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管仲、晏婴两位大政治家的合传。在这篇列传中,作者对他们采取了赞美和褒扬的态度。管仲相齐,凭借海滨的有利条件,发展经济,聚集财物,使国富兵强,与百姓同好恶。他善于“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内政、外交功名垂著。他辅佐桓公,一匡天下,使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晏婴事齐三世,节俭力行,严于律己,三世显名于诸候。二人虽隔百余年,但他们都是齐人,都是名相,又都为齐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故合传为一。
本文通过鲍叔和晏子知贤、荐贤和让贤的故事,刻意探索和说明了如何对待贤才的问题。管仲其人,经商多分财利,谋事反而更糟,作官被逐,打仗逃跑。鲍叔却不认为他贪、愚、不肖、怯和无耻。反而从囚禁中把他解放出来,并推荐给桓公,使之有机会一展才能。晏子贵为国相,却以石父为知己,即使他在囚禁中,也要迫不及待地解放他,尊重他。一个地位卑贱的车夫,只要知过自改,便予以提拔,荐为大夫。司马迁极力赞美鲍叔和晏子,正是慨叹自己未遇解骖赎罪的知己。所以,他在赞语中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此实乃本传之真意。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管仲,名夷吾,是颍上人。他年轻的时候,常和鲍叔牙交往,鲍叔牙知道他贤明、有才干。管仲家贫,经常占鲍叔的便宜,但鲍叔始终很好地对待他,不因为这些事而有什么怨言。不久,鲍叔侍奉齐国公子小白,管仲侍奉公子纠。等到小白即位,立为齐桓公以后,桓公让鲁国杀了公子纠,管仲被囚禁。于是鲍叔向齐桓公推荐管仲。管仲被任用以后,在齐国执政,桓公凭借着管仲而称霸,并以霸主的身份,多次会合诸侯,使天下归正于一,这都是管仲的智谋。
管仲说:“我当初贫困的时候,曾经和鲍叔经商,分财利时自己常常多拿一些,但鲍叔不认为我贪财,知道我生活贫困。我曾经为鲍叔办事,结果使他更加穷困,但鲍叔不认为我愚笨,知道时机有利和不利。我曾经多次做官,多次都被君主免职,但鲍叔不认为我没有才干,知道我没有遇到好时机。我曾多次作战,多次战败逃跑,但鲍叔不认为我胆小,知道我还有老母的缘故。公子纠失败,召忽也为他而死,我被关在深牢中受屈辱,但鲍叔不认为我无耻,知道我不会为小节而羞,却会因为功名不曾显耀于天下而耻。生我的是父母,了解我的是鲍叔啊!”
鲍叔推荐了管仲以后,情愿把自身置于管仲之下。他的子孙世世代代在齐国享有俸禄,得到封地的有十几代,多数是著名的大夫。因此,天下的人不称赞管仲的才干,反而赞美鲍叔能够识别人才。
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管仲执政的时候,善于把祸患化为吉祥,使失败转化为成功。他重视分别事物的轻重缓急,慎重地权衡事情的利弊得失。齐桓公实际上是怨恨少姬改嫁而向南袭击蔡国,管仲就寻找借口攻打楚国,责备它没有向周王室进贡菁茅。桓公实际上是向北出兵攻打山戎,而管仲就趁机让燕国整顿召公时期的政教。在柯地会盟,桓公想背弃曹沫逼迫他订立的盟约,管仲就顺应形势劝他信守盟约,诸侯们因此归顺齐国。所以说:“懂得给予正是为了取得的道理,这是治理国家的法宝。”
管仲富贵得可以跟国君相比拟,拥有设置华丽的三归台和国君的宴饮设备,齐国人却不认为他奢侈僭越。管仲逝世后,齐国仍遵循他的政策,常常比其它诸侯国强大。此后过了百余年,齐国又出了个晏婴。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越石父是个贤才,正在囚禁之中。晏子外出,在路上遇到他,就解开乘车左边的马,把他赎出来,用车拉回家。晏子没有向越石父告辞,就走进内室,过了好久没出来,越石父就请求与晏子绝交。晏子大吃一惊,匆忙整理好衣帽道歉说:“我即使说不上善良宽厚,也总算帮助您从困境中解脱出来,您为什么这么快就要求绝交呢?”越石父说:“不是这样的,我听说君子在不了解自己的人那里受到委屈而在了解自己的人面前意志就会得到伸张。当我在囚禁之中,那些人不了解我。你既然已经受到感动而醒悟,把我赎买出来,这就是了解我;了解我却不能以礼相待,还不如在囚禁之中”于是晏子就请他进屋待为贵宾。
