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赋开头假设自己（第一人称）受诽谤，引出下文自己不好色，而且用古代圣贤作衬托，重点写赴梁途中的艳遇，再次突出自己不好色，从而表现作者坚守高洁品格的思想。全赋语言清丽华妙，调动多种感官来完成对美女的铺写，在艺术手法上颇有独到之处。
这篇文章的构思明显受到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的影响，但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赋一开始便写到作者因美貌而受到邹阳的嫉妒，邹阳以作者的美貌作为攻击目标，诬谤相如“不忠”，有染指后宫的企图。梁孝王问作者道：“子好色乎？”作者则以自己不好色作答。这种开始和《登徒子好色赋》基本一样，只是宋玉变成了司马相如，登徒子变成了邹阳，楚襄王变成了梁孝王，且与《登徒子好色赋》相比，此赋中两人问答的针对性更强，连接更紧凑，序文和正文的过渡也更自然，甚至可以把序文看作是正文的一个段落。为了说明自己的不好色，作者首先针对梁王“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的诘问指出孔子、墨子这些圣人虽有回避女色的事迹，并不能证明他们不好色，而是尽量避免受到女色的影响，这又更能说明圣人也不免有好色之心。好色本属于一种心理状态，只有在面临色诱时才能判断是否好色，相反，不接近美色就无法证明是否好色。作者的论述带有非常浓的思辨色彩，也为说明自己不好色奠定了前提。接着，作者举了自己的两件不好色之事。
饮食男女为人之常情。作者这种近女色而不为女色所动的态度，大致出于柳下惠坐怀不乱的传说，是过于道德化、理想化的。从人类的自然天性方面说，不一定可取。但从艺术角度说，确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譬如善于选取典型事例。作品中只介绍了两个具体事例，都在说明自己的不好色。前者说东邻女子顾盼自己多年，表现出作者抗拒美色的持久性；后者强调上宫女子之多情，突出了作者拒绝诱惑的坚定性。二者同中有别，意思表达全面充分。再如，善于用情境烘托气氛。尽管作者写了自己在西土时的“室宇辽廓”来概括孤独寂寞的心情，但最为精彩的还在于对上宫客馆中的一段描写。写女子，没有停留于静态容貌的描写，而是从语言、歌声、举止、行为表现其精神意态。不仅如此，还注意到了周围环境，写上宫内外，用了“寂寞云虚，门阁昼掩，暧若神居”和“芳香芬烈，黼帐高张”等语衬托其中女子的娴静美好；写黄昏时则用“玄阴晦冥，流风惨冽，素雪飘零”和“金钮熏香。黼帐低垂，捆褥重陈，角枕横施”作对比，反衬出馆中人情的温暖。此外，此赋扬弃了《登徒子好色赋》中描写丑妇的内容，改变了宋玉一类文学侍臣滑稽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因而显得非常严肃，同时也包含了作者对于女性的几分尊重。
全赋以散体赋的形式写骚体赋的内容，运用比兴的手法进行全文构思，笔调轻巧灵活，语言晓畅秀丽。
这首词描写清明时节西湖游春的热闹繁华景象，特别着重描绘日暮回城时喧哗熙攘的情景，着意描绘游春的欢乐气氛，从侧面来写西湖之美。这首词写得人欢景艳，别具一格，不乏动人之处。
这首词是写清明时节西湖游春的热闹繁华景象，从侧面来写西湖之美，着意描绘游春的欢乐气氛。古时以农历三月上旬巳日为“上巳”，这一天历来有到水滨踏青的习俗。《梦梁录》卷二载：“三月三日上已之辰，曲水流觞故事，起于晋时。唐朝赐宴曲江，倾都禊饮踏青，亦是此意。”《东京梦华录》也记载：“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这就可以看出是郊外人们游春的盛况。西湖景色迷人，是游人的最佳去处。看绿柳丛中，车如流水马如龙，争相抢道，西湖岸上，游人如织，各色人等都在享受欣赏着大好春光。词人自己也乘着朱轮钿车加入了这欢乐春游的队伍。
