于一炉,用笔直中有曲。
上片起首两句为景语,既点明初春时节、夜雨过后的节令、时间,又描绘出一派略带寒意、莺倦停啼的清寂气氛,为主人公布置了一个与情怀恰相契合的环境。“愁听”反接“早莺啼歇”,说明思妇醒来很早,因为她已经听过了早莺的歌唱,也许她的愁肠曾和着淅沥的夜雨声一起颤抖。天刚破晓,她就起身独坐,隔溪传来夜尽的更鼓声,更添无限孤寂凄恻之感。“正一声凄咽”与“愁听”相应,更鼓声染上了主人公的感情色彩,使她回想起和情人离别的情景,这就暗中为下片写怀远人作了铺垫。词的上片,由写景自然过渡到写人。
词的下片进一步写内心活动:亲人西去,迢迢千里,分别时的缱绻、留恋、泪眼相看的情景无不历历目,直到如今,仍不堪回首,简直不敢注目西去路。然而,她毕竟又不由自主地了望亲人奔向他方的路衢。正因为“西望”,她才“不堪”,才惹起了“离肠万回结”,“不堪”二句,写出了左右为难的极端矛盾的心绪。“去程赊”说明与行人间隔之远,“万回结”极言离情愁苦之状,重笔渲染,已把别离苦写到极致。结拍二句宕开,追忆往日与亲人相处时令人难忘的一个生活场景,以反衬当日独处的悲凉,她想起了与亲人团聚之日,两人曾坐海棠花下,演奏《凉州曲》时,彼时的心情较之今朝,真有天壤之别了。
《凉州曲》,为唐代边塞之乐,当时属于新声,声情是比较悲凉的。不过,那时两人都幸福地沉浸艺术境界之中,这时却是自己孤独地承受着现实的孤独的折磨,心中之苦不言而自现。
朱熹曾将魏夫人与李清照并提,说是“本朝妇人能文者,唯魏夫人及李易安者。”清人陈廷焯也说:“魏夫人词笔颇有超迈处,虽非易安之敌,亦未易才也。”从包括此词内的魏夫人作品来看,这些评价是颇为中肯的。
青溪是三国东吴时开凿的一条水道,起钟山西南,逶迤九曲,穿过今南京市区,流入秦淮河。陈维崧的这首《尉迟杯》以“青溪路”一句起调,既是点词题中所说的《青溪集》,也是把它作为南京的象征、历史的见证,表明这首词写的是饱经历史沧桑的南京。南京是作者青少年时的旧游之地。他在《留都见闻录序》中曾追述:“余年八九岁,祖父挈来金陵,僦宅成贤街莲舟桥下;后随先大人省试,率三岁一至以为常。”其祖父为东林领袖之一的陈于廷,其父为与冒襄、侯方域、方以智共称“四公子”;的陈贞慧,都是明末士林推重的人物。明亡前夕,作者十八岁时又曾随陈贞慧至南京,据其《金陵游记序》称,当时的南京依然名士云集,“人各据一水榭,每当斜阳叆叇,青帘白舫络绎縠纹明镜间”。这些记载,正可作这首词的次句“记旧日、年少嬉游处”的注脚。这一句,看似平平写出,而对作者来说,却有终身难忘的生活内容,负载着沉重的岁月之感、家世之慨和易代之悲。下面,“覆舟山畔人家。麾扇渡头士女,水舟风片,有十万、珠帘夹烟浦”三句,就是把词思在时间上推回到“旧日”,在空间上推回到“年少嬉游处”,回忆当年南京城内、秦淮河一带的繁华景象。句中的“覆舟山”即玄武山,东连钟山,北临玄武湖;“麾扇渡”在秦淮河上,位于朱雀桥之左,以晋时顾荣挥羽扇退陈敏军而得名;“烟浦”指歌楼妓馆骈列两岸的秦淮河。过拍“泊画船、柳下楼前,衣香暗落如雨”两句,则紧承“烟浦”二字,描写当年秦淮河上画舫云集、衣香暗闻的旖旎风光。
上片八句都是思昔,追记这一既是作者旧游之地、又是明代留都的当年盛况。八句中没有用一个直接表达感情的字眼,而字里行间寓藏着对往昔、对故国的无限怀念,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介周密《武林旧事》一书时所说,“恻恻兴亡之感,实曲寄于言外,不仅作风俗记、都邑簿也”。
词的下片由思昔转到伤今。换头“闻说近日台城,剩黄蝶蒙蒙,和梦飞舞”三句,把上片所刻意描画的繁华景象一笔扫去。上一句中“闻说”二字表明下面所写都非目睹,而是听“新自金陵归”的许月度口述;“近日”二字与上片次句中的“旧日”二字两相映照,界分今昔;“台城”为东晋、南朝的台省及宫殿所在地,故址在今南京鸡鸣山南,这里用来与上片首句的“青溪”遥遥呼应,都是代指南京。下两句化用《庄子·齐物篇》中梦蝶的寓言,以喻人事之变幻无常、国家之兴亡如梦;句中的一个“剩”字暗示一切旧日的繁华都已烟消云散,只有黄蝶迷迷茫茫在梦境中飞舞而已。