晏子做齐国宰相时,一次坐车外出,车夫的妻子从门缝里偷偷地看她的丈夫。他丈夫替宰相驾车,头上遮着大伞,挥动着鞭子赶着四匹马,神气十足,洋洋得意。不久回到家里,妻子就要求离婚,车夫问她离婚的原因,妻子说:“晏子身高不过六尺,却做了齐的宰相,名声在各国显扬,我看他外出,志向思想都非常深沉,常有那种甘居人下的态度。现在你身高八尺,才不过做人家的车夫,看你的神态,却自以为挺满足,因此我要求和你离婚。”从此以后,车夫就谦虚恭谨起来。晏子发现了他的变化,感到很奇怪,就问他,车夫也如实相告。晏子就推荐他做了大夫。
太史公说:我读了管仲的《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和《晏子春秋》,这些书上说的太详细了!读了他们的著作,还想让人们了解他们的事迹,所以就编写了他们的合传。至于他们的著作,社会上已有很多,因此不再论述,只记载他们的佚事。
管仲是世人所说的贤臣,然而孔子小看他,难道是因为周朝统治衰微,桓公既然贤明,管仲不勉励他实行王道却辅佐他只称霸主吗?古语说:“要顺势助成君子的美德,纠正挽救他的过错,所以君臣百姓之间能亲密无间。”这大概就是说的管仲吧?
当初晏子枕伏在庄公尸体上痛哭,完成了礼节然后离去,难道是人们所说的“遇到正义的事情不去做就是没有勇气”的表现吗?至于晏子直言进谏,敢于冒犯国君的威严,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进就想到竭尽忠心,退就想到弥补过失”的人啊!假使晏子还活着,我即使替他挥动着鞭子赶车,也是我非常高兴和十分向往的啊!
注释
事:为......服务。
九:多次。
贾:做生意、做买卖。
召忽:人名。
进:推荐。
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匡:纠正、匡正。
这是管仲、晏婴两位大政治家的合传。在这篇列传中,作者对他们采取了赞美和褒扬的态度。管仲相齐,凭借海滨的有利条件,发展经济,聚集财物,使国富兵强,与百姓同好恶。他善于“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内政、外交功名垂著。他辅佐桓公,一匡天下,使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晏婴事齐三世,节俭力行,严于律己,三世显名于诸候。二人虽隔百余年,但他们都是齐人,都是名相,又都为齐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故合传为一。
本文通过鲍叔和晏子知贤、荐贤和让贤的故事,刻意探索和说明了如何对待贤才的问题。管仲其人,经商多分财利,谋事反而更糟,作官被逐,打仗逃跑。鲍叔却不认为他贪、愚、不肖、怯和无耻。反而从囚禁中把他解放出来,并推荐给桓公,使之有机会一展才能。晏子贵为国相,却以石父为知己,即使他在囚禁中,也要迫不及待地解放他,尊重他。一个地位卑贱的车夫,只要知过自改,便予以提拔,荐为大夫。司马迁极力赞美鲍叔和晏子,正是慨叹自己未遇解骖赎罪的知己。所以,他在赞语中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此实乃本传之真意。
《管晏列传》是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管仲和晏婴的合传。司马迁描写这两位春秋中后期齐国国相,能抓住其特点,并选取典型细节加以生动地表现,如写管仲,着重写其同鲍叔牙的交往,以及任政相齐、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谋略,写晏婴则通过对重用越石父和御者的典型事例的详细叙述来突出其“贤”。