词上片描绘的是一幅白天西湖春游图。下片写游人返归的景象。日暮时分，酒醒了的、还在醉着的，前后相将归家。从西湖弯斜的堤岸一直到城头，一路之上，花头攒动。“直到城头总是花”，这里既指从西湖到颍州城下的路边鲜花盛开，又当指一路上游人皆头上簪花而归。唐宋时，人们有采花簪头之俗，无论男女。如杜牧《九日齐安登高》中即写道：“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苏轼《次韵苏伯固主簿重九》说道：“髻重不嫌黄菊满，手香新喜绿橙搓。”刘克庄《上巳》也有句云：“暮归尚有清狂态，乱插山花满角巾。”可见，“直到城头总是花”，写的是人们春游而归，头上簪花络绎回城的情景。
清明上巳时节，是古人往水边游玩的时侯。以这样一个游览的时节，再加上西湖这样一个游览胜地，真可谓良辰美景，两者铸备，热闹景象自是非同寻常。本词所表现的正是一派盛景，“满目繁华”即为全词的核心。
满目繁华的特点，首先体现在对游者的描写上，这也是作品表现的重点。
游者一是多，二是欢。游者之多，在词中写道：“争道谁家，绿柳朱轮走锢车”。这一句写了两种不同的游者，一种是乘车者，一种是徒步者。车多，才会引起人们的争相指点；行者多，也才可能出现“争道”的景状。最后这两句用寥寥数字，展示出了一个毂击肩摩的游览盛况。另外，下片“喧哗”一词，又从音响的角度突出了游者之多，以西湖这样的敝廓之地，竟有人声鼎沸之感，那行人熙来攘往的情景是可想而知的了。何以见出游者之欢？从上述行人“争道谁家”车的描写中，已传出一片欢快活跃的气氛，接着写游人日暮归返时的“醒醉”二字，更是道尽了游者各各相异的神态。这令人想起明代文学家张岱在《西湖七月半》一文中对各种赏月人的生动描写：他们有的“浅斟低唱”，有的“喝呼嘈杂，装假醉”，也有的“呼客纵饮”、“纵舟酣睡”。
本词中“醒醉”二字所激起的正是类似这些景象的联想，从游人归返之态中，似可想见他们有的专意游览，饱享春景；有的就景欢饮，一醉方休，他们各以自己的方式纵情游乐，尽兴而归。总之，游者云集，笑语连天。
满目繁华，还体现在对西湖自身景色特点的描绘上。
这虽然不是作品的表现重点，但却是组成繁华景象不可缺少的部分。清明上巳已是暮春时节，但作品中绝无花衰红消的悲凉之意，却呈现出色彩浓艳的一派盛景。在“绿柳朱轮走钿车”一句中，词人以绿柳和朱轮相对，既写了钿车的豪华，也衬托出柳树的茂盛，色彩鲜明，春意浓郁。词的结句顺承“游人日暮相将去”的语意，写归途所见的景色，路转堤斜，一路是花。这是枝上花还是落于地上的花？词人没有明写，他仅给人留下一个印缘，只觉得满目姹紫嫣红，春花充盈着整个空间。熙熙攘攘的人流和满地遍野的鲜花汇成一体，气氛是很热烈的。这使我们想起欧阳修在另一首《采桑子》中所写的词句：“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这一个“空”字，正是从对立的角度表明了词人对本词中所显示的盛况无比深切的感受，也说明了词人和春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本词即抓住这两方面内容共同表现了颍州西湖的繁盛。
此词从开始到结束都贯穿着“繁华”、“喧哗”的节日气氛，把读者也卷入这气氛之中，领受节日的欢乐。读完这首词，再回头看看第一句：“清明上已西湖好。”就不难看出，作者是借节日的繁华来赞美西湖好的。词中每一句都有丰富的内涵，全词构成一幅生动壮美的游春图。
整首词通过朱轮钿车争道、游人簪花而归的特写镜头，形象描绘了一幅颍州西湖清明上巳时期的风情画。这首《采桑子》写得人欢景艳，别具一格，不乏动人之处。