接着,就以“绿水青山浑似画,只添了、几行秋戍”两句,抒发其“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晋书·王导传》中述周顗语)的悲慨。至于下片词的后四句,更以凄怆之笔表达其亡国之恨。在“三更后、盈盈皓月,见无数、精灵含泪语”两句中,作者借助想象,展示了一个午夜后、明月下“新鬼烦冤旧鬼哭”(杜甫《兵车行》)的凄凉阴森的境界。“想胭脂、井底娇魂,至今怕说擒虎”两句,则用隋将韩擒虎攻破台城时,南朝的最后一个皇帝陈后主叔宝与其宠妃张丽华、孔贵嫔藏匿于胭脂井中,当夜终于被隋军擒获的史实,以影射清军攻破南京,又追俘在南京称帝仅一年的福王朱由崧一事。这后四句词合起来看,既是哀悼南明弘光朝的覆亡,也是暗写清军占领南京时为这座历史名城带来的灾难。清军下江南之初,极其残暴。一些地方易手时,大量人民被屠杀,不少妇女被掳掠。“无数精灵”之含泪相语,“井底娇魂”之怕说擒虎,实即写清军入城后杀掠之惨。陈朝的张丽华、孔贵嫔未死于井中,并非“井底娇魂”。这说明,作者写的不是历史而是时事,只是借以泛写在战争中屈死的妇女。作者另有一首《八声甘州》词,题作“客有言西江近事者,感而赋此”,中有“叹灌婴城下,章江门外,玉碎珠残。争拥红妆北去,何日遂生还”诸语,更是明写清军的暴行。
作者对南京有特殊的感情,在其作品中每一提到南京总是感慨系之。其所以抱有这样的感情,不仅因为南京是他的“年少嬉游处”,这里有他的童心绮梦,而且南京在他的心目中是代表故国的。对于青少年时未去过北京,从小生活在江南的作者来说,清军攻破南京后才尝到亡国之痛。其业师陈子龙、吴应箕在南京陷落后先后举义师抗清,兵败,慷慨就义;其父陈贞慧回乡隐居于陈于廷墓侧,凡十二年不入城。家庭和师友的影响,使其直到三十岁后才多次参加省试,谋求见用于新朝,而且始终眷恋前朝,怀有故国之思。前面提到的《留都见闻录》为吴应箕所写,作者为此《录》写序时已经五十六岁,距其去世只有两年。他在序言的终篇处还寄慨遥深地说:“展《东京梦华》之录,抚《清明上河》之图,白首门徒,清江故国,余能无愀然以感,而悄然以悲者乎?”从这几句话再回过来看这首《尉迟杯》词,就更可以领会其感情深度了。
第一段(篇首十二句)陈述被放的遭遇,抒发救国的忠愤。李白讨逆爱国,无辜被刑,实为冤屈。只因时机乖违,怨谁难辨。此诗开头四句即言其得罪并不怨天,他以黄口小雀易为罗者所得、白龙化鱼偶为渔者所刺的典故为喻,说明自身被祸当归咎自身,这里以一“愚”字自责不明智、不识时务。其实当时永王东巡至李白获释这一过程事态之翻覆,非人所能预料。但他对安史作乱是非常痛恨的,直以“鲸鲵”“豺狼”呼之,谴责其多行不义,一“屡”字谓其作恶多端。正是因为安史之乱,使他又在肃宋朝坐累远流,“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二句,可见其遭逐仓皇之状。但李白虽一再遭逐并不沉溺于个人的不幸之中,“悲作楚地囚,何由秦目哭!”襟怀非常广阔。他痛哭的是,身为楚地的囚徒,多么可悲,不能像申包胥为救楚国而赴秦目大哭七天七夜。他自比申包胥,愿效一片救国之忠心。
第二段(篇中从“半道雪屯蒙”到“剑玺传无穷”)叙述光复两京的经过,抒发诗人的欣喜之情。前四句承上段写他在艰难的流放途中欣闻收复两京。他举出汉代的光武中兴,意谓光武尚须东迁,如今李唐王朝大势颇好,不须迁都,理当光复长安,非光武可比,字里行间已含喜悦之感,一“欣”字为此段的基调。这二十句一气贯下,历数光复长安的事迹,先言明皇幸蜀之时,有太子(储皇)驻兵扶风,支撑局面,继承帝位,延揽群雄。郭子仪率官军与回纥军共讨叛贼,前后夹攻,几经鏖战,平息国难,收洛阳,入咸京,席卷天下,成就大功。谓“扬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叱咤开帝业,手成天地功”,是对肃宗的溢美之辞。后言肃宗迎明皇还长安,明皇亲授传国玺与肃宗,以“两日忽再中”盛称与皇儿于乱后团聚之喜庆。“大驾”四句皆祝愿之辞。这一段,李白当时据传闻写成,考之《旧唐书》中《郭子仪传》与《肃宗纪》,事与史正相吻合。诗中不仅切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而于对平息安史之乱的赞颂与对唐王朝复兴的祝愿之中,又表现出李白关心国事的热情。这里,李白并未为区区一己得救而自喜,却为社稷“中兴”而欢欣。