文章详略得当,重点突出,比如对管、鲍之间的真挚友谊及晏子任用御者缘起的叙述极为详细,而对管仲生活的奢侈等不太重要的方面则一笔带过。传记之末“太史公曰”以后的简短议论与评价更是深化了对管、鲍二人的认识,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司马迁自述写作《管晏列传》之缘由:“晏子俭矣,夷吾则奢,齐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传》第二。”指出虽然管仲的奢华与晏婴的节俭形成鲜明对比,但是二人同为齐国杰出政治家,管仲辅佐桓公成就霸业,勋业彪炳,晏婴协助景公成就治世,政绩显赫,一霸一治,泽被当代,垂范后世,二人虽隔百余年,但他们都是齐人,都是名相,又都为齐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将二人合传写成《管晏列传》。
管仲辅佐齐桓公,使齐成为五霸之一,晏婴辅佐齐灵公、庄公、景公,使齐“三世显名于诸侯”。并在出使楚国后得到重要的关注。重要的是,在本文所记的轶事中,都分明贯穿了一个“知”字。管仲的“任政相齐”,是仗仰于鲍叔牙的知人善任;写晏婴的赎贤、荐贤,则更是他知人爱才,礼贤下士的必然结果。
抓住特点,勾勒概貌
管仲和晏婴同为齐国名相,他们之间有几个共同的特点:(1)任相时间长;(2)功绩卓著(涉及内政、军事、外交、经济、用人诸方面);(3)均有著述,世人多所了解。为这样的名相立传,面对浩如烟海的材料,司马迁首先采取了抓住特点勾勒概貌的写法,给人们留下一个总的印象。 桓公以前,齐国国君昏庸,国力衰微。而“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可见,齐国崛起始于桓公,而桓公之成为春秋一霸,又仰仗于“管仲之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形象而概括地说明了管仲的功绩之大。创业难,守业更难。百余年后的晏婴,在巩固齐国国威过程中,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对此,司马迁用了几组形式整齐的排比句,从三方面作了介绍:“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言其节俭力行,严于律己;“其有朝,既顺命;无道,即衡命”,言其以道为绳,谨慎行事。最后一言以蔽之,“三世显于诸侯”,突出了晏子的功绩。
精选典型,各有侧重
写管仲,作者从内政、外交两方面着重写他的“辅弼之才”。“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一节,写他内政方面的治国才能。经济为一国之命脉,齐国地域虽小,但管仲能因地制宜,利用在海滨的有利条件,发展鱼、盐事业,并调整物价,铸造货币,发展工商业,推行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军制改革,从而使齐国富强起来。齐国人口虽不多,但管仲看到,只要人心所向,众志必能成城。所谓“与俗同好恶”,即是这种民本思想的体现。“善因祸而福,转败而为功”一节,则以三个典型事例写其外交方面的政治策略。“袭蔡伐楚”一事,巧妙地变师出无名而为师出有名,变霸权的膨胀为正义的申张。“北征山戎”一事,救赵之危,并令其“修召公之政”,助邻实为睦邻,意为使燕永作齐之北方的屏障。“柯地盟会”一事,力劝桓公守约,意在取信诸侯,播扬齐国之威名。三个事例生动反映了管仲善于利用矛盾,权衡轻重,抓住时机,因势利导,变祸为福,转败为胜的远见卓识和外交才能。 写晏婴,则通过两件轶事着重写其“用人之才”。赎越石父,宴为上客,写其礼贤下士,虚怀若谷;荐御者为大夫,则写其举贤任能,不拘一格的胆识。这样的典型事例不仅从一个侧面突出晏婴在齐国历史上的功绩,而且更生动地刻画出这位贤相既有雄才大略又有谦恭谨慎的态度。
记言记行,相辅相成