这篇游记首先指出庐山三面环长江大湖的形胜特点，“有娱逸之观”。然后在六天记游中，生动描述了含鄱口俯览鄱阳湖上风云卷来的云障奇观和神林浦仰望香炉峰下白云团涌的云海幻景。最后以“云为水征，云从山出”的传统说法为根据，点出庐山形胜最“足以娱性逸情”者为云，与首段相应作结。全篇各记，脉络分明，语句简炼扼要，记述云的变化，尤为细致生动。
以日记体写游记古已有之，但将这种形式用之于一篇不满七百字的短篇游记中，而又写得不枝不蔓、灵活生动，却很少见。一般说，日记体记游，一是易于琐碎，二是易于呆板。阳湖派作家尽管不似桐城三祖那样强调结构的严谨和平正，但作为文章最基本的要求，整个布局毕竟不能散金碎玉、平淡板滞。作者为避免这些毛病，在结构安排和文字处理上着实下了一番苦功夫。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扣住庐山风景最突出的特点进行描绘，使每一处景物、每日见闻都围绕这一特点而纳入文章里。起首一段，即概述庐山地理位置及异于它处山水的特征：“有娱逸之观”。这是因为庐山处“浔阳彭蠡之会”，三画环水，而大山真得水形成灵动之美，江湖之水浩渺干旷的气势又不闷于海水的奔涌澎湃，多予人一种柔和的感受。正是这种特定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庐山娱性逸惰的诸多景观，山中景物无不染上一层柔美的色彩。这节概述，其实是为下文定“势”，后面写山中清幽，写湖光山色，写瀑流云雾，都以此为基础，无不显示出一种娱逸的格调。作者进山的头一天，往游白鹿洞，至海会寺，“振钥顿文会堂。有桃一株方花，有芭蕉一侏方叶。”这里一片僻静，清幽的环境气氛，它清静得似乎连寺中老僧振钥开锁的响声部听得特别悦耳。在这寂无人迹的一方天地里，邑蕉抽叶，山花欲燃，大自然以其原始的生命情态展示出一片勃勃生机。到晚上，月下丙望，则见“松杉千万为一桁，横五老峰之麓”，又是另一种清幽气氛。这种清幽，无疑是江河湖滨那山中独有的特点，是为江湖涵养而生成的灵性的表现，是一种特有的神韵。这种体会到作者登高望远，回首观赏湖光山色时，就更为明显、更为强烈了：“湖光湛湛然，顷之，地如卷席，渐隐；复顷之，至湖之中；复顷之，弃湖坝，而山足皆隐矣；始知云之障，自远至也。于是四山皆蓬蓬然，而大云千万成阵，起山后，相驰逐布空中，势且雨。”湖光湛湛，须臾皆没，云逐雾驰，山雨欲来，这种变化，这种气势，都予人以云水诡幻之感，以一种难以忘怀的情趣。庐山的灵性在水，庐山景观因水而别有雅趣。山因水而灵秀，人因水而情浓，作者在山中几天的游历中，饮三分池之甘洌，望香炉峰之瀑流，擢风尘于龙井，访旧迹于墨池，瞻山中之白云，卧当涧之醉石。兴至极处，其而攀危岩而上，“侧足逾文殊台，俯玩瀑布下注，尽其变”，进而“跐乱石，寻瀑布源”，游迹所至，无处不感受到庐山因山水灵秀而独具的娱逸之乐趣，待到出山前夜，偏巧又逢山中大雨，次日出山路上，回望瀑布，在“山沈沈苍酽一色”中看那千尺白练，看那一缕白云升起之后便团团相衔出、缠绕于山问的云雾，又感受到雨后庐山的另一种风韵，面对这幅泼墨山水，作者不由发出深情的议论：“夫云者水之征，山之灵所泄也”。这灵性正是得之于水，而成了庐山“娱逸之观”的根源所在。
其次，是承转衔接上的富于变化。这篇游记的段落划分是以时间顺序为标志的，但这种胪列中又有变化。一、二两日由叙事说起，三、四两日由游览路线说起，第五日由游览目的意图说起，第六天则由友朋说起，并为山中游历作一小结，收束上述全部游踪后，再引出最后一天的出山。从方位变化上讲，庐山远望所见，作者来泊舟星子之前其实已经看到了，却有意不写而先写山中幽清，再写登高回顾湖光山色，然后依次写中山古迹瀑流，最后借写雨后庐山写远观的印象，这种变化既可使读者在饱览了山中景物之后留下一个总体的观感，也使全文灵动变化，有效地克服了日记体游记常见的单调和呆板。恽敬力图突破桐城派古文纯正静重的囿畛，使文章醇而能肆，于此即可见其端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