第三段(篇末八句)感叹为时所弃,并以归隐的幻想表示对现实的不满。这一段扣住诗题的第三层意思:“书怀示息秀才”。李白肯与息秀才言承恩放还的身世和光复两京之大事,剖心相告,无疑其人亦为李白的志同道合者。他所表白的心迹是极为复杂的。前二句“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显然由前段对社稷“中兴”的热烈赞美陡然跌落为自伤身世的浩叹。李白已年近六旬,当此国家复兴之际,自愧不能效秋毫之力,一“愧”字便含积极用世之念。他并以矍铄翁自比。《后汉书》载:“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卷五四《马援传》)李白欲效马援,颇怀老骥伏枥之志,是何等勇气。一年之后,李白有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亦见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谁念”二字,意谓不为时所重,无由鼓力,是怨愤之言。这二句分量很重,既有济世的热望,又有失意的苦闷。“积蓄万古愤,向谁得开豁?”(《赠别从甥高五》)亦同此意。欲进不能,无可奈何,由对执政者的失望与不满,进而产生弃剑学道、避祸远游的幻想,言如鸿高飞冥冥薄天,令弋者无以取之。“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二句,照应篇首“以愚陷网目”之意,记取隐身网罗之教训,遁迹方篷,高飞远祸。这里不是表示退隐的决心,而是以退隐的呜咽写其慷慨进取之志,力透纸背,感人至深。关于李白的隐退,历来被人误解,《旧唐书》说他“飘然有超世之心”,这种超世说一直成为论者的话题,他的游仙好道之作向为人所重视,他的仙风道骨向为人所赞赏。但这位“诗仙”的毕生经历与全部作品却表明他积极面世的人生态度,始终一贯。他曾明白地表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这两句诗正可以作为“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二句的注脚。
这是一首以史笔写成的政治抒情诗。诗的主旨在于表明诗人怀有坚贞的报国之志,年虽老而志未衰,并为大志未酬深感不满。他能够做到:刚遇赦得释,便议论国家政治,可见李白面向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是十分积极的。李白在晚年,由于安史之乱把他推入现实矛盾的旋涡,他投笔从戎,对平息边将的叛乱,恢复社会的安定、消除苍生的灾难,寄予极大的关注,使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同于安史乱前那些从个人出发的抒怀之作,而更多是从社会出发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矛盾,因而他晚年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丰富的社会内容。而艺术风格也不似青壮年时期诗歌那样“壮浪纵恣”(元稹语),而表现为沉着顿宕。这首咏怀之作,恰好体现了其后期诗歌的特点与风格,无疑是其一篇代表之作。
李白晚年这类诗歌可以与杜甫同期作品媲美。惜乎长期以来论者与史家未予应有的重视,人们主观地以为:杜甫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后,而李白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前。因而李白与杜甫虽同经历过安史之乱,于杜甫为其中年,故以为重要:于李白为其晚年,则不予重视。这种重中年轻晚年的意识,掩没了李白晚年不朽诗篇的光辉。李白晚年的坎坷身世与光辉诗篇当与杜甫等同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