“言为心声”,司马迁在刻画人物形象过程中,还利用了人物对话或著述来作他们行为的佐证,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生动。管仲著述中的一段话:“仓廪实而知礼节……令顺民心。”揭示了管仲治理内政“取信于民”的指导思想。“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说明了管仲“取信于诸侯”的外交策略,哲理性强,耐人寻味。 为表现晏婴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品格,作者在“赎贤”一则轶事中,不仅写了晏子“解左骖以赎之,载归。”“摄衣冠而谢”的行动,更写了晏子感人的言语:“婴虽不仁,何子求绝之速也?”言行对照,一个不因位高而盛气凌人,不因有恩而居功自傲,严于律己,胸怀恢宏的贤相形象跃然纸上。
衬托对比,形象突现
(1)用写缺点来反衬优点。“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这好像是在批评管仲的奢侈生活,然经作者“齐人不以为侈”一笔勾回,反衬出管仲功劳之大,大到如此大兴土木,铺张浪费,而齐国的人都不认为他奢侈。这是因为他制定的政策能顺应民心,从百姓的需要出发。(2)写次要人物来衬托主要人物。写晏子车夫的妻子从门缝里窥见晏子和自己丈夫的情况,通过晏子和车夫的行动与态度的对比,更好地衬托出晏子的谦恭性格和高尚的精神境界。再如文章的第二自然段,从表面看,似乎是赞美鲍叔的知人之深,实际上是写管仲不是一个贪小愚蠢、胆怯无能、寡廉鲜耻的人,而是一个不拘小节,能屈能伸,有远大抱负的贤者。写鲍叔是为了从侧面写管仲。另一方面,鲍叔能从大处着眼评价管仲,说明没有鲍叔的慧眼识贤,就不可能有管仲后来的一番事业。管仲的非凡之功,得之于鲍叔的知人之明。作者这样写,不仅突出管鲍之交的可贵,而且寄托着知己难逢的感慨。
这首词流露的感情来说,应该是作者重回故地,在离开时突然看映过去自己与情人分别时的津口亭馆,所激起的对情人的深切的思念之情。
“上马人扶残醉,晓风吹未醒”起句很是突兀。“上马人扶残醉”隐括李白《鲁中都东楼醉起作》诗:“阿谁扶上马,不省下楼时。”晓风即晨风。从“残醉”和“晓风”两句可以看出词人通宵饮酒,直到天亮。柳永有词“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晓风尤能吹去醉意。周词中词人不仅不知道谁人扶上马,而且吹不醒,可映词人醉酒的浓度和深度,不可破除。作者由酒醉不醒写起,却掩盖了酒醉的起因,这是词人写词的顿挫处,也为后面感情的抒发埋下了伏笔。
“映水曲、翠瓦朱檐,垂杨里、乍映津亭。”这里要注意“乍”字,一个字透出很多惊讶来。猛然间看映了柳荫中的渡口亭馆,它坐落在水流曲折处,绿瓦红檐,特别醒目。“乍映津亭”惊醒了词人的醉意,也唤起了词人的记忆。“当时曾题败壁,蛛丝罩、淡墨苔晕青。”意为多年以前,曾在津亭的墙壁上题词,现在墙壁已经破败剥落,蛛丝笼罩,墨迹淡化,苔晕青青。这引起词人很大的伤感。“念去来、岁月如流,徘徊久、叹息愁思盈。”“去来”,指不停的奔波。岁月如流,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题诗八首》序文:“岁月如流,零落将尽。”是说时间好像流水一样飞逝而过。“徘徊久、叹息愁思盈”,暗用江淹《别赋》中的句子:“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是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以上句意为年去岁来,时间好像流水一样过去,在此地徘徊留恋,叹息声声,有满怀的愁思。这是上半阙,写思情。先写自己通宵饮酒大醉,由乍映津亭念及败壁题词,勾起自己对往事的回忆,渐渐明白醉酒之因。但是还不是很明显,对往事的回忆只是由津亭,败笔题词带过,也没有明确怀念对象。留下感情线索,在下半阙展开。
“去去倦寻路程”。“去去”在柳永的《雨霖铃》中有“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二者意义相同,即去了又去、走了又走,不停的奔波行役之意。“倦”字写出词人的倦怠之情。“江陵旧事,何事再问杨琼。”江陵,东晋时期荆州治所,在今湖北江陵,此代指荆州。这句隐括了元稹《和乐天示杨琼》和白居易的《问杨琼》。这里用杨琼代指自己的情人。江陵旧事,指他们过去的情事。“何曾再问杨琼”,何曾即不曾,暗示不映情人的踪影。自己不停的奔波行役,情人不映,只留下无穷的遗恨,自己再也没有机会与情人一起回忆过去的情事了。“旧曲凄清,敛愁黛,与谁听?”回忆与现实交融在一起。旧曲,应该是词人与情人当时听到的歌曲,即是下文的“渭城曲”。凄清,悲怨。敛愁黛,因愁怨而皱起黛眉。昔日离别时,你我共听凄清的离别之曲,你听曲子时因愁怨而敛眉的样子还在眼前,但是现在我与谁共听?旧曲,是诗人徘徊所闻,也因之想起以前已情人分别时的场景。既展示现在又回忆过去,既再现了当日情人的感情,也展示了自己的苦苦相思。“尊前故人如在,想念我、最关情。”设想之辞。由自己设想对方的感情。如柳永的《八声甘州》:“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也是运用的这种写法。尊前故人,指上一次分别是黛眉敛起的情人。关情,动情。词人由自身设想对方的感情,自有词人的一份痴情在,也可画出情人对词人的深情,心心相印。但是这不过是词人的想象罢了,现在词人孤独一人在河边徘徊,旧曲萦绕,、挥不去情人当时的样子。“何须《渭城》,歌声未尽处,先泪零。”这最后一句,很是巧妙,使人分不出是今日离别还是昔日离别,水乳交融。当日离别之时,与佳人共听凄曲,不待曲终,即已泪零;今日离别,又闻旧曲,不堪其情,潸然泪下。渭城之曲,即是过去同听,又是现在独闻;泪零既是当日离别之泪,又是今日相思之泪。今昔不分,亦今亦昔,感人至深。歌声未尽先已泪零,在曾经离别之地,对一个“倦寻路程”的人来说有多少身世之感,直是催人泪下。
总之,这首词先写醉酒,然后由乍映津亭和败壁题词虚写离别,而后由思及离别而叹息徘徊,上片写及思念但是感情想对疏缓;下片写出思念对象,自己和双方的感情,以双双泪零作结,感情达到高潮。最后一句亦今亦昔,很是巧妙。
黄庭坚七古,起首一般采取两种手法,一是突兀而起,高屋建瓴,倾泻而下;一是平平而起,语迟意缓,遒劲老苍。这首诗的起首,用的是后一种手法。诗用叙事语气展开,很自然地入题,说自己来到了浯溪,拄着拐杖上山,细读《中兴碑》,想到生平见过许多此碑的拓《,今天真正见到原碑,却已年龄老了。这四句是开端,也是第一段,看上去很平淡,细细琢磨,却有很深的意味。前两句写见碑,是直写;后两句写见碑的感慨,用旁衬。因了平生看见碑的许多墨《,对碑的内容必然很熟悉,对原碑定然很向往,极欲一见;今天见到了,一定很高兴;然而诗说自己已经苍老,到现在才见到原碑,流露出恨见太晚的感慨。
黄庭坚是著名的书法家,对《中兴颂》素有研究,且上文已明陈“半世看墨《”,于是下文不再具体写碑,不说碑文经风沥雨所留下的沧桑痕迹,也不评颜真卿字体如何苍劲有力,却一连用十六句,倾吐由碑文内容而引起的怀古之思与感慨。《中兴碑》是记平定安史之乱,唐肃宗收拾残局,使唐中兴事,所以诗以唐明皇为中心。前四句写安史之乱的缘起是由于明皇失政,宠用安禄山,终于酿成国变,自己逃入西蜀,大臣们纷纷投靠新主。次四句写唐肃宗恢复事,说他匆忙即位,徼天之幸,得以战胜,明皇成了太上皇,局促不安地回到京城。又次四句,写唐明皇在南内苟活,内被张后欺负,外受李辅国颐指,日子十分难过,自高力士被赶走后,处境更加困难。末四句,写臣子元结、杜甫等忠君报国,但世人都不理解,只欣赏他们优美的文辞。这十六句,是《诗的主体,写尽了玄宗、肃宗二朝的史事。从所举史实及所作评论来看,黄庭坚既对唐明皇荒淫失国表示批判,又对他晚年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对唐肃宗,黄庭坚以“何乃趣取大物为”一句作诛心之论,说他急于登上皇帝的宝座,逾越了《分;又举元结文及杜甫诗来说明当时社会并不安定,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肃宗也不是个好皇帝。言下之意,对“中兴”二字持否定态度。黄庭坚对肃宗的看法,在当时及后世都引起过争论,元刘壎《隐居通议》称赞这论点说得好,全诗“精深有议论,严整有格律”。宋范成大《骖鸾录》批评说诗“不复问歌颂中兴,但以诋骂肃宗为谈柄”,使后来不少人跟着他走入歧途。陈衍《宋诗精华录》也认为诗“议论未是”。
“同来野僧六七辈”至末四句是一段,也是诗的煞尾。这段犹如古代游记笔法,在最后交代同游人,在风格上与首段遥相呼应。诗收得很平稳,说自己与同行人一起看碑,在断崖前经受着风雨的袭击,思念着唐朝这一段不堪回首的悲凉故事。“前朝悲”三字,总结了前面一大段怀古的内容。当时,宋徽宗重用蔡京等奸臣,民间怨声载道,国家日益混乱,金人在北方又虎视眈眈。诗人敏锐地感受到,宋徽宗正在步唐明皇的后尘,这前朝悲很可能就会演变成今朝悲。所以诗的末段看似写景叙事,却使人感受到诗中笼罩着一股悲凉之气。
这首诗是黄庭坚晚年的作品,诗人这时驾驭语言的艺术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全诗洗尽铅华,归于自然,结构严谨,章法井然,叙事与议论相结合,概括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史实。
上片主要抒发了词人的思乡之情。已经十五年没有回家过寒食节,说明词人在外漂泊已久,“皆在天洲”是夸张手法,说明词人思乡情浓,也暗含当时国破家亡,百姓饱受流离失所之苦。“叹雨濡”四句写词人虽背井离乡,但无时无刻不在挂念家中。十五年都没有回家为祖茔扫坟祭墓,连“宰柏”都令词人思念不已。而在阳光明媚的时节,词人羞见飞花”,羞见的原因不想自知。“飞花”此处指热同繁盛之所,国破家亡之际,自己身为人臣,却无力挽大厦之将倾,实在羞愧。“麦饭”三句,写林中的喜、乌鸦原本可以食祭祀之物,但由于自己多年未祭,连它们都要空等了。表面词人在怜喜乌鸦,实则在为自己的不幸慨叹。最后一句,词人委婉地表达了对元统治者的愤慨。
下片一改上片悲痛沉郁之风,转而抒发豪情。起首两句,词人借用道家之说,流露出自己早已看破生死、愿与神仙天帝成作一家的想法,表明词人为坚守气节,视死如归。“想前人取”四句,进一步说明词人不恋红尘俗世,不愿荀且偷生,甚至渴望像前人一样,解脱之后驾鹤云游,逍遥自在。“帝命守坟,王令修墓,男子正当如是耶”三句,词人再次明志,表明自己誓死效忠宋朝,宁死不屈臣节的思想。正因为有了这种“忠臣不事二主”的思想,所以词人最后说此次北上,虽被元人逼迫,但自己心意已决,他们也不能奈何。再次强调自己的坚定信念。
该词由寒食节写起,词人先写自己的思乡之情,继而由家至国,表明自己决不愿做背信弃国的叛臣,即便舍弃性命也要保全臣节,从而升华了全词的思想境界,增强了词的艺术感染力。
其一
诗的前四句写朋友出于对李白的深厚友情,出于对这样一位天才被弃置的惋惜,不惜金钱,设下盛宴为之饯行。“嗜酒见天真”的李白,要是在平时,因为这美酒佳肴,再加上朋友的一片盛情,肯定是会“一饮三百杯”的。然而,这一次他端起酒杯,却又把酒杯推开了;拿起筷子,却又把筷子放下了。他离开座席,拔下宝直,举目四顾,心绪茫然。停、投、拔、顾四个连续的动作,形象地显示了内心的苦闷抑郁,感情的激荡变化。
接着两句紧承“心茫然”,正面写“行路难”。诗人用“冰塞川”、“雪满山”象征人生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具有比兴的意味。一个怀有伟大政治抱负的人物,在受诏入京、有幸接近皇帝的时候,皇帝却不能任用,被“赐金还山”,变相撵出了长安,这不正象遇到冰塞黄河、雪拥太行吗!但是,李白并不是那种软弱的性格,从“拔直四顾”开始,就表示着不甘消沉,而要继续追求。“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诗人在心境茫然之中,忽然想到两位开始在政治上并不顺利,而最后终于大有作为的人物:一位是姜尚,八十岁在磻溪钓鱼,得遇文王;一位是伊尹,在受汤聘前曾梦见自己乘舟绕日月而过。想到这两位历史人物的经历,又给诗人增加了信心。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姜尚、伊尹的遇合,固然增加了对未来的信心,但当他的思路回到眼前现实中来的时候,又再一次感到人生道路的艰难。离筵上瞻望前程,只觉前路崎岖,歧途甚多,要走的路,究竟在哪里呢?这是感情在尖锐复杂的矛盾中再一次回旋。但是倔强而又自信的李白,决不愿在离筵上表现自己的气馁。他那种积极用世的强烈要求,终于使他再次摆脱了歧路彷徨的苦闷,唱出了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此句诗表达了他准备冲破一切阻力,去施展自己的抱负的豪迈气概和乐观精神。给遇到挫折,遭遇困难,受到打击而感到前路茫然的人们一种信心、一种勇气、一股力量。他相信尽管前路障碍重重,但仍将会有一天要象刘宋时宗悫所说的那样,乘长风破万里浪,挂上云帆,横渡沧海,到达理想的彼岸。
这首诗一共十二句,八十四个字,在七言歌行中只能算是短篇,但它跳荡纵横,具有长篇的气势格局。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百步九折地揭示了诗人感情的激荡起伏、复杂变化。诗的一开头,“金樽清酒”,“玉盘珍羞”,让人感觉似乎是一个欢乐的宴会,但紧接着“停杯投箸”、“拔直四顾”两个细节,就显示了感情波涛的强烈冲击。中间四句,刚刚慨叹“冰塞川”、“雪满山”,又恍然神游千载之上,仿佛看到了姜尚、伊尹由微贱而忽然得到君主重用。诗人心理上的失望与希望、抑郁与追求,急遽变化交替。“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四句节奏短促、跳跃,完全是急切不安状态下的内心独白,逼肖地传达出进退失据而又要继续探索追求的复杂心理。结尾二句,经过前面的反复回旋以后,境界顿开,唱出了高昂乐观的调子,相信自己的理想抱负总有实现的一天。通过这样层层迭迭的感情起伏变化,既充分显示了黑暗污浊的政治现实对诗人的宏大理想抱负的阻遏,反映了由此而引起的诗人内心的强烈苦闷、愤郁和不平,同时又突出表现了诗人的倔强、自信和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展示了诗人力图从苦闷中挣脱出来的强大精神力量。
“行路难”是乐府古题,多咏叹世路艰难及贫困孤苦的处境。李白这组《行路难》诗主要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情怀,这里选的是第一首,在悲愤中不乏豪迈气概,在失意中仍怀有希望。
这首诗在题材、表现手法上都受到《拟行路难》的影响,但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两人的诗,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对人才的压抑,而由于时代和诗人精神气质方面的原因,李诗却揭示得更加深刻强烈,同时还表现了一种积极的追求、乐观的自信和顽强地坚持理想的品格。因而,和鲍作相比,李诗的思想境界就显得更高。此诗多写世道艰难,表达了离愁别绪。
其二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这个开头与第一首不同。第一首用赋的手法,从筵席上的美酒佳肴写起,起得比较平。这一首,一开头就陡起壁立,让久久郁积在内心里的感受,一下子喷发出来。亦赋亦比,使读者感到它的思想感情内容十分深广。后来孟郊写了“出门如有碍,谁谓天地宽”的诗句,可能受了此诗的启发,但气局比李白差多了。能够和它相比的,还是李白自己的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类诗句,大概只有李白那种胸襟才能写得出。不过,《蜀道难》用徒步上青天来比喻蜀道的艰难,使人直接想到那一带山川的艰险,却并不感到文意上有过多的埋伏。而这一首,用青天来形容大道的宽阔,照说这样的大道是易于行路的,但紧接着却是“我独不得出”,就让人感到这里面有许多潜台词。这样,这个警句的开头就引起了人们对下文的注意。
“羞逐”以下六句,是两句一组。“羞逐”两句是写自己的不愿意。唐代上层社会喜欢拿斗鸡进行游戏或赌博。唐玄宗曾在宫内造鸡坊,斗鸡的小儿因而得宠。当时有“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狗胜读书”的民谣。如果要去学斗鸡,是可以交接一些纨绔子弟,在仕途上打开一点后门的。但李白对此嗤之以鼻,所以声明自己羞于去追随长安里社中的小儿。这两句和他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所说的“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干虹霓”是一个意思。都是说他不屑与“长安社中儿”为伍。那么,去和那些达官贵人交往呢?“弹直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曳裾王门”,即拉起衣服前襟,出入权贵之门。“弹直作歌”,用的是冯谖的典故。冯谖在孟尝君门下作客,觉得孟尝君对自己不够礼遇,开始时经常弹直而歌,表示要回去。李白是希望“平交王侯”的,而此时在长安,权贵们并不把他当一回事,因而使他象冯谖一样感到不能忍受。这两句是写他的不称意。“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韩信未得志时,在淮阴曾受到一些市井无赖们的嘲笑和侮辱。贾谊年轻有才,汉文帝本打算重用,但由于受到大臣灌婴、冯敬等的忌妒、反对,后来竟遭贬逐。李白借用了韩信、贾谊的典故,写出在长安时一般社会上的人对他嘲笑、轻视,而当权者则加以忌妒和打击。这两句是写他的不得志。
“君不见”以下六句,深情歌唱当初燕国君臣互相尊重和信任,流露他对建功立业的渴望,表现了他对理想的君臣关系的追求。战国时燕昭王为了使国家富强,尊郭隗为师,于易水边筑台置黄金其上,以招揽贤士。于是乐毅、邹衍、剧辛纷纷来归,为燕所用。燕昭王对于他们不仅言听计从,而且屈己下士,折节相待。当邹衍到燕时,昭王“拥篲先驱”,亲自扫除道路迎接,恐怕灰尘飞扬,用衣袖挡住扫帚,以示恭敬。李白始终希望君臣之间能够有一种比较推心置腹的关系。他常以伊尹、姜尚、张良、诸葛亮自比,原因之一,也正因为他们和君主之间的关系,比较符合自己的理想。但这种关系在现实中却是不存在的。唐玄宗这时已经腐化而且昏庸,根本没有真正的求贤、重贤之心,下诏召李白进京,也只不过是装出一副爱才的姿态,并要他写一点歌功颂德的文字而已。
“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慨叹昭王已死,没有人再洒扫黄金台,实际上是表明他对唐玄宗的失望。诗人的感慨是很深的,也是很沉痛的。
以上十二句,都是承接“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对“行路难”作具体描写的。既然朝廷上下都不是看重他,而是排斥他,那么就只有拂袖而去了。“行路难,归去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只有此路可走。这两句既是沉重的叹息,也是愤怒的抗议。
这首诗表现了李白对功业的渴望,流露出在困顿中仍然想有所作为的积极用世的热情,他向往象燕昭王和乐毅等人那样的风云际会,希望有“输肝剖胆效英才”的机缘。篇末的“行路难,归去来”,只是一种愤激之词,只是比较具体地指要离开长安,而不等于要消极避世,并且也不排斥在此同时他还抱有它日东山再起“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幻想。
其三
此篇纯言退意,与第一篇心情有异。通篇以对比手法,前四句言人生须含光混世,不务虚名。中八句列举功成不退而殒身者,以为求功恋位者诫。最后赞成张翰唯求适意的人生态度。一篇之意三层而两折。言虚名无益,是不否定事功之意。而功成则须及时退身,一为避祸,二求适意自由。这是李白人生哲学的基调。
此篇用典频繁,但不是自比古人,而是通过对古人的评论表达出至为复杂的心情。首先对许由、伯夷与叔齐的弃世提出非议,可见前两首所说的“济沧海”“归去来”并非心甘情愿;可是,接着又对伍员、屈原、陆机、李斯之殒身政治表示不满。弃世既不符合他的人生理想,济世又深感世情险恶,两边都不是他原意选择的出路。正因为如此,李白的“行路难”才有别于鲍照等人,具有更深刻的悲剧性。不用说,诗中引用历史教训也出于现实感受。
如果说第二首用典主要是揭露宫廷的腐败,此首则在揭露宫廷政治的黑暗和险恶,两方面都是诗人在长安宫廷的切身感受,也是他不得不辞官的理由。最后他对及时身退的张翰表示赞赏,正如前两首的结尾一样,不过是无可奈何之下的强自宽解,也是对现实表示抗议的激愤之词。“且乐生前一杯酒”,犹如“直挂云帆济沧海”,神仙和酒原是李白排除忧愤的两大法宝。但他还说过“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举杯消愁愁更愁”,无论仙与酒都无济于事,原因就在于他的人生态度始终是积极的。这种执著于现实人生的积极态度,既是李白悲剧深刻性之所在,也是李白诗歌永恒生命力之所在。